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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0）04—0004—13
（1）在世纪交替之际， 世界文明正在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西方文明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必将终结，中华文明和东方文明将再次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现代文明形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儒家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它对世界文明未来发展具有什么价值？这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是海内外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文明”问题的哲学反思
（2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独立发生并传承不断的一个古老的文明系统，大致从黄帝时代开始发生，夏商周三代为它的原生形态，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为它的次生形态即古代形态，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现在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3）儒家文明是相对西方文明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所谓儒家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严格说来，“儒家文明”与“古代中华文明”两个概念不能等同。在古代中华文明体系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文化的内容，但儒家文化无疑是最主要的。它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在它的身驱和灵魂上都深深打下了自己的印记。
（4）如何对待儒家文明，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在西方文明闯入中国之后，伴随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主要有全盘西化、回归传统和扬弃创新三种观点与三种选择。逻辑上只有这三种可能，历史上实际也表现为三大思潮，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文明观。然而，不管三方的争论多么激烈，大家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主题，即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如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使中华文明重新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而彼此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和不相容。事实上，它们之间有同有异，有分有合，有歧见也有共识，有排斥也有通融。每一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历史价值。即使其片面性和理论上的失误，也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应该承认，“扬弃创新”的观点是全面的和辩证的，它既克服了“全盘西化”论与“回归传统”论的片面性，同时又吸收了它们的合理的成分。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有一个长期探索、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实践上如何把握和操作更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历史过程。可喜的是，中国人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具体实现“扬弃创新”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继承儒家文明的优良传统，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
（5）以往的争论其所以至今尚未取得一致，具有复杂的原因。 一是强烈的政治情绪的影响，二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水平的限制，三是现实问题十分迫切，缺少深入的理论思考，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6）什么是文明？中国学者大多照搬西方人类学、 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说法，以金属工具、私有制、城市国家的出现和文字的发明作为文明的标志。然而这些标志为什么就是文明的标志，没有谁说出个所以然。文明概念本来中国古已有之，然而除了列举词源之外，很少有人去探索其中的哲学义蕴。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明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这个定义或规定也极其含糊。史前社会300多万年， 谁能说其间没有进步。但那些进步只能说是“前文明”，根本称不上“文明”。在文明社会中，也并非任何进步都是文明的表现。杀人武器的进步和欺骗手段的进步，恰恰都是不文明的表现。有人以“开化”为“文明”的开端，然“开化”本身也需要规定。我们认为，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人之为人”的自觉看起来十分抽象，其实当人们开始思考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时、人类应该怎样生活时，这种“自觉”已经发生了。至于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文明活动与文明成果。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文明概念中，一开始都能看到这种“自觉”，但“自觉”的方面各不相同。中国突出的是礼乐教化与人文精神，西方所重视的则是技术发明与国家制度，中西文明其所以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与系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了。
（7）关于文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人们早就有所认识， 但长期缺少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和价值分析。
（8）文明的民族性就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民族特色。从静态看， 即它在结构上所表现的该民族的文化类型；从动态看，即它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正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化类型，才历史地形成具有这个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
