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文化遗产化与观光资源化
——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茅葺之乡”为中心
[日]中井治郎 著 郭海红 译
关键词 ：景观；文化遗产化；故乡；资源化；茅葺之乡
一、序 论
观光产业作为农村山村的地域振兴即“村落振兴”的一种途径，长久以来备受瞩目。受困于基础产业农林业的低迷以及由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导致的人口稀疏问题，全日本的农村山村调动起自然环境、特产、地域传统文化等一切资源，力求在观光产业中寻找一条出路。这种通过开发观光业推动的地域振兴活动，与现如今环境省所鼓励的生态旅游(1990年)、农林水产省所提倡的绿色旅游(1993年)，以及《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2007年)和2008年观光厅的设立等一系列国家级举措联动，正在演变为村落振兴的一种定式。
不依赖兴建公共设施，而是以挖掘地域原有内涵为观光资源，这一理念在近些年的农村山村观光开发中表现突出。其中那些被称为“日本的原风景”“心灵的故乡”的景观就成为了重要资源。但是这些景观对于所在地域的居民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物，其文化价值和作为观光资源的价值有时会被忽略。因此本研究将关注景观的文化遗产化这一内容，它是促使地域居民重新发现农村山村景观价值并将其资源化的重要契机。文化遗产制度是国家对事物价值给予认证的品牌构筑体系，同时又是对观光进行“官方认证”的行为，在观光业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官方认证”会赋予景观怎样的价值，又会给所在的地域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本研究将以被指定为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的“茅葺之乡”所在地——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为例，思考在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与观光资源化过程中的地域主体性问题。
二、景观的文化遗产化
(一)风景与景观
景观作为一个词语在使用时，相较于风景而言更重视客观性的一面，至少它是带有一些重视客观性的倾向的。至少是作为一个让他人也能够理解和确认的对象被使用。[注] [日]金田章裕：《文化的景观——生活与生计的物语》，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2年，第2页。
另外，由于本检测台采集数据时间为4秒，有些油刹的司机几脚刹车，4秒钟结束也没达到峰值，测得的数据则没有达到标准。
陆游在梁益生活时所写的作品以忧怨哀伤为主调，回到故乡山阴追忆梁益生活时所写作品却以欢喜快乐为主调。其主调的矛盾冲突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哪种主调更真实？陆游在梁益地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对梁益地域的书写有多少真实性、可欣赏性？
昭和二十五年(1950)制定的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把此前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法律整合在一起，它囊括了建筑物、美术品等有形文化遗产，和音乐、工艺技术等无形文化遗产以及古迹、名胜、自然保护物等等性质各异的宽泛的保护对象在内，对于文化遗产的规范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法律制度。[注] [日]垣内惠美子：《文化遗产的价值评判——景观、观光与街区营造》，日本水曜社，2011年。 而“名胜”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它是一种从自然科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中发掘景观中的人文学价值的文化遗产概念。在日本，这种对景观和风景进行鉴赏评价的理论以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1894)为代表，自明治时期开始兴盛。然而这些“风景论”所提倡的保护地域固有的名胜古迹的运动，多被视为爱乡运动和乡土保护思想，与主张“‘皇国’和乡土是等价相连的”的国粹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在大正末期以前这类运动可以说都带有一种“感性情绪化保护”的性质。[注] [日]赤坂信：《战前日本引入乡土保护思想的尝试》，《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期刊》第6期第5号，1998年，第401-404页。 与此相对，为了构建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科学的视角”的理论，“景观”一词开始被使用。但是，创造出“景观”这个词的植物学者三好学，他所依据的这一概念的基础并不是英语的“landscape”而是德语的“landschaft”。英语的landscape指的是包括绘画和造园等视觉性要素的概念，与此相对landschaft则指“地域”，它不仅包括空间的广度和自然环境，同时还包括了政治性、社会性组织以及人们的生活、文化等含义。而在英语中，这些意思是以“landscape”和“country”两个词分别表达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landscape”式的静态视角来捕捉景观的理论渐渐受到关注。[注] [日]金田章裕：《文化的景观——生活与生计的物语》，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2年。 现如今，景观作为一种与地域居民的生活同步存在的、具有动态性和多样化的价值与意义的“活态系统”，它的价值再度被人们发现。这也许可以认为是“landschaft”含义下景观论的复兴。
(二)景观与街区保护的动向
经历了战争的摧残，欧洲在19世纪开始启动历史建筑和历史遗迹等不动产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那都是把各个建筑物设想成一个个“点”来进行保护。[注] 19世纪开始不动产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式启动。德国开始对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中遭受严重损害的本国内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复，希腊在1821年从土耳其独立后开始维护整修卫城丘陵的神殿遗迹。 与此相对，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便是通过划定一定的区域来对景观进行保护的先驱性举措，它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把珍稀的景观评价为“奇观”，承认景观对自然环境的价值。而直到1895年英国掀起国民托管运动，人们才开始将由街区、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交织而成的景观本身看作一种文化遗产(即“文化的景观”)，并连成一个“面”来进行保护。国民托管运动发生的契机是反对工业革命中的农业革命这一环节、尤其是对圈地运动的反抗。那时，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包括广大农耕地和森林在内的英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再加上工业化导致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化。国民托管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奥克塔维亚·希尔女士作为贫困阶层住宅改良运动的先驱为人熟知。也就是说，推动英国国民托管运动的是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之下，城市居民对休闲型自然环境的诉求。而他们所追求的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就是指田园地带。[注] [日]木原启吉：《国民托管组织》，日本三省堂，1992年。
