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视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界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著述层出不尽，观点众说纷纭。例如，马克思早期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及其与现代某些思想流派的思想联系问题，就是争议已久的问题。从本专栏发表的如下两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分歧仍然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给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以发表的机会，通过正常的争鸣来解决这类分歧。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然而，究竟什么叫“研究”，不同哲学路线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所谓“研究”，绝不是囿于观念领域的单纯逻辑演绎和概念推演，而是尽力将针对“副本”（观念）的批判提升为针对“原本”（现实）的批判，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出发去揭示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言而喻，这样的研究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解决由现实问题所引起的使研究者“苦恼的疑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困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例如，不通过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来弄清伴随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而产生的所谓“技术理性危机”、“文化危机”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实质，我们能够正确地判定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批判”的价值吗？而对于并不关心现实问题，从而毕生都不发生马克思遇到的那种令自己“苦恼的疑问”的“研究”者来说，所谓“研究”也无非是单纯处理思想资料的过程。由于远离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探讨不同时期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表面形式的类比，或者对原有概念重新排列组合，其结果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生造出种种主观随意性很大的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即使是哲学史的研究，也不能满足于单纯与思想资料打交道，也要正确处理“副本”和“原本”的关系问题，以便通过对相应历史的实际生活的认真研究，透彻地揭示相继出现的哲学观念的实质及其相互联系，从而为解决现实紧迫的课题提供哲学启示。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为榜样，树立科学研究所应有的价值观。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来源于对紧迫社会问题的关心，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解决这种“苦恼的疑问”而“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的马克思，并没有远离现实，而是以自己划时代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要真正做到像马克思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诚实的研究”，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研究的动因问题，研究的态度问题，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哲学批判是非常明显的，这在学界——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较多的探讨。但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有的学者甚至以此来批判、否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因此，如何解读出成熟时期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是当前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其科学的理论视界，主要体现为对唯心主义思想中心论的打破、对概念的历史性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正是在这一全新的科学视界中，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力。
一
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对社会的批判最初依赖于黑格尔哲学的自由理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又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虽然哲学的立足点发生了转换，但从哲学批判的总体视角来说，马克思都是以先验的“应该”范畴为理论内核的。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便只能是价值悬设的道德批判，还未能彻底摆脱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人应该是自由自觉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理解的自由自觉的内涵来行动，这最终会陷入纯粹自我的设定中。因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来生发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张力，也就无法面对马克思后来的哲学变革。实际上，马克思在实现哲学变革后，他的哲学批判维度发生了彻底的视界转换，在这一新的理论层面上，马克思首先扬弃的就是仅从思想中来进行的价值批判，或者说他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思想中心论，对价值批判进行了现实的理论定位。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通过对感性确定性的分析指出，人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表达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当我们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杯子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运用知觉思维，已是在运用概念表达所见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理性之中，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表达出自己的感觉，我们便只能保持沉默。黑格尔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揭示了传统哲学为什么总是从思想出发理解现实的根缘，因为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思想之中。古典哲学对社会的批判便着重于如何使社会生活更加符合思想与理性，康德、黑格尔都是从这里获得哲学的批判力的，黑格尔哲学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古典哲学的这一思维方式，是把现实纳入一个具有统摄性的逻辑结构中，在一种理性的信仰中，完成了对人的现实统治。
马克思哲学实际上是针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思想中心论发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一开始就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1.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产，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不能以思想作为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尺度；2.思想、观念、意识都是人们物质生产的结果，“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同上书，第72页），语言也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中发展而来的；3.任何意识都是对现实关系的表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意识的独立性发展源自于社会分工的发展；4.在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之所以出现于独立王国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特征，这决定了意识以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就是这种思想的最高表现。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新历史观做了一个简要的阐述：“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同上书，第92页）。这一概括无疑是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然而，联系上面对《形态》的解读，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从这一概括中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深刻寓意。马克思在这里通过把思想、语言置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实际上是打破了旧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思想中心论，从而也就扬弃了早期从“应该”出发的哲学批判。这是哲学思路的一次重大转换，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此时意识到，如果仅从思想中的价值悬设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第一，由于这一思想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其概念本身就是非批判的；第二，以这样一些非批判的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最多只能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只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同上书，第65—66页）显然，这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
