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是美国的反恐盟国吗?——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论文,美国论文,反恐论文,盟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中，一部分恐怖分子具有沙特国籍，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美国公众对沙 特产生不信任和怀疑。“9·11”事件以来的两年里，美国一些主要新闻媒体、部分中 东问题专家以及某些国会议员公开指责沙特政府在反恐合作方面的敷衍、搪塞态度，并 呼吁布什政府对沙特王室政权采取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在公开场合仍然回避 所谓的“沙特问题”。就美国与沙特在反恐斗争中的合作而言，布什政府负责外交及国 家安全事务的高官们仍然强调沙特的盟友地位。但种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 和沙特之间的那种“盟国关系”很难在反恐斗争中得到体现。本文试图阐释这一观点， 并概述美国—沙特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解读一下美国发动 的这场反恐斗争。
反恐斗争：美国VS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布什政府一再声称，美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9·11”事件以来的事态发展 表明，美国的反恐斗争(注：本文对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的考察不局限于“9· 11”事件以后的事态发展，因而没有使用“反恐战争”这一提法。)主要针对伊斯兰极 端主义恐怖组织，重点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网络。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长期对立是滋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原因。20世纪末期，中东 地区的各种危机进一步加深，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使该地区无法回避与西方的各种形 式的接触。伊斯兰世界普遍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在依赖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抵制西 方的政治—文化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极端分子把中东伊斯兰世界所遭遇的各种 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统统归咎于西方国家和当地的一些世俗政权，并在历来对西方存 有对抗情绪、对本国政权心怀不满的伊斯兰民众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伊斯兰极端主 义者认为，解决伊斯兰认同危机的办法在于消除世俗影响、建立某种实施伊斯兰教教法 (Sharia)的、纯正的伊斯兰国家。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当地的世俗政 权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大障碍，必须以“圣战”(Jihad)与之对抗。鉴于西方在军事上 技术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他们借助恐怖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以明白无误的 宗教言辞为这种血腥手段辩护。
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典型体现了这种盛行于中东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拉登认为，西方的政治—文化对伊斯兰世界具有腐蚀性，只有 回复到严格的伊斯兰传统，伊斯兰世界才能保持自己的认同。(注：参见Yossef
Bodansky,Bin Laden:The Man Who Declared War on America,Prima Publishing,1999 ,pp.3—4.)除策划并成功地实施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恐怖活动外，本·拉登及其“基地” 组织公开、具体地宣布了自己的“圣战”目标：结束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将美军逐 出整个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以恐怖手段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压)；建 立一个纯正的、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的穆斯林帝国；结束穆斯林受压迫的状况，实现穆斯 林团结；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国的各种目标，使美国因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而付出代价 。(注：参见James S.Robbins，“Bin Laden’s War”,in Russell D.Howard and
Reid L.Sawyer eds.,Terrorism and Counteterrorism,McGraw-Hill/Dushkin,2003;
Kurt M.Campbell and Michele A.Flournoy eds.,To Prevail: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The CSIS Press,2001,Chapter 4.)本·拉登及 其基地组织对这些目标的阐述以及对恐怖手段的辩护往往以颁布“法塔瓦”(fatwa，宗 教教规)的形式出现，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增强自己的号召力。他们比其它伊斯 兰激进恐怖组织更具全球影响力，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网络——包括精英恐怖分子 、某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某些国家内部要害部门的成员，其活动涉及国际金融、 毒品交易、军火贩卖等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直接针对美国海外 设施及人员的恐怖袭击，本·拉登及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领导人公开号召广大穆斯林向 “撒旦”(美国)发起“圣战”。面对日益升级且具全球规模的反美恐怖活动，美国精英 决策层逐步意识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恐斗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 领域的一项重要事项。1998年8月，美国就东非使馆爆炸案作出反应，向阿富汗境内的 恐怖组织训练营地发射巡航导弹，克林顿总统明确声称，美国的打击目标就是本·拉登 以及得到其资助的“激进组织”。(注：参见Yossef Bodansky,Bin Laden:The Man Who Declared War on America,Prima Publishing,1999,p.ix.)美国的报复行动使伊斯兰 极端主义分子与美国的对抗进一步升级。“9·11”事件终于迫使美国以战争姿态来应 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形成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激烈对抗的局面。
在这场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较量中，鉴于恐怖组织的网络结构以及恐怖活动的全 球规模，美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反恐联盟。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恐怖分子及其 活动都具有“沙特背景”，这使美国有必要争取沙特的反恐合作。而且，本·拉登因美 军驻扎沙特一事而与沙特王室产生对立，美国—沙特存在传统盟国关系，这似乎预示着 沙特应该成为美国发动的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一个坚定、可靠的盟友。但从沙特王国特殊 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察，这种预期难以实现。
