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新论论文,标志论文,思想体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2—0044—07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探索开始，历经“左联”文化运动者、新启蒙运动者等的推动和逐渐深化，到抗战初期时，这一思想体系最终得以基本形成。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时间确定在抗战初期，具体说确定为1940年年初，是学术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而关于这一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长期以来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一般都认定其标志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但依笔者之见，仅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视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尚不完备，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通常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从整体上逻辑地、系统地建立起了关于该思想的基本框架；二是必须明确地、科学地回答了该思想所必须面对的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三是在具备了前两个条件之后，它还必须在时间上是最早的。除此之外，探讨“标志”问题还需要将该思想自身的形成特点和思想影响结合起来考虑，如它独特的形成方式和表述契机，它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认同情形等。具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来说，其思想主体——中共党内的高层文化领导、进步文化界当时对此一思想的共识程度，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上述标准出发，我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应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的共同发表，即便就思想表述本身的系统性、深入性要求而言，至少也决不能将张闻天的文章排除在“标志”之外。主要理由如下：
从内容上说，毛、张、王三文和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都比较明确并大体一致地阐发了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性质、基本原则或“框架”问题，同时在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具体论述方面又层次有别，侧重点不同，各有所长，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发明和补充之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体现了不同分工，从而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和建构其基本“框架”方面，上述诸文都一致认为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在当时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新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王明的概括最为简单而少为今人所知。王明指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 1]。 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概括应该说最为严谨、清晰和准确，他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1）民族的，即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 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2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的作风的文化；（3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4）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 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贫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他还强调，“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能割裂的新文化的整体。[2]
在框架构成原则的具体提法上，稍有差异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中，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常说的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文化纲领，也即所谓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化的方向。在毛泽东那里，“民主的”内容一部分入了“科学化”，大部分则入了“大众化”，所以他说“这种新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突出大众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在当时不无政治和文化意义，但两者在本质上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在经历过历史曲折的今天，人们容易意识到“大众化”即是“民主化”的表述具有将两者的内涵泛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一种社会意识，一种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内容丰富至极。张闻天对其主要精神的概括应当说是较为精辟的。在封建主义包袱极其沉重的中国，民主化的任务异常艰巨，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悲剧也深刻地证明，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民主化”不仅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也绝不能等同于“大众化”。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用“大众化”来包容“民主化”，除了对民主的认识本身有缺陷外，与他想在提法上略微有别于张、王，可能也不无一定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提法变化多少带有某种灵机一动的偶然性。因为有材料证明，仅二十多天前即1939年12月13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文代会报告内容的时候，他还曾专门强调：“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3]。可见， 会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者及其具体负责文化工作的人士，曾经就此问题达成过某种共识。关于这一点，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会后所发表的宣言，可以看做是一个集中而典型的说明，它所使用的不是后来毛泽东报告中的提法，而是会前所议定的提法，也即张闻天、王明报告中的提法。宣言号召：要“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4]。中共机关刊物之一《新中华报》1940年1月10日和1月17日的两篇社论《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中，也都有类似的表述。
事实上，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1942年之前，中共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宣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大多采用的都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原则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三原则提法，如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在《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一文中[5]，1940年7月，中共机关刊物《群众》杂志的主编潘梓年在总结抗战以来新文化运动特点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6 ]，1941年4月28日，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检查大会上[7 ]提到这一问题时， 都采用了四原则的提法。1941年5月，一向以思想敏锐、 善于独立思考著称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谈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也完全引用了张闻天报告中的提法和阐述，并特别注明这是“洛甫同志”的观点[8]。由此可见， 张闻天、王明等所阐明的四项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更能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更符合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延安文化界人士的认识实际，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理论共识。
