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走向“边缘”——论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边缘论文,观念论文,走向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4-0056-03
王蒙作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理论家，其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 ，正是两种经济体制交替的缩影。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中心地位，到市场经济体制 下的艺术边缘化状态，王蒙经历了痛苦的“失重”之后，开始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 学多元化思考。从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倡扬到主张文学多元化，到对通俗文学的认 同和对文学社会意义的消解——梳理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变过程，正可以让我们解读到时 代演变的潮声，也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镜鉴。
一、从强调作家承担责任到主张文学多元化
王蒙参与文学理论思考，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写作开始。从其理论思考的深度来看 ，基本上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登场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当然， 这样的分期，并不意味着王蒙的理论观点前后期截然不同，因为作家的心灵往往是非常 活跃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他的思想也是以一种积淀式的方式前进，而不可能是突然的 扭转。在第一个时期里，整个文学创作处在一个政治中心的时代环境里。这使作家和政 治的关系特别紧密，处在社会关怀中心的作家，也被要求对于时代政治负责任。那时的 作家多是具有“精英意识”的，当然，当政治要求内化为作家的个人要求之后，作家自 己可能感受不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会把政治社会的要求，变成自己自觉认同的内容。 为党和人民写作的要求，就成为一个时期内非常响亮的口号。王蒙的理论思考，与同时 代许多人的理论思考一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空间里开始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他基本上是一个热情的为时代立言的文学理论家。这一时期王蒙的文学理 论，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学观念上，王蒙特别注重作家的时代感，他坚 定地认为，一个作家应该“不断与时代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 阔的艺术生命”。[1](P467)在他看来，能不能“与时代同步”，是关系到其作品能否 获得“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的重要问题。怎样才能“与时代同步”? 他认为应当抓住那些他称之为“转机”的生活因子。他自己的小说就是这一观念的忠实 实现者。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大量琐碎的但能够反映生活转机的倏尔即逝的社会文化 现象，他笔下的人物，有许多都是新生活“转机”的感受者和赞叹者，例如《春之声》 中的岳之峰，《海之梦》中的缪可言等等。王蒙提出的“小说时代性”观点是中国文学 批评传统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他的另一段话说得更清楚：“离开了 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苦恼，离开了国家民族的兴衰，去一味追求那种小巧玲珑的风花雪月 ，固然也可存在，却绝非文学的上品。”[2](P244)在这里，他表达了作家应是时代要 求和人民愿望的代言人的意思。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必然使王蒙在小说观念上倾向于 描写时代生活特别是它的“转机”。而他的这一观念，对于当时的文坛而言，也是有着 某种针对性的。
在王蒙二度登坛写作之初，小说创作中“伤痕文学”形成了文坛的一股潮流。应和着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们以小说的方式，对于“文革”迫害人摧残人、无视人的尊严、 压抑人的本性的历史，加以全面的否定。这样的否定是必要的，但王蒙认为，仅仅有这 些还不够，人们应该向前看，看到时代的转机并将它表现出来。他对于当时文坛热衷于 宣泄“伤痕”、执著于回顾昨天的做法有所不满。他曾批评道：“我们的作家在提供这 些人物的今天的命运、新的生活图画的时候，远远不像描绘他们的昨天、生活的昨天那 样得心应手。”[3](P414)可见，虽然几乎是同时开始写作，他与当时文坛上的大多数 当红的伤痕文学作者们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他的文学观念的时代性要求，不仅显示 出对于新生活的充满热情的展望和注视，也是对于伤痕文学潮流的一种超越。
第二，提倡艺术探索和创新。可贵的是，王蒙在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张文 学为时代立言的同时，又并没有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而是体现了阔大的胸襟和气度， 主张广泛地接纳和吸收，倡导艺术探索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一方面冲破 “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冻土，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在观念上，又还是 处在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在一种除旧布新的时代气氛的鼓舞下，王蒙既为文学界 的成绩感到自豪，也为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观念禁锢感到不安。