东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民族类型，首先是由不同的民族主体所决定的。中华民族与希腊民族一开始就各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对文明的追求必有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其次，在文明体系结构的各个层面（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上各有特点。最后，最根本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一种文明体系实际代表了一种价值体系。中华文明更多地、更高地表现了善的价值自觉，真的自觉与美的自觉则从属之。西方文明更多地、更高地表现了真的价值自觉，善的自觉与美的自觉则从属之。世界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它在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必有缺陷与不足。西方文明从古到今，都只是世界文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唯一类型。中华文明过去与西方的道路不同，现在也不能“全盘西化”而走西方文明的道路。我们所需要引进和学习的，只是西方文明在价值自觉中那些突出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以补充我们在价值自觉中那些欠缺的和不足的方面。
文明的民族传统具有凝聚和传承民族精神、民族感情与民族智慧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功能。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不是被征服或被灭亡，没有谁愿意割断或放弃自己的文明传统。西方现代文明总是把自己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日本已先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然而它从古代中华文明所接受的影响是否完全抛弃、完全消失了呢？西方国家和日本实际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完全否定传统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摧残和民族智慧的虚无主义，它在民族感情上不可能普遍地被接受。完全回归传统则是民族精神的自我封闭和民族智慧的妄自尊大，它在民族感情上只能面向过去，而不可能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这两种选择在思想上都是片面的，在实际上也都是行不通的。扬弃创新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态度。
（9）文明的时代性就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时代特征。从静态看， 即它所表现的历史形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的结构；从动态看，即它所进行的历史超越，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向更高的阶段跃进，从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体系向更新的结构体系转换。正由于历史形态的时代差异，才必然发生历史形态的超越。
任何民族的文明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而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划分历史形态的客观根据，就在其结构中各个层面的历史特征。17世纪之前，中西文明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类型，具有不同的民族传统，但两个体系都表现出一种大体相似的整体结构，因而大体处于同一历史阶段，都是古代的历史形态。17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确立了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民主和法制取代了君权政治，整个思想文化也都改变了。这种结构体系上的转换，使它们具有了近代的历史形态。鸦片战争以后，为什么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竟然在一个或几个比自己国土小得多的列强面前节节败退？原来我们不但落后了，而且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经济上不如人，政治上不如人，思想上也不能达到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自觉、工业与商业的价值自觉。
一种文明形态当它对内对外基本适应本民族的社会需要时，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它的价值体系也会用各种方式维护这种状态。但随着社会运动与历史推移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时，历史就会提出变革旧形态的要求，旧的价值体系也必须进行反思、解构和重建。不过，文明形态的历史超越虽是一条普遍规律，各种文明的具体历史超越之路并非一个模式。由于受文明的民族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制约，也由于受种种历史条件的影响，西方有西方的超越之路，东方有东方的超越之路，东西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西方文明从古代到近代的超越，主要是自己独立发展和自己独立完成的。东方文明也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古代中华文明则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走上历史超越之路，在各个方面都缺少先行条件的准备。由于没有经历过西方那样的启蒙运动，缺少一种近代文明应有的价值自觉，几乎每一步都是被动的。中国人曾为此付出了极其沉痛的历史代价。又由于西方近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是一个自然连续的过程，中国要迎头赶上，近代化与现代化势必要毕其功于一役，历史任务十分艰巨。
我们要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健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超越之路，就既不能切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也不能把儒家传统绝对化、永恒化。既要对旧的文明体系从整体上解构，又要对新的文明体系从整体上建构。通过批判继承、扬弃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实现古代文明的历史超越和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的基本道路和基本目标。
（10）文明的主体性问题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说明。