对唯心主义思想中心论的打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实现了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把概念、思想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只有实现了这一历史观视角转换，马克思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生活，才能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后来的批判理论同早期批判理论的根本不同之点，即要从外在价值批判转到社会内部的自我批判，它体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真正改造。这一唯物史观视角，使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就不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寻求哲学批判的张力，因为那是他早期哲学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他们想构建一种人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解；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从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生发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虽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从学理上说，也没有跟上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步伐。在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倾向，就更为错误了。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是构成其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基础，而不是他历史观的唯一目的。
通过对思想中心论的打破，马克思扬弃了早期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出发的哲学批判，为了将他成熟时期的批判同早期的哲学批判区别开来，我们称之为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成为马克思后来考察资本主义的重要视角，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未能真正理解的。
二
打破唯心主义的思想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运用概念进行哲学思考，但只要使用概念就难以摆脱逻辑控制力。怎样走出这一理论困境？马克思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对概念的时空定位来实现的，概念本身的历史性定位使之具有特定的批判功能。
在黑格尔哲学中，如果我们撇开其逻辑学的脚手架，而深入到其哲学的具体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其每一个概念都是流动的、发展的，每一个概念在其最初出现时都体现出简单的直接同一性，随着意识的自我展现，概念从直接同一性走向具有丰富内容的同一性。这使黑格尔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也正是在这一强烈的历史感中，才真正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功能。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视域中，对概念的运用也贯穿着历史性、现实性的原则。概念的历史性、现实性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概念的总体性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他的概念辩证法思想。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但它们的抽象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事实。马克思举例说，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成为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问题中，都隐藏着其他问题的内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特征的重要表现。这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每一个问题的分析，都必须以其与其他问题的总体联系为依据。黑格尔哲学中“总体性”概念的意义就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征，要求经济学、哲学的分析必须从多样性的统一出发，从思维中的具体总体出发，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具体从思维中再现出来。这种在思维中表现为结果的东西，虽然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可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实现概念的现实性定位，达到对现实的理解。
概念的历史性、现实性规定的第二方面体现为每一个概念的产生都有其社会历史的条件，每一个概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马克思以劳动概念为例作了仔细的分析。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对劳动的理解只是到古典经济学中才真正体现出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货币主义者把财富看成是外在于人身的货币。与此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性存在转移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体现出很大的进步，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主要活动方式，但他们仍然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限于取得货币。而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纯产品”。虽然重农学派的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农业劳动还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把财富理解为劳动（虽然还是一定形式的劳动）已是很大的进步。到了斯密时期，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干脆认为是劳动创造财富。“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同上书，第41页）。斯密的这一概括，就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产业资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特征。劳动的这种最一般的抽象，既是以具体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同时又体现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是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同上书，第42页）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任何比较简单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中可以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它的抽象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对概念的这种时空定位，对它的这种历史性、现实性特征的阐述，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打破了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在后者那里，概念的超历史特性，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或者是将之永恒化，或者只是从伦理、道德视角来进行批判，进行道德的修正，说到底只是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马克思通过对概念的历史性、现实性特征的定位，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历史性产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是要以历史的方式对之加以提问，从而保持一种历史的、开放的、批判的理论视野。同时，概念本身的历史性、时空特性，使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能看到资产阶级理论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从概念的永恒性出发，便只能看到概念所统摄的现实，把现实置于概念的普照之光中，处于概念之光外的东西就被舍弃了。而从概念的时空性规定出发，把概念置于历史之中，则把概念产生的基地展现出来，读出了抽象概念中所不能直接展现的内容。概念的运作成为现实的、历史的、逻辑的展现，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深刻内容。
三
概念的现实的、历史的定位表明，真正的批判只能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总体性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其本身便包含有自我批判的张力。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功绩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矛盾真正地揭示出来了，这是马克思超越旧哲学的地方，也是他同早期人本主义哲学的彻底决裂。
“我思故我在”，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降，个体理性成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其论证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理性之光中，实现个体的自主自由。在这一起点上，不论是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还是英伦三岛的经验主义，其哲学思路是殊途同归的。
