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明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培育出“四有”新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努力做好培育“四有”新人的工作。
一、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培养“四有”新人是对我国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一种构思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现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理解，究其实质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理论。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更是把依次替代的社会发展形态看作原本就是依次替代的人类主体形态，即与三大社会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三种历史主体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把“自由人联合体”和“三个主人”（社会结合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界定为理想社会的根本特征的。概言之，就是“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真正成为“大写的人”。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在当代就具体化为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历史和现实都一再佐证：物的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真实动力和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其最终目标和终极目的。正如英格尔斯（美）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是与他们人的现代化分不开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就是近代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批判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为新制度的诞生探索道路、寻找方法、制造舆论、教育发动民众，从中实现了上帝的自然化和人本化，其人文精神反思是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为旗帜的，实质都是人的革命。经过三大运动的锤炼，适应商品经济、工业革命需要的资本主义新人逐渐成长，从而找到了一条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的西方再一次兴起了对人文精神的深刻醒思，这次醒思是以批判科学主义“控制论思维方式”（海德格尔语）的偏失为特征的，使人文精神又一次得到提升、丰富和深化，社会现代化进程更快了。
反之，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坎坷道路则昭示我们，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60年代初开始，为了克服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态，联合国专门提出了两个“开发的十年”计划，但结果大部分国家发展并不顺利；其中一些国家虽然依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成为巨富，人均收入超过了发达国家甚至一倍以上，可世人并不认为它们就是真正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中非常重要原因就是人民群众还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封建的、宗教的势力强大，国民素质无多大提高，还有不少文盲半文盲。文盲牧人开着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放骆驼的趣事，正是这种畸形发展的生动写照。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受传统“工业文明观”的影响，制定了单纯追求GNP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以为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但事与愿违，这种没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迁特别是没有人的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相随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称“恶的增长”），不但没有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而且经济增长也受挫。不论是巴西这颗闪烁的慧星，伊朗的经济神话，还是巴基斯坦分裂的不幸结局，都促使人们深思并领悟到：发展是一个全面的范畴，而其中人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经济发展被看作是扩展人的能力的过程和手段。
由是观之，作为目标与动力、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人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显然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题目中应有之义。经济技术只是社会现代化的外部条件，而“内在的力量”即培养现代人的素质才是内部条件，是一种“创造”形态。
那么，何为人的现代化？现代人有何特征？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他们的价值观和人才观出发，曾构思了现代人的种种特征，其中数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最为突出。他曾在60年代初期组织一批社会学家对亚非六国作了深入调查研究，访问六千多人，发表了《走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著作，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尤其还较全面勾画了一个现代人应具备的12条品质特性：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思路开阔头脑开放，注重现在未来并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重视有计划的生活与工作，尊重知识探索未知，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乐于选择新职业对传统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与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大体上这12条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开放性，乐于接受新事物；自主性，进取心和创造性；对社会有信任感，能正确对待别人和自己。应当承认，他们关于现代人特征的构思，无疑对于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有其固有阶级局限和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新人”和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前者是“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人，后者是培养和造就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献身的新一代人。
应该说，“时代新人”与“人的现代化”在科学内涵和特征方面，总体上处在同一层次或阶段上。所谓“人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其丰富的内涵至少包括四大层次的内容：一是生活层次。要满足与物的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合理需要，可用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二是素质层次。包括与物的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人的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现代人格。三是能力层次。它包括现代人应具有的一般能力包括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社交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从事特定社会职业（社会角色）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个人为集体、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等。四是关系层次。其根据就在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总是把人的能力及得以发挥的社会关系的统一发展看成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把改革、完善和协调人们的各种关系，应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质而言之，人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两者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有与物的现代化相适应的独立的、积极的主体性，并同时派生出的开放性、进取性、创造性等特征。简言之，现代人应是自立的人、自主的人和自强的人。
我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则是如邓小平所提出的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四有”新人目标是对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一种构思，也是对社会主义现阶段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他的立足点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根据“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的思想，我们还可进一步勾画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现实特征。它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七个方面：崇高的理想追求；甘愿为人类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能把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个人行为与法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积极的开拓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社会交往方式；先进的、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四有”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它们的内在统一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的素质结构，其中，理想是方向，文化是基础，道德是根本，纪律是准则。同时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公民的综合要求。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的要求：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要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居统帅地位，起方向、指导、核心作用；有文化，是要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居基础地位，起标志、前提、精髓的作用。