所谓主体性就是一个民族在其文明体系中所表现的民族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它首先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本内容。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自觉自主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固有文明的优秀传统，这是民族自我价值的历史性的表现；自觉自主地学习和吸收异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充实民族自我价值的需要；自觉自主地推进和实现本民族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超越，这是民族自我价值的新的提升。所有这些“自主自觉”，便是所谓“民族主体精神”或“民族魂”的集中表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些“自主自觉”，他所代表的文明体系也将走向衰落，甚至灭亡。
文明的主体性不但表现在主体的自主地位，更表现在主体的自强发展。只有在自强发展中才能更有力地保证其自主地位，不断提高民族自信心，使其文明体系蓬勃向上而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这里，民族自我的主体心态非常重要，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究竟是对外开放还是自我封闭，其结果会有天壤之别。
在文明的主体性中，主体的主导思想决定着整个文明体系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导向。而创造和传承这种主导思想的圣哲则是文明主体的精神代表。但是，任何主导思想都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长期选择的结果。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儒学，直到西汉中期才成为古代中华文明的指导思想。主导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时代的转换，它也会被改造、被更新，接受历史的再选择。近代以来儒家思想其所以一再受到猛烈冲击，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个人的过激行为，因为它在整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根本不能指引民族主体反帝反封建，根本不能保证民族主体自强与发展。
二、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
（11）儒家文明是一个具有诸多层面和复杂结构的文明体系，任何一两个简单判断都不能全面地、充分地把握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研究儒家文明，首先要考察它的现实层面，进而要考察它的理想层面，还要深入到它的价值观念及其体系。
（12）儒家文明从其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其本质属于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类型，而不是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或具有浓厚工商业色彩的文明类型。
中华文明的原生形态即以农为本，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时代即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两者的起点即有很大的不同。儒家一向把农业作为治国安邦之本，对于农业的社会价值具有高度的自觉。由此使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东方和全世界都是最富裕的国家。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凭借武力入主中原，但最终都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农业文明。然而“农本工商末”的价值定位与“重农抑工商”的基本政策，同时又妨碍了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尽管早就有人提出农工商各有“本末”或农工商皆是“本业”，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并未付诸实践。由此，农业文明不能及时转换为工业文明，这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13）儒家文明从政治制度来看，其本质是一种以上下等级为标志的君权文明的类型，但不是主张专制和暴政的君权，而是标榜“王道”、提倡“民本”的君权。
东西方古代文明都是君权文明，但儒家的“王道”理念和“民本”理念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王道”提倡道德教化，以道德规范处理君臣关系，反对君权独断和君主专制，并主张“格君心之非”，诛讨无道暴君。“民本”提倡“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正视君主对民众的依赖关系。儒家企图由此在君臣和君民之间建构一种由道德意志所调节的上下和谐的社会秩序，因而构成儒家政治文明论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它在客观上有助于抑制和弱化君权制度本身的负面影响，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稳定。但不可能实际改变上下等级的权力与地位。“王道”仍是君权的天下，“民本”只是停留在观念上，它们都缺少一种制度上的限制和制约，因而终究不能改变君权必然走向腐败的历史趋势。
（14）儒家文明从其治国之道与社会管理来看，其本质是一种崇尚礼乐教化的文明类型，而不是一种法律管制的文明类型。
中华文明的发生即同先王制礼作乐的传说联系在一起，青铜器在中国主要是作为礼器而不是工具。刑罚出现很早，但成文法出现很晚，这与古希腊也有很大不同。儒家对礼乐教化具有最高的价值自觉，认为礼乐是人类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而用礼乐教化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则具有法律制裁所没有的特殊作用。“礼”的功能是确定人的社会身份与规范人的正当行为，“乐”的功能是陶冶人的心性与沟通人的感情。宋儒认为“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礼乐教化旨在国家组织和社会关系达到一种有序和谐的协谐状态，有助于缓和君主等级制度之下的种种对立与冲突，从而有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但儒家企图把“君臣父子”的结构模式绝对化、永恒化，只是在这个模式内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协调，结果使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迟迟不能得到根本的变革。尽管一代一代王朝在更替，这个基本结构却在被强化。
从西汉中期开始，“德主刑辅”已成为儒家的共识。但儒家对法律的作用始终没有达到足够的价值自觉，由此必然引出缺少民权价值自觉。这也使君主制度很难转换为民主制度。礼乐教化理想是美好的，但缺少健全的法律制度必定是软弱无力的。
（15）儒家文明从思想理论核心来看，其本质是以“仁”为标志、崇尚道德理性、注重道德修养的文明类型，而不是以“智”为标志、崇尚自然理性、注重理智分析的文明类型。
