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色彩纹理”--双语作家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_文学论文

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色彩纹理”--双语作家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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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功勋。这已经不单单是命运,不单单是对命运的呼应,而且是自身的抉择。 一个已然上了40岁的人,一个作品等身的大作家,要断然抛弃已有的这一切,他究竟会 怎么样呢?要在另一个大陆上用异己的语言以一个无名作家的身份重起炉灶?……把他用 俄语写的长篇小说与用英语写的长篇小说加以比较——轴心是显而易见的,对称点也是 显而易见的。……他那些用俄文写的长篇小说之英文的平行物一一孕生:《死刑邀请》 —《背着私生子的记号》,《卢仁的防守》—《普宁》,最后一对则是《暗箱》—《洛 丽塔》。……他以《洛丽塔》为自己的全部创作——不论是其后期的,还是其俄语时期 的——赢得了饮誉世界的权利:不会被埋没,不会被忘却。我不认为,他教会了讲俄语 的人说英语,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善于教讲英语的人说俄语,这一点也是意义不小 的功绩。

这是当代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安德列·比托夫对纳博科夫的一番评论。(注:参见苏联《 文学报》1988年8月17日。)

是的,善于教讲英语的人说俄语,善于让美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化,这的确已是一个意 义不小的功绩。在美国侨居达20年之久的纳博科夫,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里学院 、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在前后18个年头的文学教授生 涯中,纳博科夫在大学讲坛上给美国大学生讲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纳博科夫对其文学教学工作是十分投入的。 自1940年5月抵达美国,纳博科夫就开始伏案工作,编写教案,据他自己所言,每年要 写2000页,每年要讲100课时。这些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成了他在大学里执教文学课时 所用讲稿的蓝本。(注:Fredson Bowers,ed.,Vladimir Nabokov: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New York:1981.)

纳博科夫不仅以文学教授的角色,而且还以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向美国读 者向英语世界推介俄罗斯文学经典。他将《伊戈尔远征记》、《叶甫盖尼·奥涅金》、 《当代英雄》三部经典作品以及丘特切夫、霍达谢维奇的诗译成了英文,其中《叶甫盖 尼·奥涅金》的英译(1964)注解详细,堪称是研究性的;他用英文撰写的长篇专论《尼 古拉·果戈理》(1944),以一百多页的篇幅,对这个“俄罗斯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不平 凡的诗人与小说家”作出了独出机杼的解读。(注:在美国出版的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 学经典的译品有:诗选《俄罗斯三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1944),《当 代英雄》(1958),《伊戈尔远征记》(1960),《叶甫盖尼·奥涅金》(1964);在纳博科 夫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评论著述中享有最大知名度的是以单行本印行的Nikolai Gogol,New York,1944。)纳博科夫对果戈理可谓情有独钟,在他给美国大学生开的《欧洲文学 杰作》课程中,果戈理被列入九大名家并位居第二。(注:进入纳博科夫的这门课程的 大作家是:奥斯汀、果戈理、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史蒂文森、卡夫卡、乔伊斯 、普鲁斯特。)

英语世界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大概不会忘却纳博科夫;一部俄罗斯文学在美国的传播 与接受史想必也不会埋没他。俄罗斯民族不会不将纳博科夫的名字铭记在俄罗斯文化的 对外交流史册上。现代俄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不会跳过纳博科夫这一页。

诚然,文学教授、文学翻译、文学评论都还不是纳博科夫的主业。纳博科夫在世人的 心目中首先是一位既用俄文也用英文写作的双语作家。在其写作中,纳博科夫主要以长 篇小说赢得世界声誉,但他也是一位多产且颇有特色的中短篇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随笔作家。

纳博科夫的俄文诗创作与英文诗创作并不是彼此独立泾渭分明的。比如,《诗与棋谱 》收入俄文诗39首,纳博科夫本人同时又将这些俄文诗一一译成英文,还选入14首英文 诗;纳博科夫的12部长诗中,用俄文写就的有《童年》、《克里米亚》、《彼得堡》等 9部,用英文写就的有《俄罗斯诗歌晚会》、《微暗的火》等3部。