一方面，他欣喜地总 结道：“我们终于有了富有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的、讲求艺术规律的和感人肺腑的文学 。”[1](P213)另一方面，他不仅不满于当时文学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认为文学界在 提供了较好的作品之外，还推出了一些平庸的、急就章式的作品，而且他更担心社会主 义的“不那么有经验”的年轻的文学，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禁锢而受摧残。这说 明，他对于因为各种原因而致的干扰是十分敏感的。当时，这种干扰主要是来自“文革 ”留给文学创作的后遗症：谨守条条框框，害怕突破创新，尤其是害怕来自西方文学影 响的突破创新。那时任何一种艺术手法的创新，都能带来文学界的反响。这些反响又多 半表现为反对的声音。比如对于王蒙小说所运用的“意识流手法”，文学界就曾经将它 与西方意识流手法完全等同起来，而不顾作者一再申明的“中国特色”。在将本来只是 有所相通但并非为一物的两种“意识流”叠合之后，文学界包括文学理论界却有人将这 样的手法归结为已经腐朽的“西方现代派”之中，以此来判定它的“腐朽性”。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比附和推断，很可能使王蒙的“文学错误”掉进“政治错误”的 泥潭里去。果然，此后不久，文学界由对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众说纷纭，转入了对于 现代派文学的批评。然而，时代毕竟在前进，改革特别是开放的形势，使这场批评后来 走向了反面——引发了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手法的浓厚兴趣，最终形成了向西 方现代派文学借鉴学习的热闹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不过因为意识流问 题的探讨而开始有了登陆的迹象，就遇到了严酷的批评环境。对此，王蒙认为，不管是 什么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只要对于表现我们的时代有用，不妨都可以允许，可以多种 形式和手法并存，而不要互相排斥和自我排斥。他有一句很风趣的话，叫做“程咬金还 有三板斧呢，为什么我们的小说作家不能有四板斧、五板斧、十六板斧呢?”[1](P63) 要求作家不怕失败，大胆尝试，以给当时的文学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空间。应该说，像王 蒙这样一个热情呼唤作家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思想并不僵化，不仅在文学探索中身 体力行，而且从理论观念上加以保护，这就使他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那个文学时代， 并在以后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转变文学观念。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多元化思考
新时期以来的时代变化，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发生着的。中国经济领域的变革，可谓与 时俱进。经济的位置逐渐上升到社会的中心，经济的力量成为影响政治、文化等其他领 域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对照的是，文学的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崇高，它的影响也随着市 场经济的深入而削弱，随之而来的是，作家乃至于整个文学界的心态也随着位置的边缘 化发生了裂变和动荡。十分注重文学的时代性的王蒙，最先感受到了这一时代变化对于 作家心态的影响，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有关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功能和文学家的职责这一类 基本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将他自己以往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作了更为理性化 的调整。王蒙能够作出这样的调整，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在复出之初，极力主张艺术 探索无禁区、风格手法应该多样化。他对于各种文学探索一向抱有宽容心态，这种心态 使他不至于变得僵化，而能够不断学习、感受，深化自己对于文学的认识。同时，随着 自身理论修养的不断积累，他也校正了一些偏激之论。这样，外因的诱发和内因的作用 ，使王蒙的文学理论在超越伤痕文学的层面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之外，还具有对于自身 不断充实和提高的特性。这从他对于作家责任感、使命感的认同和迷惘，从他对于“纯 文学”和“通俗文学”态度的变化，从他对于小说题材的时代性要求所作的补充和调整 ，从他在小说的表现形态与手法方面的求新意识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重新审视作家的职责。在复出初期，王蒙虽然在理性上承认差别，但实际上却 是以自己的理想主义态度要求着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曾专门写文章谈论“我们的 责任”，要求作家“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在那一阶段，“使命”、“责任”和“ 崇高”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而实际上，商品经济时代是一个重实利、讲实效的时代。 尤其是到了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不断向文化领域渗透，作家经历了从政治文化中心的 被动剥离向市场文化边缘的悄然靠近。宣称“绝不下海”的王蒙，对于这一变化所带来 的作家群体之不适应极有感触，但他并不是忿然地宣泄，而是重新思考那些似乎已被解 决了的问题，包括作家职责问题在内。在《你为什么写作》中，他以古往今来的文学大 师对于写作目的的形形色色的回答来“开阔自己的心胸”，并调整自己原来对于作家职 责的单一性的理想化态度。比如他依然迷恋有崇高感的、“能够振聋发聩或使读者感到 如同醍醐灌顶的精神力量”的小说，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作家并不都能充当人类灵 魂拯救者的职责，“一个时期以来作家努力显得比读者高明比读者先知先觉未必总是对 的”。[4](P344)他诚心诚意地承认作家不同选择的合理性，承认作家存在方式的多种 可能性。王蒙是在以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作家的职责。
