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未来
谢 韫
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体制发起冲击，东亚各国发展前景和总体利益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外部环境压力之下，各方需要加强合作才能应对严峻形势，中日两国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呈现出明显缓和趋势。因日本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而中断数年的中日政府高层往来得以恢复，从而开启了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这是他2006年访华后，时隔12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在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同他举行了会见会谈，双方还举行了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达成诸多共识，取得务实成果。然而，与经贸领域的合作相比，双方仅就管控危机的合作达成一致。在安全、政治方面的合作成果较少。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安全、政治关系方面的发展受到地缘政治的限制，受到“二战”以来亚洲冷战格局的限制。这决定了中日关系虽迈入新时代，但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出发，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的磨合阶段。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外交战略，同时，也希望安倍政府能够不忘中日恢复邦交之初心，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并以此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断累积互信。
一、重回正常轨道：危机与契机
安倍晋三是在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关头访华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并愿意继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确保日本的国际份额稳中有升。
安倍访华亮点之一：货币互换规模大幅提升。
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两笔数额期限相同，而币种不同的资金之间的调换，其目的在于防范汇率风险，减少筹资成本。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始自2002年3月。根据2002年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相当于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帮助对方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末期，中日关系因日本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而急速恶化，2013年9月，上述协议到期后双方就没有就进一步合作机制进行磋商。
时隔五年，中日两国央行签署了有效期为三年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协议规模达34000亿日元，经双方同意可以继续延期。上次两国货币互换的融通上限约3300亿日元，而本次新协议规模扩大10倍。可见，中日双方对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危机感同身受，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共识进一步上升，两国在货币信用领域里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体现了中日两国的互信关系较之前有飞跃性推进。这次中日就货币互换达成协议并扩大规模，不仅给两国货币金融安全、中日双边贸易、进出口带来极大便利，更为中日韩三国货币金融合作的重启，为积极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
显然，这与中方期待的正常中日关系还是有明显差距的。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以此累积互信。简言之，中方期待的双边关系，是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并能涵盖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关系。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再次强调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这表明，我们始终清醒认识到，日方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中日关系盘根错节，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纷繁复杂，过去存在，现在还有，未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一次访问就完全消失了。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战后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浪潮，得到部分日本政治家的支持和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并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事业单位要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在单位的重要程度，务必将预算管理贯穿到单位管理的始终，建立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预算的编制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单位管理者和各部门人员都应参与其中。预算目标设定要与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紧密衔接，确定预算重点投向，满足未来事业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全校教师在相互影响之下，不断转变教学理念，逐步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创建“成功导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让学生在课堂中学有所成，学有所乐。课堂中学生“抬头率”的提高和“趴桌率”的降低，证明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在发生变化。这些理念的推行碰到了很多挫折与困难，但是全体师生紧密团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促进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为汲取教训，不让美国误以为日本与中国走得太近，从而遭到美国敲打，日本首相安倍在访华之前，派亲信谷内正太郎曾专程访美，以打消华盛顿对安倍此行的顾虑。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保守政治势力在安全和政治领域还会继续跟美国走。
被誉为理性外交家的孙琦享先生如此尖锐指出：“二战”以降，美国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二战”以来，在安全和政治上试图摆脱美国的政治家，基本都是“短命”首相。2009年9月16日，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上任后致力于办两件大事：第一，与中国相向而行，积极推动落实中日之间就东海共同开发达成谅解，并力图推进日本与俄罗斯之间达成和平条约；第二，公开向美日同盟叫板，要求美军普天间机场迁出冲绳乃至日本。特别是后一条，可谓一脚踢破了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老巢，并直接踢向了美日同盟的火药桶。2010年6月2日，鸠山首相为拯救政权危机而选择辞职。其真正原因是让美国冲绳基地搬家的政策开罪了美国，即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美日同盟，于是，这才有了鸠山的颓然下台、民主党的迅速右转和钓鱼岛的购岛闹剧，中日关系和东亚形势急剧紧张。
