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济世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谢灵运论文,山水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客为元嘉之雄”（注：钟嵘：《诗品》，引自[清]何文奂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谢灵运的诗歌以其对山水的特别观照奠定了其在南朝诗坛的崇高地位。对谢诗的思想内涵，人们大多只强调其隐逸出世、流连山水的一面。其实，谢灵运的山水诗及其它一些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用世意识，构成了其诗歌主题的多元化倾向。
济世思想，属于儒家的思想范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萌芽、形成。两汉以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人价值的认同，人们积极入世的愿望、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便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从而积淀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济世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领域内的一种“遗传基因”，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每一代的人们都被程度不同地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六朝时期，虽然庄老之说日盛，而儒学渐趋衰微，但人们却没有摆脱济世思想的影响。谢灵运这位被历代人们所公认的隐逸出世的崇尚者，便是很好的例证。
谢灵运的思想固然有其出世的一面，然而，济世思想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时明时暗贯穿着谢灵运的一生。一部谢诗，便是其用世思想的注脚。
一
谢灵运的济世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人生理想之中。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终极目标是“达人”兼抱“济物”之性，在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之后，功成身退。在《述祖德诗》里，他着力颂扬了祖父谢玄击溃苻坚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光辉业绩，同时，在颂赞中，也体现出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委讲辍道伦，改服康世屯”（注：《谢灵运集·述祖德诗》，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谢灵运虽然标榜“达人”，崇尚他们“贵自我”、飘然出世的高情逸志；但是，这种“达人”并不是只贵自我，不关世情，而是要兼抱“济物”之性，在国家、人民濒于危难之际，能够毅然脱下隐士巾袍，放弃清谈，以治国之道、济世之情，救民于水火之中，在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光辉灿烂的功业之后，又不缨于“垢氛”，不沾染世俗的尘秽，而是“惠物辞所赏”，“临组乍不绁，对圭宁肯分”，（注：《谢灵运集·述祖德诗》，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谢绝荣华富贵，依然隐匿山林湖海之中，去做自己的“达人”。除了歌颂祖德之外，鲁仲连是他经常提及的人物之一。谢灵运非常崇尚“仲连轻齐组”（注：《谢灵运集·游赤石进帆海》，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鲁连谢千金”（注：《谢灵运集·入东道路》，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的视富贵如浮云的高洁；同时，也极为羡慕“仲连却秦军”（注：《谢灵运集·述祖德诗》，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的壮举。羡慕鲁仲连有机会“惠物”，救国救民。由此可以看出，“达人”兼抱“济物”之性，在建功立业以后，功成身退，这便是谢灵运的最高理想。在这里，“自我”与“济世”有机地统一结合了起来，“功成”是“身退”的前提。这种人生理想，除了在《述祖德诗》里得以集中地体现外，在其他诗里也时有流露。如《临川被收》一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他极力称赏张良、鲁仲连这些原本江海上的隐者，能为“忠义”所感，勃然而兴济世之志。所以，在谢灵运的人生理想中，济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对祖父的颂扬和对古人的赞赏中，可以看出他对建功立业、济物用世的渴望。
在可能的情况下，济世的理想自然就外化为济世的行动。早年的谢灵运叙说自己在荆州任职的情形时，这样写道：“黾勉于役，不敢告勤”（《答谢咨议》），说自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心职守。如果不是怀有济世之心，而是一味要隐逸，恐怕就不会如此勤勉了。在谪居永嘉纵情山水时期，他对民生也没有完全“不复关怀”，偶尔也有“忧黎元”的思想闪光和切实行动，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种桑》），也想做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种桑》一诗，我们可以看到他发动民众植桑的景象：“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桑林森蔚壮观，可见植桑规模不小。《白石岩下径行田》一诗，抒发了旱灾之下爱民忧民的深沉情怀以及救民富民的良好愿望，“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饥谨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对人民贫苦生活的忧虑和对人民的爱，交织其中。