新世界交响曲——留学生文学主题之流变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界论文,交响曲论文,留学生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3-0108-06
留学生文学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融汇和交流的产物。本世纪在我国出现了三次留学高潮，其背景各不相同。一是“五四”前后；二是台湾地区的五六十年代；三是大陆始于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留学潮。由于社会、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期留学生主体生命体验、文化心态迥异，其文学创作也呈现了不同风貌。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时期留学生文学主题的考察，把住留学生文学的主流趋向，剖析其作为跨文化交流范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爱国与思乡——“五四”时期留学生文学的咏叹
“五四”前后的留学生，是在世纪初理想主义的烛照下成行的，出去的大都是政治精英如周恩来、邓小平等，和一批文化精英，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陈寅恪、钱钟书等，他们留学的目的是求知，去海外寻找真理，求得异域的圣火，拯救积贫积弱处于危亡中的民族，最后，寻找和掌握强国富民、治疗中国社会封建痼疾的科学和社会真理，出国的归宿是回国。但在当时祖国贫穷的大背景之下，在异域生活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心灵的折磨。在鲁迅的《呐喊·自序》，郁达夫的《沉沦》、《空虚》，闻一多的《洗衣歌》、《孤雁》、《太阳吟》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由于自己祖国的贫穷软弱致使远在海外的儿女都深感屈辱、悲痛的文化背景，这种由于国格得不到尊重因而影响个人人格确立的痛苦。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中，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特点，表达的是远离故土的乡愁，是交织着“爱”与“怨”的爱国情愫，流露出振兴民族、富国强民的热切期待。
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主要由赴日和赴欧美的两大留学生群体组成。留日派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是《沉沦》重在表现“重压下的呻吟中的弱国子民的时代病”。一向自认是老大帝国、文明古国的子民，到了国外，却成为弱国子民，受到重压。朝政的腐败，列强的宰割，故国的陆沉，使这些海外游子的内心充满了生之悲哀，他们的创作将个人痛苦与民族忧患交织在一起，以抒发他们作为弱国子民的内心怆痛与屈辱。欧美留学生群体的创作与留日派有着相同的主题，“爱国主义”也是贯穿欧美留学生文学的一根红线，留美的闻一多也感受到了与《沉沦》中的“他”同样的屈辱和辛酸，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出自对家乡的怀念、对祖国的热爱。在《忆菊》一诗中，他以菊花为象征，唱出了对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祖国的赞歌；《醒呀》一诗则是对祖国国土遭受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的痛苦；《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一句话》等诗，也都包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国人在异国他乡饱受轻蔑和侮辱的根本原因，是祖国的落后和贫穷。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们，不论他们在作品中描写什么样的题材与人物，也不论他们的个人风格如何，“祖国、软弱无能的祖国”，这一形象总是或隐或现地矗立于作品之中，无不流露出“祖国啊祖国，您赶快强大起来”的强烈愿望。“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文学写出了个人情绪、时代思潮和民族灾难多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时代病”，报国无门的烦恼，怀才不遇的苦闷，遭受凌辱的郁悒，思乡念国的忧愁等，成为他们作品的共同主题。这一主题的一再呈现，展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不过他们虽然有着非常强烈的身处异乡的流浪感与农重的乡愁，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把所居国当作终身的栖身地，他们只不过是个过客而已，中国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身心的最后归宿，他们的意识、感情都与中国与过去紧密相联。中国成为羁旅异乡的学子们的心灵慰藉剂。
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描述——两岸留学生文学的主旋律
以於梨华、白先勇、聂华苓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从台湾赴外的留学生，与八九十年代从大陆赴外的留学生有着极为相似的处境，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了共同的主题，他们虽然承继了“五四”时期留学生文学的创作母题，但由于时代的变更，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们感受到的不再是祖国被列强宰割的民族耻辱，而是与经济强国相比，物质财富匮乏的失落。因此，这一时期他们的创作显示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世性特征，他们的民族情绪不再愤激，最主要表现的就是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其作品主要表现了：
1.物质生存困境。一到国外，他们就不得不四处奔波找工作、寻房子、联系就读学校。为了生存，他们一般都要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他们中的大多数靠打工挣钱维持生计。於梨华的短篇小说《小琳达》里的吴燕心到了洛杉矶刚报到后就要求工作。因为她口袋里只剩下35美金了。她被介绍给人看管一个叫小琳达的六岁女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她只得忍受刁钻、狡猾的小琳达的辱骂和要挟。尽管燕心一再忍让，但终究斗不过六岁的小琳达。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中，有“吃不着苦的苦（失业）比吃苦的苦（打工）还要苦”[1]的“五苦论”，揭示了他们所面临的严酷的生存现实。
