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门中产阶层的若干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澳门论文,若干问题论文,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3)04-0083-07
随着以博彩业为主导的澳门经济的发展，澳门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其表现之一就是，澳门中产阶层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壮大的过程。
赌权开放的10年间，澳门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在博彩业的带动下，2010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首次超过2，000亿澳门元，人均GDP达到51，000美元，位居亚洲第一。以博彩业为主导的澳门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有利于小企业主等群体的资本积累，进而为他们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相关行业的技术和管理职位，进而为澳门中青年群体跻身专业人士行列提供了机会。
澳门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对于澳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将在界定中产阶层概念的基础上，对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特征以及培育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产阶层的界定及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
澳门存在中产阶层，这已形成基本共识。谁是澳门的中产阶层?其现有规模有多大?应从哪些方面将之与其他群体区分?这就涉及中产阶层的界定和划分问题。
1.中产阶层的界定。中产阶层的界定一向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分歧主要体现为采用什么标准进行划分。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以收入、职业、教育、消费、资源占有为指标划分中产阶层最为常用，而是单独使用还是综合使用以上指标，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可分为一元标准和多元标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研究中产阶层时主张以职业的单一标准对其进行界定，他认为存在新、旧两个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包括农场主、小生产者、大地主和大商人，新中产阶级包括管理人员、医生、律师、教授、推销人员、办公室职员等；美国国情普查局则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在收入层面对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作出明确界定[1]。另外，还存在以居民消费水平为标准以及主观认同标准等不同观点。但是，单一标准并没有消弭争议，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职业地位、收入水准等有着显著差异，如何确定界限并不容易达成共识，且哪个标准对中产阶层的意义更为重大也是见仁见智。随着现代社会资源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多元标准对中产阶层进行界定。韦伯提出了广为人知的财富、权力、声望三位一体的分层法，受其影响，许多学者倾向于将收入、教育、职业等变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一种做法是以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主要标准，再配合教育、职业，拥有住屋或生活素质等其他因素作为辅助界定的变量；也有人将职业作为主要标准，辅以其他相关指标，如陆学艺等学者在进行社会阶层划分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中产阶层可以从中清晰显现，此种论点被学界称为“层化论”。多元标准较一元标准更为综合和全面，但也存在采用哪些变量、变量之间是否兼容、不同变量如何设定权重等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所用标准的适应性与区分度。
对澳门中产阶层的划分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公布的“澳门中产阶层现状探索报告”中，建议定义中产首要考虑经济因素。按照澳门收入中位线计算，家庭月收入2—10万澳门元可列入中产。以收入为标准的划分在澳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12年《澳门蓝皮书》指出，“中产阶层”在澳门几乎与“中层收入人士”画等号；也有学者主张以“房产自有”标准来划分澳门中产阶层，认为在高房价时代，该标准可以有效整合职业、收入和学历等单一研究范式的优势，规避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澳门中产阶级群体的完整身份[2]。但是，如前文所述，中产阶层的界定与划分是很复杂的过程，因而有意见指出，不应该把收入等单一变量当成界定澳门中产阶层的唯一或核心标准，而要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界定澳门中产阶层的综合标准。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中产阶层界定的多元标准看，收入是一项主要标准，在收入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综合运用包括职业、阶级意识、消费和生活方式、教育等在内的各项指标[3]。根据澳门的现实情况，澳门经济学会在进行“澳门中产阶层调查”时采取了分类的方式来调和这一争端。该调查将澳门中产阶层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广义中产，主要以收入作为测算标准；第二类是狭义中产或称核心中产，是以收入为标准，同时辅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屋等指标。由此可见，目前对澳门中产阶层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评估标准，但收入、职业、教育、消费是划分中产阶层的最常用指标。
2.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由于澳门中产阶层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对于澳门有多少中产人士也便出现了多种说法。按上文提到的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制定的家庭月收入2—10万澳门元界定标准，2011年澳门约有42％就业人口会被列入中产阶层；澳门经济学会则参考美国华盛顿政策研究所制定的收入标准(该标准将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至两倍之间确定为中产家庭)，提出2011年澳门的广义中产阶层约占48％，而综合多种因素的狭义中产比例约为23.7％；也有调查指出，如果以主观感受为标准，居民中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中产的比例约为30％[4]。鉴于存在以上争议，本文试图从更为符合澳门社会现实的角度明确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问题。