纳博科夫最为擅长的还是叙事文学。在这个园地,他是从创作短篇小说起步的,但他 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似乎被其长篇小说的辉煌遮蔽了。其实,纳博科夫从未将其短篇小 说看成是其文学创作的次要部分。他一生用俄文创作了50个中短篇小说,还用英文创作 了10个短篇小说,纳博科夫曾将他的英文小说译成俄文,或者亲自参与其俄文小说的英 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纳博科夫的俄文写作与英文写作是并重互动的。

当然,纳博科夫文学上的最大成就还是在其长篇小说艺术上。英文小说《洛丽塔》(19 55,法国;1958,美国;1967俄文版,)让他在美国“浮出水面”,并蜚声世界文坛。 之后,他用英文写下《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2)、《说吧,记忆》(1967)、 《阿达》(1969)、《透明之物》(1971)、《看这些小丑》(1974)等长篇小说,其杰出的 小说家声誉在60至70年代的美国文坛达到顶峰。1969年,纳博科夫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 院荣誉奖章得主。

然而,纳博科夫的英文写作并非到了美国才开始。他的第一部颇具特色的英文长篇小 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去美国之前,还在1938年,就已完成了。《说 吧,记忆》只是纳博科夫那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三个版本之一,其最早的版本是用英文 写的、以《可信的证据》为书名发表于1951年;后来,他用俄文对这一版本加以扩充、 增写,于1954年以《彼岸》为书名出版。英文写的《说吧,记忆》,与用俄文写的《彼 岸》实际上多有纠结。即便是《洛丽塔》,也是孕生于纳博科夫去美国之前用俄文写就 并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魔法师》(1940)。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去美国之前,纳博科夫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在踏上大西洋彼岸之前,纳博科夫已经是《孤单的国王》(1 940)、《天资》(1938)、《死刑邀请》(1936)、《绝望》(1934)、《暗箱》(1932)、《 功勋》(1932)、《卢仁的防守》(1929)、《国王、王后、杰克》(1928)、《玛申卡》(1 926)等9部俄文长篇小说的作者。这些俄文小说在60-70年代都先后被译成英文。况且, 还在去美国之前,纳博科夫就曾将其中的《绝望》与《暗箱》亲自译成了英文。

可见,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纳博科夫的俄文小说创作与英文小说创作也是并重互动的 。如此看来,纳博科夫究竟是一位美国作家,还是一位俄罗斯作家?

这是每一个阅读纳博科夫的读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美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在谈到纳博科夫时曾指出:“把他说成‘美国’作家,在某 些方面对纳博科夫不免有讽刺意味,不过,我们只要知道他用英文写作,在美国住了20 年,有些最好的作品是取材于美国的,也就够了。”(注: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 学》(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337页。)其实,这种评价是远远不够的。 问题并不仅仅是“用英文写作”这几个词就可打发的。

1988年8月17日,在苏联与美国两国文学家关于纳博科夫的的一次“圆桌座谈”中,时 任苏联《文学报》理论部主任的斯薇特兰娜·谢莉万诺娃曾声称:当我们今日试图重构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整体脉络之际,我们是把纳博科夫首先当作一个俄罗斯作家来予以 接纳的。(注: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8月17日。)但是,这一观点也是大可质疑的 ,因为仅仅说“予以接纳”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这也是纳博科夫本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66年9月25-29日,在瑞士,纳博科 夫接受了他的美国学生阿尔弗莱德·阿佩尔的采访。采访中,纳博科夫“遭遇”了他的 “身份归属问题”:

问:好些年来传记作者与新闻记者都由于这一问题而苦恼:不知道该将您归入美国作 家,还是俄罗斯作家。没错,当您在瑞士定居后,大家就的的确确地搞清了:您是美国 人。您是怎么看的呢?对您,一个作家,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接受的吗?