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相对于中日之间的有限的货币互换协议，日本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是无金额上限、无期限的协议。中日之间的货币互换虽然重启，但由于协议对互换货币的金额和时间均有明确限制，中日金融合作还是有可能因在安全、政治上的对立而终止。中日金融合作尚处于试水阶段，政治互信有待提高。
你们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和行动能力）吗?爱情不是只有甜蜜和温馨，也有意外和伤害。意外怀孕了，你们有能力解决吗？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了，你们有能力去解决吗？吵架分手后，若其中一方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们有能力化解吗？没有。那么，同学们，请问，现在的你们适合恋爱吗？
事实上，“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在日本安全保障领域始终没有被拂拭去。首先，在日本安倍首相结束访华不久的11月4日，多家日本媒体刊文披露，日美两国推进军事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报道称，日美两国政府已经在2015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基础上，推进制定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首个联合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预计在2019年3月完成。其次，无论是年底日本政府提前修改的防卫计划大纲，还是2018年通过的日本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均以“中国威胁论”为基调。最后，这一年多来，尽管中日关系在搁置争议的情况下得到改善，但无论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是领土争议，曾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重大政治障碍一个也没有消除。尤其是日本干预中国南海问题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就在安倍抵达北京的同一天，日本自卫队的舰艇在中国南海接受了美国军舰的加油，中国军舰在近距离全程关注此事。此前，日本还与美军在中国南海举行了联合训练。
有观点指出，从2017年春夏以来，地区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太一样的“新日本”，一个谋求战略自主，尝试主导构建秩序的日本。日本在美国退出TPP的情况下，主导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这一较高水准的区域自贸协定是日本试图主导下一代全球贸易秩序的行动。2018年10月，第十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在东京召开。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将本国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高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争取各国对日本“入常”的支持，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总体上看，安倍并没有改变其联合美国制约中国的一贯政策。
日本首相安倍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2017年是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消极向积极方向发生转变的关键一年，日本的知识界在此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17年11月30日，“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代表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进藤荣一。进藤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平等、共赢等理念，创造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消除贫困、遏制恐怖主义的目标，恰恰是未来世界治理体系的要素。他指出，截至目前，世界治理体系都是基于欧美标准，即西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建立的。在面临贫富差距拉大、恐怖主义蔓延这些全球课题时，现有治理体系应对乏力，亚洲国家需要对其重新审视并加以变革。由中国提出、世界各国参与共建的“一带一路”，可以说是自三皇五帝以来，特别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地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对此，东亚日本应采取积极态度。
然而，从此次对华政策调整的决策过程来看，首相官邸只是日本外交的主导者，却不是缓和中日关系的最初推动者。在安倍首相访华之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要人、联合执政党党首、财界团体和政府高官频频访华。也就是说，日本安倍政府是在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的“知华派”、经济界以及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较被动地采取了缓和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宣称中日关系从竞争时代进入协调合作时代。应该看到，日本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战略意图在于保护本国的经贸利益，即在不损害日美同盟稳定的前提下，缓和中日关系，深化经贸合作。安倍首相此次访华，带来了多达500人的日本商界领袖，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2017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这不仅给日美同盟的稳定带来不确定性，还使得自民党内部的经济派与安保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2018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阶俊博正是自民党内部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这背后反映出日本经济产业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日本在安全、政治关系上与美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原因之一来自日本外部，即受到“二战”以降东亚冷战格局的限制。原因之二来自日本内部，即日本没有放弃大国之梦。而以日本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则借助盟友美国的支持，实现军事正常化，推进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大国之梦。安倍自2012年底上任以来，到2018年已实现国防预算“六连增”。他大胆采取行动，在思想观念、战略政策、武器装备、前沿部署等方面解禁对日本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以及对外开展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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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亮点之二：“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不过，战后7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也始终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轻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因此，那种以为今天的日本已是右派当道，中日安全、政治关系“再无可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事物从来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们一直主张：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之间应“相向而行”，这当然不是说要放弃原则，与那些一条道走到黑的日本右翼达成妥协，而是指与日本内部那些要和平、要发展的进步力量相向而行。
