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地区论文,稻作民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果说日本的稻作文化最早开始于绳文时代晚期，那么，在日本列岛出现比较普遍的稻作农耕现象则是弥生时代的前期，即公元前300年前后。在这以后的五六百年间，史称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从战国末期到三国时期。这无论在日本的稻作史方面还是整个历史文化进程方面都是个决定性的时期，而且，它的发展还表现出整个东亚历史中所从未有过的特点：“形成于北部九州的弥生文化，如所周知在弥生文化前期的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急速地覆盖了西日本一带。”（注：[日]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多重构造》，小学馆1997年版，第263页。）这就是说以稻作农耕文化为主干的弥生文化由九州地区扩展到中国地区、四国地区、近畿地区的西日本广大地域，只花了大约50年的时间；而由西日本扩展为除北海道之外的日本列岛全境，也不过就200多年时间。在弥生文化中期，像青森县南津轻郡垂柳遗址这样的日本列岛最北端的地方也都种上了水稻。“‘栽培稻的出现’、‘稻作技术的开始’与‘稻作文化的形成’在日本列岛几乎是同时的，但原本这是三个分别的阶段，一般的情况需要经过大约以千年为单位的间隔时间。”（注：[日]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多重构造》，小学馆1997年版，第98～99页。）
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现象无法在日本列岛内部寻找答案，稻作文化在弥生时代前期的几十年时间里能够由九州遍及西日本，这该需要多少理解稻作农耕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的人们的通力合作？可以想见当时的日本曾有过一个轰轰烈烈的造田引水“大运动”。这不是绳文晚期小群体的漂流民所能为，更不是从未接触过稻作农耕的原住民所能为。考古学证实，在此期间确实有许多外来人上岛，数量之多以致在与原住民通婚混血的过程中改变了日本人的身体形质。“从昭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山口县的土井ケ浜、佐贺县的三津永田弥生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人骨。这些人骨根据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的研究，其结果说明了意外的事实。一般绳文人的平均身高（男性）在160厘米以下，脸型四方且凹凸分明；与之相对的是土井ケ浜、三津永田的弥生人平均身高有163厘米，脸形长而扁平。”（注：[日]《日本の历史》，朝日新闻社1989年版，第1册，第40页。）当时日本列岛原住民的数量，日本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中最高的测算为25万人（注：[日]山内清男：《石器时代人の寿命》。）；最低的测算为16万人，但由于瘟疫的流行，到弥生文化前期只剩下约8万人（注：[日]埴原和郎：《弥生の使者》。）。“我们考虑到各种情况，估计在绳文文化的末期，从大陆上到日本的人，少说也在2万人以上，否则不会使后来弥生文化时代人的体质产生那么大的变化。”（注：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12页。）有人对自弥生时代开始到1985年为止的日本人口增长数据作了全面的统计，结果发现弥生时代前期、也就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年这200年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由10万左右增长为30万左右，这3倍的增长幅度仅次于自19世纪初到本世纪末的200年间的增长幅度。其他历史时期的增长幅度都只在1～2倍之间波动（注：[日]鬼头清明：《生产力の发展人口の增加》，见《日本の历史》第1册，第236～237页。）。如不承认当时有数量惊人的外来者上岛，一则不能解释弥生前期日本人在短时间内身体形质的特大变化；二则不能解释弥生前期日本农业由杂谷畑作改变为水田稻作时——哪怕是过渡性的天水田——高度技术要求和巨大劳力投入的来源；三则不能解释人口在短期内如此突然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对于这期间来了多少外来民，他们与原住民是什么关系，这些人来之于什么地方等问题，日本学界的说法更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金关丈夫的混血说：他根据弥生人比绳文人身高、脸长、面平、眼细等特点，认为这些外来民是朝鲜人。他们的人数不少，所以在与原住民的通婚混血中使日本人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他们又不可能比原住民多，因为到公元3世纪到7世纪，日本列岛的人的身高（男性）又下降到160厘米左右，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占少数的渡来人的体质特点渐渐在原住民中间扩散并且被吸收，以至于消失了（注：[日]金关丈夫：《人种の问题》，《日本考古学讲座》第4册，雄山阁1955年版。）。另外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石亭提出，先住民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种，他们早已被后来的新人种所取代，这新人种就是今天的日本人；而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则干脆否认曾有过“混血”，也不存在什么“人种的替代”，今天的日本人就是远古绳文人的直系子孙，身体形质的变化无非是由于文化的发达而已。