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张闻天和王明的报告也较毛泽东的论述要更为明确和充分。王明的报告就是专门以此为主题的。他在报告中，首先说明了中共在当时提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和文化统一战线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文化统一战线的范围与目标，接着强调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在建立文化统一战线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几点要求，还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边区文化界应如何在全国起核心和模范作用的问题，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
同王明的报告相比，张闻天的有关论述虽文字不多，但却更具有理论色彩和创造性。他的报告中专节探讨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内涵、范围、性质、特点和专门从事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人员的特殊工作要求等问题。总体说来，既全面系统，又言简意赅。在论述文化统一战线特点的同时，他对文化人的主要特点也进行了分析，并专门提出了较为系统而又尊重文化人特性的相当开明的文化人政策[9]。后来， 在他组织制定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等文件中，又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充实，并特别强调中共“应当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思想是颇富创见的，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前瞻性。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其思想也曾一度占据支配地位，《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此就曾给予过积极回应。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张闻天的这一思想后来并未得到持续贯彻，反而受到不正确的批评，党和国家因此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痛苦的教训。
二
应当指出，在以上所提到的几篇标志性文章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要更为宏观、系统和深入，在理论的互补性上，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原则之外，他们对于文化的特点，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旧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对于旧文化的性质与成分，对于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与历史分期，以及鲁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做出了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回答。其回答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成熟，显示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文化问题的深刻和独特。
当然，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释过程中，毛、张两文又不免有角度之异、粗精之别，但总体看来，是各有特色，长短互现，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而且也需要彼此补充，才能使整个思想体系更为完备。此处只想举出几个例子来大体说明这一观点。比如，关于文化的特点问题，他们都说明了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更强调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他喜欢从全局的高度，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不像张闻天那样，只谈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是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专谈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问题，以此强化人们的印象，加深人们的理解，使人们在注意文化问题的同时不至于夸大对文化功能的认识。张闻天作为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更熟悉文化运动的历史和文化人，更热爱文化工作，更强调文化运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且当时他实际上也一直在分管文化宣传工作。因此在说明文化的特点时，他只强调了三点：“甲、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各部门的文化均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因此有其共同规律；乙、各部门的文化，即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有其特殊规律；丙、文化只有为大众所接受时，才成为物质的力量。但到达大众中去的道路，可能是很曲折的，经过各种媒介的。”[2]显然，在这点上， 他们二人的认识是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的。
又比如，在分析和对待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二人虽都主张批判继承，消化吸收，但毛泽东似乎更倾向于做宏观的“定性分析”，并具体表述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张闻天则主张对此做“因素”分析，他的具体表述是：要扫除其中反民族的、反民主的、反科学的、反大众的文化因素，吸收其“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定性分析”本身虽不能说就一定不妥，但至少仅做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危险，如毛泽东仅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以所谓“封建性”来涵盖，将新文化的精华仅以“民主性”来归纳，就不免失之抽象和模糊化，容易造成实际文化分析上的简单化和不必要的误会。相比之下，张闻天的“因素”分析，具体论述虽未必贴切完美，但似乎更能体现新文化创造和发展过程中对旧文化的扬弃的特点，因而可以补充毛文论述的不足。至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毛文所谓“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的比喻生动而形象，足显智慧，在究竟应该吸收哪些外来文化方面，其阐述也要比张闻天来得更为宏观和富于逻辑性，但在批判近代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的错误思想时，他却只提到“全盘西化”的观点，而张闻天则同时批评了另外两种典型的思想模式，即“中体西用”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的错谬，仅就这点而言，张文无疑要相对全面些。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式问题，他们同中见异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并启人深思。毛泽东的提法是“民族的形式”，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延安流行后来影响深远的普遍观点。它受到的是斯大林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说法的直接影响。但张闻天对此采取了保留态度，而使用了“新形式”的提法。他认为新文化虽然应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它只应有固定的模式，而应该以能否表现新内容为准绳来改造和利用旧形式与外国的形式，因而主张应吸收一切形式中的优良形式并创造新形式。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支持。[10]的确，无论是民族的、民主的，还是科学的、大众的，都不仅仅是内容问题，同时也是形式问题。尽管“民族形式”的提法有其历史意义，在这一口号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也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以这一口号来指导全部文化形式问题本身还不全面，在理论上它是不完善的，在实践上也造成过偏颇。相比之下，张闻天的提法显然有其可取之处。
此外，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强调，对文化统一战线及其文化人特点和政策问题的分析阐述等，也都是可以成为毛文有关论述的补充的。凡此，均构成笔者反对仅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标志的重要理由。
另外，从发表时间上和前述诸文形成的特点上看，我以为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毛、张、王三文和文代会第一次宣言（艾思奇起草）的成文和发表时间几乎同时，严格说来，张、王二文的公开发表还要比毛文略早几天。实际上，他们几人彼此之间不仅在思想观点和表述上有过相互影响，而且在其基本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和磋商。尤其是后发表的毛文，应该参考过前两文，特别是张文，可以说它们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笔者所要阐述的第二条理由。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王明的《文化统一战线》，三者都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报告。其中王明的报告作于1940年1月4日，张闻天的报告作于1月5日，《新中华报》曾对两文的主要观点做过摘要报道；毛泽东的报告本来安排在1月6日，由于生病直到 9日才得以作成。虽然毛文早在1939年年底就写完初稿，并曾将稿子寄给吴玉章请提意见，但毛泽东演讲的时间较晚，在演讲之后和正式发表之前，又参考过其他文章，做过认真的修改，故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注明的完成时间为1940年1月15日。 毛在文中写道：“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一番开台锣鼓好了。”这“详尽的文章”显然包括上述张闻天等人的文章在内。
