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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00)01-0074-04
北京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期间，受到了许多问题的困扰：交通拥堵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自然资源匮乏问题……再有的一个难题就是外来人口问题。而外来人口问题本身，又是直接影响、加重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外来人口问题，成了北京人常常说到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它不仅影响着首都北京的经济建设、环境交通、社会治安、下岗就业，同时也对北京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北京外来人口的分类与规模
对“外来人口”的内涵与外延，人们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类型：
1)国家党政机关录用的或由外地调入北京的国家公务员，首都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等企事业单位引进的外地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在北京找到工作单位的外地大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等。这部分外来人口，大都从事高层次职业和高知识型职业，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专业特长，已分散融合于北京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的群体性的特点不强。
2)外地来京的投资经营者，一般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经济头脑也有经济实力，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一般不容忽视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3)外地来京的经商务工人员。他们多来自人口密度较大而又相对贫困的地区，是外来人口的主体，约占外来流动人口总数的92.7%。分布的行业也很广泛。这部分人员多为游商小贩，小本经营，从事零售、加工或贩运生意，还有的人从事餐饮服务、回收废品、承包京郊农村土地，也有做保姆家务的。人员较为集中的行业是建筑业，约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0%，且多为男性。
4)以算命、看相、测字、行乞等手段为生的外来游民。他们以种种带有行骗性质的手段来谋生甚至致富，是外来人口中的寄生阶层。
5)为牟取暴利而从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经营活动者，以及专门从事流氓、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活动的外地犯罪分子。这部分人数量极少，但危害甚大，影响也极坏。他们不仅危害北京大，也有时危害外地人甚至同乡。他们破坏了社会秩序，也败坏了外地人的群体声誉。
人们一般所说的外来人口，不包括已经取得常住户口资格的人，也不包括规模投资者和一般的正常流动人口，而是专指外地来京谋生的经商务工人员以及那些从事不正当职业的游民阶层，也就是我们上面所到说的后三类人员。北京的外来流动人口，受季节变化和北京市政治环境要求的影响，数量时有起落。但流动性强，规模膨胀速度加快，是其明显的特征。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1997年11月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当时全区常住人口为142.7万人，而外来流动人口有53.5万人，两者之比为2.7:1。一个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人口总量。全市的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2 外来人口的成因和对外来人口的管理
外来人口问题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社会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转移的一种自发形式。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以我国的台湾为例，农业生产在20世纪初时占台湾生产总额的70%，1951年便降到了30%，随着经济的发展，到1997年就只剩下了不到3%。当然不是说农业越少越弱越好，而是说集中人员最多的行业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行业，有时恰恰相反。美国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但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很少。让8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
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尽量不让他们流动，以保持社会形态的稳定，是中国历朝历代延袭下来的老办法。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膨胀的农村人口和越来越少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无地可种的农民越来越多，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出路，但是目前乡镇企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毕竟有限，而且受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困境的影响，许多乡镇企业也步履维艰，乡镇企业中的农民工人同样要下岗。涌入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便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求职谋生的一条出路。