② 方案实施：总经理领导绩效考核小组，以业绩考核为重点，各部门领导在每月的月初提交月度考核报告，分析问题和及时纠正。在年末责任部门将报告汇总，明确各部门全年绩效指标实施结果，将其作为各种管理决策的依据。
自18世纪开始，以浪漫主义手法对农村进行理想化表达的牧歌、田园剧以及田园风景画在英国流行开来，这些作品将农村视为能够“回归大地”“拥抱自然”的地理空间。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田园诗人为代表的田园艺术被认为具有重大的人文学价值。[注] Starobinski,J:“L’invention de la Liberte”, E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 Geneve1964。[日]小西嘉幸译：《怀旧与乌托邦》，《自由的创造——18世纪的艺术与思想》，日本白水社，1982年，第171-232页。 田园艺术向世人展现了田园地带作为居住环境的魅力，为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倡的田园城市理论等主张避世取向的田园主义思想[注] [日]满田久义：《再论新田园主义论》，《社会学系论文集》第32期，1999年，第65-81页。 培育了沃土。
所谓的文化的观光资源化，是将之前由地域社会传承的文化作为观光资源来重新审视，实际上是当下的地域居民对传承文化的分割“消费”。另一方面，城镇振兴和村落振兴通过与现有产业进行优化组合，赋予现有产业新要素，制造生产出新的产业和新的资源。现代社会无休止的文化的资源化和商品化竞争的这种资源的“浪费”倾向愈加深刻，因此，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资源本身具有消费和生产这两个完全背向的矢量。[注] [日]中村淳：《以文化的名义——日本的地方社会被强加的两个课题》，岩本通弥编：《故乡资源化与民俗学》，日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18页。
此外，1962年法国制定的马尔罗法也是由国家主导、对历史环境进行保护的一种先驱性制度。[注] 该法律的正式名称为《关于保护法兰西美学文化遗产并促进不动产修复的补充立法》，以促进保护和修复指定保护地区陈朽化的“美学文化遗产”、修复历史街区为目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法令施行的过程中伴随着被认为是“与街区不协调”的违规房屋的拆除工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居民搬迁，在地域居民间引发了许多问题。这种强制的街区保护制度的施行背后，有来自17世纪以来反复推行的“美化整顿”的传统。巴黎的美化整顿工程尤其重视“同一样式的建筑营造出的统一感和和谐的景观”。在不同时代，国王或总统会采取强权手段推动法令的施行。尤其是19世纪中期因奥斯曼巴黎大改造而盛名的由拿破仑三世所主持的美化整顿工程，其开展规模之大，仅用10几年的时间就拆除了全巴黎3/7的住房。[日]和田幸信：《解读法国景观——保护与制约的现代城市规划》，日本鹿岛出版会，2007年。 但是在此之前1943年法国还出台了保护历史建筑500米半径范围内景观的《城市规划法》，它引入区域规划的概念，原则上对历史建筑及其周边可视的所有的建筑和各种土地利用形式进行了开发限制。这一景观论的理念可以说甚至领先于世界遗产条约中颇具特色的缓冲区域概念。它所表达的是历史的建筑物不以单体存在，而是在与周边的景观和谐相生中生发出价值，在与马尔罗法的同一时代，英国制定了城市文明法(1967年)将保护街区纳入居民居住环境保护事业。自此，各国都在统合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之下积极采取行动，而日本国内对街区保护制度的关注也逐渐升温。
(三)日本的景观保护制度——从传建制度到文化的景观
日本自大正时代以来，就有了“名胜”这种文化遗产范畴，它不以自然科学层面的稀有性和价值为标准，而是以艺术和鉴赏层面的人文价值为标准对景观进行保护。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景观保护概念，它不以二元论的观点割裂地看待自然与文化，而是重在评价自然与文化的理想关系。[注] [日]田中英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前提的保护》，《福冈女学院大学纪要人文学部编》第22期，2012年，第205-227页。 这种保护人文名胜的主要举措有，1966年起开展的以古墓、城址等遗迹的广域保护和资料的整体性保护利用为目的的“风土记之丘”事业，1978年开始进行调查和遴选的“古道百选”，以及基于古都保护法等法令的历史风土特别保护地区制度等等，通过以上这些举措，逐渐建立起了从“面”上保护名胜景观的机制。然而，对于这些制度也有以下不同见解。
这些制度的主要保护区域都不是人们直接的生活场域。因此，这些制度没有将涉及生活关联的人的保护与利用的主体性存在考虑在内。而与此相对，传建制度(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制度)(略)才是将文化遗产置于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保护制度。[注] [日]苅谷勇雅：《有关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制度》，文化厅编《历史聚落与街区的保护——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白皮书》，日本第一法规出版，2000年，第228-246页。
本文考察的文化遗产即是“文化的景观”，是将某个地域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形成的整体视为文化遗产。在日本，这样的文化景观如何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并受到保护，对于这一问题的验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制度(以下略称为传建制度)显得至关重要。将人的“日常生活场域”视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传建制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它在日本的文化遗产制度中又具有何种意义呢，首先我们可以从它的产生契机——街区保护运动入手。
在街区保护方面，20世纪60年代左右以《关于保护古都历史风土的特别措施法》(1966年)为首，旨在保护历史街区和历史环境的活动盛行起来。这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传统街区和农村山村聚落等历史景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消逝，这种变化带来的危机感弥漫全国。对此，以1964年镰仓鹤冈八幡宫的住宅地建设计划的反对运动为开端，各地掀起了保护历史景观的运动热潮，地方公共团体相继采取各自的保护措施、制定与景观保护相关的法律条例。
