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观的价值系统探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观论文,价值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马克思为人类设定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人类解放”，它的根本旨义被界说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由此可以推及，马克思的学说中必然含纳着用来演述这目标的价值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价值系统比逻辑系统更为重要，因为它作为学说的灵魂制约着思理的取向与性质，而逻辑系统归根结底只是为着完善价值系统才构建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逻辑系统与价值系统浑然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我国许多学人至今只认同它的逻辑系统——生产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体系，并将其视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全部。为此，本文力图揭示马克思学说的价值系统，以补这方面研究的缺憾。
一、“自由自觉”是人的最深层本质
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创造的自身发展史，因此要考察马克思历史观的价值系统，首先必须从“人的本质”涵义入手。
关于人的本质，人们普遍认同，马克思曾分别从需要、劳动、社会性、自由自觉这四个角度论述过。从大体上看，人的本质也确是由这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动态大系统，从四者中抽去任何一个，另三者就无法立足，从而整个大系统也荡然无存了。然而，倘若对此进一步究元寻宗，追觅其中的最根本者，人们的理解就歧义百出了。多数学人认为：“劳动”是人的根本属性，因为人的需要只有靠劳动才能满足，人的社会性源自劳动的社会性，而人类的自由自觉发展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现实化。但是，此类判断虽有外观上的合理性，却缺乏逻辑上自足性，依照马克思的原意：“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在这里，“自由自觉的活动”指称劳动实践，因而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质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劳动毕竟只是“活动”，而人的本质应是人的根本性质，因此将劳动说成是人的最终本质，那便是把“活动”与“活动的性质”，混为一谈了。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一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自由自觉”才是人的本质中最深层的底色。而人的根本价值——“人类解放”的底蕴也正扎根于此。
人何以具有“自由”，“自觉”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这源于人类生存的二重境遇，“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同上，第46卷， 第491页）这就是说，在客观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必须依赖外部世界存活，因此他与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受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但在主观上，人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的生存具有超越性，他能够通过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方式把自己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马克思曾形象而准确地描述过“对象化”活动方式：“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同上，第23卷，第201—202页）从中可见，所谓“对象化”活动，也即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他在以某一对象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对象时，他也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改变对象，从而在改变当下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另一种生存境域。这样，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境上，人是“自由”而非“他由”的存在物。另外，还因为人的“对象化”活动都是有“内心图象”（马克思语）事先存在的，所以它还具有“自觉”性决定了它在根本上不是人的适应性的生存活动，而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动：
依据“自由自觉”的视角来剖析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全貌，其价值意向就显示而易见了。
在需要方面，人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需要，从质底上说，因为动物只禀有被自然界“他由”，“他决”的品性，因此它们的需要只是无意识的生存本能，限于生物性领域。而人的需要由“自由自觉”的本质所发动，因而是一种意识到的欲望、目的、理想、情感等能动的心理机制，它能超越生存本能而成为制导活动的内驱力，从而使需要具有社会性与实践性。不仅如此，人的需要更是借助“对象化”活动创造出来的文化需要，它要求借助改造环境（使环境“人化”）而使人自身向越来越高的人性水平演进，因此也是一种不断追求自我解放并发展本质力量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是一个无限丰富和永远进取的动态体系。其无限丰富性凸显为它是个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审美需要等人类本质全面发展需求为一体的开放体系；而其永远进取性展露出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更新增衍过程，具体表现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同上，第3卷， 第32页）。
在劳动方面，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囿于单纯的受动性只能取适应环境的活动，因此活动的范围被封限于“他由”的既定自然，而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维持生存。人的劳动作为满足人类文化需要的手段，既是从自然摄取生活资料保证生存的活动，更是凭借改造自然实现并完善自由本质的活动，因此人的劳动本质上是文化创造活动，即人在文化需要的驱使下的创造性劳动，或者说是赋有文化意义的劳动实践，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断“人化”环境并提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因此它是人作为主体的扩大再生产。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同上，第46卷，第497页）
在社会性方面，动物因没有自由自觉的本质，因此与它的自然存在直接同一，不具备要求自身发展的种种有意识的复杂关系。人则不同，人能意识到实现自身价值的劳动决非离群索居的个人单干所能奏效，所以必然组成社会，依靠群策群力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自由自觉”作为人所独有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就不仅定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中，也必当定在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因而也体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同上，第42卷，第497页）由此可见， 社会关系在根柢上是人的本质在文化创造活动上的现实表现，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对社会历史的能动性与社会历史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这两个方面；换言之，也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包含受动性于自身之内的能动性。正是在这种理趣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由自觉”既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文化创造活动的性质，又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价值取向；作为前者，它是文化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作为后者，它是文化价值论理趣中的永在目的。后者因为前者贞判为“好”而发生，而前者也因后者的不断获得而得以补足和实现。