答:我这人自从在俄国上中学时就总是持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当之无愧的作家,其民 族归属乃是次要的事情。一个昆虫愈是富有特征,分类学家通常那种做法——先去看看 那个对被别起来的标本的族系加以说明的标签,再去决定此昆虫应当归属那些尚未完全 确定的变体中的哪一种——的可行性就愈小。作家的艺术就是他真正的护照。一位作家 的个性,乃是由其独特的彩色纹理与独一无二的图案立时就可证实的。族系可以支持这 一或那一种类之界定的正确性,但族系本身并不应当决定种类的界定。众所周知,昧良 心的蝴蝶贩子常常伪造标签。一般地讲,我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而这个美国 作家曾经是个俄罗斯作家。(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品选》,莫斯科书籍出版 社,1989年,第408页。)

那么,在20世纪世界文学的百花园里,纳博科夫这只多彩的蝴蝶之独特的彩色纹理又 是怎样的呢?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塞尔加·玛蒂奇认为:“他这人乃是承载 着两种(甚或更多)文化的双语现象,他这人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因而也饮誉 于两种文化之中。……在文学界面上的侨居是拥有其独具的优势的。它赋予作家以崭新 的视界——用形式学派文论的术语来讲,便是一种“奇特化”的视界——去看世界。那 种互映互射的效果正由此而得以生成,在纳博科夫身上,这种情形就意味着在俄语与俄 罗斯文化之上去铸烙英语与美国现实的印迹。那部曾使纳博科夫成为一个著名的美国作 家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便是对这种“奇特化”视界大获成功的一个精采的礼赞。纳 博科夫对战后美国生活所作的充满嘲讽口吻的描写,迫使美国读者从新的角度看见了土 里土气庸俗不堪的资产阶级的美利坚。”(注: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8月17日。)

纳博科夫之“独特的彩色纹理”正在于其跨文化性,正在于他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双语 作家。他以自己既用俄文又用英文写就的文学杰作,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疆域,并同 时进入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同时在现代美国文学与现代俄罗斯文 学中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创造了其同时代的侨民作家难以与之比肩的成就。

纳博科夫辞世已经20多年了。随着纳博科夫文学遗产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文坛的 “回归”(1989年曾被宣布为“纳博科夫年”),随着欧美学者与俄苏学者联手合作,共 同考察“纳博科夫现象”,一个专门以“纳博科夫其人其文”为中心课题、拥有“纳博 科夫学会”专门学术机构、《纳博科夫研究者》专门学术刊物的“纳博科夫学”,已经 出现并颇有建树。在美国,由耶鲁大学斯拉夫系主任、弗·亚历山大洛夫教授主编的《 纳博科夫大全》(注:Vladimir Alexandrov,ed.,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1995.)(由9个国家的42位知名学者合作撰成,这种方式本身就体现 了一种跨文化精神)于1995年面世。在俄罗斯,《思想家与学者心目中的纳博科夫》、 《文学界论纳博科夫》亦于近年相继问世(注:《В.В.Набоков:pro et cont 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Набокова в оцен ке рус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и иссл едователей》С-Петервург 1997;《Классик без р етуши: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На бокова》Москва 2000.);1999年,纳博科夫百年诞辰之际,国际学界举 行了多种学术研讨与纪念活动。种种迹象表明:纳博科夫作为一位跨文化写作的大作家 ,获得了其同时代的侨民作家所罕见的国际地位。

在美国,纳博科夫被视为20世纪美国文坛上继福克纳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实验小说最有影响的先驱,1945-1965年这二十年间最有贡献的美国小 说家之一。他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他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基本的一点,就在于纳博科夫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布朗大学 教授乔治·亨凯尔看来,

纳博科夫是这样的一种作家:他始终不渝地进行文学戏仿,对任何生活情境都给予喜 剧性的处理,给予戏谑性的降格,将历史置于历史之外。这是在一向被视为决定性力量 的历史之声誉败坏后,尤其是在所有的人一下子落入一种仿佛被放逐的境遇之中时而采 取的一种写法。纳博科夫从他那方面对这样一些作家产生过影响,他们是约翰·霍克斯 、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钦、唐纳德·巴塞尔姆,而这些作家,毫无疑问,是可以归 入后现代主义行列的。(注: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8月17日。)