日本学者一般都承认弥生时代有大量渡来民移居日本列岛，特别是九州地区，但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肯定这时的渡来文化包括稻作、农具、干栏式建筑以及风俗习惯等属于中国南方；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渡来人是来之于朝鲜半岛的北方人种。埴原和郎根据东亚诸民族的骨骼数据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学分析，也得出了与金关丈夫相似的结论：这些渡来人属于北方民族，他们来之于西伯利亚、蒙古、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半岛（注：[日]《日本の历史》，朝日新闻社1989年版，第1册，第42页。）。特别是弥生时代遗址中与稻谷相伴出土的往往有朝鲜半岛南端的无文土器，因而人们更认为这些渡来人的故乡在朝鲜半岛。
二
因为弥生时代带给日本列岛的巨大变化显然远非绳文时代所可比拟，因此一般地认定弥生时代从北到朝鲜半岛以至西伯利亚、西到华北以至东北、南到长江下游以至东南亚，都有人来到日本列岛并定居，这当然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同时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这时要求回答的显然已不再是偶然携带稻种漂流上岛的零星人群，而是怀着种族迁徙目的必然保持着稻作文化传统远航来岛的移民集团。非此则无法解释短短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远渡而来的人数竟达数万之众。
那么，这些稻作民到底来之于什么地方？我们先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来之于朝鲜半岛。
第一，当时的朝鲜半岛，它能向日本列岛提供如此数量众多的移民吗？假如说当时的日本列岛尚且只有8～10万人，那朝鲜半岛至多不过大致相当的人数，哪里可能向日本列岛提供二、三万之众的移民！否定的答案便显而易见了。
第二，当时的日本列岛几乎一开始出现的就是相当高度发达形态的稻作文化：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早在绳文时代晚期，九州地区板付遗址的水田形态及水利设施便已相当完善，沟、堰、调节水量的木栅和进、排水口朝向的配合都很科学。木制农具也已经有了功能分化，挖掘泥土的木锹和平整田畦的木耥各不相同；用于作业的锹体或耥体上都有凿孔，通过凿孔镶嵌进攥握的把柄部分而组合起来，可见木工制作技术已很不平常；而且从其结构看，只能用于水田，不能用于旱地。同时发掘出来的还有用于收割稻穗的石庖丁，就是一种半月形外弯刃的石器。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进排水口附近出土了祭祀用的陶器和猪的下颚骨，分明是农耕祭祀仪礼的残迹，这已属于精神领域（注：[日]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多重构造》，小学馆1997年版，第248页。）。如此成熟的稻谷栽培技术和上层次的稻作文化，决非有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是由原始畑作陆稻阶段向水稻阶段转化的过渡形态；这种稻作技术和文化的主人，也决非有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是由本土畑作民向稻作民转化的过渡者。而当时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又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呢？七十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发现的有稻谷遗存的遗址共15处，除全罗南道罗州发现的是花粉之外，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炭化米和稻谷压痕（注：[韩]李春宁：《稻作的文化和韩日关系》，见《韩国古代文化的连联》，（财）韩日文化交流基金编著，1994年版，第10～11页。）。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欣岩里、松菊里和平壤市湖南里的南京遗址。欣岩里出土炭化米81粒，时间距今约3260～2670年，遗址所在地是高于水面80～100米的丘陵上，所以可能不是水田稻作而是旱地种。南京遗址出土炭化米250粒，时间距今约3050年，伴出的还有粟、黍、高梁等旱地作物。松菊里遗址年代较晚，距今约2715～2670年，在遗址的54号居住遗迹中出土395克炭化米，在这里没有发现旱地作物杂谷粒。像这样的与日本稻作文化基本同时的稻作历史，与其说其中具有传承关系，到不如说它们是同源关系：它不可能向日本列岛输出如此高度发达形态的稻作文化。
第三，日本列岛西部与朝鲜半岛南部尽管看起来距离最为接近，但对马海峡历来就像天然国界，从南往北日均10海浬以上的流速，只有对马、壹岐岛屿的所谓海人才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作横断往来。而且现在的研究已经清楚，对马和壹岐岛屿的稻作还是从北部九州传过去的（注：[日]田望：《日本人の源流をさぐる》，新泉社1997年版，第46～47页。）。1975年日本下关水产大学的12个年轻人曾作过模拟古代的航海试验，他们驾驭野生号船从朝鲜半岛南部古代金海地域下海驶往对马岛，结果因无法穿越对马暖流而失败。
第四，驱使成千上万人离乡背井远走他方，这需要有巨大的社会动因，而当时的朝鲜半岛是否存在着这类的动因？已知历史事实是：韩国的“金海时代是朝鲜半岛南部水田稻作农业的扩张时期……金海时代，是铜剑文化期和铁制武器、铁制工具的开始第一期，也是青铜器消失铁器普遍化的第二期，那时水稻农业开始扩大，其实际年代为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后三百年，正好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文化全期。”（注：[日]网干善教：《日本古代史稿》，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第61页。）可作参照的文献还有《后汉书》：“辰韩耆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由此可见，一方面半岛南部也正处于类似于日本西部的稻作文化扩张期，二方面半岛南部又接纳并安置了那么多的秦代避难者。怎么可能同时在这半岛又出现那么多的逃难者避居到日本列岛去呢？当然后来的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可能会打破这种稳定的环境，但那已是弥生中期的事了。