2.精神上的痛苦。这主要体现在远离亲人的痛苦，对故土的眷恋和思念；新空间陌生感及文化上的边缘人、“夹缝人”状态。物质生存困境毕竟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的烦恼，也许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会逐渐消失。而对于远离家乡、远离亲朋的人来说，还有一种无形的、更撩人心烦的苦恼，这就是由于远离祖国浪迹异邦而在精神上带来的寂寞、空虚、苦闷和怀国思亲的连绵乡愁。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主人公曾说过：“没有具体的苦可讲……那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2]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无根的一代”的苦闷的心境。乡情也是困扰大陆旅外华人的一个难题。王小鹰《天涯客》中的老航，为了报答寡母的养育之恩，拼命工作，拼命读书，希冀有朝一日拿到“绿卡”，好把母亲接去养老。谁知绿卡未到，盼儿心切的母亲却已熬尽了心血，接到噩耗的老航痛苦得泣不成声，一个人在公寓里关了三天，前额全秃了。
3.文化上的冲突。从空间关系来讲，留学意味着从一个生我养我的熟悉空间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空间，它像一个黑洞一样无法预知，不能由以往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来推理、预测。丛甦的《盲猎》，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五个狩猎人，在一个阴森恐怖的大森林中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摸索的情景。他们既不辨路途，找不到目标，又不能互见，得不到帮助。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恐惧、焦灼、孤寂与绝望。这幅富有象征意味的图景，可以说是留学生这种新空间的陌生感的既抽象又真实的写照。这种新空间陌生感，不仅来自山川草木所构成的自然环境，更来自文化环境人际关系构成的人文环境。
进入人家的国门并不等于融入人家的社会，入国门需要签证固然不易，融入社会勿需签证却是更难。两个国度的人各有一堵无形的壁垒，中国人进入外国人的壁垒不易，逾越自己的壁垒亦难。西方与东方人文背景不同，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上差异甚殊，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上更是迥然有别。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重感情、轻理性，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则是崇尚个人奋斗，崇拜靠个人奋斗成功的英雄，互不干涉……诸多的心理差异，使得留学生们无法与西方社会认同。他们都是带着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进入西方社会的，虽然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永远无法拒斥根深蒂固的母体文化。这样，就使得他们成了文化上的边缘人、“夹缝人”。大丛甦的作品中，对留学生失落感的表现已不再是一般的陌生感、寂寞感，而是由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刻歧异所引起的矛盾感、焦灼感。他们的身份是这么尬尴，他们不再属于故土，然而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观念又使他们难以完全与西方文化认同，他们也不属于所居留的这块大陆，他们始终处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他们永远无法认同所在国，永远摆脱不了对异域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因此，他们只能是边缘人。这也使得华人作家永远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民族情感回归的呼唤——台湾留学生文学主题之变奏
留学生文学主题到了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来自台湾留学生们在经历了“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里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底下的大学生”[2]的心路历程之后，在反思、自审中觉醒，民族整体意识也在反思中得到加强。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台湾旅美华人相继回大陆探亲访友，对祖国大陆有了直观的认识，深刻的了解，许多人渴望“回归”，留学生作家主体心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此时的台湾留学生文学，因之出现了面貌各异的留学人物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批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艺术形象。赵淑侠的海外系列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塞纳河之王》的主人公王南强，是一个决心要继承发扬祖国传统绘画艺术、张扬中国精神的画家，他的宽厚、谦和、仁爱，他的埋头苦干的精神，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他希望创造能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期望中国艺术能走向世界的热望，则更是他爱国主义的极致。《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也是这一类型的人物，并且行动更积极、更果敢，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歌》中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各人的起点不同，性格各异，但最终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上来。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也无暇去领略流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愿为民族的复兴献身。《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新留学生文学的形成。