20世纪60年代，对日本的文化遗产制度来说，也是一个需要从各种角度重新反思制度与保护体制的时期。这些讨论中，既有关于从分散于一定区域内的历史建筑物的单体保护到整体性保护这一转变的讨论[注] [日]日名子元雄：《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未来》，《建筑杂志》第10期，1970年，第715-717页。 ，也有从根本上围绕文化遗产概念的议论。20世纪60年代后期恰逢街区保护运动形势高涨，自明治时期开始推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来，已经认定了一大批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候补名单中“能够彰显国家荣光的文化遗产”在逐渐减少。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候补名单中“比起代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建筑，具有地域重要性”的部分在增多。[注] [日]伊藤延男：《作为城镇招牌的文化遗产》，纲野善彦等编：《人、环境与文化遗产——我们向21世纪传递什么》，日本山川出版社，2000年。 此外，内外各界对“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定保护”所带有的权力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批判加剧，强调“民主且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应该是，由地域居民自主申报文化遗产”，指出地域社会自发地、主体性地评价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注] [日]林英夫：《“国家制定”文化遗产意识形态》，《历史评论》第305期，1975年，第4-8页。 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如何将迄今为止以国家为本的“文化遗产”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并汲取地域社会的个性和自主性已成为新的课题。[注] 这种将遗产制度的评价基准从大的普遍性转向个别性、地方性语境下的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世界遗产制度中也有了突出表现。当世界上知名度高的遗产都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如何对各地域的地方文化价值进行评价和认定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此，与日本的法律制度相似，基于对地域文化的地方性进行评价的问题意识，世界遗产制度中也导入了“文化的景观”部分。[日]中井治郎：《围绕“熊野古道”的怀旧价值——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与对熊野古道的再评价》，《龙谷大学社会学部纪要》第39期，2011年，第43-53页。
地域文化无论看起来多么像是自然所赋予的，在资源化、商品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被相关人员包装和改变。经历过大众媒体和观光旅游的目光过滤之后，接受了那些视线的人们一边解构着自己的文化，一边在自己的能力作用范围内去迎合这些目光，最终作为一种“文化客体化”[注] [日]太田好信：《文化的客体化——观光下的文化与自我认同的建构》，《民族学研究》第57期第4号，1993年，第383-410页。 ，以此对抗地域文化在“(权)力的结构”中，被单方面的价值化、故事化，并被消费。对于自主地控制地域资源不被消耗殆尽的做法，中村指出以下内容：
此后，1992年日本引进了世界遗产中的“文化的景观”这一概念，2004年“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作为“信仰之山”的文化景观价值得到认可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受到上述影响，2005年文化遗产法修订之际，文化的景观作为应该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被列入法律。文化遗产保护法对文化的景观这一概念的导入，明确了之前与景观保护相关的各种制度对于景观保护的意义和重要性，完善了保护之下的各种限制与协商内容，更具体地指明了什么样的景观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景观。[注] [日]西村幸夫、冈村祐：《风景营造规范之文化的景观》，《街区营造》第11期，2006年，第56-59页。 这其中以历史、自然、生活方式进行的价值评价需重视其地域固有性的态度也得到了继承。
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信息的获取方面。一方面，两者的利益有一致性，都希望让体育赛事信息得到充分的传播；另一方面，两者的利益又相互冲突，传播者希望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而社会公众显然并不愿意过多付费。
(四)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与地域的主体性
“景观作为一种可视的、物质的场所存在，能够唤起人们强烈的印象和感情。它有助于共同体的价值构建，在基于某个场所的社会同一性建构及其分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注] J.Duncan and N.Duncan：“Aestheticization of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9(2),2001年，387-409.[日]北條大成译：《景观保护中的政治审美化》，《空间、社会与地理思想》第9期，2004年，第102-125页。
昭和三十年时，美山町人口超过1万人，林业尤其繁荣，占全町生产额的50%以上。但是昭和三十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燃料革命、国产木材需求的下滑，以及减少耕地面积政策下带来的农地荒废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向城市等问题，昭和五十三年(1978)当地首先开展了最初的聚落活性化的措施。就像“稻田方正、内心和谐”口号中所投射出的，借助国家和京都府的补助项目进行了农田基础整治建设及农业近代化设施建设，希望以此为中心，实现原有基础产业农林业的振兴。但是，上述实行的有关农林业的多种振兴政策可以说都为美山町的农村景观的保护做出了贡献，成为了后来观光产业的资源。[注] [日]堂下惠：《绿色旅游下的地域振兴——以京都府北桑田郡美山町为例》，《农》第277期，2004年，第2-32页。
这次我们讨论的传建制度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划时代意义的制度，是因为它采取了先由市町村依据城市规划及条例自主选定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区、再由国家从中遴选出价值较高的作为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的方式。这一方式不再像从前那样由国家直接承担文化遗产的管制和保护工作，而转变成国家辅助市町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