沙特王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沙特难以在反恐斗争中为美国提供“盟国式”合作的根 本原因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以家族名称命名、实施家族统治、政教合一的伊 斯兰君主制国家。
沙特王国政教合一的重要体现就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the Wahhabi)与沙特王室政权的 结合。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在18世纪早期创立的瓦哈比教义(Wahhabism )包括这样一些要点：严格信奉独一无二的安拉，反对多神崇拜以及异教思想对伊斯兰 教的侵蚀，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和严格性；以《古兰经》和“圣训”立教，以《 古兰经》和早期真实的“圣训”作为穆斯林信仰、立法、道德以及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主张一切回归到《古兰经》本来具有的精神中去；主张所有穆斯林在安拉面前一律平 等，号召穆斯林为捍卫“安拉之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注：参见王铁铮、林松业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8—69页。)1744 年，瓦哈卜与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酋长签定盟约，约定为创建一个瓦哈比派国家而共 同战斗，这项盟约在当时是双方寻求各自利益的产物。以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为首的 沙特家族希望通过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传播来扩大领土、确立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 统治地位。而传教过程中的失败经历也使瓦哈卜得出结论：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的 支持和庇护下，伊斯兰教才能得到传播和弘扬。
通过这次结盟，沙特家族确立了以宗教立国、以宗教维系政权的原则，对沙特王国的 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沙特家族以瓦哈比教义为旗帜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早期 的沙特王国。当现代沙特王国于1932年正式成立时，沙特王室政权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 的结合已成为沙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固有特征，至今仍然对沙特的政治、社会以及个 人生活具有强烈影响。现代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不少中东国家以 政教分离、世俗化为改革原则，有些被二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推上了共和道路，而 沙特王国却始终维系着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家族君主制。沙特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进行 的改革始终以非世俗化思想为指导，历代沙特君王都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圣地 守护者”称号的伊斯兰大国，沙特只有坚持正统的伊斯兰教义、保持纯净的伊斯兰特色 ，才能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民众及世界穆斯林的支持，沙特王国的有关改革只能在 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进行；伴随着战后沙特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沙特王国的社会结构 也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多元化。但现代沙特社会结构中的所有社会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将伊 斯兰教作为精神武器和产生凝聚力的源泉，沙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见解很难 跨越伊斯兰教所界定的范畴，原因就在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 兰教(瓦哈比教义)既是指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规范沙特国民个人行 为和生活方式的律条……伊斯兰教对沙特国民的深刻影响，无论怎样表述都不为过。” (注：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235页。)此外，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宗教机构在沙特的国家及社会生活中占据极其重 要的地位。
冷战时期，以宗教立国的沙特自然对信奉“无神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深感忧 惧，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敌视成为美国—沙特传统盟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之一。美国当时所看重于沙特的正是沙特政治—文化中一切保守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并为各种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不容。但在反恐背景下，正 是沙特王国的这种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不得不令美国舆论界对沙特的“盟友地位”产生 怀疑。因为人们不难看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张与沙特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存在许多一 致之处，沙特王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许多东西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不 同之处仅在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号召以血腥杀戮的恐怖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沙特 王国，瓦哈比教义的主张早已通过“政教合一”、“宗教立国”成为了沙特政治—文化 背景中的固有特征。本·拉登与沙特王室政权产生对立，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甚至以推 翻沙特王室政权为目标，但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仅是沙特王室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尤 其是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存在，沙特政治—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特征(“政教合一”、“宗 教立国”以及严格的瓦哈比教义)是他们难以挑剔的。由于长期坚持对伊斯兰教的严格 遵从以及瓦哈比教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沙特社会很容易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同情，沙 特情报机构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25—41岁这个年龄段而言，95%的沙特人表示同情 本·拉登。(注：New York Times,January 27,2002.转引自Adam Garfinkle：“Weak
Realpolitik:The Vicissitudes of Saudi Bashing”，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2.)在外界看来，正是沙特王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才孕育出本·拉登之 流的极端主义恐怖分子。