西方文明一开始即突出“智”的价值，把人作为知性主体。儒家“仁”的概念则把人作为道德主体。“仁者爱人”说明了“仁”的内容，“仁者人也”则从道德自觉说明人的本质。“仁”的道德修养以个人为出发点，进而由家庭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对整个社会关系进行调节。这对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儒家并非单纯讲“仁”不讲“智”，但“智”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道德伦理范畴，主要是对天理人伦的理解。尽管也有不少人把“智”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儒家道德文明凸现人文精神，同时又缺少科学精神。
（16）儒家文明从精神形态来看，既有一定的宗教性意蕴和神道内容，但又非那种典型的宗教文明，而特别凸现的是一种非宗教的现实精神。
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一定的宗教性意蕴和神道内容，使它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型文明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可以为君权提供神学论证，可以与民间世俗信仰沟通，可以为道德理想提供宗教支持。但是儒家不崇拜神灵偶像，不信仰彼岸和来世，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宗教戒律，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人生，以“内圣外王”为其主要内容。因而就其主要倾向和主要功能而言，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以及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不同，而突出的表现出一种非宗教的现实精神。历史上董仲舒曾发起过一场儒学宗教化的运动，但他最关心的还是西汉王朝在实践中如何治国安民与统一天下，神学论证也是从属性的。儒学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神学化或宗教化。非但如此，儒学还造就了不少杰出的无神论者。这种现实精神陶冶民族性格，形成中国人求是务实的人生态度与治国之道，既不好鹜虚幻的彼岸世界，也难激发起那种非理智的宗教狂热。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起一种支配的或统治的作用。
（17）儒家文明从其变化机制来看，具有保守性的倾向，但绝不是封闭型的文明体系，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可以吸收和容纳其他非儒家的某些文化因素或文明成分。
严格说来，世界上任何文明体系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非此不足以保护和维护其基本结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不能保证它在稳定中持续发展。但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保守性的倾向必然与变化了的时代精神不相容，从而阻碍它的时代更新与历史超越。儒家长于守成，维护既成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尽力从内部协调而使其稳定，缺少一种自我否定和根本变革的机制，这就使儒家文明在近代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断受到冲击。但儒家文明绝不是封闭的体系，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向是多元的。从历史看，本以周文化为主体，同时吸收了夏文化、殷文化的有关成分；从地域看，本以鲁文化为根基，同时吸收了齐文化、晋文化的有关成分。孔子问学于老子，即表明儒道两家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思想交流。董仲舒虽说“罢黜百家”，在他的儒家体系中很容易找到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以至墨家的思想成分。宋明理学虽说一再批判道、佛异端，却因吸收道、佛有关成分而使儒家再次复兴，重建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包容性所表现的开放精神，一直是儒家文明生命活力的重要来源。但保守性又使其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儒家思想如果不从整体上解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便无法吸收和容纳近代西方文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科学等等观念。因此，当中华文明从古代形态向近代、现代形态转变时，儒家学说再也不能作为主导思想了。
三、儒家文明的理想追求
（18）儒家文明的理想层面归根到底以其现实层面为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又突破了和超越了现实层面，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种文明的精神特征与精神追求。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的理想有些不能完全实现，有些不能真正实现，有些根本不能实现，但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来看，它反映了一种更崇高的价值自觉与价值取向，并不因时代变迁而丧失其意义。
（19）君子、圣人与理想人格。儒家把“做人”、“成人”放在第一位。“做人”就是做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成人”就是造就文明人应有的完美人格。
（20）忠恕、诚信与理想人际。儒家把人类视为群体，从同类共处来看人际关系，以道德和谐作为基本原则。
忠恕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对“仁者爱人”加以引伸和发挥，“忠”是一种为人着想的正直之心和成人之美的精神，“恕”是一种推已及人的将心比心和宽以待人的精神。诚信分别从内在和外在说明交际中的真实无妄或诚实无欺。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际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儒家的人际和谐是有原则的，仁人君子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信念，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君子和而不同”。
儒家在人际关系中只看到一种道德伦理关系，而抽去了其中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它一方面受到古代社会宗法等级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想撇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设计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但道德关系永远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想化的人际关系永远不可缺少道德内容与道德标志。
（21）小康、大同与理想社会。儒家理想社会包含着史前社会的回忆和民众的美好愿望，但最根本的是从“仁者人也”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念所推绎和勾画出来的。