“由于保护地区内生活着大量居民，街区保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居民的意愿，因此必须尊重居民的意愿，重视与居民的协商一致和市町村的自主决策。这是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认定中所不具备的一大特色。”[注] [日]根木昭：《文化遗产与街区营造》，川村恒明等编：《文化遗产政策概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向》，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52页。
美山町的这种地域振兴的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注] [日]中野修：《美山地区的村落振兴之路与今后的课题——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为例》，《农村规划学会期刊》第26期，2007年，第39-41页。 本文将着眼于各个阶段的措施的特色的同时，概括美山町的“村落振兴”史。
在过去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只是由国家单方面地选拔和保护地域社会的文化遗产。而在历史街区景观这一类文化遗产的认定机制中，则成功实现了由地域决定保护对象、承担保护活动的主体职责，由国家进行辅助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程序。它与普遍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价值认证行为相对，是一种来自具体语境的倒戈，改变了迄今为止文化遗产制度中决定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的程序。
地域景观由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予以价值认定，入选为文化遗产后，据说就可以作为地域“资源”，助力于旅游产业下的地域振兴和地域同一性构建。即“通过保护受欢迎的文化的景观，提高地域的附加价值，形成地域资源”[注] [日]金田章裕：《文化的景观——生活与生计的物语》，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2年。 的确，尤其是人口稀疏的地域，对于文化的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带来的地域振兴效应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文化的景观还能够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文化的景观缘自在当地文化的固有性中发掘出价值。而此前的文化遗产制度是置于国民国家和世界遗产等宏大的体系之中的，基本上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被赋予类比国家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文化的景观则倾向于发掘国家及世界遗产制度等宏大的体系所无法涵盖的、属于那个地域的独特价值，并对其中应该受到保护的事物进行“官方认证”。
以文化遗产作为观光资源来推动地域振兴的活动在各国都十分盛行。尤其在景观类型的遗产方面格外显著，比如日本以保护文化景观为宗旨的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和重要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制度，以及2008年实施的《历史街区振兴法》等等，这些制度下赋予景观的“权威认证”对于观光开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品牌。正是因为这些认证和制度的运作过程充分尊重了地域的意愿、自主决定权和主体性，所以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也必然承载了人们对地域振兴的更多期待，得以进一步推进。可以说这些品牌已成为决定地域命运“存亡”的核心观光资源。那么，这些具有资源价值的景观又是如何被商品化进而被消费的呢？
三、名为“故乡”的资源
(一)提供“故乡”的农村山村旅游
在日本，农村山村地区旅游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那时农业发展日渐低迷，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农业生产场所这一视角之外来审视农村山村从而发掘新的价值。从前诸如冬季农闲期，面向滑雪客的民宿以及草莓园、摘梨等观光农园形式的经营模式随处可见，但这些都是既有的农业经营和农田利用方式，并没有使农村的景观发生巨大改变。而为日本的农村山村与旅游业的关系带来转机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农业的衰退和经济高速发展。[注] [日]山田耕生：《对日本农村山村地区的农村观光的变迁考察——截止1992年“绿色旅游”出现之前》，《共荣大学研究论文集》第6期，2008年，第13-25页。 20世纪60年代正值经济高速发展期，受到国民收入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的影响，城市居民对于作为休闲娱乐场所的农村山村的需求随之提高。滑雪等休闲运动的大众化普及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出台减少耕作面积的政策来调控大米的生产，农业作为农村的产业甚至是生计发生了严重衰退，更大程度上依赖观光业的地域多了起来。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故乡运动”盛行于日本各地。“故乡运动”作为农村山村旅游业的一环，重视城市居民与农村山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与过去的农村山村旅游不同，不依靠兴建新型公共设施，而是重在将农村山村本身具有的文化、风俗、自然环境、产业等视为观光资源，通过《特别居民制度》等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故乡”。“故乡运动”与后面即将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故乡”热潮相联动，在全国扩展开来。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泡沫经济引发的滑雪场等旅游胜地开发热潮中没有受惠的农村山村地区，纷纷转向了这种不要求当地具有独特资源的、名为“故乡”的新型观光资源。
1992年，农林水产省为应对农村山村地区的人口稀疏化和农林渔业的衰退，发布了《关于粮食、农业、农村新政策的方向》(通称“新政策”)，其中加入了“立足城市振兴绿色旅游，助力美丽农村建设”等内容。农林水产省对绿色旅游的定义是“在绿意盎然的农村地域享受其自然、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逗留型休闲活动”，它在维持和保证农村地域整体的收入情况的同时，比起物质交流更重视人际交流，不进行大规模开发而是有效利用已有的地域资源，有利于地域的社会、文化发展，是由地域掌握主导权的一项事业。[注] [日]堂下惠：《绿色旅游下的地域振兴——以京都府北桑田郡美山町为例》，《农》第277期，2004年，第2-32页。 受到绿色旅游概念的影响，在1994年，为了促进利用农村山村的古民居发展民宿业，完善城市居民的接待环境，施行了《以在农村山村渔村发展逗留型休闲活动为目的的基础建设促进法》。而且在1998年内阁会议提出的《21世纪国土构想》和1999年制定的《粮食、农业基本法》(新农基法)中又特别强调了基于地域传统艺能和传统文化等“传统”要素的地域活性化。受到这些政策的推动，在发展农村山村旅游时，地域文化即“普通的农村的原来面貌就是资源”的观念影响至日本全国。[注] [日]汤川宗纪：《京都府旧美山町开展的观光事业——从城镇工作人员与地域村民的双方立场出发》，《佛大社会学》第35期，2010年，第12-23页。