同时,纳博科夫对俄侨文学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些青年作家的创作也颇有影响。诚如奥 ·玛蒂奇教授所指出的,萨沙·索科洛夫(注:萨沙·索科洛夫(1943—),俄侨小说家 ,1975年起侨居奥地利、美国,后定居加拿大。主要著有《培养傻瓜的学校》(1976)、 《在犬与狼之间》(1980)、《帕利桑德里亚》(1985)等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社会讽刺 小说。)小说在许多方面与纳博科夫的创作有相合相通之处。艾德华·利蒙诺夫(注:艾 德华·利蒙诺夫(1943—)俄侨小说家、诗人,1975年起侨居美国,主要著有《这就是我 ,艾迪奇卡》(1979)、《少年萨文科》(1983)、《他的男仆的故事》(1987)三部自传性 小说。)的《这就是我,艾迪奇卡》这部小说则可称为“后苏联式的”或者“移民式的 《洛丽塔》”。(注: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8月17日。)

我国学者编写的《美国文学史》或“20世纪美国小说经典”、“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 主义”之类的选本或概论,也为纳博科夫留下一席地位,或将纳博科夫的创作归置于“ 后现代主义”,将他视为与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一样的“后 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或把他看成“较早崛起的黑色幽默作家”,或将其创作看 成“美国后现代小说的滥觞”,而且还注意到《V》与《万有引力之虹》的作者品钦正 是纳博科夫的学生,巴思、霍克斯、巴塞尔姆均是纳博科夫的崇拜者,约翰·厄普代克 也受过纳博科夫的影响。(注:参见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3年,第533-536页;刘象愚编选《20世纪美国短篇小说经典》,海峡文艺 出版社,1995年,第34-35页;杨仁敬著《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0年 ,第567-569页;刘象愚、杨恒达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年,第377-385页。)

在俄罗斯,纳博科夫被定位为国外俄侨文学中最有建树的文学家。甚至在一本面向中 学生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教科书中也设立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专节,而指 出“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в.纳博科夫有诸多理由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正是 в.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而就其对俄罗斯 文学以及20世纪后30年世界文学的文体演变的影响程度来看,в.纳博科夫堪称是最现 代、最具美学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注: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 文学》,莫斯科,1999年,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怎么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俄罗斯 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对此解释说因为纳博科夫的创作,是 从别雷、索洛古勃所开创的路子走出来的。正是在这一视界上——纳博科夫是一位后现 代主义作家,即与那一传统分离出来偏离开来的那种作家,因为对于他来说,那条通往 象征主义之形而上的高层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闭起来了。

不过,依我看来,纳博科夫的小说毕竟还可以说是双层面的。如果说,其第一层面是 尘世的现实性,那么,其第二层面就是理想的现实性。纳博科夫不再执著于对理想的那 种形而上的探寻,而宁可倾心于对理想的人间天堂的寻觅。显然,在他那儿,人间天堂 在婴儿期的确存在过,那是他在自己的家庭中所吸收所接纳的价值体系。

天堂的失落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不仅是社会意义层面上的失落,而首先是存在意义层 面上的失落。这乃是向庸俗世界的滑落。‘庸俗性’这个词在纳博科夫笔下,是一个具 有主导性的概念。他时常回到这一概念上,在他评介俄罗斯文学的那些讲稿中,甚至有 一篇文章试图从果戈理、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作品中对庸俗性的描写,来界定‘庸俗性 ’这一概念。他相当准确地对它作出了界定。(注:即《庸人与庸俗性》,载弗·纳博 科夫《俄罗斯文学讲座》俄译本,莫斯科,1996年,第384-388页。)但是,纳博科夫在 驻足于庸俗世界之中时,并不是把它定位为本真世界,而恰恰是把它看作幽灵世界、影 子世界、幻象世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把这一世界戏剧化,因为在他心目中很清楚,这 一世界首先乃是个布景。在这一世界中可行的仅仅是戏仿。本真的存在则是不可能的。 然而纳博科夫笔下的戏仿并不以其自身为目的。通过那种作为对庸俗世界之反抗的戏仿 ,他的笔下产生出一种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天堂的欲望。(注: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 年8月17日。)

