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万国论文,公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发起一场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编练建设新式海陆军队、创办和发展军民工业企业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国家富强为主要目的近代化运动，史称“洋务运动”。[1]70年代洋务运动达到高潮，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局部地区着实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近代化的气象。恰在此时，创刊于1868年9月的宗教性杂志《教会新报》，于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转变为一份以报道新闻、评论时政、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周刊。方汉奇先生指出，《万国公报》之所以改版更名，“目的是为了影响和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洋务运动”[2]，这已为学界公认。但是《万国公报》除了详细报道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中外新闻，译介西学，从而起到传播洋务新知、开通社会风气、启迪士林思想等一般的报刊信息传播作用外，它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干预”洋务运动？它对洋务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界迄今鲜有论述。本文拟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索《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
《万国公报》之所以参与到洋务运动中，一方面是《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等“为了影响和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洋务运动”，将“洋务运动的发生看作是推进中国西方化的重要契机”。[3]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则为《万国公报》提供了适时的议政话题和新兴的读者群体。一个理想的报刊议政话题，至少要具备四个要素：首先，是重要性，即该话题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能够引起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其次，是紧迫性，即它是当下亟须设法解决的紧要问题；再次，充满争议性，即它会在社会中引发激烈争议和热烈辩论；最后，内容的丰富性，即该话题能够持续地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描述和解释。而洋务运动恰好具备上述四大要素。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大社会变化，是清政府为克服内忧外患的严峻态势而进行的救亡图存之举，围绕它的展开和发展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争论。它发轫于军事而在历时三十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逐步涵盖外交、工矿、交通、通讯、教育等广阔的层面。因此，洋务运动是一个理想的报刊议政话题。[4]这个话题自然会吸引到大批的读者，洋务派官员自不必说，因为作为主持洋务运动的中央枢纽总理衙门，曾发布章程明文规定，洋务官员必须在日常工作中阅读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各种新报，以获取中外信息和情报，并定期向总理衙门汇报。“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按月咨报总理处”。[5]即使一些反对和攻击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官员，出于知己知彼的战略考量，为了避免“浮词人奏”，也在借助报刊了解有关洋务运动的消息。[6]同时，为了扩大该刊在清政府统治阶层中的影响力，林乐知也多处募集基金免费向清廷官员赠阅《万国公报》。如1881至1883年，伦敦基督教文献社及宗教小册会每年向《万国公报》捐100英镑，重印800份《万国公报》分发给清廷官员。[7]《万国公报》的读者群当然还包括一大批关注洋务运动和中国政治社会局势变化的民间人士，其中既有从中寻找商机的商人，又有热衷议政的知识分子。《万国公报》在其销售广告中自称“买观者除教会牧师、教士、教友先生外，上至督抚大人，下至别驾士商，无不争睹为快”[8]应当基本属实，不完全是为招揽读者的自吹自擂之词。
需要指出的是，《万国公报》实际刊行28年，按其所属关系和自身特点，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年—1883年）和复刊后的《万国公报》（1889—1907）。[9]与洋务运动发生深刻历史联系的主要是早期的《万国公报》。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时，洋务运动已进入尾声，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则主要参与到日益勃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中。[10]本文这里讨论的是早期《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