首先，收入水平是划分澳门中产阶层的重要指标，问题在于将哪个收入区间作为中产阶层的划分范围。从澳门收入统计资料来看，2011年总就业人口的收入中位数为10000澳门元，以此为标准，结合澳门居民在各收入层的人数分布，我们将收入在10000-40000澳门元之间的群体界定为“收入中产阶层”，据此，澳门“收入中产”的规模约占总就业人口的51％左右，在总人口中约占31.2％。其次，如果以职业为标准，将那些“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具有某种特别技术水平的社会劳动者”归入“职业中产阶层”[5]，那么，澳门“职业中产”的范围包括公务员及管理人员(含立法机关成员、公共行政高级官员、社团领导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及经理)、专业人员、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以及文员(含博彩业打工人员)等，其规模约占总就业人口的50.5％，约占总人口的30.9％。最后，如果以教育程度为标准，将受过高等教育以上的人员作为“教育中产阶层”，澳门“教育中产”的规模约占总就业人口的23.3％，约占总人口的14.2％。以上单一标准的划分方式不乏理论和现实依据，但本文认为，由于澳门社会存在总体收入水平较高、总体教育程度较低及收入与职业地位不完全一致等问题，单一的划分标准不能反映澳门中产阶层的实际状况。因此，应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同时结合收入状况，将澳门中产阶层的范围界定为收入在10000-40000澳门元之间的公务员及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以及文员，据此，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6.1％，在总人口中约占22.1％(参见表1)。
根据本文界定的划分范围，澳门中产阶层的构成类型十分明显。以职业为标准，可将其分为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以及边缘中产阶层三类。老中产阶层主要指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人员；新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大部分公务员、一般行业的管理人员、具有一定资历的专业人士；边缘中产阶层指包括博彩业打工人员在内的文员群体，该群体在收入上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但在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上并不完全符合中产要求，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伪中产”①。在整个中产群体当中，以小企业主为代表的老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并不高，从2010年澳门就业调查结果来看，中产阶层中的雇主群体比例约为该阶层总人数的8％左右。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主要从业领域以博彩、公共行政、社会服务行业为主。因此，这两类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具体职业类型及职业群体结构见表2。
二、澳门中产阶层的特征
尽管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标准不同，但其基本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大多从事脑力劳动，经济收入保持在中等或更高水平；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代表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一套被社会所推崇的阶层文化；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相应的修养。然而，由于澳门中产阶层的崛起与澳门特殊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发展背景及产生路径的特殊性造成该群体既具有中产阶层的一般特征，又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
1.阶层意识淡漠。一般情况下，中产阶层在数量上也许并不占社会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往往代表了社会的主流，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也能获得高度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可，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可轻视的、具有鲜明阶层特征的正向力量。香港中产阶层便因此具有香港社会“软实力”之称，他们具有较为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拥有稳定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是“香港梦”的化身，无论从内部的自我认识还是外界眼光来看，都具有较强的阶层认同感。
与香港不同，由于澳门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与其博彩行业发展密切相关，许多中产人士在其身份塑造过程中，外在环境比个人努力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澳门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度和自我认知感并不高，阶层意识较为淡漠。根据对澳门中产群体自我社会地位评价的调查结果，仅有一半左右的中产人士认同自己处于社会中产阶层(其中文职及服务人员中这一比例不到40％)，各职业群体中均有4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甚至下层(见表3)。再加上其内部结构的异质性，各组成部分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使其难以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和一致的社会行为。以社会参与问题为例，同样产生于殖民城市，香港的中产阶层由于在身份获取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对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敏感，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价值和文化规范[6]。而澳门中产阶层虽然对澳门有较强的归属感，也关心澳门时事，但与香港支持民主自由的中产阶层相比，在政治上相对保守，数目和权力也较为薄弱。由于其“分布领域广、个性差异大，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7]，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如政治、赌场资本主义和政府问题等，观点均较为模糊，对本地社会的参与度也较低，并不热衷于参与社团活动、政治选举等社会事务。澳门回归后，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澳门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一些知识人士创建公共讨论平台，以公民代言人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8]。但出于其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力量上的分散性，在各类社会事务中，中产阶层代表所占的比例仍比较小，声音也显得较为微弱。
如汤普森所言，当人们在一个阶级结构里处于特定的位置，开始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利益关系、区别和一体性，形成一个总体，并且以阶级的名义从事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机会时，阶级便产生了[9]。高度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共同的阶层意识、统一的社会规范以及积极的社会参与，能有力地推动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当达到一定规模，其价值观成为社会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时，便能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稳定剂”、“缓冲层”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澳门中产阶层目前仍缺乏鲜明的阶层意识，集体观念淡漠。这将影响到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2.教育程度偏低。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与职业声望、教育程度是呈高度正相关的，无论以哪一项指标为标准，阶层成员的其他指标都应处于相同或相近的水平线上。