美国舆论界近来对沙特在反恐合作中的表现颇有微词，新闻媒体着重列举沙特与恐怖 分子的种种“暧昧关系”，某些美国学者则按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向世人暗示 ：在反恐背景下，沙特不仅很难称得上是美国的“盟友”，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在 将来要加以认真对付的“敌人”。这类暗示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可以肯定，沙特的政 治—文化背景决定了沙特政权及广大穆斯林民众看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般态度，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沙特为美国提供反恐合作的“质”和“量”，是美国—沙特反恐合作中 难以体现两国传统盟国关系的根本原因。很难想象，一个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立国的 、极端保守的穆斯林大国会在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尖锐对抗中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国 。即使从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来看，沙特的这种特殊政治—文化也限定 了王室政权的回旋余地，使其很难充分地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
沙特王室政权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影响美国—沙特反恐合作的“双刃剑”
沙特王室政权的现实政治以捍卫王国安全、维持王室统治地位为宗旨。王室政权面临 的复杂内外局势使其现实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沙反恐合作，但同时也为这种合作 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石油资源成为将沙特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但现代沙特王室政权始终以伊 斯兰教为立国之本，谨慎地维持着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保持了一个相对长 期稳定的国内政局。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虽然对苏联、某些阿拉伯激进国家以 及以色列的意图有所戒备，却很少面临某种真实的、严重的外部威胁。但从20世纪70年 代末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促使沙特与其它海湾国家 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希望借助地区安全结构来抵御两伊的威胁；海湾战争使沙特王室 政权深切体会到，就抵御地区强国的入侵而言，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必不可少。但美 军驻留沙特一事引发了王国内部局势的恶化。本·拉登及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攻击 沙特王室，对王室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美军驻留沙特是对“圣地 ”的亵渎，而引入美军的沙特王室因此变成了美国的“走狗”。(注：James S.Robbins ,“Bin Laden’s War”,in Russell D.Howard and Reid L.Sawyer eds.,Terrorism
and Counteterrorism,McGraw-Hill/Dushkin,2003.)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把美军在沙特 的军事存在与沙特王室政权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煽动性。沙特国内自 90年代开始也兴起了一股伊斯兰极端主义潮流——以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DLR)为代表 。沙特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主要利用美军驻扎沙特一事在穆斯林民众中散布对王 室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并且与境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如本·拉登)以及某些支持 恐怖主义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等)密切合作，在沙特国内制造了针对美军的恐怖袭击 事件，加重了王室政权对国内秩序的担忧。
沙特王室政权面临这样的困境：为抵御地区军事强国可能发动的入侵、维持自己的生 存，它必须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但美国—沙特军事合作——尤其是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 在——为沙特国内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提供了攻击王室政权的借口，他们对穆斯林 民众进行的煽动同样有可能危及王室政权的统治地位。从表面上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 ，沙特王室政权有必要坚决打击由于国防需要而引发的国内恐怖及煽动活动，而且具备 这样的能力。(注：由于政权性质，沙特王国有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其负责国内 安全的精英部队——国民警卫队(the National Guard)——在装备、地位以及待遇上超 过沙特正规军。参见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商务印 书馆，2000年版，第211页。)但是，在沙特王室政权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间隔着沙特 广大的穆斯林民众，沙特王室政权在他们中间享有威望，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某些主 张也为这些民众所同情。就沙特王室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言，谁都不敢采取针对对方的 过激行动，以免使自己丧失穆斯林民众的支持。(注：迄今为止，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没有发动直接针对沙特王室政权的恐怖袭击，沙特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事 基地(1995年、1996年)、外国人居住区和沙特人富商居住区(2003年)。)在这种情况下 ，反恐就不是沙特政权维持国内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激烈的反恐措施会激发穆斯林民 众与王室政权的对立，后者如果按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 及时、充分的合作，这种合作就有可能成为极端分子攻击王室政权“合法性”的弹药。 沙特政权的反恐举措以及它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只能以不恶化国内稳定、避免为极端分子 提供借口为限。不遗余力的反恐反而会危及内部稳定。针对极端分子的恐怖及煽动活动 ，除有限反恐外，沙特王室政权采取另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选择——尽可能将国内伊斯 兰极端分子疏导到远离沙特的地方，为缓解压力，它甚至不惜与某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 权进行交易。(注：相关事例可参见Yossef Bodansky,Bin Laden:The Man Who
Declared War on America,Prima Publishing,1999,pp.275—279.)一位沙特要人就曾 公开指出：“如果国家利益要求我们靠向本·拉登、或卡扎菲、或萨达姆，那我们就会 这样做。”(注：New York Times,April 25,2002,转引自Daniel Pipes：“The
Scandal of U.S.-Saudi Relations”，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03.)