在叶罗菲耶夫看来,纳博科夫这样的艺术家已体验不出与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有 任何沟通的希翼了;作为一个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化立场,是一种独特的自然防御;他 以文学创作对现代文化本身的这一危机性作出自然而无愧的应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纳博科夫既是一位断裂型艺术家,又是一位革新型艺术家。所谓断裂,是指纳博科夫确 实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古典传统分道扬镳了;所谓革新,是指纳博 科夫作为那个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白银时代”之子,在自己 的文学探索中展示出俄罗斯文学由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轨迹。因而,仅仅熟悉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读者,难以进入纳博科夫的世界,而往往会从中感受到“一股人 为矫饰的气息”、“一种失落了理想的颓废氛围”,甚至是作家的“内在的非道德性” ;同样,仅仅熟悉“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读者,也难以体味纳博科夫文本中由 意义建构与解构的张力所生成的多层意蕴。只有同时置身于现代俄罗斯文学与现代美国 文学从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演进变异转型的大语境,才能进入纳博科 夫的世界,才能充分认识他的价值,确定他的地位。

可见,跨文化的文学创作,需要跨文化的观照视界与衡量尺度。

俄侨文学批评界(尤其是乌托邦色彩较浓的第一代批评家中的大多数人)与苏联文学批 评界(尤其是尊现实主义为正宗者)何以都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位“世界主义”作家,何以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认定:纳博科夫不仅对俄罗斯文学一向热衷的“谁之罪” 与“怎么办”之类的社会、道德问题或宗教哲学与美学命题毫无兴趣,而独立于俄罗斯 文化之外,毫无“俄罗斯骨血”,进而从不同方位上漠视纳博科夫的创作呢?为何出现 对纳博科夫文学创作定位上的这种“错位”?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这种跨文化的观照 视界与衡量尺度。

英美文学批评界则局限于纳博科夫的语言、文体、叙事技巧层面,强调他是“20世纪 世界文坛上一位杰出的文体学家”;强调他在小说形式与结构上的匠心独具,诸如文笔 典雅、布局精妙、大量运用双关语和字母离合、字母颠倒等等文字游戏,似乎纳博科夫 只是一个工于叙事技艺的匠人,至于其艺术思想甚或美学追求则往往被归入“黑色幽默 ”、“怪诞神秘”之类,甚或被悬置起来,语焉不详。事实上,这种对于纳博科夫的评 价与这个作家真正的艺术成就也是很不相符的。之所以出现对纳博科夫艺术才华评估上 的“离谱”,其原因也是缺少了跨文化的观照视界与衡量尺度。

纳博科夫一生钟情的根本性的艺术理念——他本人称之为“彼界世界”(other world) 或“彼岸性”(потусторонность)——决定了他在文学语言与小说文体 上的讲究,他对故事的精美构设与艺术铺展。换言之,纳博科夫的艺术乃是建立在一种 “形而上”的美学观之上。

弗·亚历山大洛夫教授认为,纳博科夫这种“形而上”的美学观主要出之于一种对“ 时空交错(cosmic synchronization)”的直觉体验。从纳博科夫的自传性小说《说吧, 记忆》以及《文学的艺术与健全的理性》等一系列讲稿中,亚历山大洛夫发现纳博科夫 相信在这个世界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彼岸世界”。与这个世界不同,“彼岸世 界”是永远超越时间的。而所谓人性枷锁,其实只是今世人类无法逃出时间掌握的一种 困境。但纳博科夫从其写作灵感中多次体验到“彼岸世界”的那种摆脱尘世时间的幸福 感,一种十分清醒的超越经验。纳博科夫深信,那种瞬间的“时空交错感”乃是导向“ 彼岸世界”的必经桥梁。在某种意义上,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有些像柏拉图的形而 上世界;一个作家之所以被灵感抓住,主要是因为他受了另一个世界里的理想模式的启 发。但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还带有像普希金、莱蒙托夫那样很深的宿命色彩:他把 生命中的许多“巧合”都看成是冥冥之中造物主的精心安排。这些巧合,对纳博科夫来 说,都是命运的启示。至于命运,那个来自“彼岸世界”的神秘动力,也正是他所谓的 “缪斯”。(注:V.Alexandrov,Nabokov's Otherw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 991 pp3-22.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боков и потусторон ность》С-Петербург,1999,с.7-32;孙康宜《纳博科夫专家·亚历 山大洛夫和他的新发现》,载其评论集《耶鲁·性别与文化》,尔雅出版社,2000年, 第113-124页。)