这些农村山村旅游政策，主要是为了利用由减少耕作面积政策导致的农闲地、进而对疲乏的农村进行重新开发。[注] [日]青木隆浩：《绿色旅游政策能否守护一方》，岩本通弥编：《故乡资源化与民俗学》，日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62-85页。 而在日本经过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同意接受扩大农林产品的进口之后，这一旅游政策又与因此而产生的对地域农业的“放弃”政策，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成为了日后农村振兴政策的支柱。[注] [日]大浦由美：《1990年代以后围绕城市村落交流的政策推进及其发展方向》，《林业经济研究》第54期第1号，2008年，第40-49页。 总之，这些推动城市和农村山村之间交流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在市场的全球化影响下对国内农村山村的功能和地位进行重组过程的一环。过去由于缺乏能够替代农林业的经济和产业资源，一些地域面临着青年层人口流失以及老龄化和人口稀疏等问题。这种不依靠新建公共设施而是对“原生”文化进行商品化和观光资源化的方式对这些地域来说成为了有效的经济振兴手段。在“地方的时代”这一号召下，20世纪80年代前期“城镇振兴、村落振兴”运动兴起并在日本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
(二)农村山村空间的商品化
这种以农村山村为舞台的旅游，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对农村山村文化予以重复否定的、“文化”定位上的一个大的转向。曾经“封建农村/农户”被认为“应变得更加有文化”，进而兴起了战后“生活改善运动”，以实现其向合理性经营基础上的“地域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转变。[注] [日]中村淳：《以文化的名义——日本的地方社会被强加的两个课题》，岩本通弥编：《故乡资源化与民俗学》，日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2-36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待农村山村的评价也一改以往，强调必须继承并不断保持其“丰富文化”的做法更加明显。在此之前，“文化”(例如“高度物质文明的生活”)与物质的富裕和“西方文明”差不多同义。与之相对应，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由城市主导的物质的、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文化的犁地”告一段落后，接下来追求的“富裕”则转变为了由“古老事物”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同时大家认为它们不是存在于被“新生事物”淹没的中央和城市，而是存在于周边的地方。于是，在与中央和城市的关系中，地方和农村山村被重新定位为“故乡”。这种结合了当地对地域振兴的希求和城市居民所怀有的乡愁情感而产生的观光形态，川森称之为“故乡观光”。[注] [日]川森博司：《现代日本的观光与地域社会——故乡观光的承载者主体》，《民族学研究》第66期第1号，2001年，第68-86页；《观光现场下的民俗体验——故乡观光与绿色旅游》，《神户大史学》第24期，2007年，第43-52页。
但是，这些动向与本文中已经讨论的文化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和文化资源化有着相同的构造，以依靠中央和城市这种外部的判定，以及依靠权威机构的排名确立的文化的商品化和观光资源化为特点，同时也是“将文化作为卖点”的战略。秋津指出这种农村空间的商品化是把“农村作为一种居住、旅游、娱乐、体验的场所予以评价，以其为人们消费的对象”。[注] [日]秋津元辉：《文化意义下的乡村转向——当下农村社会研究手册》，野田公夫编：《生物资源问题与世界——从世界资源角度思考21世纪的农学》第7期，2007年，第147-177页。 但是这些作为观光资源的农村空间和地域文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某些一眼看上去仿佛是传统性的文化，通常也在时刻发生着改变。之所以能够将其固化为旅游资源，其背后必然有行政、观光业者、地方居民进行的人为的经营战略。也就是说，在把旅游资源作为商品进行推销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资源概念和印象的固化意识在内。这是因为包装和内容如果不相符的话，就无法成为一件商品。[注] [日]青木隆浩：《绿色旅游政策能否守护一方》，岩本通弥编：《故乡资源化与民俗学》，日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68-69页。
在此背景之下，“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9年)中首次设立了“保护与维持历史环境”这一项目，指出协调历史环境保护与开发计划的重要性。而且受到各地掀起的街区保护运动和地方自治体条例制定的推动作用，1975年文化遗产保护法修订之际导入了“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的相关制度。在该制度中“传统建筑物群”是指“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历史风景的、具有较高价值的传统建筑物群”，“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是指“市町村为保护传统建筑物群及与其一并构成历史文化价值的环境而确立的地区”，它不以建筑物单体为对象，而是将其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去挖掘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适应了从“面”上开展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在考察上述这些田园主义思想时，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Amenity。18世纪左右Amenity在英国开始受到热议，它主要指一种围绕居住环境问题的价值观，多被译为“舒适性”“舒适的环境”或者“宜居度”。但是，这种价值观所指的不仅是自然环境和物理上的卫生环境，它是英国人基于在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中急速丧失居住环境(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居住环境的恶化)的实际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旨在维护与开创“物归其所的状态”(“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place”)的思想。这其中“物归其所”的“物”，除了指那些能被自然科学量化的事物之外，诸如“吹过岸边的海风”“村落生息不止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树”“远方伫立的教堂尖塔”等历史环境和地域文化也受到相当的重视。Amenity可谓是一种“超越量化的环境观”，它将这些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视为地域居民精神纽带的象征。[注] [日]木原启吉：《国民托管组织》，日本三省堂，1992年。