大同理想突出了“大道”的公正无私，超越了现实层面上的等级、“亲亲”观念，提供了一个“天下为公”和道德至善的社会图景，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没有注意到大同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有关社会条件，明显具有空想性，但它为批判现实提供了一面镜子和理想尺度，也成为面向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并将永远成为中华文明中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
小康作为私有制社会，它以儒家的礼制为基础。儒家把小康作为改造现实社会而走向大同的中间阶段，贴近现实，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所追求的礼制和谐在历史上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只在古代社会的一些所谓“盛世”中多少看到一些影子，并未真正实现过。
（22）“参赞化育”与理想生态。儒家的天人之学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肯定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追求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生态平衡。
用“天人合一”来表示儒家的生态观念，过于宽泛，因为它常常被用来表示人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而《中庸》所谓“参赞化育”，则最为集中和最为确切。“参赞”指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参与作用与调节作用，“化育”指自然万物本身的变化与发育。通过人的“参赞”作用，让自然万物按照天道、物理自己“化育”，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其理想目标就是“中和”。
儒家的“参赞化育”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智行为，而首先是一种道德行为。儒家把仁德从人际推广到一切生命和自然万物，这是古代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诸如“民胞物与”之类的命题，要比单纯的“生态平衡”之义广泛得多、高超得多。儒家的生态理想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基本观念具有恒久的普遍的意义，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23）“极高明而道中庸”与理想境界。理想境界是儒家文明理想追求的一个特殊方面。它同人格修养有密切的联系，但着重从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上提高人对世界的自觉理解。“极高明而道中庸”集中概括了儒家理想境界的特征。
“极高明”是从形下进到形上的一种精神超越。其实质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对大道、天理和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哲学反思与反省，而具体以“天人合一”为理想目标与理想状态。“道中庸”是从形上返回到形下的一种精神呈现。其实质是对大道、天理和人的本质在形器层面与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既在思想上把握了天道性命之理，又能在处事接物上显得自然而然，平平常常，不脱离日常生活，不脱离普通民众。儒家的精神境界虽然总以少数圣人为标榜，但又作为一般君子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有助于一步一步提高人们精神境界，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儒家文明的价值观念
（24）在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中，价值观念都是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它支配着一个民族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导向，因而最能反映它的本质特征及其长处与短处。
（25）义利之辨与价值导向。儒家文明以“义利之辨”作为其价值论的主题，始终把“义”作为最高的价值原则与价值目标，由此铸造了中华民族重德贵义的民族精神，一向把道德仁义作为“做人”与“治国”的根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持义不挠的民族精英。在一般情况下，儒家强调“义贵于利”并不否定“利”的价值，只是存在一个价值地位或价值等级问题。但当这一原则被扭曲而走向完全“非利”、“去利”时，则忽视和鄙薄功利，否定民众正当的物质利益，以至反对富国强兵的追求，明显表现出片面性和迂腐性。
（26）世界的价值与人的价值。儒家根据天生人和天人被伦理化了的关系，认为世界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儒家的尊天、敬天和畏天，诚然包含着一定的神道主义，主要是尊重世界本身的实在性（诚）、敬畏自然法则（道、理）的不可抗拒性，及其作为生命之源与道德之源对于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儒家的“人为贵”以人为群体、人有礼乐和人有道德而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只是指人贵于物，而非人贵于天，不可歪曲为“人类中心主义”。“人为贵”的价值来自于“天地之性”。“天人合一”是人合于天而非天合于人。“人为贵”并不是获得一种主宰世界与征服世界的能力，而是“立人道以合天德”，自觉地承担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发挥认知物理、化裁万物的能动性。
（27）道德价值与知识价值。儒家根据人性完善与群体合谐的需要，一贯高扬道德价值，自有其合理性与恒久的意义。但没有充分重视自然物理知识的价值，亦产生了消极影响。不过儒家的价值体系并非完全没有物理知识，如能进行扬弃改造，两种价值可以互相补充而相得益彰。
（28）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儒家根据“群居合一之道”，出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始终把群体价值放在第一的地位，强调个体价值从属于群体价值，培养了中华民族的乐群精神，强化了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但当群体价值被绝对化而扭曲时，个体被完全消融于群体，只有尽不完的义务，没有个人独立的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利，由此又大大束缚和压抑了个性的发展。
然而儒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个体价值归结为群体价值。它十分重视个体自我完善、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特殊价值，认为任何富贵、权位和名利所不能与之相比。不过也只限于道德和精神领域，没有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
五、儒家文明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体系的建构
