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典创业网络模型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国外论文,未来论文,经典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创业网络和创业者行为是当下创业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创业者的行为几乎总是镶嵌在特定的网络情境中的：一方面，创业者在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创业的同时其行为受到创业网络的制约；另一方面，创业者的能动行为也在不断改变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等。创业者借助于创业网络不断解决资源缺乏和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创业网络直接对创业成败产生重要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创业研究者对创业网络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于网络视角，运用网络方法研究创业过程已成为创业理论研究的主流之一。早期，学者们主要关注网络对创业者的工具性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网络作为创业者的活动场域，不仅包含复杂的经济利益及理性计算成分，而且还在关系中注入了一定的情感因素，是创业者进行创业这种社会化活动的重要平台。创业网络十分复杂，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远未达到成熟阶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对国外学者近20年来构建的影响较大的创业网络理论模型进行了系统回顾，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二、创业网络模型回顾
(一)Larson和Starr模型
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创业者特质研究，大约持续了30年，对创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Larson和Starr模型[1]产生于那个时代，因此是以创业者为中心来阐述创业者为创建新企业而进行的网络化过程。
Coleman(1988)提出的社会资本[2]概念大大推动了社会网络研究。他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选择来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并且以此来解释个人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首开以交易为基础的功利性社会网络研究之先河，对后来的创业网络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Larson和Starr模型基于理性选择交易理论，把创业者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创业网络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对日常关系进行筛选，保留有助于创业的基本二元关系。创业者的初始关系网通常是基于情感建立起来的，主要由亲朋好友组成，是一种自然的日常生活关系网，不一定能够支持创业活动。关系的经济维度是后来随着创业者对资源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创业过程的不断深入，创业者的创业意图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就按照自己的构想，有选择地保留和强化能为创业活动提供关键资源的关系，并且不断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
第二阶段，把基本的二元关系转化为社会性经济交易关系。创业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创业者不断试错、学习、发现和开发利用机会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必要的资源是创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创业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寻找合作者，并且经过相互适应和磨合，与合作者建立基于信任和互惠的相互依存关系。
第三阶段，交易关系不断叠加。创业者和其他个人建立交易关系，其他个人之间也会产生各种交易关系，从而形成基于市场的多元复杂关系。随着新企业的创立，交易关系通常具有多重商业功能，适应多种职能活动，具体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多层次的交易关系叠加。
Larson和Starr建模解释了交易关系如何由相对简单的二元关系转化为多层次的复杂关系。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网络的密度、复杂性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而且，交易关系越稳定，就越有利于创业。他们的模型揭示了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试错、学习、发现和开发机会以及交易关系的形成、资源的获取等都具有动态特性，因而通常被认为是创业网络研究的奠基性模型[4，5]，是早期创业研究中表述网络活动过程最完整的理论模型[6]。
图1 Larson和Starr模型[1]
(二)Smith和Lohrke模型
个人关系网络的巨大潜在能量通常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其中的关系涌现并不遵循任何单一规则[7]。创业网络既是社会关系网又是商业交易网络，因而既包括基于情感的沟通和社交活动，又涉及资源、商品、服务交易和合作[8]。基于情感的网络关系不仅有利于信息交换、共同解决问题和建立牢固的信任，而且能够替代刚性的契约和高成本的监管，因而能够提高网络的经济有效性[9]。