诗人不仅仅有爱民忧民之情，而且还提出了救民富民的具体措施，指出拯救灾民克服干旱的根本办法在于兴修水利。诗人还饶有兴致地描绘了计划中宏大的灌溉系统建成以后及来日农村的远景：“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州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谢灵运的爱民忧民、救民富民行动，正是他济世理想的延伸。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由于理想得不到实现而引发的伤时易逝的感叹，从反面体现了其用世思想。伤年岁之不永，是谢诗经常抒发的情感。春暮、岁暮、“逝湍”，都能引出这样的感慨。在谢灵运早期不多的诗作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出守永嘉之前，总共有十首杂诗，涉及“岁幕”的就有两首。《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草草眷物徂，契契矜岁殚。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悲独坐，鸣鹈歇春兰。”《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梦难颓；……运行无淹物，年逝觉易催。”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地给谢灵运带来一种年华易逝、时不我与的紧迫感，因而晚暮独坐，长夜不寐，人渐瘦削，忧思难消，只能徒然伤叹流年似水、人生易老。时光如白驹过隙，而济世的远大抱负却无法实现，因此，谢灵运才产生了这样的“殷忧”和深深的感叹。这种紧迫感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济世愿望才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谢灵运的这种消极伤叹正是他积极的济世之情的曲折反映。
二
谢灵运的济世思想还体现在他仕途失意与不甘心失意、厌倦仕途又不能忘情于世事的矛盾痛苦之中。归结起来，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仕”与“隐”的矛盾，是济世之志与用世不得的矛盾，可以说，这种矛盾贯串了谢灵运的一生。
“仕”“隐”矛盾的一个方面便是仕途失意与不甘心失意的矛盾。谢灵运一踏入仕途，就决定了他今后的宦海生涯中的悲剧命运。因为旧士族与新贵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加上与谢混、刘毅的瓜葛，致使谢灵运一直不能得到刘宋皇朝的信任与重用。无论武帝还是文帝，都只把谢灵运当作一个文学弄臣。《宋书·谢灵运传》载：刘裕在位时，“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了文帝，也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谢灵运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不得意，空抱济世之志不得伸，徒怀济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他对这种现状不能泰然处之，而是充溢着不甘心，正如他自己所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他不甘心于不能仕进而退居田园。功尚未成，岂能身退，因而充满了进退失据的痛苦。《宋书》本传这样记载：（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灵运意不平”。这种“愤愤”与“不平”的意绪在谢诗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一诗这样写道：“李牧愧长袖，卻克惭
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壁，徒乖魏王瓠。”他以李牧、卻克与自己作对比，象李牧、卻克这样形体有缺陷的人，尚能及时建功立业，而自己身体健全，生逢清平的时代，又蒙“英达”的重视、眷顾，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等于是“魏王瓠”，大而无用。在这里，谢灵运虽然说自己“依方早有慕”，但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他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最后两句“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可以看出，他对“赏心悟”非常留恋，对这种“永绝”是多么痛心；对就此离都，不能再参与朝政，是多么不甘心！“将穷山海迹”，愤激而又无奈之情，跃然纸上。《邻里相送至方山》：“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缺。资此永幽栖，岂以年岁别！”表面上看似乎是说从此以后自己要摆脱一切世俗的牵累，将养病体，这样也可以避免政治上的失足；而实际流露出的真实情绪却是对仕途失意的不甘心。这几句和“将穷山海迹”一样，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故作放达之语。诗人自己也承认：“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这个“情”，其实就是仕途失意的落寞惆怅与不甘心于失意之情。如果说这种不甘心在前面几句还是隐藏于诗人故作放达的外表之下，那么，在诗末终于忍不住显露了出来，与朋友分别时仍不忘“各勉日新志”。所以，谢灵运的这种“愤愤”与“不平”其实就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济世之志不得实现的不甘心的情绪。
“仕”“隐”矛盾的另一方面，便是厌倦仕途但又不能忘情于世事的矛盾。谢灵运仕途屡屡失意，有其个体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原因，他其实是旧士族与新贵两大集团斗争中的牺牲品。因此，谢灵运的失意是必然的，是他个人无法挽救的事情。他再不甘心于失意，也无济于事，只有无可奈何。无奈之后便产生了厌倦仕途乃至归隐的情绪。但是，矛盾的产生是由于他又不能忘情于世事。谢灵运的确厌倦仕途，在他的眼里，仕途充满了艰危险恶，“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差。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富春渚》），“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七里濑》），惊浪急流，危崖峭壁，在谢灵运的笔下，不仅是旅途中所见到的自然景物，更是世路艰危的形象比拟。而谢灵运也承认自己不是临危不变、习险如常、越挫越奋的人，而是“亮乏伯昏分”。所以，面对如此艰险、充满了惊涛骇浪的仕途，他感到了厌倦。“违志似如昨”，“缁磷谢清旷，疲