近代哲学的这一研究思路，直接影响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从个体理性出发的“经济人”设定，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斯密、李嘉图等主要是研究如何从个人出发，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由于以“经济人”的设定为起点，社会关系总体是处于经济学研究之外的，他们把这种看不见的、而又制约经济生活的社会关系理解为“看不见的手”。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深信：只要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发挥“经济人”的理性作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应就会被“看不见的手”有效地控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失灵，如果把“看不见的手”当作“物自体”而置于一边，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黑格尔颠倒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他认识到“经济人”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关联互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了社会关系，“经济人”便只能成为孤岛上漂泊的鲁宾逊。“看不见的手”实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功能表现，它是“理性”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可以通过理性在现实中的最高表现——国家理性的指导下得到有效的控制，使经济生活合乎理性，实现对个人主义的修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转折点。在以前的哲学思考中，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都是从个体理性出发的，而黑格尔则将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作为哲学思考的理论主题，并着重分析总体性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但在德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黑格尔又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只是寄托于德国的封建君主制中。在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地方，却又向后退了两步。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视角的研究，把黑格尔哲学中对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理论从哲学的思辨构架中解放出来，以一定历史境域中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为理论入口，实现了哲学视域的格式塔转换。
在以往哲学的研究思路中，马克思哲学中的这一重要内容仅仅被归结为生产关系，从而大大弱化了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再加上概念的非历史性运用，使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具有经济决定论性质的机械性理论。在国内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对实践范畴的理解，也缺乏对实践范畴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定位。虽然相对于传统教科书体系来说，实践唯物主义是理论上的重大发展，但在哲学的深层解读上，与传统教科书体系并无二致。首先，两者都把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其次，如果把实践理解为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规定，实际上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还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水平。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已有了“劳动一般”的理论规定，古典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斯密、李嘉图都是以此为依据，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广到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这个经济学上的“劳动一般”如果从哲学上加以解读，实际上就是“实践”。马克思的超越在于，把实践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了从实践到物质生产的逻辑过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理解为历史性的劳动，对劳动的具体理解，便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理论前提的。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真正地超越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只有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规定中，马克思才能得出抽象的“劳动”概念，理解劳动的质的规定性，从而抽象出“价值”范畴。古典经济学由于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一般化，他们对劳动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数量的分析上，无法达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这种计算化思维，便只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物化”理解。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承认。
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规定中，马克思批判了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规定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双重矛盾，正是在对双重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过程要求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否则就会发生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表现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流通中的二律背反难题：要提高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崩溃与瓦解，也就失去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意义。打破这一二律背反，只有彻底地推翻私有制，其途径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一分析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主导线索。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在环节的相互矛盾。如果说人在自然界面前还可以保持人类平等的外观与整体形象，那么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分工和财产造成的界限与鸿沟。可以说是社会关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造成了等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过程中的自由竞争、生产的赢利目的，在大工业的推动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更加明显、更加尖锐化。一方面是阶级的两级分化，另一方面是阶级内部个体的尖锐冲突以及阶级之间作为个体关系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的事实中，才有西方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以及如何控制这一冲突的控制论，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活中，才有强调理性的哲学思考与民主政治的企求。“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38页）正是在这一考察中，马克思才彻底扬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认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同上书，第38页）；在思想观念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一种虚幻的普遍性中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胶合剂，为人们提供理性的价值追求。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普遍性整体相冲突的文化矛盾。以此来看后现代哲学家的一些思考，当他们打破占统治地位的理性，强调破碎的个人、文明的碎片时，实质上只是揭开了蒙在利己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轻纱，把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无奈与孤独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了。
通过对总体性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马克思引发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但这已不是早期人本主义的从事物外部的抽象批判，而是对包含在事物内部的自我批判的发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所导致的自我批判。这是马克思科学批判力的重要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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