Larson和Starr认为，创业者采取创业行动的初始条件是基于情感的强关系网络，但又认为创业者是通过理性选择来构建创业网络的。在他们俩的模型中，情感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创业网络的构建过程中，个体间基于情感的社交关系总是与经济交易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基于情感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增强交易伙伴之间的信任和责任感。Smith和Lohrke[4]借鉴Johannission等人的研究成果[8]，对Larson和Starr的创业网络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创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本质上是信任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沿用McAllister对信任的定义，Smith和Lohrke构建的创业网络模型把情感因素和交易整合在了一起，又把创业网络赖以建立的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是指信任关系中的情感维度，或者说个人注入情感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具体表现为对伙伴的福利、信念、期望的真正关心；而认知信任(cognitive trust)则是信任关系的理性维度或经济维度，即一方信任对方是基于对对方的认知[10]。
Smith和Lohrke认为创业网络中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业者从基于情感的强关系出发去探索创业的可行性。基于强关系的社会支持是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的，主要依靠的是高频率的接触、深入的沟通、高水平的情感投入和亲密无间的交往，也就是情感信任[11]。第二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弱关系的建立或引入，创业者的关系网络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网络中的关系各方彼此会越来越了解和熟悉，交易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进而逐渐形成认知信任。第三阶段，随着新企业的创立，网络中不断出现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易关系。新企业的创立也意味着制度的建立，网络关系变得稳定，交易也随之趋于稳定，并且不断重复，而关系中的认知信任水平也不断提升，网络内部的交易逐渐变成组织间基于制度的交易循环(参见图2)。
图2 Smith和Lohrke模型[4]
Smith和Lohrke模型的理论前提是创业者在信任形成过程中具有能动作用，即卓有成效的创业者能够主动发展交易关系以利用社会资本来克服新进入缺陷。该模型展现了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在创业网络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演化状况，可以帮助创业者更加有效地维护和利用创业网络。
(三)Kock和Galkina模型
20世纪90年代后期，创业过程研究逐渐取代创业者个人特质研究而成为创业研究的主导范式。Kock和Galkina[12]模型以创业过程为基础，描述了不同创业阶段所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网络活动与不同的资源获取方式。
Kock和Galkina沿用了Coviello和Cox(2006)[13]所下的创业过程定义，把创业过程分为构想(conception)、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和成长(growth)三个阶段，认为创业网络的创建开始于创业构想阶段，网络创建活动在商业化阶段变得更加密集，而在新企业成长阶段则致力于发展业已建立的关系(参见图3)。
图3 网络化活动密度与创业过程关系[12]
在创业构想阶段，创业者的关系网络以基于情感的小范围的强关系为主，创业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拓展已有关系以达到创业目的。在商业化(这里就是创业)阶段，创业者充分利用已有的关系网络，开展各种网络化活动来积极构建创业网络，组建一定规模的创业团队，进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在成长阶段，制度建设伴随着新企业的创立同步进行，创业网络逐渐能够通过关系间的自组织机制自我运作，而不再仅仅受创业者个人控制。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创业者开展网络化活动的目的也逐渐由创建网络转变为协调与控制网络；在商业化特别是成长阶段，与创建新关系相比，有效利用已有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开展网络化活动的目的和资源来源都会发生变化，而且也会影响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创业过程中的资源动员、获取和开发利用相应对应于创业过程中的三个网络化活动阶段。资源动员对应于构想阶段，创业者利用网络中的强关系来激活各种已有关系，动员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通过强关系动员起来的资源通常不受所有权的约束，而且也不用承担相应的风险，如创业者调动其家人的资源，就不存在一般交易中的风险问题；资源获取对应于商业化阶段，创业者通过商业化利用网络关系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资源开发利用则对应于成长阶段，就是通过对已获取的资源的杠杆化利用来创建和发展新企业，与此同时，创业网络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参见图4)。
图4 Kock和Galkina模型[12]
图5 Jack和Mouzas模型[14]
注：图中不带箭头的直线表示尚未直接发挥作用的弱关系，带箭头的直线表示已经发挥作用的强关系和弱关系。
(四)Jack和Mouzas模型
Jack和Mouzas[14]模型从交易视角把创业定义为“网络条件下的交易重谈”。交易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或者说“交易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以提供当前或将来效用的方式来换取其他形式的效用回报”[15]。Jack和Mouzas认为，交易能否发生和重谈直接关系到创业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必须具备与其他个人或组织进行交易的能力。尽管发现商机是实施创业的必要条件，但商机的开发利用必须通过开展交易活动来实现。