一、参与论战，论证变法观的合理性
洋务运动自始至终都遭受到清政府顽固派官员的极力反对和百般阻挠，其中双方争论最激烈，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变法。这里的变法指的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增强国防军事力量和工商实力，培养新型人才，以达到富强的目的。[11]洋务派力主变法，如李鸿章说：“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12]对此顽固派痛加诋毁，王嘉璧说：“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惠，而失我遵君亲上之民心也。”[13]倭仁则直接宣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4]而当时中国社会风气极端固蔽，顽固派固蔽的态度主导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15]甚至，在官绅士大夫阶层，关于洋务话题“一说便招议论”。[16]
在洋务运动遭致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和重重訾责的情况下，《万国公报》全力支持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在其早期出版发行的近十年中，持续不断地发表文章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并且热切地呼吁变法。它告诫清政府，泥古不变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无力抗衡西方列强的重要原因。“中国若犹是因循守旧，泥于古法而不知变通，我恐其泥古者即所以病今也。其何以与各国相颉颃耶，且何以制服乎各西国耶。”[17]它针对清政府所面临的列强环伺、危机四伏的严峻局势，指出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今也中外广通，东之日邦、南之法界、西之英属、北之俄疆，四面皆强邻。且电线铁路纵横于东南西朔，军声顷刻千里，兵革指日当前，势迫处此而尤梦于时文，不知穷变者也夫？苟不知穷以求通，则天必将大有变于我国，以成其所变之势，设不幸而变于他人时，已噬脐无及，悔之晚矣。”[18]
就如何变法问题，它提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主张，“且夫当今之世，欲谋富国之法，要贵乎审时度势、酌古参今，则效西法以善变通而已。”[19]并驳斥了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迂腐之说，认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有利而无害。“或曰，中国堂堂效颦西国，如体统何？噫，是又迂执太甚之言也。择善而从于我何害夫。”[20]在此基础上，《万国公报》还提出了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具体变法举措和方案，“盖天之大有造于我，而迫我以不得不仿效西法。西人所欲为者，我当乘时次第为之，如开诸矿、筑铁路、建电线、兴机器、铸钱币、造大炮、制铁舰、练陆兵、整水师、改营制。”[21]最后，在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上，《万国公报》倡导“中体西用”变法观。它说：“盖不变者，道也，屡变者，法也。道不变而我中国制治之常经自在也，法可变而彼外国一艺之长，虽圣人亦无不可兼取之也。”[22]这与洋务派的变法哲学深相契合。
洋务派和顽固派关于是否变法的根本分歧落实到具体问题的冲突难以缕述，开采矿藏、机器织布、架设电线、翻译西书，凡此等等，洋务派每有近代化事业的兴作，都会遭致朝野顽固势力的詈责，可谓步履蹒跚。李鸿章对此深有感喟：“办事之难，非局中莫喻其甘苦也。”[23]在洋务派和顽固派频频发生的争论与冲突之中，《万国公报》总是鼎力相助洋务派，或给予理论资源，或提供智力支持，或援以舆论声势。如以修筑铁路为例，在近代化发展历程中，铁路具有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力量、便利社会民生等多种利益，一个国家拥有铁路里程数目的多寡是衡量其近代化程度的标志。揆诸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要建筑和使用铁路的权利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修筑铁路无疑会使清政府和社会民众均获益匪浅。洋务派虽坚决反对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铁路修建权，但他们出于巩固国防、便利洋务军民企业生产的目的主张清政府自己修建铁路。1872年，李鸿章在海防议起中论述了铁路对于军事上的作用，“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不至于误事”，随后他指出，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1876年，丁日昌建议在台湾修建铁路，“铁路一端，实为台地所宜行。”总理衙门也指出，“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24]并且随时间的发展，洋务派官员对铁路功效的认识也逐步深入，如1880年，刘铭传上奏清政府请求修建铁路时，对铁路功效的论述就比较全面了，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25]而顽固派不仅抵制西方列强在华筑路，并且对洋务派自行修建铁路也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路耗资巨大，妨碍风水，影响民间生计，“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26]他们还认为，筑路不仅不利于国防反而便利西方列强长驱直入侵略中国，“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27]徐致祥甚至上奏说，修建铁路“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彼所为利者，在五年之中；臣所为害者，在十年以外。”[28]