地域文化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后，常常被要求与同样陈列出的其他商品之间具有差异化和竞争性。在这种将文化商品化的城镇振兴、村落振兴的场合下，确实是“文化的承载者主体被排除在外，文化被区分优劣，被随意摆布，乃至被抛弃”。[注] [日]中村淳：《以文化的名义——日本的地方社会被强加的两个课题》，岩本通弥编：《故乡资源化与民俗学》，日本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2-36页。 虽然是常常伴随着危险的场所，但也是消费的场所，更是“生产”许多新资源的场所。在这种构造中，农村山村的“故乡”形象在媒体上、在旅游的现场被消费、被再生产。
四、“茅葺之乡”的村落振兴——美山町的传统建筑与旅游
(一)美山町概况
本文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旧北桑田郡美山町)为例，考察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以实现的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及以之为资源开展的地域振兴。美山町拥有被评为“日本的故乡”和“日本的原风景”的“茅葺之乡”(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美山町北”)。它几近位于京都府的中央地区，从京都市内沿国道162号线，大约距离56千米(开车所需时间约为80分钟)。过去作为连接摄津地方与若狭地方的通道，是青花鱼商人和食盐商人来往众多的地区。现在该地北临福井县，东临滋贺县。城镇面积的大约97%，331.47平方千米是山林，可以说是典型的位于山坡丘陵地域的农村。由良川自西向东流经城镇中央，其源头处是京都大学农学部附属芦生林。它拥有西日本最大级别、面积为4200公顷的被称为“原生林”的天然森林，并且作为日本珍贵的自然环境保留场所而经常被媒体报道。
但是人口稀疏化和少子化、老龄化的发展形势严峻，在与南丹市合并的2005年总人口约为5000人。老龄化率(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率)也从10.2%(1965年)猛增至32.6%(2001年)。[注] 在美山町，大力推行促进移居者的定居的措施，并且由于新定居者的加入，尤其是在移居者多的聚落中，对老龄化率的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燃料、林业等曾经的支柱产业从昭和50年代以后就处于低迷趋势。另外，各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多山地形也不适用于农业耕种。北部地区以茅葺民居聚落为中心的观光产业作为解决人口稀疏化对策和“村落振兴”手段而受到注目。而这其中，自从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1993年)以后，观光客呈现明显的剧增。政府机关以自然的丰富性和北部地区的茅葺民居聚落等“日本美丽原风景得以保留的茅葺民居和清流之乡”(摘自美山町广报)为宣传标语，旨在通过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实现城镇活性化、寻求出路。美山町作为所谓的“故乡”观光的景点，以及作为依靠绿色旅游和农村山村旅游的村落振兴的成功事例而广为人知。美山町景观所投射出的这种以“建设日本第一农村”为口号的城镇建设受到国家赞许。2001年获得“建设优秀观光地国土交通大臣奖金奖”。2005年也入选每日新闻主办的地方自治大奖。
“文化工作，事无巨细，我们常常感觉应接不暇，每组织一场文化活动，都让我们感觉到累并快乐着。每当我们看到文化活动中的参与者快乐并洋溢着幸福的脸庞，都会有一种成功的自豪感。”白山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青年画家方永平这样感慨我们的文化工作。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要不怕吃苦，要有服务意识，更要有受到群众佩服的本领。近几年来，白山市群众艺术馆始终把绘画辅导和绘画交流，作为群众文化工作开展普及的一个有效途径。白山市群众艺术馆精心打造的绘画品牌，吸引大批绘画爱好者参与进来，为提升全民艺术素养，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民间有时把头脑不开窍、理解能力差的人，喻为“榆木疙瘩”。事实上，榆木还真是个好东西。榆木木性坚韧，纹理通达清晰，线条流畅，硬度和强度适中，刨面光滑，花纹漂亮，是做家具的好材料。
(二)美山町的“村落振兴”史
文化遗产作为在海内外彰显“国威”的表现，在以往的文化遗产制度下是由国家负责选拔、评价、保护的，而传建制度首次规定了由地域社会来进行选拔、评价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路线。这样一来，文化遗产就不再只是单一地代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而是以“当地”的价值观和历史语境下的评价作为“对当地来说具有重要性”的衡量依据，以此让国家接纳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而由地域社会而不是国家来决定如何管理这一文化遗产。如上所述，在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中，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制度可以说是改变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所属问题的一大转折点。
第一阶段 农林业的振兴：昭和五十三年(1978)～
2.2不良反应损害系统117例中,累计皮肤73例(占62.39%),消化系统16例(占13.68%),全身性损害11例(占9.40%),神经系统9例(占7.69%),呼吸系统4例(占3.42%),心血管系统2例(占1.71%),泌尿系统2例(占1.71%)。
景观与它所在地居民的社会同一性难以分离。“地域的景观与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确立的”[注] [日]根本昭：《文化遗产政策的意义》，川村恒明等编：《文化遗产政策概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向》，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1-38页。 ，景观指的是与自然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文化相关联的整体，有时也与每个人主观意义上的“风景”互为表里，有着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动态、多样的历史性和含义。景观的价值得到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世界遗产制度的认可，成为文化遗产被社会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阶段 与城市的交流：平成元年(1989)～
第二阶段以后的美山町村落振兴，改变了第一阶段提出的振兴农林业的方针，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观光产业。他们将平成元年定位为“村落振兴元年”，在村委会设置了“村落振兴”课，城镇设置了以旧村为单位的村落振兴推进委员会，开始着手由地域居民主动参与的村落振兴。恰好此时，昭和六十三年(1988)，美山町在国土厅举办的“第3届全国农村宜居度评比大赛”中获得优秀奖。从这时开始，到访美山町或希望移居美山町的人开始增多。因此，美山町开展了以“与城市的交流”为概念的振兴政策。平成四年(1992)，设立第3部门“美山故乡股份有限公司”，以完善移居、定居的补贴体制。同年，作为观光据点的“美山自然文化村”开始运营。这相比环境厅提出的“生态旅游”(1990年)和农林水产省倡导的“绿色旅游”(1993年)更为超前，对于在这个时点上，就已经筹划出以城市农村交流为主题、以农村景观为资源的村落振兴的前瞻性举措，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注] [日]堂下惠：《绿色旅游下的地域振兴——以京都府北桑田郡美山町为例》，《农》第277期，2004年，第2-32页。