在创业之初，创业者是嵌入在其已有强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强关系是创业初期达成交易的必要条件，因为基于弱关系的交易缺乏确定性与可靠性。创业者通过强关系获得社会资本，并持续发生交易，同时保留网络中的结构洞。结构洞理论是Burt在1992年提出的，所谓结构洞就是指网络中必要连接的缺失或断裂[16]。对于创业者来说，结构洞意味着信息损失和资源获取渠道的断裂。随着创业的发展，创业者会通过建立必要的关系来弥补这种缺失，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与此同时，创业网络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弱关系，并为创业网络带来弱关系自身的网络关系，或者说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获取渠道。创业者通过与新出现的弱关系发生交易，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业网络，重塑先前的网络秩序。
创业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创业者与同他发生交易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问题；同时，创业者也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只能缔结不完全契约，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交易重谈问题。随着创业过程的不断深入，创业者必然要与更多的个人和组织发生交易，同时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创业者经常要与同自己缔结交易契约的行为主体就交易契约进行重新谈判，从而导致投资结构、利益分配格局和网络结构发生变化。交易重谈会改变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同时把更多的弱关系引入创业网络，并且重塑现有的网络秩序。
Jack和Mouzas在把创业定义为“网络条件下的交易重谈”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资本，结构洞以及强、弱关系等理论建模阐明了发现和开发利用创业机会的有利环境条件以及创业网络随着创业过程深入开展而发生动态变化的过程。他们俩的创业网络模型从创业过程视角来审视交易及其变化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创业网络形成和发展机理的认识。
(五)Slotte-Kock和Coviello模型
基于网络的创业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网络要素(关系性质、关系所提供的资源获取权)、网络治理(协调网络与资源流)和网络结构(网络内部的关系模式)等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了创业过程中的网络动态化建构问题(Hoang和Antoncic，2003)。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5]在Hoang与Antoncic(2003)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创业理论如何解释过程概念以及如何运用过程概念研究创业网络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反映网络形成过程的动态理论模型(参见图6)。
图6 Slotte-Kock和Coviello模型[5]
Slotte-Kock和Coviello把创业网络视为“新企业创建过程的结果”，提出了“创业过程产生了什么结果”、“创业网络如何形成”、“创业网络为何形成”、“创业网络随时间会发生什么变化”四个问题(参见图6中的A、B、C、D)，并且按照A、B、C、D四部分的顺序依次展示了创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变化。在A部分，新企业与网络都是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变化逻辑推演形成。网络化过程和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一样，经历了生命周期中关系变异、选择和保留三个阶段，新企业和网络共同演化。在B部分，A部分的所有活动都受到创业者或企业有目的的运作行为的影响。虽然创业活动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意外事件的影响，但是，创业者适应环境的策略也会影响关系的选择和保留并导致管理知识的积累，这是一个有目的的建构过程。在C部分，新关系被引入网络或旧关系退出网络，都会导致现在状况与变化状况之间的辩证对立，多个主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相互影响，共同解决网络变化过程中的冲突危机并且适应环境，从而导致新的综合结果。D部分表示从长期看，一系列有目的的运作及其所产生的危机和综合结果会不断打破网络现有的稳定，并形成新的稳定秩序。在创业过程中，单个主体及其所属网络与环境互动，不断导致关系变异、选择和保留，从而形成符合一定逻辑的演化过程。
Slotte-Kock和Coviello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影响网络形成和变化的内生与外生因素，并且说明创业实质上蕴含着创业者的意愿，只有在广阔的社会(如网络)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创业过程，在创业过程中环境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该模型基于生命周期观与演化观从整体上来研究创业网络，运用目的论与辩证观来考察网络内部成员的行为及成员间的二元关系，不但表明关系与网络共同演化，而且还说明组织及网络共同与环境互动。
三、模型比较与分析
(一)基于主要影响因素、关系和网络化结果的比较
为了深入探讨创业网络模型的内涵及其异同，以下从主要影响因素、关系创造活动和特征变化以及网络化结果三个维度对以上五个模型进行比较(参见表1)。
(二)模型演进分析
早期的创业研究关注创业者的个人特质，Larson和Starr的创业网络模型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以创业者为中心来阐述创业者的网络化活动过程。该模型以二元关系为分析单元，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把创业网络视为创业者通过它来弥补自身资源不足的手段，认为关系在创业网络发展过程中由社会性关系向社会经济关系转变，而创业网络在创业者不断试错、学习、发现和开发机会的过程中逐渐由基于情感的小范围强关系网络转变为个人间、个人与组织间以及组织间的多层次复杂网络。
Larson和Starr在他们构建的模型中只考虑了人的理性选择，而忽视了网络关系中情感的巨大潜能。Smith和Lohrke模型针对Larson和Starr模型的这一缺陷，强调了网络关系的情感作用，认为亲密的关系不仅能够替代交易契约的刚性条款和高成本的监管，而且还能提高网络的经济效率。在创建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情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关系各方之间的信任会随着创业过程的深入经历相应的变化。
