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评析
张 敏,胡建东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现实依据，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将自然科学的有机性和社会历史运行的过程性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本性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和现代主义假设的逻辑悖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场域。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着眼点，也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过程哲学；生态文明
作为第一个将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的文化嵌入式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过程哲学、中国古代智慧和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为现实关照，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和化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这一理论以批判西方文明主导下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运行所造成的现代性问题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信条的虚伪性和现代主义假设的反文明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已经无法通过不触及根本的改革来克服生态危机和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最终还是会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和灭亡。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在大量走访、调研中国现实之后，以“中国观察家”的身份指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深度契合，致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所形成的理论被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之为“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这种不同文化间有机结合的开放包容性理论直接为一种新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土壤。正如学者王治河所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度契合，如强调过程，采取有机立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穷人，捍卫正义，追求共同福祉。我想正是这种深度的契合性，使一些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激赏的态度……”[1]当然，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部分观点尚且需要商榷，这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还将进一步讨论。但是如果我们借鉴这种理论所蕴含的有机思想，重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提示”，并将这种“提示”批判借鉴到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改革过程，那么在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必将以全新的发展范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领全球发展走向。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现代性问题及资本主义假设的逻辑悖论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 “资本主义 ”及现代性批判
一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历史对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社会往往把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理解为拒斥国家所有制，但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而并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内在实质。有机马克思主义这样定义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2]事实确是如此，这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衡量财富的价值所依据的并不是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工人劳动，也不是产品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而是一个基于市场体系下的商品交换价值。商品价值逻辑的倒置致使资本成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此时，人们所关心的再也不是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一切劳动成果都成为了市场价值的附属物。在商品市场价值取代内在价值的运动过程中，一切事物(人、社区、生态系统等) 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换，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说，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体现，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的典型体现。
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产物，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也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全面深入。资本主义在功利主义哲学的统摄下导致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et)的泛滥致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症。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相反，物质技术主义、奢靡主义、自我主义的泛滥却将人类在某种程度拖入了现代性假设的深渊。萨琳娜·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谈及现代社会的困境，人们往往把问题归之于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泛滥和人文理想的缺失……但这一切都仅仅是现代性的表面现象。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结构其实是现代性。何为现代性问题?孙正聿教授的论述颇具启示性意义：“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代性问题是‘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4]正是因为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环境伦理学的道德说教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它认为生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竟丝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社会现实[5]。
不得不承认，这种不流于表面形式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进一步追问，现代性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我们认为，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场全球市场化的过程，正如我们下面将会提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自身只会进行效率性选择，而不会进行道德性选择或者说是正义性选择，因此市场在催生出生产力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的存在方式才是各种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替代的建构性方案，既不要反对市场，也不应崇拜市场，应当去探寻一种“亦此亦彼”(both/and)的解决方案，以有机思维指导人类的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坚持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 )资本主义的奠基理论所埋下的危机伏笔
二是强调要超越“公私二分法”。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和“公有”的矛盾对立始终是各国政治理论争论的焦点，但是这种学理上的争论无助于对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他们主张在“公—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基点，在这两部分之间培育出类似于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使之对全球形势有一个系统有机的认识，进而锻造出一个健康的私人领域，实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优势互补。