使用Stata 11.0软件对所提取的资料信息进行Meta‐分析。本研究的结局指标为二分类变量，以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95%CI）作为合并效应量。采用Q检验及I2检验对所纳入研究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如果P≤0.10或I2＞50%时，表明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结局指标效应值的合并分析；反之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采用漏斗图定性判断发表偏倚并采用Egger's检验定量判断发表偏倚，P＜0.05时，表明存在发表偏倚。
第四阶段 振兴会的设立和居民主导的村落振兴：平成十三年(2001)～
审核报告网上协同整编流程设想如下：填报人点击保存按钮后，素材内容被提交至设定的存储空间中，汇总人则主要面向该空间进行汇总操作。汇总人可以通过文档“一键汇总”功能、数据“一键汇总”功能，随时生成报告的阶段性成果。协同整编流程如图1所示。
1993年，农林水产省实施绿色旅游事业后，美山町也设置了“绿色旅游整治构想筹划委员会”，正式开始采取措施推进绿色旅游。筹划的模板构想是“通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交流，使城市居民成为美山的粉丝(略)最终目的是使之将来定居在美山町”。[注] [日]中野修：《美山地区的村落振兴之路与今后的课题——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为例》，《农村规划学会期刊》第26期，2007年，第40页。 这不单单是为了振兴观光产业，而是将移居、定居的促进措施也纳入了视野。再者，同年知井地区北部聚落的茅葺民家群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从而作为吸引了众多观光客的美山町的旅游支柱被认识了解。
第三阶段 新产业振兴：平成五年(1993)～
在以“建设日本第一农村”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村落振兴中，成立于第二阶段的“村落振兴推进委员会”改组为“振兴会”。这不仅仅是为应对严峻的少子化、老龄化等引起的地域的各种问题，也是为了强化村落振兴中各地区居民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合作，由各地域振兴会自主地企划、确立地域振兴方案，行政对此予以扶持。这可以说是旨在建立更易发挥地域居民主体性的策划。
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美山町的观光产业收获了巨大成果。1985年观光人数为12万人，到2001年已达到54万人，2005年更是达到了70万人，进步显著。这些村落振兴的措施，在前面提到的“建设优秀观光地国土交通大臣奖金奖”(2001)和每日新闻主办的“地方自治大奖”(2005)中得到较高评价，并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
(三)从贫穷的象征到“日本的原风景”——景观的重新评价及资源化
堂下指出美山町的这种村落振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作为观光资源的农村景观的丰富性和地域居民的主动参与。[注] [日]堂下惠：《绿色旅游下的地域振兴——以京都府北桑田郡美山町为例》，《农》第277期，2004年，第2-32页。 作为观光资源的农村景观的“核心”是，1993年被指定为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知井地区北部聚落的茅葺民居聚落景观。北部聚落的观光客人数在1992年以前每年停留在约3、4千人，而在被认定为传统建筑地区的1993年人数上升到了3.5万人，之后甚至超过了5万人。这一北部聚落中约6成的房屋是北山型茅葺民居，在被指定为传统建筑地区以后，实施了以重葺房顶的补助金制度，和以民俗资料馆和聚落保存中心等的建设为支柱的“茅葺山村历史之乡整治项目”，还施行了《建设美丽城镇条例》，规定了水质保护、街区保护等内容。另外，现在由地域居民共同出资设立了“有限公司 茅葺之乡”，用于景观保护和进一步将茅葺古民居作为食堂、民宿等观光设施有效利用。
但是，昭和六十年(1985)美山町制定的《美山综合计划》的“观光网络构想”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个北部聚落的茅葺民居群。也就是说，这一景观一开始并不是由地域居民发现它的价值的。因此，它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的原委，尤其是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这其中经历了较长时间和各种迂回曲折。
最初昭和四十八年(1973)，京都府文化遗产保护课将其作为保护地区候补进行调查时，由于居民和政府机关都对茅葺民居的保护漠不关心，而导致了传统建筑认定的推后。最终北部聚落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是距最早调查20年后的平成五年(1993)。直至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花费了如此多时间的理由如下。首先是景观一旦被指定为传统建筑地区，虽然能得到文化厅和地方自治体以保护为目的分发的补助金等的行政对策支持，但同时，居民的自主修缮和利用也会因此受到种种管制。而且国家的传统建筑认定制度遵循以下顺序，即获得地域居民的同意、根据市町村条件指定后，再由国家从中遴选出特别重要的地区，这也是一大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地域居民考虑到被指定为传统建筑地区有可能带来的不利，仍然会同意将自己的生活场域变身为“活态的文化遗产”，对于此的自主意志是最为重要的。这同样也是地域居民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场域作为景观具有的价值，以及是否是一种资源的问题。
特别是这一北部聚落的茅葺民居景观对地域居民来说，不要说发现它应被保护的价值了，他们甚至认为“那么寒碜的东西可以拆了完事。”也就是说，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茅葺民居聚落景观象征着美山町中被称为“被遗忘的地域”的知井地区的贫困和“远离繁华城市的人的屈辱心”[注] 在美山町的5个自治会中人口最少的是知井地区。 ，而不认为其是需要甚至以限制利用和改建的方式来保护的对象。而且，对于将其作为观光资源加以利用这件事，也有“以贫困来自黑吗”的这种声音。[注] [日]汤川宗纪：《城镇工作人员眼中的地域振兴——以京都府美山町为例》，《佛大社会学》第30期，2005年，第1-12页。 正因如此，从最初的调查到认定才会花费了20年之久的时间。
首先对高原4月感热通量进行EOF分解,其前2个模态的解释方差分别为0.67、0.06。由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图2a)看出,高原4月感热通量最大值分布在喜马拉雅地区。该空间分布和高原风速以及地气温差有关,高原风速极值中心位于高原西部,而地气温差最大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地区。
