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研究：为什么研究和研究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1-0069-03
我们认为，在20世纪，通过文学而表现出的历史，是现代中国的精神困境的一部分；作为民族精神活动的浓缩物和最活跃形式，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以及它最值得深究细论之处，在于这种文学如何展现了20世纪中国精神困境，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其中又留下了什么启示。
20世纪中国的问题实表现在“现实危机”和“精神困境”两个方面。就现实危机而言；国体政体变革、内战、外族入侵、主权恢复和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等等，一目了然，而文学与这些现实危机并无关系，文学运动和文学改造显然丝毫无助于这些危机的克服与解决。但众所周知，文学对20世纪中国仍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很多时候甚至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无论“五四”时代、延安时代、反右运动、“文革”时代直到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如此。这个现象——或者还不如说这个事实——清楚地提示，走入“现代”以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难题，远远不仅限于各种现实危机，相反，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危机之外，还有无形然而深刻的精神困境。
与对各种现实危机的重视相比，对精神困境的研究和认识至今不足。虽然精神困境不像现实危机那样直接威胁着中国，给社会带来迫在眉睫、需要立刻排解的麻烦和障碍，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但长远来看，古代史结束以后的中国，精神困境是一个更大更难解决的问题。至今，一般国民对此认识仍显极其模糊、极其表浅。这一点，可能是过去一百年中国最令人悲哀的地方。
就在人们片面重视现实危机的同时，历史本身却不断显示它最深的症结与动力，即是对精神困境的求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贯穿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现实危机——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战争的——都可以寻找正确恰当的对策加以阶段性的了结，而走出精神困境却远为艰难。整个20世纪，中国精神困境与其说是被阶段性地克服了，不如说它跨越了时间而不断深化着、发展着。可以说，从最初的改良主义一直到今天，由于传统崩溃和被卷入“现代性”，中国迈出每一步，都于尝试克服精神困境的同时，又加深了精神困境，并不断增添新的变数。
黑格尔阐述过事物的一种状况：“冲突要有一种破坏作为它的基础，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它是对本来谐和的情况的一种改变，而这改变本身也要被改变掉。”[1](P260)这可以借来描述20世纪中国精神困境的基调。如果中国自身的古典精神文明是一种谐和，那并非指它没有变化，而是指它始终能够经由内部诉求以保持住自我的方式发生演化。很明显，20世纪中国现代性转型没有等候和容许内部诉求形成，就直接地突然地被外力强行楔入。这种撕裂式、破坏性的变故，令中国精神文明从此丧失了谐和性。然而，谐和作为一切事物自由或不自由的标志，是不容丧失而必然恢复的，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明因此就一直处在激烈冲突与不断寻求恢复平衡的两难之间。但是看起来，由古典精神文明“突然死亡”和西方文明强行介入所造成的精神困境，仍在能量释放过程中，所谓“谐和”的恢复，到现在为止也还未见端倪。
以上思考，被我们视为延安文学研究的基本支点，也是这项研究最重大的价值所在。如果不置于现代中国精神困境这样一个文化性的宽广语旨下，延安文学研究不仅将是黯淡无光的，而且也根本遮蔽了它固有的超乎寻常重大而丰富的价值——显而易见，延安文学的问题往往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这种复合性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都不单纯地源于和停止在文学层面。事实上，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什么研究视野的拓展，相反，我们宁可认为是研究对象本身内容与价值的复原：对“延安时代”的意义的发掘，将比对它的评价更重要——是即我们的研究主要想显示并带来的一种认识。
基于此，我们制订了《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研究课题。这项课题先是在2003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立为所重点科研项目，进而又于次年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对相关问题的梳理，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成果。第一个方面，是与延安文学有关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方面，是由延安文学形成和提出的几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关键性的问题。把这两个方面加以细化，它们将分别涵盖如下具体内容。
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搞清楚这么几点：
（一）延安文学的由来。为什么会有延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延安这么个从地理、历史和文化上讲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的地方，会在1940年代取代上海北京等更发达更现代的大城市，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文学中心？历史向这个方向发展，有没有必然性？如果有这种必然性，除去政治、时事上的原因，从文学自身来看，它的道理何在？
（二）延安文学的建立。延安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如何建立的？也就是它是什么性质，依靠什么，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延安文学的过程。从1937年到解放战争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延安文学大致经历了十年过程。它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后来又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变化？变化有多大？是如何变化的？
（四）延安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两个主要的源流，一个是“五四”新文学，一个是延安文学。一百年的文学，几乎都是由它们引导的。从实际影响力来看，延安文学的重要性，超过了“五四”。那么，延安文学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对未来施加影响的？哪些东西是中国自身文学传统根本没有、根本不具备的？直到今天，延安文学的影响是不是仍然存在？从历史观点看，摆脱延安文学的影响可能吗？
在第二个方面，通过对延安文学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着重提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思考。