巡检过程中除了检查记录仪表测量值外还需记录仪表的透光率，当透光率小于10%时，仪表就会出现低透光率报警，此时就需要校准透光率。
上例除了频繁使用称呼语,还分别用是非问、正反问、正反问、特指问、特指问配套成组。语义层层递进,语气逐层加强。
受霍布斯的影响，洛克将前者所说的“战争状态”定义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社会缺乏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人类种群之间和种群内部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战争。因此，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被认为是因为公民需要一种社会契约，为了摆脱野蛮的自然状态，公民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统治者，而统治者则要根据公民权利的需要对其加以保护，这种保护包括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等权利的保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受二者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中，人们对政府的定义往往是消极的[2]，它所充当的只是一个公民利益的保护者的角色，除此之外，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追逐财富，而不管这种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公平。因此，政府管得越少，就越符合受保护公民的逐利本性。
如果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借鉴的是有机系统科学，那么它在哲学上借鉴的就是过程思想和中国传统智慧，它得以产生的现实原因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过程思维拥有深刻的洞见，再加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三者的联合将是一支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力量。”[10]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受传统哲学的影响还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方式出现，而“过程哲学则实现了由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向后现代有机联系的思维逻辑的转变”[11]，从而得以成为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看来，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事物之间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原则上说，不存在机械的、单一的、孤立的事物及现象；二是强调事物的发展性，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都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是此在，而不是定在，世界上不存在静止不动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以某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展现在世人面前；三是强调事物发展的整体性，以大局观的整体论视角来判断事物的发展，强调整体意识，而非个别主义。这三种原则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那里则体现为“互在”“共在”的“关系实在论”、事物间“非确定性的影响”、个体“美学价值”及社会“公私平衡”这四大原则。
到了资本主义哲学家那里，政治哲学开始以另一种崭新理论出现在世人面前。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奠基理论的诞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会产生分工，分工越精细，工人的效率就越高，产生分工的同时会促进商品交换方式的产生。这样，作为最方便的交换工具的资本(货币)被发明出来了[6]。斯密的资本主义理论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会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后来的资本主义政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认为，与政府本身制定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相比，市场反而能够展现出更大的智慧。这种经济哲学所催生出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直接导致了人类追求人权的“自由”与资本家尽可能积累财富“自由”的概念混淆，混淆的结果是促使了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et)和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et)的分离，进而导致对民主概念的片面化理解。而在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看来,“民主的使命有两个，个人的自由只是一方面……民主的任务是既能缓解消除民众遭受的苦痛又能保证个人的自由”[7]。直到后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还是秉持着这种观点：无论在区域层面还是国际层面，自由市场的原则会促使国家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自然会促进公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也就实现了和谐。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学说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获得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了斯密所认为的自由市场自身所内含的稳定性与道德性这一观点的天真和虚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更是将这一理论负面作用最大化地展现出来，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正义，“所有人在经济上都是自私的，所有人都会赢”的资本主义假设根本上就是一个虚伪的信条。用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在哲学上犯了“误置具体的谬误”，所谓“误置具体的谬误”，就是“误把抽象当具体”[8]，把抽象理论假定为现实过程。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造就人类物质生产的生活状态。“知识改变命运”，让人类意识到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人类在实践与思考的不断交替中，创造出专属于人类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创造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也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带来了极大的信心。科学技术来源于人的认识与实践，同时也是帮助人类深入认识与实践的工具。主体的能动性实践行为与主观性思维探索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成为人类毁灭自我的无形力量。肉体的自然属性是见证人类是否走向自我毁灭的最好依据，而肉体的自然状态在体育中可以得到直接的检验，并以身体指标来考察主体的危机。
二战以来，多数西方人认为，每个国家要么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要么是社会主义(宏观计划)；要么是古典自由主义，要么是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它们能够融合来自这两个经济体系的不同要素，认为这种“亦此亦彼”(both/and)的中间道路比“非此即彼”的二选一方案更合适世界未来的发展。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三大思想”的有机融合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系统科学
稍微具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重大哲学理论的提出和哲学观念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重大哲学理论的出场类似，它的提出同样也依赖着有机系统科学的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结构性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有机思维的视野来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统摄下所坚持的是一种线性史观和历史决定论，这种思想本质上与有机思维和生态思想相违背。马克思是否坚持历史规律论？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出现，才为我们解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决不能把历史规律论与社会决定论的线性史观相等同，“对社会决定论的荒谬指证决不能走向对社会规律论的解构”[13]。因为，坚持社会决定论导致我们可能会走向单线的历史逻辑，但是坚持历史发展的非决定论和开放性确实也推不出历史发展呈无规律可循的状态。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也强调特殊性和可能性；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亦强调上层建筑思想文化的反作用，这些思想在马克思经典文本里有大量呈现，限于篇幅则不做列举。因此，这种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就连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在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也承认了马克思确实强调了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本意产生了误解，就连其理论批判过程和理论批判结论也是自相矛盾的。