《万国公报》则始终支持修建铁路，并全面论述了修建铁路对于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力量、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具有的功效。在经济方面，它认为修建铁路便利运输，能够使各地物产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若以途程迢遞，运物维艰，则建造铁路而地利亦得矣。……实利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29]并对顽固派认为铁路侵夺民利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它说，“或云恐开铁路贫民，日后有碍。独不闻东西各国铁路、电报，年胜一年。试问各国人民皆都肯乐意吃亏受害乎？……倘开铁路，则无业者立能资生，有土者立能变产。如此不止救目前之危，亦可获悠久之益。”[30]在军事方面，它指出由于战争中“兵贵神速”，铁路能够迅速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为战争赢得先机，“有事于兵家最利。”[31]在社会发展方面，它认为当发生灾害时，利用铁路运输救援物资快捷便利，运价低廉，有利于救济灾民。“铁路尤为有益凶年运米，快捷之至”，[32]“且用铁路运粮赈济不取脚价。”[33]《万国公报》多次呼吁清政府修建铁路，并指出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当务之急，“当斯时也，凡心乎为国者，欲变弱而为强，务为创造铁路。”[34]
虽然在数次铁路之争中多以顽固派获胜，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我们看到，《万国公报》作为体制外的言论和体制内的洋务派言路形成了互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为《万国公报》以传播西学、批评时政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活动中来创造了历史契机，而《万国公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为洋务派提供了他们领导洋务运动所急需的西学知识以及如何开展洋务运动的策略方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万国公报》宣扬的变法观及其所提出的变法的具体途径、方案、目标等等，大体是符合中国时代发展要求和历史进步潮流。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万国公报》对洋务运动的报道、阐释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们对洋务运动的疑虑和误解，提高了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就后一点而言，当时中国的书籍和报刊无出其右者。[35]可能也正因如此，该报得到洋务派官员的赞赏，“总理衙门大臣亦称《公报》（即《万国公报》——引者注）为华字中第一报。”[36]
此外，有关洋务运动所涉及到的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编练军队等这类重大政府决策问题，过去仅在朝廷高级官员内部讨论，一般百姓不仅不容置喙，而且根本无从与闻。而现在《万国公报》将高居庙堂之上的国家大事传播给了身处江湖之远的普通知识分子，赋予了广大普通知识分子知政和议政的权利和可能。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近代报刊所创造的类似西方“公共领域”的新型社会舆论空间开始逐渐形成。
二、现代媒体表现手段建构洋务官员正面形象
除洋务派官员主持的洋务事业遭受当朝顽固派的群起围攻外，因事及人，洋务派官员自身也备受顽固派攻击。如在中央倡导和主持洋务工作的恭亲王奕訢，因排行第六，被称为“鬼子六”；致力于福建洋务事业的福建巡抚丁日昌则有“丁鬼奴”之称，他甚至被迫在顽固派猛烈的攻击下辞去巡抚职务。[37]李鸿章一生以洋务为事业，久被清议攻讦，晚期心酸自喟：“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38]作为洋务外交运动的前驱先路，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因出使异邦而为社会守旧势力诬蔑诋毁，“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39]湖南乡试诸生甚至在玉泉山集会，商议捣毁郭氏在湖南的住宅。他撰写的记录从上海到伦敦旅程见闻的《使西纪程》则更是备受时论攻击。清流派官员张佩伦斥责“《纪程》之作，谬轾滋多。……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40]
面对顽固派的攻击，《万国公报》积极地将洋务官员塑造成既符合儒家政治文化标准又顺应时代需求的理想官员形象。如它发表评论说，“内而恭亲王，藩外而李相（李鸿章——引者注），既创设天文馆同文馆于京都，以造就中华之俊士，复命建制造局方言馆于沪地，以振兴中土之鸿谟”，其他洋务派官员如沈葆桢、李宗义、王凯泰、丁日昌等“皆知时局之变迁，不泥古今之陈迹，殚忠竭智，为国为民。”赞扬他们既忠君效国，又见识卓越、通达时务，是清政府目前为实现富国强兵所急需的栋梁之材，称赞他们开创的洋务事业“为中国立富强之基，而为各西国□饮佩者，此即吾所谓善行其策之智者欤。”[41]