惭贞坚“（《过始宁墅》），”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富春渚》），“感深操不固，质弱易扳缠”（注：《谢灵运集·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在这些诗作中，他再三强调出仕是“违志”，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深悔自己持志不坚，以致卷入宦海。谢灵运对仕途的厌倦情绪清晰可见。既然厌倦仕途，就自然而兴欲隐之情。他经常表示自己意欲归隐，“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过始宁墅》），“顾己枉为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返林巢”（注：《谢灵运集·从游京口北固亭应诏》，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如果愿意就此归隐，矛盾便解决了。但是，事实上谢灵运又不能忘情于仕途，不能忘却世事。这在他的诗里处处可以体味得到。在《过始宁墅》、《富春渚》等一些诗里，虽然没有了《初发都》的强烈的不甘心于失意之感，但总是潜存着一股难遣的抑郁之情，并时有流露。“孤客伤逝湍”，“遭物悼迁斥”（《七里濑》），看到逝湍而伤叹时光易逝、时不我与，看到沿途景物的变化便伤念于自己的被迁谪、被斥逐，这说明谢灵运终不能忘却世情。《入东道路》一诗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首诗作于他第二次回故乡始宁隐居时期，描写东归途中的所见所感，“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陵隰繁绿杞，墟囿粲红桃。
翚方雊，纤纤麦垂苗”，茂盛的草木，和煦的阳光，原野上的绿杞，村落里的红桃，山间的野鸡，农田的麦苗，谢灵运此时笔下的景物，多么富有人间烟火气息，和他放情山水时笔下的“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过白岸亭》）等空灵神秀的景物是多么不同。这表明谢灵运非常留恋尘世凡俗，并不真正愿意去过高蹈隐居的生活。“隐轸邑里密，缅邈江海辽”，诗人看到一个接一个村庄从眼前掠过，不由地感慨入江海渐深而离皇都越来越远，可以看出对朝廷的留恋。尽管他表白自己“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飙”，由于思念故乡而归心似箭，但诗中并没有归隐夙愿终于得遂的喜悦，有的却是对世俗生活对朝廷的留恋。史实也证实了谢灵运不能忘却世事：他这次回归故乡始宁，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文帝暗地使人授意令其自请解职，原因是谢灵运不满于文帝“唯以文义见接”而肆意出游、不理政事所致。东归前，谢灵运“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注：《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即将出朝隐居之际，他依然不忘国忧，不能忘却世事。意欲归隐，又留恋朝廷、仕途，其个中原因并不是谢灵运热衷利禄、迷情宦海，而是怀有一番济世宏愿，他很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以实现平生的远大抱负——济世“惠物”。他的隐而复仕，即本于此。
因此，谢灵运“仕”“隐”的矛盾痛苦体现了他的济世思想。他几乎一生都处于仕隐的痛苦徘徊中，恰好表明他毕生都持有济世宏愿。
三
既然仕途失意再三，济世不得，痛苦又是徒然的，谢灵运便千方百计寻求解脱、安慰。而寄情方式的一一幻灭，也就表明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不可摆脱。
由于庄老思想、玄学在六朝时期发展甚盛，因此，谢灵运失意后首先向主张出世的道家思想及道学的变种玄学寻求安慰。情、景、理三者共存，是公认的谢诗的一个特点。在谢诗中，处处可以看到“理”，这个“理”便是道家思想和玄理。如“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过始宁墅》），“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缺”，“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富春渚》），“存期得要妙”（《七里濑》）等等。他尽力从道家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来安慰自己的失意惆怅之情。虽然在这些诗里，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强烈的不甘心和潜在的抑郁，道家思想是他故作放达硬拉进来的，但诗人这时口头上毕竟还时时挂着道家主张，试图从中得到一些慰籍。然而，这种努力很快便告失败。道家出世、养生的主张安慰不了他那济世之志不得伸展的失落情怀。诗人明确指出“安排徒空言”（《晚出西射堂》），庄老的养生修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看来不过是无补于实际的空话罢了，自己反而“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向道家思想寻找安慰的努力幻灭了。