目前，最常用的钠电池电解液都是以碳酸酯作溶剂，NaPF6或NaClO4作钠盐，随着适当的FEC的加入，会在电极表面形成SEI膜进而有效的促进Na+嵌入，并抑制副反应的发生。但是，因为有机物具有可燃性，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引起电池燃烧甚至爆炸，导致其具有潜在的不安全隐患。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过程哲学和中国思想
（3）建议科研科开展培训，指导课题负责人解读文件制度，按文件制度要求合理安排科研经费的使用，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
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生态思维对立起来，这“与西方绿色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具有同一性”[14]。显然，这种看法也是不成立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的考量，笔者于2018年在《理论导刊》第三期发表的《消解与超越——从历史唯物主义看环境伦理学的两种范式》一文中进行了大量的文本阐释。我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在实现“中介革命”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反对环境破坏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思潮有着相同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究竟以何种关系存在，进而回答了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以，这种批判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这样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是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而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实质性内容。
与抽象的生态哲学理论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作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出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为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如此推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有四个要点：(1)非此即彼的“中间道路”。其实，“中间道路”的提法我们并不认同，但是我们大致了解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那就是我们选择了“计划+市场”的双轨经济体制。我们不知道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了解类似的论述，姓“社”还是姓“资”看的并不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通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道路”性质的改旗易帜，而是经济体制、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转变。(2)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在国际社会，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以大国姿态来引领世界生态治理和全球发展规划；在国内，中国政府同样坚持制定绿色发展规划，并将其落实到政策实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处处碰壁的地方将这一理论带到了中国，在其理论得到现实慰藉的同时亦得出了“新的文明形态将出现在中国”的结论。(3)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相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强调底层人民、劳动人民，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国际上坚持伸张正义及秉持互利共赢的外交战略。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共同体思想也同样强调这些。(4)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任何理论的优势最终都要归结到思维方式中去，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博大的包容性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文明的正确思想，其中蕴藏的历史眼光、辩证思维、整体意识等都体现出了这种思维的优势。
三、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第三条道路”崇拜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篇贯穿着“亦此亦彼”的中间道路崇拜，而非“非此即彼”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称这种中间道路为“第三条道路”。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混合制。显然，混合制的理论主张是针对于经济体制而设立的，这一理论认为，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低效率的代名词，这种计划主导的经济模式不仅不会使公民受益，反而会滋生腐败。而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崇拜导致的则是公平的缺失，市场带来的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并会产生与之相关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它主张的是一种混合的社会经济模型。
特别要说明的是，有些遗尿的宝宝是由于穿纸尿裤的时间太长造成的。纸尿裤是非常方便，妈妈们不需要洗尿布，因此不用定时帮助宝宝排尿。但是由于缺少了婴儿时期的训练，排尿反射形成也就受到了影响，因此还是需要妈妈们辛苦一些，定时帮助宝宝排尿，以减少遗尿的发病几率。经系统器质性病变，所以，妈妈们不必太担心，大多数孩子通过适当的训练和一定的药物辅助都可以改善或痊愈。
西方文明滥觞之时，哲学家们就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人类脱离原始自然社会的野蛮状态，它的职责就是帮助公民生活的更好。在这一层面，东西方文明在当时似乎就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统治者应当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统治。到了启蒙时代，人们追求自由、权利的意识逐渐开始觉醒，政治哲学家乐此不彼地讨论着政府的职责及公民的权利。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提出的“人性本恶”的消极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我们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以摆脱“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而不论其所采取的是何种统治手段。
有机马克思主义号称自身是一种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过程马克思主义，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需我们进一步考量。
四、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逻辑批判的起点上是深刻的，其中所秉持的始终主张的生态实践观点亦是彻底的，但是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对生态文明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缺陷。更严重的是，在实践层面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乌托邦主义的生态理想主义色彩，它自始至终只是一种探索性理论，充满着非理性的色彩，而非一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生态理论。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三是强调超越“价值中立”的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彻底改变公民对“公私二分法”的认识，“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这样一种教育体系——教育的功能在于教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2]，以培养出全球公民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号称价值中立的教育方式实质是为资本主义体制培养人才的教育，民族主义、自由市场的观念深深地植入了大学教育，所以必须要超越这种“价值中立”的教育。