三
由此可见，可能的解释只有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即中国大陆在给予日本列岛绳文后期和晚期以第一波稻作文化影响之后，是否具有再给予日本列岛弥生前期的稻作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上以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分析中国大陆与日本弥生时代的这种超常发展的新型文化在内容、载体、规模、动因诸方面所能有的联系。
首先是中国的水上交通结束了有船史初期的幼稚状态。这一方面表现在已经能制造出接近三十吨的大船；二方面表现在正处于由目力导航阶段向智力导航阶段过渡的时期。
从安徽寿县出土的一块铜质符节，可知公元前323年间，楚国的一个叫启的贵族私人便拥有一支一百五十条船的庞大船队，由此可见战国时的造船技术和水上航运已很发达（注：陈鸿彝：《中国交通史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1974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古代造船遗址，经鉴定为秦代官方造船工场。该工场共有三个平台，其设置可随意调节，既可在各个平台上造小船，也可把三个平台联起来造大船，所造大船该有八米宽，二十米长，载重三十吨。（注：陈鸿彝：《中国交通史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6页。）而稍后铁器产生，铁钉问世并在造船工艺上应用以后，中国的船舶制造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国已“有了可载700人或260吨货物的大船。”（注：[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376页。）
如果没有指南针或有关的天文知识，那只能局限于目力航行阶段，也就是凭借近海的陆上参照物导航，无法作远距离、更无法脱开海岸线作远海、跨海航行，这就是有船史初期的目力导航阶段。在指南针问世之前，人们将星象术引入航海，依靠日、月、星、辰来导航，这就摆脱了目力所限的近海航行，开始了以智力分析星象来确定海路的智力导航阶段。不同的航行阶段，决定了人们的不同航行行为，这是破解稻作文化东传之谜的关节点。夏鼐先生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注：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石申、甘德等人出于占星术的需要，作了重要的恒星命名与星官划分工作，各自建立了不同的全天星官系统，这对中国经典的星官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注：卢嘉锡、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史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春秋时流行于民间的诗歌也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天文知识：“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注：《诗经·大东》。）。此时人们控制航向的能力也在船体结构上表现出来，“从公元1世纪的古墓出土了中国船的陶瓷模型。该模型大约56厘米长，而转动滑轮的绳子早已腐烂，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悬吊轴舵。”（注：[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372页。）悬吊轴舵已经是船舵的较为高级的形态，由此可知发明和开始使用船舵是更为久远的事。根据这样的船体规模和天文知识，可以相信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在一定时间内脱离海岸线作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冒险作跨海航行。这种航行方式就与有船史之前或有船史初期的漂流方式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性质：1.航行方式；2.合目的性；3.集团性；4.必然因素促成。由于在渡海方式上具有这样的性质，也就使得稻作文化东传日本时的“合目的性”和“集团性”成为可能。
其次，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具有明确目的地的集团性的民族迁徙提供了动因。人们只有在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的压力之下或特别美好的愿望的诱惑之下才会抛弃故土。柳田国男提出“南路说”的寻宝就是后一种动因，他认为最早的稻作民是从台湾经琉球、冲绳等岛屿到达日本九州的，而目的则是到那一带去寻找宝贝，然而这即使是确有其事也只涉及到少数人。历史上的迁徙比较普遍的是前一种动因，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天灾尚且可以外出避一两年就回来，而人祸却可能叫人挥泪而去永世不返。日本的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过渡时期和弥生时代前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与中国的连年征战相始终：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攻陷吴都，又于前473年灭吴；公元前403年，晋国的三家世卿赵、魏、韩瓜分了晋国，中国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争雄，长期激战；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后，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存在，七国间的争战更趋升级；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灭齐，仅仅只是秦国在10年间消灭其它六国的战争中，所杀六国将士即达130万人（注：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而且全国统一后还不让百姓生息，又施暴政；公元前224年秦灭楚，又于前215年取南越陆梁地谪徙民50万戍五岭与越人杂居；接着是陈胜吴广起义，秦朝灭亡，楚汉相争，最后汉朝得立；汉武帝又好武喜功，东征西战，仅中国沿海就有攻闽越（前138年，今福建一带）、击南越（前112年，今广东广西一带）、平东越（前110年，今浙江一带），致使百越难民无数逃亡海外，直到吞灭卫满朝鲜，已经是公元前108年。这连续四五百年的战乱，政权频频更替，百姓生灵涂炭，应该说是造成集团性移民的最大动因。