在认识到创业者、二元关系和情感在创业网络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之后，受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业过程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网络化(networking)问题。Dollinger(2003)将网络化定义为创业者或企业家投入情感和资源拓展信任圈的过程。Kock和Galkina深化了网络化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创业过程观的创业网络模型，并且认为创业网络化活动在商业化阶段最为密集；随着创业过程的深入，新组织或新企业得以创立，而新的制度会不断问世，网络化活动会由以积极创建关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协调与控制关系为主，并且相应地影响资源的获取方式。
随着对网络认识的加深，有学者发现网络并非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具有动态特征。Jack和Mouzas从交易的角度建模刻画了创业网络在创业过程中发生动态变化的特征。他们俩把创业定义为“网络条件下的交易重谈”，并且认为创业者是有限理性的，再加上创业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签订的各种交易契约必然是不完全契约，因此，交易重谈不可避免。交易的发生和重谈不仅能够“桥接”网络中早先存在的结构洞，而且也为网络引入了大量的弱关系以及由弱关系带来的各种强、弱关系，从而促使网络不断扩展并且形成新的秩序。
以往的创业网络研究只关注网络内涵、网络治理和网络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未能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从新企业创立和发展的纵向维度来观察网络的动态发展(Hoang和Antoncic，2003)。Slotte-Kock和Coviello认为，每个创业网络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机理。动态的网络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网络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关系变异、选择和保留)，而且还是有目的的建构过程，行为主体的运作和互动共同推动创业网络的建构。从长期看，单个主体及其所属网络与环境的互动会不断导致关系的变异、选择和保留，形成特定逻辑的演化过程；一系列有目的的运作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危机和综合结果不断打破网络既有的稳定并形成新的稳定。
(三)创业网络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创业网络模型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创业网络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创业网络的形成具有周期性。网络和组织一样都要经历关系变异、选择和保留三阶段生命周期。第二，创业网络的形成与组织创建是交织在一起的。创业网络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物质、信息等资源，有助于解决初创企业的新进入缺陷与合法性缺乏问题。第三，在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中，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元关系中的互动使关系特征发生变化，关系方之间的交易重谈会改变网络现状，并改善初创企业所处的网络环境。由互动所产生的基于情感和基于认知的信任能为创业者获取资源提供便利。第四，在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中，创业者的意愿、社会背景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有其各自的影响效应。但是，创业者所处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仅会影响创业者个人初始社会网络的形态，而且还会影响创业者从事网络活动的能力，从而影响创业网络的形成，进而影响创业结果。第五，网络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在创业者创建关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试错、学习、机会发现和开发、互动、交易重谈，危机的产生与解决，意外事件的发生甚至创业失败等都是网络建构过程的动态性表现。
(四)创业网络的起源和网络化过程
创业网络研究必然涉及网络起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18]。Stuart和Sorenson(2007)[19]认为，虽然现有文献有助于理解既有的行为主体间网络通过增加新关系发生演化的过程，但是现有文献并没有完全解决行为主体之间的网络如何涌现、网络之外的组织如何进入网络等问题，这意味着创业网络研究还缺乏对社会结构涌现的研究。梳理既有创业网络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创业网络的起源问题。
早期的社会网络研究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外在于我们的自然世界，即网络是外生给定的。早期的大量研究运用物理学的场域理论和数学的图论，从静态视角分析网络结点、网络结构、最优关系和最优路径等问题。但这类研究忽视了个人和组织作为网络中的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人有自己的理想、目标和情感，在理想和目标的驱使下，人的行为具有能动作用，是驱使网络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社会网络不但是外生给定的，而且具有内生性。