邓小平十分重视人的现代化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要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而且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更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培养“四有”新人是我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总纲领、总目标，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基础性工程。
现实和逻辑同样证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双向建构过程，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又只有现代化的社会才能造就现代化的人。在此，这个“两难处理”的正确方法论只能是如马克思早在1845年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然，说两个“化”在整体上的一致性、同步性，并不排斥在某个阶段、某种条件下，可以先让某一方面先行。象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应当把人的现代化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而根本途径则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无疑，思想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核心和灵魂。应当肯定，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四大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思想道德素质是在进步或曰“爬坡”的，主要表现在：从封闭转向开放；从片面强调集体主义转向发挥主体性；理想从空想性转向现实性，从单纯强调利他主义转向与合理的个人利益相结合，确认了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建设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加之理想道德建设中的先进性与广泛性关系的一时错位，致使一度拜金主义泛起、享乐主义走俏、利己主义盛行、权力寻租滋生，严重影响国民素质和新人成长。为此：
第一，从思想上澄清认识误区，确认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提。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认识误区严重地阻滞了道德建设。一是“互斥论”，认为二者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二是“自发论”，认为道德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三是“先后论”，认为经济发展了再抓道德建设也不迟。四是“冲击论”，认为“两手抓”是难以做到的，讲多了会干扰改革开放，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述几种片面观点，究其原因，就是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
《决议》有一个全新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创造性发展，也是我们考察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的指导思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本性是功利性的，因此不能要求市场行为者的活动完全遵循超功利性道德。但市场经济还有一种本性：规则化、有序化。市场经济秩序，无论是竞争秩序还是主体行为，都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格前提即道德规范。市场之德就是在市场中应当如何的规范引导市场主体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市场经济道德的规范是“自愿”（不强买强卖）、“诚实”（不弄虚作假）、“平等”（不搞市场垄断）、“公正”（不否定个人正当功利）。市场机制、市场工具，无不体现信用关系，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竞争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商人、银行家往往视信誉如同生命，这并非他们个人品德高尚，而是竞争充分的市场经济关系迫使他们不敢失信。尤其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弘扬以守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德，对防止道德失范“腐朽”状态的发生，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一把“双面刃”，既对道德进步起促进作用，又可能对道德进步起负面作用。在自发状态下负面影响更大。在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等条件下，会诱发见利忘义、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消极的思想。因为市场经济形态下人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马克思），即商品这个物的价值要通过交换、货币来表现，从而容易产生商品——货币拜物教，使人反而充当其奴隶。这种异化现象，极易导致贪婪撄取、见利忘义等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我国曾一度出现的“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内容上应抓好三个环节，这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政治上解决“ 三政”问题即政治方向、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新时期的最大政治。为此思想道德建设要加强宣传教育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思想上解决“三观”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重点要抓住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轴心和灵魂。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绝非是简单的“个人服从集体”，而是“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发展”，特殊情况下必要的“个人服从集体”是内涵于“和谐发展”导向之中的一种特殊要求。邓小平就主张要结合物质利益、个人利益来讲集体主义道德。
行为上解决“三德”问题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问题。其中社会公德是基础，职业道德是主体、核心和标志，家庭伦理道德是具体化。重点要抓住职业道德的教育，它的灵魂是集中凝结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为人民服务”。关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应当始终把道德责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促使对象成为“责任公民”或“责任主体”。这既是其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其建设的终极目标。
第三，从对象上区分层次，正解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关系，“分类指导，分层施教”，这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集体主义道德的内容是多层次的，例如，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都是属于集体主义道德范畴，但是它们的境界又是有差别的。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别，并且按照这种差别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目标前进”。具体而言，群众是基础、青少年是重点、领导是关键。首先，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应当提倡并要求按大公无私、舍已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准则来要求和规范，这是搞好道德建设的关键。其次，对于普通群众同样要认真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价值导向，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就是明确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从而大大扩展了“为人民服务”涵义的广度和深度而不仅仅再是先进分子的价值观。同时，在实践上应当允许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功利性道德即公正道德，承认人们通过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不损人或合理利已为基准去评价人们的行为。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了“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是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重要发展，是搞好道德建设的基础。再次，对于青少年，由于可塑性和人才资源重要性，抓好他们的道德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因为这涉及到接班人的大问题。对他们，要从基本修养抓起，注重规矩和秩序的灌输。诸如自尊自爱、爱人爱校、守规依矩、讲文明、讲礼貌、讲责任等等。这是搞好道德建设的重点。
第四，从手段上要处理好道德宣传教育和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德治”与“法治”要同时“两手抓”。