再次，中国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关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地区的知识。至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就记载着：“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如果可以认为东汉王充在《论衡》提到的“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中的“倭”，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意义的话，那关于日本列岛的连续性认识就可上溯到周初。《论语》所记孔子语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应该说是有所指的，这表明了春秋时期人们对海外邻国社会事态的朦胧了解。吴国从海上进攻齐国是公元前485年；越国攻占吴国都城是公元前482年，至前473年灭亡吴国；公元前468年越国从会稽迁都山东琅琊，“戈船三百”，“死士八千”，可想见当时东海岸沿线海运规模之盛大。至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讨卫满朝鲜，尽管已是弥生文化前期与中期的衔接时期，但其能“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注：《汉书·朝鲜传》。），反映了当时航海已达相当水平。改进风帆、发明浮板，掌握如何利用侧风甚至逆风前进，这都是汉代就已有的航海技术。以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应怀疑稍前的人们对近在东亚圈内的日本列岛已经有所了解。而当时的中国，从南海到东海再到黄海，漫长的海岸线各地域都有着向海外迁徙的逃亡集团。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众所周知的徐福东渡无非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次，或本身就是当时的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相类事件的一个缩影，其故事的广为流传，从北到南有好多个据考证都有所依的徐福东渡启航地：①山东黄河营古港（注：参看《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5章。）；②山东琅琊港启航（注：《史记·秦始皇本纪》。）；③青岛市辖地琅琊港（注：李惠生、刘世岐：《东亚海洋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远洋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④连云港的赣榆县（注：陈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贡献》，载《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57页。）；⑤浙江宁波的慈溪市（注：1996年12月9日，新华社专电：《专家证实：徐福东渡慈溪启航》；又见周乃复：《兹溪达蓬山的徐福遗址》，载《中国 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第87～8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地方是否真正徐福船队启航地虽然颇可怀疑，但它们实在的遗迹存留和有关的地方文献纪录以及年代久远的民间口碑传说却可以证明当时当地确有古人集团东渡扶桑的史实。还需考虑到的一点就是，古人尽管是有目地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性逃亡，但其地域概念无论如何不能同今人相比，从多处史载“倭人自云为吴太伯之后”联系越国的消灭吴国；从“辰韩耆自言秦之亡人”联系秦皇朝自立到亡的社会动乱；从日本列岛西部的稻作文化突然大兴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联系朝鲜半岛南部的稻作文化也勃兴于此一时期，还有两地的铁器与青铜器的接踵出现以及几乎同时的石器开始消失，不是隐示着一种内在联系：当时的海上迁徙者都把东北方作为自己的目的地？至于最后落脚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海岸线还是日本列岛的西部海岸线，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四