（29）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建构具有现代性的新的中华文明体系，按其性质是一次深刻的、巨大的历史超越，即从儒家文化所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向现代中华文明的历史超越。我们既会看到儒家传统所深陷的历史困境和历史局限，又会发现它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与恒久价值。自本世纪初以来，人们对儒家传统的负面已经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现在特别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揭示儒家传统可能做出哪些重要的贡献，如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30）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中国可以从外国引进资金和技术，但只能从自己的民族主体和民族精神中去挖掘精神动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首先根源于中华民族在现阶段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强烈愿望，即适应现代世界潮流，自立于现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强烈愿望。但儒家传统所培养起来的民族精神亦将为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虽不能引导我们达到现代化的理性自觉，却包含着“唯变所适”、“因时革新”的智慧，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尤其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如能正确引导，而赋予时代精神，将会使全民同心同德，产生强大无比、持久不竭的精神力量。
（31）儒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建设。儒家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不可能直接产生现代商品市场经济观念。儒家经济理论比较薄弱，也不可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但儒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出“足食”、“富民”、“富国”的要求，亦有人认为农工商皆为“本业”，这些观念又可以和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和相沟通。而把儒家的“见利思义”和道德观念引入市场经济，则是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不相容，“儒商”的活动及其概念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
（32）儒家传统与现代科技发展。儒家没有近代、现代科技概念，并对自然物理知识和技能的价值估计不足，但儒家并非必定阻碍科技发展。中国古代科技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儒家经典及其文献中也包含着不少科技知识，“格物致知”完全可以同现代科技相沟通。而有机论的世界图式与阴阳互补的思维方式，亦可对现代科学理念的完善与思维方式的优化，提供特别的启示。现代科技应当自觉承担保护人类、拯救人类的道义责任，儒家道德伦理与人文精神将大有可为。
（33）儒家传统与现代生态问题。西方在现代化的跃进中，根本没有考虑过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征服自然”所引起的生态危机，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儒家的“参赞化育”与“民胞物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古朴的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它极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与生态自觉。如能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将会纳入现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体系与思想体系。
（34）儒家传统与现代人际关系。西方现代化所引起的个人私欲膨胀、人际疏远和紧张也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儒家哲学中的“仁者爱人”与“人我和合”，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目标。儒家关注最多的是人际之间的道德关系，现在则应该推广到人际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各种思想文化关系。儒家的“人我和合”受到家庭血缘和等级观念的限制，当人们真正以平等地位而无私地互相观照时，才有可能真正实践忠恕与诚信的原则。
（35）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法制。儒家维护君权等级制度，缺少对法律功能的价值自觉，不可能直接产生近代、现代意义的民主、法制观念。但儒家的“民本”、“民贵”理论，在观念上肯定了民众的价值与地位，如果能进行新的诠释，并在实践上制度化，它在现代民主建设中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儒家没有充分重视法制是其局限性，但反对单纯“任法”至今仍有其合理性与真理性。道德的确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把法律制度上的公正无私与道德教化上的仁爱关怀有机结合起来。
（36）儒家传统与国家统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儒家文明都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一体的生命线。儒家智慧在国家统一问题中自有其特殊的价值。毛泽东早就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的方针。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深刻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找到了一条不同社会制度和平统一的道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智慧，不但是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创造，亦可用以解决某些国际争端。