“当一种知识体系形成于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时，我们就说它是有机的。”[2]传统哲学受形而上学这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统摄，致使其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只能是在机械的、单一的层面进行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了实践观的革命性变革之后，为我们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提供了存在性的中介[9]。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自然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自然生物当作有机体，超越传统机械论的统摄的同时，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理解有机体与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有机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我们把这种有机思维的处理方式运用到经济、政治、国际问题的解决时，一种“厚道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就出现了。正如学者王治河所说，这种厚道既是出于对自然客体的厚道，同时也是出于对人类主体之间的厚道。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们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误解，因为马克思一生始终都在致力于对现代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及扬弃的研究。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在前文已经提到，当我们研读经典文本时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大量篇幅批判了自由市场下资本逻辑导致的价值逻辑倒置的问题，人们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私有制条件下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的存在方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出现了社会危机，而且出现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生态危机。要知道，现代主义[注] 卜祥记教授等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多义性概念：在社会政治层面，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国家观；在经济层面，现代性意味着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在哲学层面，现代性意味着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二元论等。 是一种多义性概念[14]，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犯了以偏概全、局部和整体混淆的错误。
同样，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深度的契合性。如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易经》中的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和联系意识、儒家的社会共同体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大局观意识、主体之间的理想的交往方式、道家的动在流变思想和主张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态思想、佛教传统的“华严宗”思想和禅悟境界，以及中国传统医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治疗理念。这一系列思想都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和过程哲学有着相通之处和相融之势，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怀特海哲学是一种渗透了中国思维方式的西方思想，一种融入了诸多科学原理的混合性理论”[2]。我们知道，生态马克思主义侧重从批判资本逻辑入手来解释生态危机，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环境伦理学则陷入的是非此即彼的抽象伦理争论和道德说教，总是跳不出要么是人类中心主义要么是自然中心主义的这种单线思维；而有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超越了二者，它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万物一体的灵动性，人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展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多次强调实践，并且不止一次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这种理论品质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理解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与纯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争论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把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研究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这一理论的理论旨归。它主张历史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的结果，工业文明的完成与否并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因而积极主张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并提出大量的后现代视角的建设性方案，从而迅速进入生态文明新形态。但是，在生态文明的实质内涵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上，号称后现代建构性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尚需进一步反思。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经常理解为本土化的工程和小规模的区域经济自治，这一理论把中国的农庄经济当做是未来生态文明的样板，主张自给自足的本土化、生态化的经济模式；并且在“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了“共同体”概念，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2]。这种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共同体思想相距甚远，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以世界性交往为目标的人类共同体，其理论旨归是全体人类的解放，而不是这种小规模的仅仅局限于生态维度的经济自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主张及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文明的，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并没有出现在其理论考量范围之内。在这里，有机马克思主义犯了单纯的生态主义的错误，他们“将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看做生态文明的典范，企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15]。我们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升级版，二者不是所谓的替代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在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是包含着工业文明的，或者说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其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生态化的工业文明，它是继工业文明后的又一种文明。二者是现代文明的不同阶段，或者说不同形式，只是工业文明在经过几百年发展中带来的问题迫使我们做出改变，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的合力都在倒逼我们走一条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 )有机马克思主义核心原则实践的可行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伦理学这种停留在抽象争论的生态哲学不同，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它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践性问题。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实践的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如前面我们所概括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主义的后现代的生态理想主义。
两组的性别年龄和体重等指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组间的心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两组进行检查时心率均比基础心率低。舌下含服组图像质量I级有94.7%,Ⅱ级和Ⅲ级共有5.3%;口服组I级有90.7%,Ⅱ级和Ⅲ级共9.3%。(P<0.05)。舌下含服组患者的检查时间比口服组短,使用的酒石酸美托洛尔剂量比口服少,(P<0.05)。