与此同时，张系国《他们在美国》中的葛日新、丛甦《自由人》中的“女孩子”、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中的李泰拓等，我们称之为“觉醒的一代”。他们与“无根的一代”是有明显区别的，他们走出了留学生狭小的生活天地，他们要用行动来证明这一代留学生是以民族使命为己任的一代，在感情流向上，已由无根的失落到有了一定的指向和归属。他们不仅怀念祖国，而且还看到祖国统一的前景和光明的未来，并准备为它的兴旺发达作出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於梨华在写完《傅家的儿女们》后说：“闭幕了，我知道，下一个戏开幕时，不但不会是他们，也不会是他们类似的扮演者。”[2]表明留美作家在题材开拓方面作的新的尝试，标志着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飞跃和创作道路上的新成就。
当代世界的关注——两岸留学生文学主题新拓展
80年代以来，早年的留学生的身份已演变为旅外华人，旅外作家的关注焦点已经拓展，开始由原来专写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扩大为对所在国居民的生活的描绘。赵淑侠在80年代，曾写过《罗丽与东尼》、《魏斯曼博士》等单纯描写瑞士人生活的作品。大陆葛笑政的《东京的诱惑》描述了一批他所认识的日本人，由此反映出某些日本社会的基本特点及历史文化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于君《杯中沉浮的东京》等小说也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日本人的生活。而陈燕妮的《纽约意识》、《遭遇美国》，则完全站在中国的角度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坦然地看待西方人了。这是留学生文学主题的一个新倾向。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旅外作家们的视域更为阔大，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整个人类。在主题的表达上，他们开始对一些当代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生态平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人际关系隔膜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老龄社会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开始关注。1983年出版的白先勇的《孽子》，就是华文作家对以往题材、人物和主题表现方法上有所突破的一部作品。它取材于台北新公园一个男妓“王国”，通过对一组少年男妓群像的刻绘揭示出：他们是腐败社会的派生物，那个阴森恐怖的“王国”实际上是疯狂、病态社会的折光。陈若曦的《纸婚》，是一部描写留学生活的日记体作品，也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人在劫难降临时的相互救助与依赖，富有人情味和道德感。既对助人为乐、重义轻利的奉献精神大力赞美、弘扬，也对艾滋病的社会根源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探讨。於梨华的《小三子，回来吧》，写的是一个“女性遭受近亲性骚扰”的故事，虽然主人公是中国女子，但其所反映的问题，也是美国社会近年来颇为关注、探讨较多的话题，富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它可能发生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多元景观：新移民文学——留学生命运的交响
近20年来，出自移居海外新移民手笔的华文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多姿多彩的新移民文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坛的一幅新景观。在澳洲、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写作者。新移民作家群的主体由80年代伴随着大陆出国热飘洋过海的留学生构成。其主题内容较为庞杂，主要有：
1.财经主题。如果说台湾的作家们更着力刻划的是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的大陆留学生文学则已经开始关注到经济层面，着力写留学生们赴外后的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尤其是其创业的艰难及其创业、拼搏精神，他们事业上的成功及精神上的异化。他们费尽心机到国外去，最终目的当然是为发展，为了前途，为了实现自己更全面更高层次的要求。艰难的留学生活过后，留学生们开始凭着自己的文凭、知识、技术和苦干精神，进入学界、工商界，打入美国人的圈子，开辟自己的地盘，活跃在美国的商场上。这一主题可以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及据其改编的电视剧、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腓力的《一周大事》等为代表。它们可谓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公民在经济发达或稍发达国家人生历程的一种缩写，折射了不发达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不发达国家公民的观念和方式，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竞争机制的适应与不适应、成功和失败。充分展示了中西方人情与法律、效率观念、消费观念、公关意识等多方面经济层面的文化冲突。这是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特点，而从台湾去的旅美华人本来就生活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环境中，这种冲突不甚明显。
2.女性生存的困境的表述。八九十年代，一批被称为“海外兵团”的海外女作家的创作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查建英、刘西鸿、严歌苓、虹影、友友等。这群生长在大陆的写作者们，伴随着祖国的坎坎坷坷成长，多半在国内受过较高的教育，有的已在国内文坛发表过作品，有一些影响。时代背景和更迭，使得她们的写作姿态与五六十年代的於梨华们迥异。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在本世纪末逐渐受到质疑，也由于多元化语境的影响，她们的视域扩大，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女性”、“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她们以个人化的创作，摒弃煽情，走出了传统话语的藩篱，从女性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斑驳的色彩，更以她们的坦率和真诚，作出了女性内心真实的自白，坦露了女性心灵。