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有了时间和条件来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经验，进行理论的学习和武装，所以从文化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把握全局、动员社会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头脑中已经逐渐形成。这当然也得益于此期文化人的活跃和他们大量奔赴延安的现实推动。当时，一些此前活跃于左翼文化运动前线的著名文化人，如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周扬等人相继来到延安，他们的文化活动、思想著作不仅对毛泽东等高层领导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高层领导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这里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前后，正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思想交流最为经常、活跃而富有成效的时期。比《新民主主义论》早一个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和李维汉三人共同合作完成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和有关思想被首次提出。由此可见这种交流的意义之一斑。
三
在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标志”的时候，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直接促成了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对文化运动和文化发展的各种问题做出前所未有的宏观而深入的思考，并且对其思想加以集中而系统的表述。以往人们在谈及这一问题的时候，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地点在王明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其目的是为了团结全边区的文化工作者，并与全国文化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认清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建立起真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服务。
这次大会是延安文化界交流思想的一次空前盛会。代表中包括文化界各方面人士，达450余人，加上旁听的，每日到会人数总在700人以上。[10]为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中央高层领导都准备了详细的发言稿，这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三篇报告。在这次会上，艾思奇还代表文协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周扬、吴玉章、罗迈（李维汉）等也分别作了关于边区国民教育、干部教育、马列主义中国化、边区各项文化事业、文化大众化工作等具体问题的报告。报告期间还夹杂着来自延安各界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普遍的提出边区与全国文化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切合着实际，指出过去工作的优缺点，经验与教训”[10]。《新中华报》等延安报刊，曾及时地报道过这次会议的有关内容，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延安地区的各界人士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大会最后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文化界“为抗战建国、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11]。会后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还在于，为召开这次大会，边区文协准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派人调查并整理了抗战以来全国的出版物，搜集了各式各样各党各派的文化言论，还派人到边区各处了解各种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形。有些临近的机关学校团体，则请其自写详细报告。这样，边区文协实际上对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做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对边区文化运动也进行了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些准备材料，会前和会上都曾提供给中央高层领导做参考。甚至在会议筹备期间，艾思奇等具体筹备者还曾就文化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提法等，多次向中央做汇报，并进行反复磋商。可以想见，它们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文化思想总结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不妨说，凡此，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诞生做出了直接贡献。本文之所以将毛、张、王在此次会议上的三个报告和大会的决议视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这次会议所发挥的契机作用和促推功能，无疑成为了笔者立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以为，按照上述理解来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标志”问题，较之仅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作为标志可能要更加完备。一来它更清楚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直接背景和独特的形成方式，可以表明它真正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来它如实体现了当时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程度、同中之异和整体认识水平；三来它说明这种认识是在同当时延安党内外进步文化人的思想互动中产生的，同时也得到党内和党外进步文化人的基本认同，从而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坚实基础、包容度、广泛性和生命力。
当然，这是从总体角度、全局方面来看待“标志”问题。假若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其思想表述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理论性，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两文，意义则又更加突出些，可以被共同看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当时在延安，许多有见识的进步文化人在谈到他们所服膺的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系统思想及其重要地位的时候，一般都是将毛、张二人的文章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张文的传播和影响也相当广泛，变化始于1942年，即毛泽东的地位被高度“神化”以后。1940年初夏，茅盾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稿中，提到毛、张前述两文时，曾这样写道：“这两篇文章想来各位同志早已熟记，而且研究过了，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方才看到的。近年来，或者说，自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胜利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种面目、性质，以及近二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了怎样一个方向发展，目今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似乎也有不少人士零零碎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些意见也有不少是很好的，然而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的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12]茅盾的这段评价，对我们今天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意义及其形成“标志”问题，显然具有着直接的启发价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张闻天的过程中，从各种角度程度不同地阐发过其《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所包含的文化思想的意义，但似乎都还没有明确地将其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的高度来加以凸显。笔者曾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两篇奠基著作之比较》一文，虽有意强调张文与毛文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共同奠基作用，但也不是专门从形成“标志”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因此此文的探讨，可以看做是笔者前文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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