“9·11”事件后，美国舆论普遍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反恐在美国国家安全议事日程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近10年来所面临的内外复杂环境 ，沙特政权维护王国安全、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首要问题与其说是反恐，还不如说是小 心翼翼地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化解或不进一步激化由于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而在沙 特社会中引发的反美情绪——在极端分子的煽动下，这种反美情绪大有可能转化为与王 室政权的对立。从捍卫王国安全的现实政治出发，沙特政权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长期依 赖美国，这就为美国争取沙特的反恐合作提供了一定空间：为保持美沙军事合作，沙特 王室政权不得不就美方的反恐合作要求作出一定姿态；另一方面，从维系王室统治地位 的现实政治出发，在就极端分子在沙特国内的活动以及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作出反应时 ，沙特王室政权只能以此为限：不能造成有可能危及到王室统治地位的那种分裂——沙 特社会(广大穆斯林民众)与王室政权的分裂。但随着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 逐步升级，恐怖与反恐怖、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愈演愈烈，美国日益需要诸如沙特这类 的国家为反恐作出贡献，日益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对抗越激烈，穆斯林民众同情伊斯兰极端分子、仇视美国的倾向就更强烈，极端 分子对这种倾向的利用也就更加容易。在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和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国内穆斯林民众的对抗情绪——的日益增强的挤压下，沙特王室政 权为缓解眼下困境，只能以牺牲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来稳定、平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 国内穆斯林民众的不满——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敌入侵征兆的时候。美国越是希望得到 沙特的帮助，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加的压力越大，它对后者为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作出的选 择就越加失望，当沙特王室政权为缓解国内压力而把现实政治发展到极至、甚至不惜与 恐怖分子进行交易的时候，美国—沙特关系就很难说得上是盟国关系了。
结论
美国学者在敦促布什政府向沙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时，不恰当地搬出了“他们需要我 们甚过我们需要他们”这类提法，(注：Daniel Pipes：“The Scandal of U.S.-Saudi Relations”，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03.)因为就反恐而言，情况可能 恰好相反。美国的反恐战争实质上是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场较量，它需要一个广 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尤其需要诸如沙特这样的国家进行积极合作。沙特特殊的政治—文 化背景使其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恰恰是这种特殊文化背景构 成沙特难以在反恐斗争中提供“盟国式”合作的根本原因。从沙特王国的政治—文化背 景考察，很难想象，在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较量中，它会坚定地站在美国一方。从 沙特王国的现实政治考察，沙特在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为美国争取沙特的反恐合作留有 一定余地，但当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立严重加剧、沙特在国防方面没有遭遇明显 威胁时，沙特王室会以牺牲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来平息极端分子及国内穆斯林大众对王 室政权的不满。因此，在反恐背景下，美国—沙特关系很难称得上是盟国关系，尽管沙 特王室政权和布什政府仍然互以“盟国”相称——双方仍然看重对方的某些无法替代的 “长处”：沙特政权重视美国军事力量对沙特国防的重要意义，布什政府则认为，就地 区稳定而言，沙特王室政权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在反恐背景下考察美国—沙特关系——这是反恐战争 的长期性决定的；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反恐背景下，美国—沙特关系仍然很难称得上是盟 国关系——这是沙特政治——文化背景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所决定的；但从沙特王室 政权的现实政治考察，存在两个变量：(1)美国—沙特军事合作。鉴于中东政治的复杂 性，这是美沙关系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个因素，也是沙特在反恐合作中不得不应付美国的 一个重要原因；(2)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抗的程度。它在一定上决定了沙特王室政 权就美国反恐合作要求作出反应时的回旋余地。
可以将“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视为一个个案分析。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 联盟中，某些国家具有与沙特相类似的特征：政治—文化背景中的某些东西与伊斯兰极 端主义的主张相一致；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持同情态度的穆斯林民众； 国家政权与美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盟国关系，并面临如何处理反恐合作与国内稳定的平 衡这一棘手问题。研究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具有启迪意义，可以为探究美国与 其他某些“反恐盟国”的关系提供借鉴。
注释：
⑧重点参见Adam Garfinkle：“Weak Realpolitik:The Vicissitudes of Saudi
Bashing”，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2;Daniel Pipes：“The Scandal of U.S.-Saudi Relations”，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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