根据这种“形而上”的美学观,根据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彼岸世界”理念,弗·亚 历山大洛夫对纳博科夫的作品作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洛丽塔》可以看成是一本具 有象征意义的书:透过情欲的种种诱惑和苦恼、种种迷狂和罪恶,作者苦心建构了个人 与命运不断挣扎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宿命论色彩。男主角汉勃特感觉 到有一股难以阻挡的命运动力在驱使着他,使他陷入了无以自拔的沉溺;各种不同的巧 合使他相信他的命运一直在被一个超越一切的力量掌握着。他回忆起死去的初恋情人安 娜贝尔,早在他们相遇之前,他们就已分别做过了许多相同的梦,两人对照日记,果然 发现了不少奇异的共鸣。这就是纳博科夫所谓的“时空交错感”。在小说里,汉勃特在 洛丽塔的身上也看到了许多致命性的巧合,使他不得不相信洛丽塔和从前的安娜贝尔是 他生命中某种命定的劫数。亚历山大洛夫认为,这种个人与命运搏斗的悲剧经验,大概 就是这本小说的象征意义。(注:转引自孙康宜《纳博科夫专家·亚历山大洛夫和他的 新发现》,载其评论集《耶鲁·性别与文化》第122-123页。)

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对纳博科夫的这一解读颇有见地。身为双语作家,跨文化的生存方 式,就有助于促成纳博科夫对“时空交错”的直觉体验,有助于培育纳博科夫的艺术灵 感神游于“彼岸世界”的超越状态:在对“时空交错”的体验中获得那消弥了时间的永 恒,在神游于“彼岸世界”的状态中实现对时间的超越。在《说吧,记忆》中作家直言 ,“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在其《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认为“任何事物却都建立 在过去和现在的完美结合中。天才的灵感还要加上第三种成分:那就是过去、现在以及 未来(你看)在突然的闪光中结合;所以整个时间之环都被感觉到了,这就是时间不再存 在的另一种说法”。(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512 页。)以艺术想像在时间之环中穿行,以艺术记忆超越时间之链,是潜存于纳博科夫文 学世界深层的美学旨趣。乔·亨凯尔教授也认为,“纳博科夫创作中最主要的东西,会 经久不衰传之于世的东西,则是他的记忆所拥有的抵抗机制”。(注:参见苏联《文学 报》1988年8月17日。)

弗·亚历山大洛夫的专著《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的结束语还专门探讨了“纳博科夫 与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俄罗斯文学的艺术链上,与纳博科夫最为接近的经典作 家,当是著有《彼得堡》的别雷与著有《死魂灵》的果戈理。从现代俄罗斯文学发育与 变异的路向上来看,纳博科夫正是从别雷的《彼得堡》走出来的。一个对果戈理的幽默 、讽刺、怪诞并不陌生的读者,尤其是一个熟悉别雷的象征主义,而同时又了解现代主 义文学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演进变异转型轨迹的读者,自然最有可能进入纳博科夫的 文学世界而对其作深度开采。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弗·亚历山大洛夫将《洛丽塔》看成是个人与命运搏斗之象征的 一本书,就为我们提供出《洛丽塔》之意蕴的定解。《洛丽塔》的意蕴“象征说”,与 其意蕴“寓言说”(正有活力的美国文明对正在衰竭的欧洲文明的嘲弄),甚至与其意蕴 “写生说”(以对美国式“汽车旅馆”文明的曝光而展开对战后美国生活的嘲讽)一样, 都不过是这本小说多层蕴涵之种种。纳博科夫的文学世界最主要的特征,正是它的多层 次、多色彩。纳博科夫的迷宫般叙述文本本身,为其解读提供出广阔的空间,为读者进 行多层次开采多角度诠释提供了路径。