在道德建设中，教育措施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使人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做好道德宣传教育，至少要处理好五个关系：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关系；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关系；灌输原则和自我教育关系；正面引导和反面教育关系；“小德育”和“大德育”关系。但是，教育并不是万能的。道德建设需要教育，也离不开制度约束，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根本，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仅停留在前者，而没有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道德建设就不会获得应有的刚性，这一手就没有“硬”起来的可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许多同志还不能将“依法治国”、法规制度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联系起来，精神文明建设还停留在“虚化”水平，一般要求、短期突击、闲时抓一抓忙时放一放、主管部门单挑、取决于领导者喜好等现象，还比较普遍。没有规矩不成方园。为此，急需把道德思想教育“软约束”和道德制度建设“硬约束”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对不文明、不道德的突出问题进行认真的整治。唯如此，才能既治表又治本，标本兼治。道德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法律）法制建设、（行政）法规建设、（操作）制度建设三个方面。例如从已实行的浩繁法律条文中，按照“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将那些与人们日常行为最密切的内容列出来并进而细化为基本道德规范。又如可以制定符合当地社区特点和实际的文明公约、市民守则、乡规民约及其细化的赏罚工作条例细则，并有强硬的执法队伍和力度。再如要建立“一把手负总责、一把手抓两手”的领导体制，建立道德建设的运行协调机制等等。
三、全面贯彻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大力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下力气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就人的素质而言，思想道德素质是重要的，是灵魂，但科学文化素质是基础和前提。一个文盲、半文盲或文化很低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崇高道德，严格纪律的新人。历史早已昭示、文明、高雅总是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上孕育，而野蛮、粗鄙又总是同愚昧无知相伴随。以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而论，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尤其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基础和源泉，尤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进程。据统计，在工具手工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档次下，人的体脑力支出比例分别为9：1、6：4、1：9；小学、中学和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分别为43%、108%和300%。显然，在一个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很低的国度，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也根本谈不上人的现代化。
应该说，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与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真谓“任重而道远”。例如文盲半文盲近2亿，其中青壮年仍占3300万之多，严重的是每年进入15岁的人口中仍有100多方文盲，而民工潮中几近30%的流动文盲的出现又使扫盲出现“死角”；即使在1.2亿工业部门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者要占68%，高中技校生30.4%，大专才占2.6%，7000万青工中70%技能属初级，高级工仅占3%。至于公众的科学素质更是令人忧虑，1993年抽样调查显示：对科学知识的理解符合标准的占30.1%，对科学过程和方法的理解符合标准的占2.4%，对科学社会影响的理解符合标准的仅占0.3%。此外，文化事业尤其农村文化工作状况也不容乐观，甚至有“文化沙漠”和“文化粗食”的扩张之势。显然，大力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本身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加强经济建设为基础，以完善民主法制为保障，以大力发展教育为根本途径。为此：
首先，要坚决贯彻实施党和国家已经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基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历史潮流。我们党早在十三大就提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91年5月在科协四大上，江泽民又郑重地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党的十四大再次强调：“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至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又明确制定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可以说，这是我国切实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本保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实践中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由于观念或体制等诸多原因，贯彻不力，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关键时不要”的无法落实的状态，致使科教事业难以肩负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任。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就是一个首要的制约因素。1995年教育经费只占GTNP2.46%，低于1994年2.52%，（《纲要》规定本世纪末要达4%，实际上发展中国家1988年已达4.1%，日本5%，美国6%）；名义上比1994年增长15.65%，扣除达物价上涨14.8%，仅实际增长0.85%；人均教育费70多元，约合8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约1000美元以上。到1996年，教育投入更是由1986年占GNP3.6%下降到1.5%。此外，教师工资打白条、住房困难、乱收费、应试教育突出、办学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解决。至于科技投入，同样令人担忧。1995年又连续由1990年的0.7%。下降到只占GNP0.5%，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1.5%—2%、发达国家2.5%一3%的水平，其中基础研究已微乎其微，仅占6.3%。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要“科教兴国”，那么，首先该由谁来“先兴科教”？我们认为，“国兴科教”、“省兴科教”、“市兴科教”乃是前提和首要条件，只有国家及省市对科教进行政策的倾斜和加大投入，“科教”才能“兴”起来。对此，首要的保证是“依法治教”，坚决贯彻落实分别从1994年和1995年生效的《纲要》和《教育法》。
其次，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大教育”，这是培养“四有”新人，造就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这里讲的“大教育”，是以现时代中国的整个历史主体为对象，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展开全民教育、终身教育。
就当前而论，应从以下四个层面同时开展工作：
学校教育层面。这是教育的主体层面，年涉及近3亿人的教育对象。提高人的素质，教育是最具规模、最有效的渠道和手段。英格尔斯等人测试表明，受教育程度很低和较高人群中，具有现代化特质的人之比例分别13%和49%。必须树立“科技富国，教育兴邦”的宏图大略，要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意识，大力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当前尤其要研究、落实江泽民最近提出的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材培养的需要，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这既是教育工作的重大任务，又是教改和发展方向。为适应“四有”新人培育需要，特别要研究和解决德育如何切合实际问题、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转型问题等等。
社会教育和文化层面。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文化氛围，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不可缺少的条件。为此，社会各界应通力合作，形成维护社会公德的强大舆论，关心和支持各种文化设施、文化阵地的建设，共同营造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消除毒化社会环境的各种文化污染。
家庭教育和文化层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成长的第一摇篮，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赖于流传的场所，因而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和良好的家风家教，对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青年研究会今年5月初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父母是北京青年的第一道德榜样（道德榜样人物之首占19.4%、道德影响最深人占66.4%）。很难想象，一个热衷于赌赙、跳舞的家长，或一个“文化粗食”的父母，会有良好的家风与家教。
自我教育层面。上述三个层面，只是提高民族个体文化素质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最终还要通过个体成员的内因起作用。这就要求他（她）们对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要有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为此，要勤于学习，变“自在”为“自为”；勇于实践，变被动为主动；善于思考，不断使感性上升到理性；恒于修养，不断优化品格等等。其中，尤其要强调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这方面起表率作用、这实乃是国家民族之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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