郭嵩焘受到的社会非议最强烈，当他从英国卸任回国时，为将郭氏塑造成一位出色完成使命、深受国际好评的大使，《万国公报》更是充分利用了现代媒体的多种表现体裁和方式。其一，客观报道新闻。它转载英国《泰晤士报》中英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郭嵩焘的报道。“太唔士大报又论及郭公出使英法两国实堪胜任，今将返节，西人皆有攀辕之意，为其为中国钦差中第一人也。”[42]以事实说话证明郭嵩焘不辱使命。其二，发表评论文章积极引导舆论。它称赞郭氏“为星使之弁冕，即为后任之楷模。人为郭公荣。”[43]其三，刊载文艺作品诉诸情感感召。它不惜篇幅刊登了一组英国诗人赠别郭氏的诗歌，礼赞他“蹇蹇王臣，爱国忠君，愿公怀抱，如日临照，炳耀六合，海宇清平。”[44]此前，《万国公报》还曾将郭嵩焘撰写的已经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使西纪程》从441卷起分八次连载刊出。45]它倾力为郭氏塑造理想形象，既是为使时人能够理解郭氏为洋务外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迩时不知郭公之益处，将来必知之”，同时也是在向社会宣传现代外交制度的意义和必要性。
《万国公报》努力将洋务派官员塑造成既符合传统要求又契合时代需要的正面形象，一则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攻击，为洋务官员减轻了来自对立舆论的压力，消解了其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二则有利于为洋务派官员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对于一个信奉和崇尚“以德为治”的社会，良好的社会声誉对当时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顽固派不会由抨击洋务活动本身进而转到攻击洋务官员人身；同理，李鸿章也不会因久被清议攻讦而心酸不已。《万国公报》倾力为洋务派官员塑造正面形象和良好声誉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他们所领导的洋务运动能够在社会上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三、批评洋务运动不足与弊端，推动其向纵深化发展
可能是出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评论洋务运动的需要，也可能是为贯彻其宣称的“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46]的报刊宗旨，以体现出现代报刊公正客观的议政姿态，《万国公报》对洋务运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揭露和批评。但作为一份积极“干预与影响”洋务运动的报刊，它在对其进行批评之后，还为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以帮助洋务派官员提高决策水平、增强政策效能。
就教育方面，《万国公报》认为洋务运动兴办的教育活动“不过暂辅于目前，非治本之长策也，凡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若不从根本用着实工夫，即学习皮毛，亦无裨益于实用也。”[47]它认为所应当学习的西方“实学”即“天文地理、格致农政、理学法学、武学医学”等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与教育改革紧密相连的是人才选拔机制，它认为，洋务教育事业兴办“十余年来人才辈出”，但其“出类拔萃者然皆不闻畀以事权也”，“其余潦倒半生转为狼狈者更难枚举。”究其根本在于“未博一举，得一第”，因此要求扩展人才选拔渠道，呼吁“择其学之较优者，分置各局帮办、翻译，斯在彼得展其所学，而不致向隅在我，得厚其所需而不嫌伤惠，迨奉到京咨即如数调齐并人同文馆，岂非一举两得哉。”[48]它进一步要求引进外国教师，扩大教育规模，将洋务人才选拔机制制度化，提升到与科举同等的地位。它认为这必将能够培养出大量的洋务人才。“延师入国，设教于十八省，三年一试与科并行。十五年后，奚只万余经济之才乎？”[49]
就工商企业方面，《万国公报》指出，洋务运动中“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此其何故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故也。”它提出效仿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将工商企业完全交付商人经营。它甚至提出仿行西方建立专利制度，“西人制造皆由商办。如一物合用，则官给以执照任其销售，于是乎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且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求胜于前物，而智虑益睿而益开，制作而愈巧。”[50]
就外交事务方面，《万国公报》认为外交事务不仅事务繁杂而且事关重大，必须慎重选择出使人员，“窃以为中国派往外洋之领事官实较中国州县官尤为关系紧要。……华人之保全在此，中国之礼统系此，和谊之敦睦因此，此而不慎其选。”[51]膺任者必须精通外语，了解国际事务，不仅要见识远大，而且要有强烈责任心。“苟非操守有素、品行夙敦、才堪肆应者，不足以充任斯选。”[52]
《万国公报》所提出的许多批评和建议，都被清政府和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所采纳。如在人才教育和选拔方面，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先后成立一批实业学堂，将近代科学文化作为洋务教育主要内容。[53]在外交事务方面，外交活动日益受到清政府重视，后期外交官群体的整体素质得到显著提高，他们大多思想开明，熟悉国际事务，成为晚清政府官员系统中最为出色的群体之一。《万国公报》自己也深为其建议和观点能够影响洋务派决策而感到骄傲。如它曾建议洋务派收购外资旗昌洋行的部分业务以增加盈利，不久，洋务派民用企业招商局果然收购了旗昌洋行的部分业务。为此，《万国公报》特地撰文自豪地宣称“中国应该买长江暨北路轮船贸易以谋利，而免后日与旗昌等行争持生意也。虽本馆意料如此，犹不知有如此之速，岂期未至一年，意如本馆之识见矣。今旗昌之金麓源行长江，兼北路之轮船，兼机房码头，统经中国招商局买定。”[54]