一个收废品捡垃圾的外地人，1997年前后的月收入可以达到1500元左右，首都北京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据朝阳区公安分局统计，该区1980年外来人口为5万人，1990年为20万人，到1997年已达53.5万人，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4.8%。近年来增长得更快，1996年比1995年增加8万人，增长速度为35%，1997年又比1996年增加22.5万人，增长速度为73%。但是北京容纳外来人口也有一个饱和的时候，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了我们前面说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了难以治愈的顽症，“回潮”、“反弹”便成了在当前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3 外来人口亚文化的形成
北京的外来人口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复杂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低一多两个特点：文化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占91%；青壮年多，15～49岁的占其总数的89.6%，其中20～30岁的占到62.3%。群体的形成是经历了近20年的长期过程的。外地人要在城市里站住脚，要生活得下去，要赚到钱，就要付出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的辛苦和努力，在困境中立足，在夹缝中生存，成了他们面对的现实。原有的文化基础素养、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以及故乡口音，使他们和北京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环境的不熟悉不适应，部分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态度，加重了他们的心理压力。这一切使得他们必须抱成团结成帮，寻找适合自己的谋生方式和生活空间，于是在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领域形成社会群体，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别北京主流文化的亚文化。
1)对亲情关系和乡缘关系的倚赖性。外地人特别是外地的乡下人来到北京，环境陌生，人单势孤，办事难，有时还要受欺负，受北京人的欺负，也受其他地方来的人的欺负，总之要在北京生活是很难的。于是他们一旦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要设法把自己的亲属、朋友、同学或者同乡也引荐来，作为自己的伙伴和帮手。家乡的人看到别人出去赚了钱，长了见识，心里着实羡慕，也有出去闯闯的渴望，但是没见过世面的怯懦心理，使他们不敢轻易走出家门随便乱闯。有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和同乡在一起，心里自然踏实多了。“亲不亲，故乡人”，外来人口靠这种亲情关系和乡缘关系，结成了有共同利益的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社会群体。这种关系群体带来了安全感和温暖感，使得他们能够在北京占得一席立足之地。雪球越滚越大，结果北京出现了“浙江村”、“新疆村”“河南帮”和“安徽帮”……。这种亲情关系和乡缘关系，在现在的北京文化中淡薄多了，但是却在外来人口中间，成了维系关系的纽带，成了一股凝聚力量。
2)自卑心理与自强精神的统一。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外来人口在北京总有一种外乡人的自卑心理。在一些群体性较强的行业中的外来人口，如建筑民工，则尽量少同外界社会接触，平时只在同乡的小圈子里活动。自卑心理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他们的孩子们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调查了解，在北京一些中小学借读的外来人口子女，他们在学校一般都不大好说话，不愿意回答问题，不愿意和其他的同学交往，表现比较拘谨。但外地人在生意经营上却很能自强，比北京人能吃苦会经营。他们要在家乡人面前混出一个好样子来。赚了钱，有了长进，也很自豪，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3)较强的自我防卫意识和薄弱的法制观念。北京现在基本上还仍然停留在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管理外来人口的水平上，管理多、服务少、限制多，方便少，冷面孔多，热面孔少。这使得一些外地人认为北京所有的一切——包括管理干部和政策法规——都只是为北京人服务的，面对他们外地人是关闭的和排斥的，他们在北京是化外之民。所以自我防卫意识较强，法制的观念却相当淡薄。当他们中间出现了困难、纠纷、问题时，则是依靠他们群体力量和同乡组织来帮助解决，外来人口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私下里解决的。
4)明辨是非善恶与社会报复心理。有些北京人不了解外来人口，把外来人口与犯罪分子等同起来，认为外地人来北京破坏环境，制假售假，盗窃抢劫，团伙犯罪，他们来北京没干什么好事。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都是明辨是非善恶的，他们重感情，讲义气，吃苦耐劳，安分守己。他们来北京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犯罪。犯罪做恶、为非做歹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这也是一个95%与5%的关系，绝大多数是好人。这95%中的许多人虽然明辨是非善恶，不会去做坏事，但也不会去制止他人做坏事，更不愿意揭发检举坏人坏事。一方面是怕招惹是非，带来麻烦。另一方面是因为城乡生活水平和环境条件的反差，本来已使他们心理不平衡，一些北京人对他们的偏见和错误看法更刺伤了他们。所以有些外地人看到北京人受损失、受伤害时，并不同情，有时还会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这是一种心理失衡的表现，是一种社会报复心理。这种社会报复心理，无形之中会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4 外来人口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