（一）知识分子问题。贯穿延安整个历史时期的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革命战争问题（对党来说，抗战既是反侵略也是一场革命战争，最后的结果将不仅仅是把日寇赶出中国，而且应该借这场战争走向革命胜利），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这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先前的革命队伍，不存在知识分子问题，抗战把大批知识分子送到了延安，照许多老革命的话说，知识分子还没有大量涌入之前，延安很单纯很宁静，知识分子一来，各种矛盾各种麻烦接踵而至。而来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或者说主体，是文艺知识分子，当时俗称“文化人”，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很少。所以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问题就是文艺问题，文艺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问题。那么，知识分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党是怎样解读这一点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不同的领导人、党的领袖与一般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何差异？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党在解决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中积累的经验怎样影响了将来的知识分子政策？
（二）整风事件。延安整风既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重要性跟“五四”、“反右”、“文革”比丝毫不逊色，如果从所造成影响的深度和持久性来看，且尤有过之。整风的隐秘目的，是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素来以马列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秀才治党的那股势力。这一点，毛泽东自己后来是毫不隐瞒地承认了：“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2]另一方面，1941、1942年，知识分子来延达到高潮，由此而生的矛盾、冲突也达到高潮。1942年春天出了一系列事，讽刺画展、轻骑队、《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等等，心里已有整风计划的毛泽东，正好借这些文艺家闹出的乱子拉开运动帷幕。从史料看，虽然整风是全党整风，但动静几乎全出在延安文艺界和知识界，鲁艺、文协、中央研究院和其他院校；军队和地方被卷进去的很少听说。所以延安整风实际上主要是文艺整风、知识分子整风。这也是党的历史上发动的第一次大型文化运动，它不单扭转了延安文艺方向，完成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改造，而且在方式、模式以及许多具体细节上，形成一整套解决思想问题、文艺问题的办法和套路，对后来至少三十多年内中国文艺的管理与形态有着示范和模型的意义。
（三）“超级文学”问题。用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很难解释延安文学；文学在延安被开发成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功能的庞然大物，应该说，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我们试图给它以描述，提出了“超级文学”的问题。到底“超级文学”是什么样的形态？如何运作？“超级文学”跟普通文学的区别是什么？“超级文学”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又怎样？我们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毛泽东问题。虽然毛泽东的历史角色主要是党的领袖、革命政治家，但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言，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就连鲁迅也远远不如。这种影响，就是从整风、《讲话》开始，就是从延安开始的。关于这种影响，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过去很不够。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本来不是从学术层面来展开的，可以不必说它；主要是搞文学的学者们，没能意识到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学学术对象的价值。不少人存在偏见，以为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带给文学的都只是政治的影响，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政治强加到文艺身上的。这都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把问题简单化了。毛泽东的影响与政治有关，但现代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却不是毛泽东带给文学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层影响不在政治上，是在文化上。它集中反映了走上现代性之路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向、由此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克服这种困境的思路。
（五）延安文学成就或其意义的评价问题。总的来看，一般对延安文学成就的评价不高。但这对不对？如果对，对在哪？如果不对，又因为什么？说它对，恐怕只是当所持尺度是纯粹文学的，或者说专注于文学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例如，作品的重读率高不高？流传范围有多广？为文学史留下了多少公认的丰满深刻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它的技巧可借鉴性即借鉴价值大不大？文学风格是否为后世作家自觉主动地喜爱和摹仿？等等。从这些方面看，延安文学的成就确实不如“五四”新文学，也不如新时期文学。今天，除了研究者，几乎没有人会去读延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作家还用它的语言、风格写作，延安的作品（包括受它影响的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作品）也很少传播译介到中国以外的地方。问题是，这种纯粹文学的标准用到延安文学的成就评价上是不是合适？作为很大程度上对一般概念“文学”有超越性的特殊文学现象——我们叫它“超级文学”——延安文学的成就实际上体现在一种不同的层面上。比如：借形式变革培育民族主义的文学意识；“面向工农兵”推动并且加速了文化重心下移趋势；“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对中国文学语言乃至一般社会语言的趣味、质地的易换；消解知识分子话语优势，颠覆文学的文人化传统，为反精英的通俗化文化奠定基础……当我们跳出与文学的单一关系，进而在历史、文化的关系中观察延安文学时，往往有令人吃惊的发现，例如它与遥远的19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文化之间的某种渊源。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就会看到延安文学的成就，亦即经它造就出的东西，是巨大而深刻的。
当然，研究中涉及的远远不止这些，尤其当涉及文本的细读时，常常会随机性地带来许多生动、富于活力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所以概括起来，我们对延安文学研究这个课题的处理，禀持三个原则：首先，必须运用文化研究的整合视角，而不宜把它理解一种封闭的文学对象；其次，无论对于史料还是延安文学的具体作品文本，尽可能细读，唯细读才能从看似寻常的背后挖掘出丰富而新鲜的意味；第三，解读的工具不仅仅是理论，也包括叙事，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叙事对于事物具有复原、重构和发现其各种联系的非常活跃的功能，这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5-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