从国际层面看，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生态治理上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仅仅凭一国之力和部分区域治理永远无法实现对人类的拯救，缺乏国际共识的世界同样也无法实现共同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政策指南层面上主张“国家利益不再是政府决策的唯一参考指标……资源必须在国家之间平均分配……”[2]试想，在当今以地缘政治斗争为表征的大国博弈，其核心目标不就是博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吗？只有一种情况下，这种政策指南具有现实性意义，那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和阶级都已经消失的时候。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发展都是自寻死路，如果中国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依然坚持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放弃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话，那么在西方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挤压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农业发展困境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更严重的将是民族的生存危机问题。
从国内层面看，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可能性也同样令人担忧。毋庸置疑，过去我们所坚持的生产力标准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无机的”模式，但是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发展理念的转变，直至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两山论”及“生命共同体”等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开始以一种成熟的理论展现在世界面前。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经济由过去设定的“保8”发展主动降到了“保6”发展，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如果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放弃GDP指标体系和生产力标准的神话，严格管制市场，管控资本，那么中国很可能就会因为资本外流、人民失业、经济疲软等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分崩离析，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将自己归为一种激进派的生态主义。此外，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实行农庄经济，反对工业化，消灭商业银行等一系列早已被历史和实践证伪的方案。在这种层面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未免过于理想化，它的理论愿景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现实是相距甚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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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不可否认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指导性原则从一个侧面给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与传统视角不同的后现代建构性(constructive)方案，但在笔者看来，它的核心内涵实际上并未超越传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的理解过程中，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大量经验式的误解。因此，在论及这一理论的启示性时，我们还需对这一理论进行更为辩证的讨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话语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后现代式的有机建构性方案，这一方案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实施，有些是否具有可行性尚需进一步讨论。在我们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这一理论不局限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而是始终坚持“并不是非要完成了工业文明才能进入生态文明”这一主张，工业文明的终点并不是生态文明的起点，二者是可以有机共存的。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并举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工业文明应该是生态化的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也应该达到高度的工业化，二者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形态相互补充、优势互补的关系。
在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中国可以扮演领导者和方向旗帜的角色，这种角色成功扮演的根本原因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指导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以及引领世界发展的大国责任，而非是他们所说的道德和精神领袖的“绑架”。客观的说，过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机结合后形成的生态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称作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它将自己定义为一种以有机过程思维为基础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而不是暂时性；思维过程的整体性，而不是碎片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有机性，而不是机械性；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多元性，而不是单一性。抛去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与否来看，至少它是直面问题的。因而这一思想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很多建设性启发的同时，也为世界范围的生态问题治理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WANG Zhih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Chinese Marxism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The 9th International Whitehead Conference.Krakow:Polan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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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logical View of Organic Marxism
ZHANG Min,HU Jian-dong
(Colleg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
Abstract ：Organic Marxism takes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China’s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its realistic basis,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organic natur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ield for us to criticize the ecologic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logical paradox of the modernist hypothesis. The appearance of Organic Marxism,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es a new foc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also provides a lot of reference for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Organic Marxism;capitalism;modernity;Process Philosoph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18-10-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生态价值观养成研究”(16YJA710030)；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视域下的‘五大发展’理念研究”；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01832018C091)
作者简介 ：张 敏(1970- )，女，吉林长春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胡建东(1995- )，男，安徽六安人，吉林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0;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37(2019)01-0077-08
(编辑：赵树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