但是，《万国公报》也有一些批评和建议虽然正确合理，但由于深深触及到洋务派实际利益，而遭到洋务派的拒绝。如对于民用企业，它反对官办路线，倡导民有民营，但为把持和汲取丰厚的利润，洋务派始终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牢固地控制着民用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也是后来这些企业积重难返、入不敷出相继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建构起洋务派各阶层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无论是郭嵩焘（同时也是洋务派理论家）、唐廷枢等洋务运动的实践者，还是郑观应、胡礼垣等洋务运动的理论家，他们不仅积极阅读《万国公报》，而且还为《万国公报》撰稿，发表文章探讨和研究洋务运动的形势和走向。当然，《万国公报》上刊登的洋务派官员的文章可能绝大部分都不是他们主动投稿的，而是《万国公报》自行刊载和转载的。[55]但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洋务官员的政见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得到洋务理论家们的积极回应，客观上形成了洋务运动理论家和实践者之间对话形态，强化了洋务运动理论家和实践者之间的联系。
尤其重要的，一些热心支持洋务运动、积极想为洋务运动出谋划策的民间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洋务派的低级官员，因受身份所限和清廷言禁政策所囿，在传统的信息传播体系中找不到表达他们建议和主张的途径。如早期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对此就有切身体会，他说：“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而现在《万国公报》则为他们提供了抒发政见、贡献才智、以言论参与其中的途径。如《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沈毓桂，作为一名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与林乐知共同主持《万国公报》长达18年，在该报上发表了《泥古变今论》、《中西相交之益》等大量有关洋务运动的重要文章，系统地阐发了他关于洋务运动的变法思想、教育思想、交通运输建设思想等等。对于一般民间知识分子，《万国公报》不仅一再主动向他们约稿，“华士赐我佳章不胜欣喜”，[56]而且还围绕“富国要策”、“中西相交之益”等洋务问题开展有奖征文，以激发他们的议政热情，鼓励他们踊跃发表谠论。[57]同时它保证，尊重投稿作者的原作，不擅做删改。[58]这得到了民间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如金铭、华逢甲等就“富国要策”等洋务话题撰写了万字长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数期刊登，充分地展示了他们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看法。此外，《万国公报》还刊登了大量学堂、书院以及教会学校学生撰写的有关洋务运动的课艺和课卷。当时学校为吸引和鼓励学生、敦促他们对一些事件发表看法而经常设立考课，要求学生按所列的题目作答，获奖者给予一定的奖励。[59]这就使新式学堂的学生得以参与到洋务运动中来。再者，在当时落后的传播和交通技术条件下，洋务派民间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相互之间进行持续而充分地信息交流的渠道，《万国公报》则为他们建构一个定期交流的平台。在相互交流和探讨中，民间知识分子那些原本分散、零碎、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意见得到集中和深化，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民间知识分子的洋务知识和理论水平。
藉此，《万国公报》建构起了洋务官员、改良思想家和支持洋务运动的民间知识分子相互对话与交流的信息平台。凭借这个对话平台和信息交流网络，既使洋务运动的政府决策者和执行者能够听到广泛的民间建议、批评，能够感受到广大而有力的民意支持和拥护；又使洋务运动的理论指导者、民间支持者能够及时、长期、稳定地获取洋务运动的信息，并通过建策建言的方式参与到运动中来。这样就增强了洋务运动活动家、思想家和支持者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随着报纸长期地流布与传播，三者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日趋紧密，不仅使洋务运动各群体规模日益增大，同时也增强了洋务运动各阶层的凝聚力，壮大了洋务运动的力量。
五、宣教目的和英美立场