外来人口不仅对北京的社会生活影响很大，而且对北京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为北京文化注入了较为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进取精神。近年来，北京的人才市场和竞争机制已初步形成，北京的职业岗位，不再是只留给北京人了。许多外地的优秀人才陆续进入北京的各个行业，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大中学校、公司企业等单位都引进、录用了一批高职称、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他们很快挑起了重担，做出了成绩。一些有实力的外地投资经营者，也进入北京抢占滩头，加入了市场角逐。这两部分外来人头脑灵活，反应机敏，执着刻苦，善于创新，富于进取精神和竞争实力。北京人意识中潜藏的自我优越感减少了，心理压力增强了，竞争中受到了冲击。外地人的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影响着北京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并开始进入北京文化。
2)刺激了北京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北京人守法意识强，为人处事循规蹈矩，有一种四平八稳、从容不迫、安详沉稳的文化心理和素养风范。改革开放了，但厚重的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北京人醒得早，起得晚，说的多，干的少，干成功的更少。北京出台政策，但成功的典型却出在外地。当社会舆论呼吁北京人转变观念，放下架子的时候，外地人以创业者的形象为北京人做出了样子。很多文化不高的外地人，在北京人看来差得不能再差的生存条件下生活、奋斗，他们在北京人赔钱的行业赚了钱，在北京人丢弃的职业岗位上干得红红火火。北京的老板多，可大多是外地人。这着实令北京人气短，也刺激了北京人，促使北京人彻底转变观念，丢掉官本位的思想，改变轻商鄙利的观念，尽快地树立起市场经济意识。
3)丰富了北京的多元文化。近几年来，人们普遍感到北京的京味特色不那么浓了。为什么呢？北京的文化特色被其他的地域文化冲淡了。其他地域文化是怎么进入北京的？当然是被外来人口带进来的。以饮食文化为例，粤菜、川菜、湘菜等已与过去在北京唱主角的鲁菜平公秋色。语言文化也是如此，兼收并蓄的北京语言一直不断地融入各地语汇中的新养分。其实京都文化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不断吸收，不断消化，以多元为特色正是北京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根本特色。
4)新的带有地缘特色的从业状态开始重新形成。过去北京的职业分布是有地缘特点的，即某一乡籍的人多从事同一种职业，居住也较为集中，这是由于长时间的同乡援引介绍的结果。解放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近些年来，大量的外来人口急剧地涌入北京，这种新的带有地缘特点的从业状态又大体形成初步的格局：如浙江人从事服装加工业，新疆人从事烧烤餐饮业，温州人从事美容美发业，河南人从事蔬菜贩运业，安徽人从事家政保姆业，湖南人从事家居装修业等等。北京有些职业岗位已经基本上被外地人包揽了，如保安人员、以修鞋修提包修拉锁为主的街头小修理业、收费厕所的管理保洁工等等。可以断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会在北京长期留住下去，最终成为“北京人”的，所以有的行业的大部分分额也就属于他们了。
5)对北京的传统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负面影响。一些外来人口中的品行不端者，用行乞和欺诈等手段骗取钱财，践踏了北京人惜老怜贫、扶危济困的同情心，亵渎了北京人的善良感情。少数外地来京经商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制假售假，缺斤短两，非法牟利，坑害社会，使得北京的社会职业道德水准下滑。曾让北京人引为自豪的传统的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的北京人少了。北京人原有的真诚和热心因之淡泊了。北京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像北京的蓝天绿水一样，被污染了。
6)部分外来人口对基层政权组织、基层干部和基层行业管理人员的腐蚀作用。这是外来人口问题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外地来京人员，要在北京站住脚生活下去，就得取得一些合法手续，如经商办照、租赁房屋、孩子借读等等都需要办理手续。而其中许多外地人的许多事，却是靠贿买手段来实现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在外来人口管理工作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7)在解决外来人口问题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阵风现象和反弹现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和法治的权威性，对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外来人口北京化的现象，在北京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现在一部分外来人口北京化与外来人口亚文化影响北京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面对现实，研究外来人口问题对北京以及北京文化的影响，以便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推动北京的发展，应该是我们立即着手做的事情了。
[收稿日期]199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