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今天的钓鱼岛问题，是从冲绳地位问题的日益激化中演进而来，是东亚历史500年大转变的产物。中日关系的历史转折、中国东南海上形势的历史转变、东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破碎，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命运的大转变，都可以历史性地追溯到1609年琉球王国被萨摩藩侵破。琉球衰落，标志着中日之间长期战略形势对比变化之开端，而这种形势到了清末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发难于台湾，又至明治维新后琉球被废藩置县为日本冲绳县（1879年）再一变。其后，琉球问题至“二战”后美国据冲绳而设立威胁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则为三变。
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琉球兴衰关乎东亚之利害。因为这一连串岛子，一头牵动着琉球，一头牵动着台湾；一头牵动着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旧的日本军国主义余孽，另一头则牵动着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洲冷战体制，东亚困局是长期历史的产物。日本内部关于东亚和冲绳问题的深邃之论，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大江健三郎有本名著叫《冲绳札记》，他说，日本人的短视，在于霸占冲绳，以使那个地方成为保卫日本本土的“弃子”，而这恰恰忘记了近代日本自身就是西方列强放置在东亚的一个“弃子”，而日本要摆脱“西方弃子”的地位，就要从源头上深刻反省历史。大江先生洞见地指出：东亚共同体重建之关键，就在于重建一个和平发展、繁荣昌盛的冲绳，使得冲绳重新成为东亚和平的桥梁，重新成为联系中日之间经济贸易和文化的纽带。
而今，日本内部长期要和平、要发展，反压迫、反占领的进步力量，就是冲绳人民的正义斗争。冲绳人民的斗争是有利于东亚和世界和平的，是体现着历史进步潮流的。当然，我们也应当与大江健三郎这样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与鸠山由纪夫这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加强沟通与合作。
短期看去，无论鸠山还是大江等主张亚洲和平发展的有识之士，在今天的日本，似乎都暂时地失败了——起码是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却是有远见卓识的，因为他们深刻地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东亚、在中国，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欧盟债务危机以来，东亚特别是中日两国若要避免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必须抱团相向而行，而这样的一种见识之所以被称作“远见卓识”，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长期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知与总结的基础之上的。
纵观《倚天屠龙记》，正派与魔教的争端贯穿全书，有人坚持正邪有别，有人觉得正邪之分看的是人，而非身份，但全书中被正邪立场问题伤得最深的，非武当莫属。
今天的日本正面临着严峻的历史选择，因为它有两条道路可以走，第一条道路是：为了日本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复兴，必须开发和建设冲绳，使冲绳成为和平发展的东亚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包括引进中国的投资，将冲绳再次建设成贯通东亚海上贸易的自由港和海上交通枢纽，冲绳振兴计划，才是日本振兴发展的真正抓手和助推器，才是中日关系发展和亚洲复兴的关键点，我们之所以说以鸠山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并不傻”，其实就是指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要把冲绳建设成为和平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就必须让美国军事基地搬家，而这样做自然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它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对于日本列岛安全的担忧。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民主党（2016年与日本维新党合为一党，更名为民进党）提出放弃核电，从激进到渐进，态度暧昧。自民党上台后则出现了政策逆转，“神速”地重启核电站。日本全国共有发电机组50组，但冲绳县没有核发电站。数年前，日本著名媒体人田原总一郎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曾指出，冲绳驻有美国空军，容易遭到国外势力的袭击，不宜设置核发电站。难道发展核能是日本唯一的选择吗？日本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的回答是不。其实，日本政府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不放弃核电是为了保有可制造核武器的钚。
当然，日本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加强美日同盟，加强美军在冲绳的军事占领，但是，这样一来，冲绳人民的反抗斗争就只会愈演愈烈，亚洲的局势将会越来越紧张，日本不但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与复兴，不会有真正的独立自主，而且连稳定也不会有，甚至连现在的“和平稳定衰落”都不会有。
自噬是维持细胞内环境稳态和实现自我更新的重要途径［2，65］。早在1995年，Nitatori等［66］报道短暂性CCAO可诱导沙土鼠海马CA1神经元组织蛋白酶B阳性自噬溶酶体增加和神经元损伤。近年来，自噬在缺血性神经元损伤中的作用受到关注，胶质细胞自噬与神经元损伤的关系亦被报道。但是，脑缺血后自噬的分子调控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自噬在脑缺血过程中起保护还是损伤作用一直存在争议［2］。
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中日双方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应该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台阶。
从以上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方式可以归纳出，目前进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的方式主要有3种：①基于试题库的网络考试测评；②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情景化测评；③基于个人网络空间建设和课堂教学评审的组合式测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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