改变了地域居民对景观的这种评价的契机是“来自城市的视角”。在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之前，从20世纪70年代起，民俗学、建筑学等的学者、画家和摄影师等开始访问聚落，从80年代起观光客也开始慢慢增加。在与这些来参观茅葺民居聚落景观的访问者的交流中，地域居民的价值意识慢慢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恰好发生在第三阶段村落振兴期间，承担地域振兴的那一代人开始从城市返回故乡。[注] [日]岩松文代、岩井吉弥：《围绕山村聚落活性化的统一认识与村民带头人——以京都府美山町开展的景观保护为例》，《日本林学会期刊》第83期第4号，2001年，第307-31页。 北部聚落的人们既没有得天独厚的土地，也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因此许多人外出到城市求学，成为公务员和教师等。而且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旦来到外面，才知道能保留下来这么多东西的地方也只有这里了吧”，离乡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视角。[注] [日]汤川宗纪：《京都府旧美山町开展的观光事业——从城镇工作人员与地域村民的双方立场出发》，《佛大社会学》第35期，2010年，第12-23页。 这些归乡者利用在做公务员和教师时获得的与外部的关系网和信息，再加上“来自城市的视角”，使其能够重新评价自身的聚落景观，也为文化遗产化和观光资源化开辟了道路。[注] 1998年进行传统建筑地区预备调查时，有7处聚落成为调查对象，但接受调查的只有北部、南部(知井地区)和下平屋(平屋地区)这3处聚落。之后，南部和下平屋对接受传统建筑指定采取了搁置态度。可以看出虽同在美山町内，但对于保护和有效利用茅葺民居聚落的一事存在着不同态度。
CCOS加工过程中抛光磨头沿着规划的抛光轨迹实现光学元件表面材料的抛光去除，其规划轨迹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非球面光学元件的抛光精度与生产效率。因此，如何提高抛光轨迹的规划质量，就成为了高精度非球面加工的重点研究内容。
五、结束语：“落后性”地域的资源化
本文中，以作为“茅葺之乡”而为人所知的美山町的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的北部聚落为例，考察了地域居民如何在曾是贫困象征的景观中发现其作为文化遗产、作为观光资源的价值。
此公式说明了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二次绕组电压有效值与一次绕组的匝数形成正比。可将比例K称之为变压比。将其作为降压变压器时，其中K的数值会大于1。
44种SSCI科史哲期刊的关键词经过整理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科学技术与传播。关键词包括：基因、进化、优生学、生物符号学、纳米科技、基因组学、干细胞、合成生物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第二，人文与科学哲学。关键词包括：伦理道德、公共参与、社会认识论、场域、贝叶斯主义、信息学、结构现实理论、实验哲学、怀疑论、新古典自由主义、德性认识论、模态逻辑等。第三，农业与环境科学。关键词包括：环境变化、农业、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通过可视化软件，我们可以借助期刊的关键词挖掘出科史哲期刊的热点领域或研究主题，而且可以就此确定学术界一些已经形成统一见解的问题。
景观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指可见的风景，也包含着在那一地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保护的正是人们的生活本身。因此，在本文中提到的以传统建筑为首的、与景观的文化遗产化相关的种种制度中，地域人们自发的、主体的想法和认可是首要前提。因此，对于居民来说重要的是明晰自身面对生活中受到的各种限制，也要使自己的生活场域成为文化遗产的初衷。正因为如此，人们期冀这些制度能够借助观光成为村落振兴等地域振兴的重要品牌，进而发挥其功能。这可以说是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和“文化的商品化”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以农村景观为观光资源的旅游采取了反映城市居民乡愁的“故乡观光”这一形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过去认为“乡村中没有文化(文明)”的时代，被当作农村山村“落后性”和“文化的欠缺”的象征的茅葺民居等，现在却变成了拥有“文化”价值的存在，并被商品化。
围绕东京等中央和地方的文化的政治性进行论述的田中，十分关注“强迫性干预”，认为其是导致地方文化的空洞化的关键因素。这种“强迫性干预”将文化的差异化价值标准以“物质的丰富”和“规模的壮大”等量化尺度统一归结为“成长文化”。[注] [日]田中滋：《行政与城市文化——市场型文化与资助型文化》，间场寿一编《地方文化的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98年，第24-54页。 结果，在“大城市(以东京为典型代表)拥有一切，地方一无所有”这一认识中，“对一无所有的绝望”成为地方民众之间的共识。本文中列举的美山町在将茅葺古民居景观实现文化遗产化后作为观光资源这件事上，也产生了“家丑外扬”的纠结，实际上期间经过了20年时间，当地居民才真正接纳了申报传统建筑物群这件事。这是地域居民对一直以来认为“一无所有”的自己的生活场域给予了意义和价值的彻底改变所花费的时间，也无疑是为创造出新资源经历的“阵痛”。
即使北部聚落成功地将自己的生活场域作为“茅葺之乡”实现了文化遗产化、观光资源化，但面对每逢周末蜂拥而至的众多大型巴士和观光客，有许多居民不禁要担心观光产业取得了成功，但作为景观最大价值的“素朴”和“乡土风情”却面临消逝，而不得不探索具有“后大众旅游”指向的全新观光形态。[注] [日]寺田宪弘：《后大众旅游之行——以美山町开展的村落振兴为中心》，《近山视野下的世界》(龙谷大学近山学、地域振兴开放调查中心2005年度报告书)，2005年，第367-394页。 这既是为防止地域有限的资源走向枯竭、构筑可持续的观光形态的措施，而且也与其他与自然资源相关联的问题相同，我们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资源问题”。
摘 要： 地域振兴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其解决途径多表现为挖掘地域原有内涵，例如乡土性、文化的景观或者传统建筑物群，并进一步赋予其文化价值与资源性价值。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茅葺之乡”以“日本的原风景”著称，于1993年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在这一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及以之为资源开展的地域振兴活动中，地方主体积极致力于景观保护、观光推介、产业促进、与城市的交流，并带动了民众对自身生活的重新审视。同时，资源化体系下的负面机制也必须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作者简介 :中井治郎，日本龙谷大学社会学部兼职讲师(日本京都 6128577)；郭海红，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日本文化资源化理论与实践译介研究”(项目编号：17CKPJ08)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登于《日本龙谷大学社会学部纪要》第44期，2014年。
[责任编辑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