在向道家思想寻求解脱的同时，山水也是谢灵运的另一种寄情方式。他非常热爱山水，常常在登山临水时从景色中体会庄老思想、体会玄理。在失意时，他更试图借恣情山水来减轻痛苦。逍遥山水的确给谢灵运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安慰，使他的心灵得到了片刻的宁静平和。“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虽然仕途失意，但能因之啸傲山林，肆意游赏，也是人生一乐。“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恬知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庆幸自己治郡而不为郡务所累，倘徉于山水之间，安行无碍，高尚无双，并且由于得到山水的启发，更进一步理解了庄子的“缮性”之道。“既及泠风善，又即秋水驶”（《初往新安桐庐口》），抒发了舟驶水上有如神仙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适意喜悦。可见，此时的谢灵运似乎已能自安于放情山水的生活，心境显得比较平和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这种心境维持的时间太短了，寄情山水以忘忧的希望很快又幻灭了。他的忧愁痛苦是山水所不能医治的。“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遒”（《郡东山望溟海》），“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登上戍石鼓山》），诗人本想借登山观海来排遣忧思（排忧本身就已说明忧思难消），但是游赏山水之后，忧思非但没有忘却，反而愈加迫切起来。这个“忧”，既是偏居海隅不能参政济世之忧，也饱含着乡思；而乡思的产生，正是由于仕途失意用世不得而致。这个“忧”是根深蒂固的，眼前的良辰美景，常常使谢灵运忧上加忧。他从时节、景物的变化中，更加伤感地意识到时光在白白地逝去，“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游南亭》），深深地慨叹自己还未有所作为，已经“早生华发”了。可见，谢灵运的用世之情是如此执着，山水也并不能使他沉湎其中，乐而忘忧。谢灵运在将离永嘉回乡隐居之时，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铄金既云刃，凝土亦能型。望尔志尚隆，远嗣竹箭声。感谓荀氏训，且布兰陵情”（《命学士讲书》），他谆谆教导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志向，把自己陶冶锻炼成有用的人。谢灵运自己济世不成，就把这实现不了的夙愿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在即将隐逸之际，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济世。
寄情山水以解忧的幻灭，使谢灵运终于下决心回故乡园居。既然山水不能解忧，“萱苏始无慰”，那么只有“寂寞终可求”了（《郡东山望溟海》）。于是，谢灵运转而寄情田园。回乡之初，谢灵运似乎也能安于田园生活，仿佛已经摆脱了“仕”与“隐”的矛盾。他披云而居，辟园插篱，幽栖养身，宁静澹泊，摒尘世之扰，尽园居之乐，颇有高蹈出世之情。“战胜癯者肥”（《初去郡》），心灵似乎获得了安宁。高卧之余，希望结交两三个好友，作赏心之对。“唯开蒋生径，永怀羊求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然而，好景不长，幽居田园没有真正给他带来快乐。在《酬从弟惠连》诗中，他对惠连“披心胸”，掏出了心里话，诉说自己“幽居犹郁陶”的郁闷寂寞的情怀。可见，田园并没有真正使他忘忧解愁。那么，这个“郁陶”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样几首诗：“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圆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南楼中望所迟客》）。“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登石门最高顶》）“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繇敦。”（《石门新营所住》）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隐居始宁，谢灵运都苦于孤游无侣、情怀寂寞，渴望志趣相得的知音。对知己的渴求与徒然等待的苦恼，是他园居时期的主旋律。那么，谢灵运心中的知音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很快便能从其诗中找到答案：“唯开蒋生径，永怀羊求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知音就是“赏心”的知音。在谢灵运的诗中，“赏心”二字并非鲜见，“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唯良知！”（《游南亭》）“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酬从弟惠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谢灵运对“赏心”怀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与“赏心”分离、诀别，是那样地痛苦。“赏心”究竟是何所指，我们从史书中不难找到答案。原来，这个“赏心”最早是刘义真所言。刘义真曾说：“灵运空疏，……但性情相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注：《宋书·刘义真传》），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宋书》本传载：“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谢灵运曾对刘义真在政治上抱有莫大的期望，希望通过依靠刘义真来伸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实现济世的宏愿。刘义真也曾讲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的话。所以，谢灵运所渴求的知音便是刘义真那样的“与之情款”的知音。他所企盼的“佳人”“美人”便是刘义真那样的明主了。他园居的郁陶就是对自己不遇明主的哀叹。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幽居田园之时，谢灵运依然不泯用世之心，依然不能忘却世事。
综上所述，谢灵运不仅有济世思想，而且执着地坚持济世思想。济世思想贯穿了谢灵运的一生，并对他的人生理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济世思想几乎贯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全部，造成了其诗歌流连山水之外丰富深刻的多元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