其实,纳博科夫文学艺术的这一特征,早在1934年完稿的俄文小说《死刑邀请》中已 得到充分展现。

《死刑邀请》讲的是在一个假定的未来空间里、一个叫岑岑纳特·茨的读书人因“思 想认识卑鄙”被判处绞刑而在狱中等待行刑的故事。这个30岁的岑岑纳特,在那个以“ 我不思我才存在”为原则的社会里,善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感觉和思考,而这在周围人看 来则是难以理解的。他被当作异类不能见容于社会。候刑中的岑岑纳特在狱中度过19个 日夜。这部共20章的小说每一章讲述这囚犯一天的狱中生活。最后两章写行刑日——岑 岑纳特在世的最后一个半天。

这种以“候刑状态”中犯人的精神生活为情节的故事,让人想起“白银时代”作家列 ·安德列耶夫的一篇小说《七个绞刑犯的故事》,但不同的是,《死刑邀请》的写法是 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均无法解释的。小说中,向被告宣布死刑判决竟然用耳语,偌大的 监狱竟然只关着一个囚犯,看守要死囚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跳一圈华尔兹。在这里,行 刑如戏。在这里,生活如同木偶剧。在这里,现实不过是充满着原始机械性的专制与荒 谬的突发奇想的怪诞的混合体。

不知何时行刑的死囚岑岑纳特生活在荒诞的现实之中,但他却以自己的阅读、记忆与 抒情想象,在意识中构筑了一个他在其中“自由而快乐地”享受孤独的“隐秘的环境” ,一个生长着“一大堆甜樱桃”与“清风一刮就坠落膝头的大橡子”的“美妙的花园” ,一个有真爱与灵感弥散其中的生动世界。在这个仿真世界里,岑岑纳特发现,天花板 上“多叉的”枝形吊灯在哭泣;湖上的“天鹅与自己的倒影手拉手地漫游”;作家让岑 岑纳特在其诗意想象中,在其艺术灵感的涌动中,神游于一个有可能存在的“彼岸世界 ”,从而实现对这个虚伪、荒诞、庸俗的现实世界的超越。

这部小说的意蕴是多重的。在诗学界面上,《死刑邀请》可谓是叙事艺术形式的一部 百科全书,小说的主人公是位作家,他的故事整个就是手法的精彩游戏,而纳博科夫这 个文本实际上为考察小说中“手法的生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可能性。

在社会学意义上,《死刑邀请》可以被看成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其主旨在于辛辣地针 砭极权,讽刺专制;这种诠释的理据是:只要将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的文本,置于勃留 索夫的《南十字共和国》、扎米亚京的《我们》、布尔加科夫的《孽卵》、赫胥黎的《 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这样一些反乌托邦小说系列之中加以细读,其讽喻不 言自明。

从哲学上说,《死刑邀请》显然叙写了孤独的个体与他周围世界的对立。主人公在尘 世的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个噩梦,及至死亡之日终于觉醒。纳博科夫以这个故事隐喻:人 在无意义的世俗生活中如何去感受某种真正的、崇高的东西;唯有像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沉浸于对此在之抒情的否定,才能透过虚假的现实去分辨真实的现实;唯有像真正的 艺术家那样,在诗意的想像中,在艺术灵感的涌动中,神游于那有可能存在的“彼岸世 界”,才能实现对这个虚伪荒诞世界的超越。(注:参见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莫斯科,1999;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 8-389页。)

而《死刑邀请》如《洛丽塔》一样之所以有可能作如此多样的解读,乃是由于小说文 本与文本语境这两者的互动互生,乃是植根于纳博科夫这个双语作家跨文化写作的独特 文化身份,纳博科夫同时位于现代俄罗斯文学与现代美国文学由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 义这一转型之链环上,并促成了这一转型。正是跨文化写作的独特身份,育成了纳博科 夫这个作家的“独特的彩色纹理”,铸就了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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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色彩纹理”--双语作家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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