在认识到人的能动性以及外在环境的约束作用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网络结构之间关系这个问题——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如何打破网络旧有的稳定并创建新的稳定，并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和组织身上。网络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网络活动是配对的关系行动，需要合作并具有互动性，仅考察单个主体的行为并不能全面解释网络关系的本质。因此，Larson和Starr把二元关系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从单个主体间配对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网络活动和网络化过程。但Slotte-Kock和Coviello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网络活动呈现配对关系，但在网络化过程中，一个主体加入网络，会带来一大群主体或者说另一个关系网络；而一个主体离开网络，则或多或少会留下其部分关系。基于此，他们俩提出了综合分析单元的观点，即把二元关系与网络整合在一起作为综合分析单元。这意味着单个主体不只是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主体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结点与结点之间的关系，而有可能是他们各自所属网络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单个主体和关系是不可分解的，网络关系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实体)、组织与组织三种关系相互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按照以上逻辑演绎，可以发现创业网络研究的重点已经不再是网络的外生性解释，而是网络的内生性解释，也就是创业网络的网络化过程。网络和网络化过程为探讨创业的“社会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相对于其他观点而言，网络观在解释初创企业的创建和成长方面具有很多优势[19]。首先，创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采用网络概念能使其情境化和本地化，反映创业活动的异质性特征。其次，创业不只是创业者个人的事，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创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把网络隐喻地应用于创业研究，考虑创业者的所有潜能，包括情感以及创业者或企业家构建个人关系网络的途径和投入，才可能恢复创业者或企业家“完整的人格特质”，研究者才可能真正理解创业过程中各种独特、具体的网络活动模式。
四、未来研究展望
创业网络研究虽然已经历时二十多年，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后续相关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创业网络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已有研究大多假设创业网络是外生给定的，只有极少数例外。对网络内生性的忽视，必然影响到网络效果评价。事实上，把创业网络视为外生的，往往会忽视创业者在建构、维护关系网络时与他人进行的互动。在现实的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会根据环境变化动态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然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因此，深入理解创业者与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有助于认识创业网络的内生性和网络化过程。
第二，对创业网络化过程的准确表述。创业网络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创业者不断建构、调整、拓展自己的网络，推进创业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网络化过程。2008年国际创业和小企业研究奖获得者Bent Johannisson教授认为应该用一些新词来描述网络化过程。于是，他创造了不少新词，如“organizing”“entrepreneuring”“enacting”等，用以准确表述创业网络化过程[20]。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涉及词汇学、语义学的跨学科问题。诚然，研究新问题需要新的方法、工具和词汇，但是，Johannisson运用这样一种名词动词化的方法是否合适？特别是从跨文化角度看，我们如何准确地翻译或用中文对应表达相关词语。
第三，目前对创业网络形成和演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创业者如何建构自己的初始网络、在创业过程中如何拓展自己的个人网络以及新创企业又如何在创业者个人网络的基础上建立和拓展自己的组织网络等问题，都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创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阅读创业网络文献时注意到有些文献运用了大量的被动语态，表达的是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结构决定行为的观点，强调规则、有序和稳定的社会状态；而另一些文献则既考虑结构对行为的约束，又关注创业者的能动行为对网络结构的影响，表达了创业活动的新颖性、创造性和结构涌现性。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深入考察创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行为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五，创业网络成本效益分析。现有研究基本上只关注创业网络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它的负面效应。实际上，创业者为了实现创业目标而建构和维护创业网络，必然会做出巨大的付出，其中既有情感性付出，又有工具性付出。网络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测量工具和指标。后续研究应该着力开发创业网络成本效益分析的指标和测量工具，关注创建和维护创业网络的成本和效益问题，以降低创业网络的成本和负面效应。
第六，创业网络研究的分析单元。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经济学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不合适创业网络研究。其次，前文所述的综合分析单元是不是最合适的分析单元，目前还难下定论。因此，后续相关研究应该注意创业网络研究的分析单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