稻作文化的传播载体肯定是稻作民，中国的主要稻作区分布在南方，尤其集中于吴越地区。但在解释弥生前期大量渡来人的来源时，有许多日本学者倾向于北方，他们认为这些出土的古代弥生人“高颜、高身材”的体质特征，与之最为相似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朝岛贝塚人和礼安里古坟人、东北朝鲜的草岛人和凤仪人、中国北部的西夏侯人（注：[日]《日本の历史》，朝日新闻社1989年版，第1册，第179页。）。有人还运用现代遗传学方法来研究日本人的来源，对世界25个人种的遗传因子进行分析，得知与日本人最为接近的有朝鲜人、阿伊努人和蒙古人，还有西藏人；其次为南中国人和泰国人，关系再远一点的有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波利维西亚人等（注：[日]尾本惠市：《日本民族的源流》，载于冲浦和光编：《日本文化の源流を探る》，解放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当然，考虑到弥生人离现在已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仅凭人种基因的遗传距离也难作科学论断，如西藏人与日本人的这种紧密的遗传距离就很难合理地解释。而且这期间南中国不但民族迁徙、人种交融等变动很大，还有南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南中国与日本列岛有着近亲关系。而且，在南中国人中，浙江地区的人更与朝鲜人、日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人种、包括周边若干民族在内，根据体质特征大致区分为A型、B型、r型、△型和E型五大类，其基本类型朝鲜人为B型，浙江人为B型，江苏人B型为主兼有△型，安徽人△型为主兼有B型，广东人E型为主兼有B型，而北方的山东人和直隶人则为A型（注：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日本的弥生人像朝鲜人，而朝鲜人又与浙江人的体质特征相同，这种日本人和朝鲜人与中国吴越地区人种的体质特征相似，并且特别与浙江地方人种的体质特征相同的现象决非偶然，它正好印证着日本列岛西部、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稻作民的来源。
当然，当时的迁徙集团肯定不仅仅是稻作民，也有大量的非稻作民，这从同时期传入日本列岛的器物和习俗具有南北混杂的特点可以看出。但是这些非稻作民在新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状态下，由于有着与稻作民基本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肯定比原住民更快地充实进稻作文化由西日本向东日本开拓的队伍。在这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原先的迁徙集团自然地形成了日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注：《汉书·地理志》。）的社会基础。其中不仅仅是稻作文化对畑作文化的取代，同时还包括了铜铁器时代对石器时代的征服。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融合，一般当原住民占据优势时难以见到，而当新的外来民取得优势，驱逐或吞并了原有民族时才能顺利地进行。“日本列岛绳文人与弥生人的情况，就是在持有新兴渡来文化的弥生人取得优势时进行与固有文化的融合的”（注：[日]冲浦和光：《ァジァにぉける身份制度の三大源流》，载于冲浦和光编：《日本文化の源流を探る》，解放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看出，大阪府丰中市胜部遗址有被石枪刺伤的男子遗体，长崎县平户市的根狮子遗址有女子头部被铜镞刺穿，福冈县嘉穗郡遗址有刺进人骨的石剑等。像这样的战争，表现在弥生时代，从北九州到落后的近畿地区，中期的石镞到后期变成了铁镞（注：[日]森浩一：《高地性集落と倭国の敌》，《日本民俗文化大系·稻と铁》，小学馆1983年版，第343页。）。正因为此，弥生时代前期才可能在刚从绳文时代的原始蛮荒社会结构中脱胎出来之际，突然地在广大地域几乎同时地产生了权力意识和权力组织。武器的大量被发掘和弥生前期的环濠集落的被发现，表明了财富和掠夺、战争和征服。
假如以地处长江下流吴越地区中心位置的上海为圆心，其稻作文化扩散的半径恰好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诸岛和台湾。以上海为起始点，到达大连为1022公里，到达山东荣成为850公里，到达釜山为889公里，到达仁川为932公里，到达木浦为600公里，到达济州岛为500公里，到达日本九州为900公里，到达琉球诸岛为800～900公里，到达台湾基隆为776公里。这个以600～10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恰好与目前所知的4000～3000年的史前稻作遗址分布地域相对应，也恰好与相当于日本绳文时代与弥生时代过渡期的稻作工具——石庖丁的散布地域相对应（注：[日]石毛直道关于石庖丁的追踪研究，证明了它的散布区域，见佐佐木高明著《稻作以前》，第289页。），它们恰好散布于长江下游地区、辽东半岛南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另外，在岩手县的紫波町西田遗址发现了中国江南特征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其时间也恰好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绳文文化后期（注：[日]《发掘が语る日本史》第1册，新人物往来社编，1985年版。）。更为奇怪的是，在浙江境内发现的五十个左右的支石墓，其型制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西部的基本相同，而与中国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很不相同，这就排除了经陆路传播的可能性；尽管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至今尚未能被具体地说明，但至少证明了浙江地方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西部相互间海上之路的存在，而支石墓的存在时限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些都作为物证默默无声地证明着不仅仅是弥生时代的稻作民，其实早在弥生时代之前，中国大陆的稻作民就在“偶然”的捉弄下，不由自主地从长江口一批一批地漂向遥远的不返之途；从这些漂着地都地处东亚地中海沿岸，其稻作史都在3000年左右的共同特点中，不由又让人从中看出某种“必然”，即它们的共同来源——中国的吴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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