《万国公报》的一些具体改革建议切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并且对洋务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还必须看到该刊一以贯之的以宣扬基督教为宗旨，以维护和扩大西方在华利益为目的的根本特征。它宣扬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信奉基督教，“天下大局学问之兴，贤才之多，甲兵之强，莫如徒耶稣之国矣。天下之国而偏让耶稣之国独兴何哉？因有耶稣道为之本。”[60]它辩称中国开展洋务运动十余年来并没有实现富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信奉基督教，“王公大臣有放生徒于他国，请西士授格致、效兵法、造战舰、筑炮台，岂有成效？惟惜未备耳，天道根也。”[61]它宣称中国只有“实力奉行耶稣真道”[62]才能实现富强，“中国欲奋发为雄，先折衷耶稣之道后参以格致之学，如是而不富强未有之。”[63]“我中国假令有耶稣之道熏染其民，不数十年而国运兴隆，未可限量。”[64]不仅如此，它甚至还宣称信奉基督教是中国实现“富强捷径”，[65]是“富强中国第一法”。[66]由此可以看出它支持洋务运动，呼吁学习和广泛采用西方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藉此而宣扬基督教。
再者，《万国公报》鼓吹和支持中国以自强求富为鹄的的洋务运动，是因为清廷开展洋务运动所需的机器、技术、原料、资金等均需从西方国家采买借贷。洋务运动兴办的现代化事业对西方国家在华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也带来诸多便利，如建设铁路，当时英国公使阿礼国就指出，“添设铁路……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利益。”[67]洋务运动中所需各类现代技术、科学、翻译、教育人才也需从西方国家聘请，《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本人也曾受聘于洋务教育事业。而这一切都有利于维护和扩大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
立足英美利益，强调英美利益，也导致其变法主张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政治保守性。它说：“居今之世，际今之时，度今之势，一旦奋发有为，竟反乎古今之道，变乎古之法，而骤行之，毋乃太迫。凡属臣民必将有大为骇异，而佥议其非是者。吾仪图之，必当深思熟计，气度从容，缓缓以图，徐徐而更之，将见夫焕然一新，既不动人之听闻，复可息人之议论，此之谓善变之法矣。”[68]这虽然是《万国公报》鉴于顽固派极端守旧且势力强大，提出变法须注意策略性要从点滴改良人手徐缓而行，但更能反映出它的政治保守性，生怕变法速度过快，力度过大，以致影响和冲击到英美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
《万国公报》所秉持宣教目的和英美立场削弱了其洋务变法言论的传播效果，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普遍极端蔑视和排斥基督教义，如冯桂芬就认为“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69]他们在拒斥《万国公报》为西方侵略和传教张目的主张时，有时也将原本可能合理变法意见一概摒弃，同时这也为顽固派激烈反对洋务运动制造了口实，为原本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增加了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从1874年更名时起到1883年停刊，《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相伴随近十年，几乎每期都有涉及洋务运动的新闻和评论，为其进一步发展营造出积极舆论氛围。尤其是《万国公报》每周发行数量约2000份左右，年累计印刷发行量近10万份，发行网络覆盖了北京、上海、天津、厦门、福州、广州、烟台、通州、张家口等中国南北主要城市，甚至远销海外地区。读者广泛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买观者除教会牧师、教士、教友先生外，上至督抚大人，下至别驾士商，无不争睹为快。”[70]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万国公报》外，《申报》（1872年）、《循环日报》（1874年）、《汇报》（1874年）等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晚清早期著名中文报刊都创刊于1870年代前中期，这并非偶然现象。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发展势头强劲的洋务运动，推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呈现出近代化的变化和气象，而逐步迈向近代化的中国需要并且也催生了为其鼓呼的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这些现代报刊创刊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投入到支持和宣传洋务运动的活动中去，并且相互之间转载文章，宣传彼此政论要旨，这样就将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若干口岸城市和部分内陆省会城市的洋务运动推介到全国主要城镇，将囿于一小部分洋务派官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洋务思潮推向全国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尤其是渗透到因长久闭塞而观念陈旧、见识狭隘、思想保守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扩大了洋务运动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社会影响力。从洋务运动起步时，“一说便招议论”，到19世纪80年代“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不说和报刊的大力宣传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