二、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展开与实现的途径内在于现实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动
“自由自觉”是人类的最深层本质与永在价值。但类的普遍性必须以个体性为寓所才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本质“应当”是自由自觉的。这里的“应当”是人特有的价值旨趣。动物从来没有“应当怎样”的概念，它只接受自然界给予的既定事实，生活于唯一可感的现实中。人则不同，“人双重存在着”的现实，决定了人在进行“对象化”活动规划事先的“内心图象”时，肯定要立足于超越现实的“应当”的理想界境。从这里可以领悟：马克思在定义“人类解放”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时，尽管它立足于理想价值，即一刻也未离开现实根据，这根据也即“人生存的二重境遇”以及人沟通理想与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类自由自觉的本质是这样通过个人活动展开与实现的。
首先，整个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现实个人为实现自由发展而联合创造的人文存在。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 页）个人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出发，第一个历史性的自主活动便是诉诸劳动，迫使自然界肯认自己的价值。这样，就发生了现实个人与自然以劳动为中介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现实个人的这种自主活动（现实个人肯定并发展自身的有效劳动与实践）并非离群索居的个人单干所能奏效，只有社会性的劳动才是唯一可取的手段，于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需要的第二重对象性关系。在以上双重对象性关系中，个人确立了社会本质，并且他们的自主活动也被赋予了社会性质。马克思从劳动的人与自然关系中发现了社会的根本基础：个人联合改造自然并实现自身价值（“自由自觉”是人的永在价值）的类能力——生产力；并从奠基其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出个人自主活动得以存在的基本类关系——生产关系（马克思有时也泛称为“交往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容为一体，形成了与一定时期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在有利于个人自由本质发展时，称为“个人自主活动”，反之，则不是“个人自主活动”——笔者注）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个人之间展开高层次的类活动与类关系，于是，社会意识、“国家”（通称“上层建筑”——笔者注）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同上，第3卷，第29 页）这样就延生了由现实个人社会劳动所建构的生产力（类能力）、生产关系（基本类关系）、上层建筑（高层次类关系）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结构不外是个人为实现自由发展而联合创建的人文存在，是他们文化创造活动的物化形式。
其次，社会历史的价值旨意在于它是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演进史。马克思根据以上理由，把现实个人定位于历史主体，把主体联合创造的社会结构界定为历史客体；将历史描述成：在现实个人社会劳动基础上的一个过程的两条发展主线。所谓两条发展主线：一条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替史，即客体的上升运动演化史，它构成唯物史观的逻辑系统。另一条是由“偶然的个人”不断向“有个性的个人”的活动史，即个人由必然向自由的发展史，它构成唯物史观的价值系统。这两条主线在现实中是一个过程，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同上，第3卷，第43页）的对象化运动过程。 马克思是这样描述这两条主线的内在关联的：因为个人的自主活动（适合个人发展的社会劳动是其基本形式）是构成生产力的最终动原（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所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同上，第3卷，第80 页）当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相适应时它也与个人自主活动相谐调，在这种情境下，个人是一定程度上实现着自由个性的“有个性的个人”。反之，交往形式成了外在于个人的偶然条件，使个人在偶然之网的摆布下丧失自主活动，个人就异化为“偶然的个人”。由此可见，所谓“交往形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质底上即是偶然的社会关系梗阻个人自主活动的有效进行，因为交往形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以它阻碍生产力的主体——现实个人的能力发挥与价值实现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形下，旧的交往形式便会被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及内涵更为丰富的个人自主活动相配称的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交往形式如此永无止境地循环往复，构成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序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以生产方式为最终动力的历史在价值视角上即是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演进史。
再次，人的自我异化是现实个人实现自由本质的必经途径。马克思认为，由“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提升，是一个无可规避的必然行程。因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同上，第3卷第29页）就“能动地表现自己”而言， 现实个人展示着自由自觉的本质，但这种“自由”又只能是在必然性制约下的自由。因此，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性质的自由只能被合理地诠释为：自由并不只是必然性的对立物，而更是一种被认识和超越了的必然性。在这里，“必然性”作为“自由”的媒介而存在，是自由过程中一个接一个被扬弃了的环节。而正因为人的文化创造的“自由”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扬弃必然性的过程，因此，尽管在它的正向度上关联着人对真、善、美的价值的求取，但它必然同时蕴含着负向度——假、丑、恶，在这个向度上，有所谓“异化”的发生。“异化”是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根据“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自由”涵意来评鉴“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仍不失为“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因此“异化”同样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表现——人的自我否定式的自由。它意味着：当我们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时，人必须对自己的对象化活动的后果负责，既对文化创造的正向度负责，也对其负向度负责。事实上，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异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异化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它是人身历史发展的必要的第二大形态。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同上，第46卷上，第104 页）这样，由人类的劳动分工所必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异化就赋有双重功能。它具体表现为：1.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一方面，“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驾驭着这种力量。”（同上，第3卷，第37—38页）这就是说， 个人与其自主活动和自主活动形成的类能力——生产力相异化。但另一方面，资本驱策着工人不断地创造、积累剩余劳动，从而造成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这就为现实个人扬弃异化与发展丰富的自由个性奠定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2.