（37）儒家传统与现代精神文明。古代儒家的精神文明不能简单搬到现代精神生活中来，必须按照现时代的需要进行选择、诠释和转换。然在这一领域，儒家传统最突出地表现了它的智慧资源与思想精华。例如，儒家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重视道德教化与道德义务的传统、重视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传统、重视社会有序与和谐的传统……，都有古为今用的内容，都可以为精神文明来服务。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归根到底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儒家传统之价值体系经过改造扬弃以后，很多成分亦可纳入现代新的价值体系。“义以为上”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同时要充分重视义利两种价值的结合。群体第一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同时要充分注意群己两种价值的兼顾。继续弘扬道德价值，同时努力提高科学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新的价值体系既有民族传统的深厚根基，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而反映出现代中华文明所达到的新阶段与新水平。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时代不同、性质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儒学根本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但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也是不恰当和有害的。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继承了西方文明的优良传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应该以继承儒家文明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再次复兴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与儒家文明优良传统具有内在的联系。
六、儒家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未来
（38）儒家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大体系，早就影响到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所谓“儒家文明圈”。同时也对西方文明发生过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儒家文明传统将对现代和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做出更大的贡献。
（39）儒家文明圈与东亚现代文明的崛起。东亚现代文明的崛起，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诸多因素整合的结果。单纯用儒家传统不能说明问题，离开儒家传统也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儒家文明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有关因素的某种“优化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儒家传统经过新的诠释和转换，发挥了新的作用。东亚文明未来健康的发展，仍在进一步的“优化融合”，东亚现代文明的优越性正在这里。
（40）21世纪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亚现代文明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的进展，正在改变西方文明长期主宰世界的格局。西方学者再也不能用鄙视的眼光来看东方世界了，他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儒家文明固有的价值观念及东方现代文明对世界的影响。西方文明曾促进其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高速度的发展，但早就暴露了结构性的缺陷和弊端。现代西方文明一方面取得极其突出的成就，另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极不文明的社会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的“单向度”发展及其工具化、商品化和精神失落。这种内在矛盾必然使它一步一步走向腐朽和落衰。
但东方文明的复兴与再次繁荣现在仅仅只是开始，还要走很长的历史道路，中间肯定有不少曲折。我们一定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却不能因其阶段性的成就而忘乎所以。西方现代文明尚有一定的“自我调整”的能力，它以其长期积聚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企图支配世界的经济与文化。同时应该看到，西方现代文明是世界现代文明中发展最充分的一种模式，它包含着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普遍性要素和成份，中国和一切发展中国家都要以开放的心态而认真虚心地学习，并纳入各自的现代文明体系。
（41）多元文明与世界和平。世界文明从其发生来看，本来就是多元的，它的现代走向和未来发展也是多元共存和互助共进。随着“现代化＝西方化”旧观念的破产，“西方文明中心论”已经过时，然取代它的亦不是“东方文明中心论”。现代中华文明既是多元格局中自主、自立、自信的“一元”，又是自明、自省、自律的“一元”。
各种文明体系在其本质上都包含着有关方面的理性自觉，因而其价值观念在整体上是互补的。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交流、对话、互渗、融合，谁也不能抗拒这个大趋势，所谓“文明冲突”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的发生，必定和不文明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
散布“儒家文明威胁”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别有用心的。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作为价值导向和处世原则，以“协和万邦”、“天下和平”作为理想目标，一定会对其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儒家“和而不同”与“立己立人”的观念，终将会成为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共同接受的原则。
（42）儒家文明与人类未来。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把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安置在彼岸世界。现代西方文明在以科学理性打倒上帝之后，精神上失去了固有的支柱，而只把“高科技+高财富”作为理想蓝图。现代西方学者正在讨论如何消除现代社会弊端，而走向后现代社会。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并非最文明、最理想的社会，那么西方后现代社会是否就是最文明、最理想的社会呢？看来西方文明在精神上仍然还需要上帝，而西方文明对人类未来尚没有明确的目标。
儒家文明把人的生命价值根植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不醉心于任何宗教幻想与彼岸的天堂。它为人类未来勾画的“大同”理想，是在现实历史中树立的一个目标。它所崇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实践精神，把个人的价值和不朽同这一伟大目标联系起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和“为万世开太平”，必将引起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广泛注意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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