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体文化中心的边缘，生存处境艰难。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她们在白人世界的处境又比少数民族男性的处境更为艰难。身为这些少数民族女性的一员，这些女作家们出于对女性自我命运及其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共同关心，用她们的笔对女性在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中的生存境遇及自我寻索的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她们关心女性自我的命运、自我的生存状况，着力探索女性性别真相，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
查建英在《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以不无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伍珍作为一名女性，其合理的实现自我的欲望遭受压抑的不幸，又以不无痛惜的心情叙述了她在美国以出卖自我来达到满足私欲目的的行为。她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在美国的中国女性生活的一角以一种日常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对于男性社会文化中所必需的“女性神话”表象无疑是一种消解和颠覆。90年代移居美国的严歌苓的创作艺术视野相当开阔，《扶桑》不仅直面新移民的人生，而且有对早年浪迹美洲大陆的华人女子传奇性经历和内心困惑的探索，颇富隐寓性。居住在英国的留欧学生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身处异乡他国的华人女子以向朋友娓娓道来的方式，追忆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她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己在重庆贫民区度过的童年岁月，生活中充满了辛酸与冷漠，由于主人公是个给全家带来羞辱的私生儿，这一身份使她从小就领略了世态炎凉，她对饥饿有着深切的感受，她还和盘托出了自己对社会和自我的审视，写了自己青春期的骚动和幻想，写了自己为何走出家庭，投身于五光十色的外面的世界。主人公由一个饱受屈辱的弱女子，经过环境的重压和人际间的各种冲突，磨砺出一种异常强悍坚忍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最终改变了她的命运。虹影的创作把女性的经验，发挥到极端的境地。
3.生命真谛的苦苦追索。进入90年代后，大批中国留学生结束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其中有不少人由“留学生”转变成“学留人”——即学成后留在当地成了新移民。这一身份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新移民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了比留学生时代更稳定、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了，接触社会也更为广泛而深入了。此时，在这些新移民作家中涌现出题材、风格日趋多样化的力作。90年代是海外移民文学的纵深发展繁荣期，新移民文学在这一时期已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移民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在逐渐认清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后，都在冷静地思考着如何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思考着这一代人在海外所面临的普遍境遇和命运，思考着人类生存的意义所在。
作为海外题材长篇，阎真《曾在天涯》的出现有着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这部小说在精神深度和艺术气质双重意义上，都使世纪之末的海外题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它使海外题材创作作为一个题材领域，在文学的意义上构成了独特的景观，是近年海外题材小说中最富生命哲学意味的一部。小说的主题，是一代新移民在海外如何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问题，而主题最深刻的层面，则在于探究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与时空的关系。这种思考，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焦点，“曾在”和“天涯”作为一种精心设置的价值结构，分别导向时间和空间，暗示着小说的思想内蕴。小说的时空意识是如此强烈，它切入了我们生命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命题。
新移民文学中的严啸建的《英伦汉学家》也是一部厚重之作，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在异国经历过风风雨雨磨难的华人，通过他的眼睛，揭示了当今异国社会中一些发人深思的现象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新移民文学中实力派作家少君的《人生自白》100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斑驳陆离的海外人生图景，凝聚着作者对海外人生的冷静以及对被碾于生存车轮之下的生命的深切而理性的关怀。
历史悠久的留学生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感应着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关注焦点，呈现了一条因时代变迁而变化的轨迹，并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流动的、多元的当代世界景观。通过留学生文学，我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认识了世界。
收稿日期：20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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