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由分工促成的阶级利益劈分，使社会关系从“各个个人间的合作关系”（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本意）变异为阶级个人间的物的关系，“活动的社会性……不是表现为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同上，第46卷，上，第103 页）这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其最基本者）相异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不断地刺激人们产生新需求，使需要体系越来越超出直接自然性的领域；此外，自发形成的分工协作，又迫使人们进入日益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关系中，从而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逐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这类“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无产阶级的个人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世界化而成为其代表）正是克服私有制的局限与建立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主体力量。3.在个人与自身关系上，由于个人隶属于阶级，因此在上层建筑方面，“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同上，第3 卷，第84页）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个人与高层次的类的关系——上层建筑相异化。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使人摆脱了最初社会形态下的“人的依赖关系”，个人成为有着自己独立经济利益，并强烈追求本位利益的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活动的自觉性，从而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提供了人格前提。
三、“人类解放”的根本旨义在于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依据马克思的视界，异化的实质在于：由分工产生的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形为人被迫从事的谋生活动，从而使个人自主活动对象化的产物——社会结构畸变为压抑个人自由本质的异己力量；亦即现实个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全面异化。“异化”的最大受害者是无产阶级。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而绝缘于个人自主活动，因而成为不能自我成全的“偶然的个人”。这样，在无产阶级中必然产生出根本革命的意识，这个根本革命将推翻私有制并结束迄今为止自由在社会奴役中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复归于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因为“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同上，第3卷，第76页）由此可见，“异化”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即：“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当初要靠牺牲大多数个人和某些人类阶级[来进行]，但终会打破这种对立，并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因此个人的高度发展，也只有由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来赎买，因为种属的利益，在人类界和动物界一样是要由个体利益的牺牲来贯彻。”（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96页）这也说明了，尽管历史的必然性有时会表现出对人的否定，但这毕竟只是暂时的、终将被取代的必然性，因为从质底上说，历史必然性不同于生物进化的必然性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弱肉强食的自然原则，而是体现人的自由本质的人道原则，即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真善美定然克服假丑恶的原则。
人类扬弃了异化就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它的破天荒意义在于：人终于走出了人类史前的“必然王国”而进入属人历史的“自由王国”（即人本身发展的第三大形态）。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由此可见，“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价值尺度是有质的差别的，前者尚属于维持人的生存与再生产人的生命为目的的物质生产领域；而后者则成为以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全面发展为取向的自由活动领域。因此在“自由王国”中，个人的状况与人在“必然王国”中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它表现为：
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私有制的扬弃使生产不再成为外在于个人的自然历史力量，而是联合的个人占有高度发达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这样，“自发”的旧式分工就被人类的“自觉”分工所取代，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活动，有效地利用人类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为个性的全面发展服务。若从文化创造的视界上说，也即每个人都通过现实生活的文化实践，去认同和拥有文化整体的类特性——创造性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并据此在现实生活中创设一种真正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生活，建树起个人与外部世界全面丰富的对象化关系，确实做到：“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同上，第42卷，第126页）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的发展无需要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相反，它以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与前提。这样，社会就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实现自由个性的“真实的集体”。“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在这种氛围中全方位地拓宽自身的社会关系，同无数别的个人，从而也就是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普遍的交换。于是，一方面，个体借助于多领域多向度的交往实践，将自己内在的多层面的情感关系作为反思的对象，通过反思达到身心平衡，并形成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实现自我超越和对人类文化成果的认同。另一方面，个人通过社会间的普遍联系，相互承认他人为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对象，彼此交流知识经验，将各自独特的文化认知方式贡献给社会，从而形成社会文化生活美不胜收的全面形态。
在个人与自身关系方面，国家、阶级等旧上层建筑的消灭，使个人不再以隶属者而是以独立人格的身份参与社会实践，于是，个人完全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去充分表现个性的独特魅力与属人天性。此外，由于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由社会来调节且其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个人就有了充分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全面发展自身能力与素质的自由劳动，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个性的个人”。当然，“有个性的个人”也是赋有高度思想觉悟与道德修养的个人，他们视自己的社会职责、历史使命重于生命，所以，他们不仅不会去损害集体与他人的利益与自由，反而将这一切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个人向完整的个人发展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同上，第46卷，上，第104 页）联合的个人成为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人——自由自觉的个人时，“人类解放”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