如在香港中产阶层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其界定并不以经济收入作为主要的标识，也不将中小企业的东主、老板列入其中，而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并十分强调其教育背景[10]。这种严格的划分标准使香港中产阶层的内部构成相对单纯，成员间的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较为一致。而澳门在产业结构和就业政策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赌权开放的10年间，博彩业的井喷式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再加上澳门政府为保障本地居民就业而采取的限制外劳政策，相当于人为设置了一套“社会排他机制”，大大提升了澳门居民进入高薪行业的机会。由于荷官、巡场等岗位对技能要求较低，即使是学历不高的本地居民也吸收入博彩行业，获取相对于其他职业更为丰厚的收入。良好的就业环境及较低的入职门槛，令许多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居民晋身澳门中产阶层的行列，一些年轻人甚至为此放弃学业，提前走上社会。以上种种因素导致澳门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且不同职业的教育水平差异明显。
从整体来看，澳门中产阶层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1年人口普查详细结果》(2012)数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仅占中产阶层总人数的38％，有一半以上(53％)人群的教育程度为中学水平，还有9％的人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再从类型上看，澳门中产阶层除包括具有广泛共识的老中产阶层和新兴中产阶层之外，还有大量以“荷官、巡场、筹码兑换员等”为代表的边缘中产阶层。该划分主要出于经济和职业的双重考虑，但如果考虑到教育程度，群体间则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中产人士所从事的各职业当中，教育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其中“专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最高，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将近90％，而博彩业文员的受教育水平最低，约92％的人仅受过中学及以下教育。
3.收入差距明显。澳门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各职业群体中，月收入中位数最高的为公务员及管理层，达到26000澳门元，其次是专业人员，月收入中位数为25000澳门元。与之相比，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文员的收入水平明显较低，分别为16000澳门元和13000澳门元(文员中的博彩业打工人员月收入中位数为15000澳门元，其他文员为10000澳门元)。如果具体到各职业群体内部，会发现不同职业的收入分布也有明显区别。公务员及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的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0-40000澳门元组别，而文员的收入分布比例最高的为14000—19999澳门元组别。该收入分布与其职业地位大致统一，社会声望较高的公务员及管理层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收入水平也较高(参见表5)。
收入水平的落差往往带来社会境遇的巨大差异。对收入较低的中产阶层来说，在生活处境及利益诉求上都面临比阶层中其他人群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生活压力较大、竞争能力较弱，随时面临“下流”危机。因此，这部分群体也更加关注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希望通过社会发展使自己达到中产的生活标准，不会因健康或经济出问题流入弱势群体[11]。
可见，在思想观念上，澳门中产阶层的自我认知和阶层意识较为淡漠；在群体结构上，澳门中产阶层也有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教育程度偏低、收入分布差异显著等。这导致澳门中产阶层在结构上呈现出较高的分裂性和异质性，不利于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三、澳门中产阶层的培植
亚里士多德说，中产阶层不发达，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而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必然互相排斥，导致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中产阶层是协调各阶层之间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在政治上，中产阶层既倾向于通过推动社会变革、创造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来实现个人的进步，同时由于其保守性，也不会采取过于激烈的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中产阶层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力量，又是促进消费的主要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层奋发向上、团结温和的社会心态能得到大部分民众的认可，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基于中产阶层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对于澳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要实现培育中产阶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未来澳门中产阶层的发展方向，其次应该清楚澳门中产阶层的发展困境，从而有重点有策略地给予支持。对澳门而言，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通过发展经济扩大中产阶层规模。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根据何种标准划分，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都不算低。但是，对于划分中收入标准的设定是否合理，以及其中相当部分的“伪中产”能否算真正的中产阶层等问题，社会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事实上澳门中产阶层的数量并没有公布的那么高，在规模上仍有扩充的必要。在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约占人口的80％左右，“大众”几乎就是中产阶层的代名词，澳门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要实现扩大澳门中产阶层规模的目标，最首要的任务是发展澳门经济，解决财富分配失衡及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