第二，重新审视文学功能。与此相应，在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功能的理解上，王 蒙虽然于复出之初就理性地承认其包括娱乐性在内的多样化，但却经历了在感情上特别 偏重文学的“社会性”，到认可其表现“非社会性”(即不承担诸种社会功利性的特性) 一面的变化。对于那些非社会性文学，比如说“为艺术而艺术”、“无比超越与非功利 ”的“纯文学”或“只图票房”的“通俗文学”，他原先很不赞成，曾经著文加以批评 。但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后，王蒙认识到，“小说本身就是有歧义的，它是精英的，也 是通俗的”[2](P323)。由此他给予文学的“非社会性”以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他一方 面认识到“非社会性”“恰恰是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正像不上色也是一种颜色”一样； 另一方面，他又以“有”与“无”的关系为喻，说明了文学的“非社会性”是对于“社 会性”的有效补充，是促使后者反省的有益成分，也是使后者变得更好的有心期待。由 此出发，他对于原先被自己以“生活感”的概念消解的具有通俗意味的“故事”的价值 ，有了更深入而公允的认识：“你的见闻、知识都很有限。讲故事则能使你得到一种趣 味、一种知识，一种新的体验。”[4](P24)
还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王蒙对于那些不准备对时代、民族负责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纯文学”作家就表示过不快，稍后，对于那些只图痛快、眼睛专门盯着掌声和票房 的“通俗文学”，他也表示过不满。他以对严肃文学的要求来要求通俗文艺，自然会发 现它们的诸多缺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导致了社 会的转型。市场经济对于文学界的强力渗透，市场调节对于文学风格、旨趣所作出的选 择，都使文学界发生了顺应市场、服从市场规律的转变。王蒙是最先感受到了市场对于 严肃文学的威胁的理论家之一。这在他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等文中表现得最 为明显。在文章中，他在说明了文学“降温”、失去轰动效应的种种迹象之后，也预感 到了今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分化。他理智地认为：作者、读者在 这二者之间的摇摆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对于由市场经济调节所导致的文学的无序自 由状态，他没有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因“坚守理想”而拒绝进入新时代，他也没有像 一些完全投身于这个时代而缺少审察力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了泥沙俱下的浊流中的赶潮 儿。市场经济时代所引起的文学特征的变化，促使他进入了更深的思考。通过他的思考 ，我们发现，虽然在骨子里，他还是强调文学的思想性、真实性等，但同时却有了更为 宽容的心态。本来，对于创作手法多样化的要求，早在他复出写作“意识流小说”时就 已经被提出，他后期所提出的多元化问题，就不仅仅是重复前期的观点，仅仅在严肃文 学范围内要求艺术形式探索的多样化，而是进而强调文学性质和负载内容的多元性。也 就是说，在由作家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催生的文学的社会性之外，文学也可以“为艺术而 艺术”，可以成为不承担这一社会性的“纯文学”的试验，文学也可以接受表现普通人 内心欲望趣味的“通俗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可以并存而不废。
对于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活得非常光辉的人”来说，王蒙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在为市 场经济对于文学的干预和选择作辩护。90年代王蒙与理论界所打的许多“笔仗”，关键 就在于有些人认为王蒙已经完全“下蹲”，已经抛弃他本来作为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的立场，而完全认同了市场经济下的文学通俗化、庸俗化的趋势。然而实际上，在他强 调文学创作格局多元化时，他对于文学精神的严肃和崇高仍是肯定的。即使在被人看成 其“下蹲”标志的“为王朔辩护”的《躲避崇高》一文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 “热情和宽容的作者”，他对于以“玩文学”著称的王朔是有所期待的，期待他“玩出 点真格的来”，希望“近商”的王朔，不要被“商”的“扭曲的力量”所俘虏。可以说 他是在主张文学自由时，也反对文学界的那种无序的、无价值追求的失重的状态。
王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作家职责和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是在其一贯宽容的理念和 多元化的价值尺度下完成的，因此，王蒙的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呈现了20世纪后30年的 文学景观。应当说，文学从社会中心地位滑向社会边缘的过程，是近30年文学发展的总 体走势，这可能会使许多文学家、理论家感到失落——英雄话语时代的终结，理想的沉 沦，文学世俗化的潮流，现实的尴尬境遇与曾经的辉煌形成如此强烈反差，怎能不让他 们感慨系之?但是，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变迁，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王蒙对 文学功能和作家职责的重新审视，就表明了他对时代历史选择的尊重和理解。文学艺术 的多元化发展和全面繁荣，正需要文学家、理论家这样一种观念的转变。
收稿日期：200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