首先，扩大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必须解决财富分配失衡问题。尽管赌权开放十年来澳门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贫富差距问题亦从中凸显，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使大多数普通民众受惠。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调查显示，2008年澳门的基尼系数约为0.37，但根据联合国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状况调查，这一数据实际应为0.46，可见澳门贫富差距十分严重。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不仅收入增长缓慢，而且要面对高物价、高楼价的压力，很难实现向中产阶层的流动。面对这一现实，仅仅通过“派糖”等短期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有力的手段在于，一方面从增量的角度做大经济蛋糕，提高中下层人士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如何既能通过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又保障赌场资本家及现有中产等资本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特区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扩大澳门中产阶层的规模，必须解决产业结构单一化问题。一个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应该让各行各业能够提供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包括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以及大量高薪职位，但澳门博彩业的一业独大，已大大限制了中产阶层的生长渠道。年轻人要想找份收入高的工作，除了进入博企，就只剩下做专业人士和进政府机构了。然而，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专业人士就业空间十分狭小，政府机构的招聘则名额有限[12]。面对博彩行业的高薪吸引，以及有限的就业渠道的挤压，大量就业人口投入到博彩行业当中。与之相比，其他行业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则十分有限。很显然，澳门单一的产业结构对中产阶层的产生十分不利，为此，政府可通过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助及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为高素质人才提供适量管理和技术岗位，使更多行业成为中产阶层产生的渠道。此外，还需大力培植中小企业，通过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澳门产业结构转型，进而促进中产阶层的产生。
2.通过发展教育提升中产阶层素质。对一个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来说，培育一定规模的中产阶层固然重要，但要使其有效发挥作用，还要在培育的基础上考虑其发展问题，尽可能提高其整体素质，在收入、职业、教育等多项指标上达到高度一致，改变“虚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现状。
提高澳门中产阶层的素质，关键在于对其整体技能和竞争力的培养。调查结果显示，澳门整体劳动人口素质偏低，如小学或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长期占总体就业人口约1/5。此问题也体现在中产阶层中，如前所述，由于荷官等博彩业中下层岗位对学历和技能的要求不高，该行业带动了大量“伪中产”阶层的产生，使得“澳门中产阶层拥有较高收入，有中产的生产力，却欠缺中产应有的竞争力”[13]。由于该群体人力资源素质相对欠缺，达不到更高职位的要求，稳定性和流动性不强，一旦博彩业发展收紧放缓，将随时面临“下流化”的危险。可见，中产阶层真实化是打造澳门中产社会的重要任务，关键手段是加强各类形式的教育，提高中产阶层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一是通过加大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学习意识等手段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二是根据澳门服务型经济的特点，完善专业认证制度，优化职业培训内容。三是注重综合技能的锻炼，在大学和培训机构中设置职业学习项目，加强产学合作，并注意多专业的通才能力培养。四是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各行业设置定期进修和培训，使从业人员不断进行知识吸收和技能更新。同时，政府还应尽可能地提高高收入行业的入职门槛，并弘扬社会认受性不单以财富收入为指标的思想，在澳门居民尤其是年轻人中塑造正确的价值导向。
3.通过强化意识发挥中产阶层作用。中产阶层社会作用的发挥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仅与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有关，还与个人心态、个人情绪等微观因素有关[14]。由于澳门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淡漠是影响其作用发挥的重要原因，因此，强化其阶层意识特别是强化其阶层社会责任意识，是充分发挥澳门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作用的重要途径。
首先，改善中产阶层的社会心态，提高其心理满足感。阶层意识淡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由生活压力大、流动渠道少、竞争力不足及内部结构松散等原因导致的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认可及焦虑情绪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对澳门社会来说，要改变这一现状，当务之急是缓解中产阶层生活压力，使其保持较为积极平和的心态，从而强化阶层意识，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当前澳门中产阶层普遍面临赋税高、通货膨胀以及楼价上升的压力，生活水准与其中产身份并不相符，成为幸福感被稀释最严重的群体。根据澳门经济学会的调查结果，中产阶层目前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中，控制房价、减税/退税名列前两位。生活的负担及对未来生活的焦虑迫使部分市民以获取财富作为生活的目标，而未能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对此，政府在制定措施扶持和照顾弱势人士的同时，也需留意到中产阶层所面对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尤其考虑到住房已成为澳门中产阶层核心诉求的现实，积极调整住房政策。在澳门特区政府2011年施政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将“研究协助有一定经济能力，但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房屋有困难的首次置业家庭自置居所。大幅度调整购买经济房屋的相关条件，包括设定收入上下限、定价机制、准入条件、延长不可转让期的机制”，但该政策将如何落实，以及如何保证实施效果，尚需进一步探索。
其次，构建顺畅的社会参与渠道，引导其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及社会管理。香港等地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产阶层对政治和社会参与具有较高的热忱，再加上其参与方式较为理智和有建设性，是社会治理非常重要的力量。但由于澳门中产阶层分布领域广、个体差异大、状态松散等特点，对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参与率较低，因此，构建政治权利平等与政治机会分享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必要且迫切的。政府可利用中产阶层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在政治选举等重要活动中提高中产阶层的参与比例，并尊重其共同利益和发展诉求，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学习各地实践经验，加强与中产阶层的沟通，通过网络、咨询组织等平台吸引澳门中产的社会参与；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参与氛围，规范利益表达渠道，增强中产阶层的参与信心。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当中，“伪中产”具有另一个指向，即那些在收入、职业、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属于中产阶层，但迫于高房价、高物价的压力，其生活水准与地位并不相符，是一种名义上的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