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主义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7-07
当面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选题时，不能不为它的庞大驳杂、无处着手而心生畏难情绪。因为要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就不能不首先界定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及研究对象，然后才能谈及研究方法及其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屠龙术，它必须与其研究对象相伴而行，适时而作。可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复杂概念。首先，“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管理体制的代称。当初“哲学社会科学”从俄文中移植过来的时候，它是被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管理体制来使用的。1955年，中国仿照前苏联的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文理分科后的文科管理机构），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执行部门。1966年，这个部门在文革中被取消，由1977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取而代之，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却被我们沿袭下来，成了中国学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既成概念。其次，当“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学科的分界来使用时，这个概念不是某个学科的单称，而是用来指称除了自然科学之外的众多学科。在这个多学科领域中，“哲学”通常被人们当作是凌驾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一种指导性学科。“哲学”之后的“社会科学”则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学科。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含义也极其丰富，人们对“科学”的解析有多种方式，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建制以及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等。再次，当“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知识体系来使用时，学界又把哲学排除在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提问，研究目的并不在于求“是”，故而不能称之为“科学”。于是人们则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解析为“哲学”加“社会科学”。同时，学界还常常把“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混合使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人们又把它分解成为“人文科学”（或称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两个部分，而这种区分在世界各国又有许多差异，如瑞士著名学者皮亚杰所说：“各国大学各系学科的设置情况大相径庭，不足以提供一个分类的原则。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仅仅指出，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一假设正是这种区分的根源）。”[1]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性。概念的含混，已使这个领域的上空浓雾弥漫，加之其中所蕴含的各个学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疆域无比博大，所要研究的对象无限繁多，那么就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多元化研究方法。为此，笔者拟从科学哲学这个角度来探讨多元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以期在方法论方面能有新的见地。
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对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个决定选择或者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的前提性问题。因为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特定对象密切相关且实践性较强的复合性知识。“方法”这个概念涵盖了想法、办法、技法、工艺、程序、规划、规则、计策、谋略等意义，无论是人生琐事还是大政方针的选择，凡能提供解决问题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方法。李志才先生曾把“理念系统”的方法解析为五个层次，然后下定义说：“方法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方向、途径、策略手段、工具及其操作程序的选择系统。”[2]5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方法的使命是引导我们的思维沿着正确的途径去认识客体。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他的巨著《方法》中定义“方法”时，把该词在西方的最初含义“行进”与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道”相提并论。在中国哲学里，“道”的本义是指人行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准则、一切事物的本原等。世间万物杂处，有同有异，相互联系，变化无穷，因此中国古人探究事物，治理学问的基本方法就是讲究同异，有聚有分，以道为本，以道御术。事理不同，方法各异。如想法、教法、技法、算法、书法、画法等等，都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需要去创造或选择恰当的方法。有人认为，方法是关于“怎么办”的知识。事实上，它还包含了知“道”这个前提。如果我们不知道所指的对象“是什么”，不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在《庄子·列御寇》中，有个朱萍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的故事，说朱萍漫耗尽千金家产去学习屠龙术，三年后学到了屠龙绝技，却没有机会施展这种技能。我们且不说屠龙之术是否有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龙之不存，屠龙之术从何而来？在《庄子·养生主》中，还有个与屠龙术相反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说庖丁为梁惠王宰牛，手足并用，既快又好。梁惠王问他怎么能达到这样高的技艺，庖丁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丁把宰牛的高超方法归之于他所得到的“道”，即他在实践中对牛的内在生理结构的准确了解。因为做到了“胸无全牛”，所以杀起牛来才得心应手。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任何事情，只有首先了解其内在的本质与结构，然后才能找到又快又好的方法。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只能从有“牛”这个事实的存在而去研究“宰牛”之术，而无法求得“屠龙”之绝技。由此可知，任何研究方法只有建立在正确认识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适应，才能准确实现研究目的；只有那些能够抓住研究对象的要害，准确实现研究目的的方法，才能称之为好的方法。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比庖丁解牛复杂得多，若不能对它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就无法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拓展或创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研究范围究竟有多大？
在知识研究领域，区别研究对象的差异是确立学科分界的首要标准。学科划分的目的在于缩小研究范围，由此得以集中精力去准确认识研究对象。学科划分得越细致，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了解就越精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就越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宽泛，不仅要研究人与社会，并且还需要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囊括其中。因为哲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那么就需要认识宇宙自然，认识人自身。社会科学虽然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人类社会是由各种人群相互联系起来的巨大复杂系统，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就得根据研究者的目标要求把它划分成为不同的领域，以求能实现准确观察研究对象之目的。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对象就需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哲学中的辩证方法、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逻辑学中的归纳—演绎方法、历史学中的考证方法、文艺学中的形象思维方法等，都是从特定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当然，这些方法除了在本学科内部具有特别的功能之外，也可为其他的学科临时需要所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多元性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要把人和人类社会以及宇宙万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了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移植、改善、变通之外，也不排除借鉴或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要回答世界“是什么”，应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圭臬。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回答世界“应该是什么”，应以规范研究方法为圭臬。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如果我们不知道世界原本是什么，又怎么能说出世界应该是什么呢？过去人们曾经武断地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或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分割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疆域，这种划分方式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世上万物无不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难以硬性切割的。更何况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人本主义的事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属于人的科学。如果一个自然科学家没有人文思想，没有人文知识，他所研究的科学不知何为，其研究成果的效力越大，对世界所产生的威胁就可能越大。如果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他所得到的学问也一定是无根之谈。因为人首先是自然之物，然后才是社会化的人。所以，任何学科的任何学者都永远无法摆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纠缠。在这种无限关联的社会环境下，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往往都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性质。任何独立学科，都无法使用简单的知识和单一的方法去回答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因此要求研究者能广闻博见，知识融通。如中国古代的老子，他对世界的认识就十分广阔。他所讨论的问题，大多都不是就人世来说人事，而是以宏大的宇宙理论来解说人世的道理。因此，时隔几千年，他的学说仍然使当今诸多学者为之折服。
20世纪后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社会上所出现的复杂问题日益增多，于是复杂性研究已经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涌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对复杂性研究有多种解释，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复杂性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系统性、多要素性和动态发展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渴求多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跨越，并要求打通学科间的壁垒，以通过多学科知识相互融合的途径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复杂性研究需要有复杂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现象也日益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特征。莫兰在他的《方法：天然之天性》一书中曾这样说：“我越来越坚信我们不应失陷在当下的迫切问题中，而应从中脱身，以便更好地思考它们的本质。我越来越坚信我们关于认识的原则会成为我们今后了解我们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的屏蔽。我越来越坚信，虽说有人看出了科学—意识形态—政治三者的关系，但却把这一关系弄得干瘪无味，让其中的一项成为包容的主角，另两项成为其附属品。我越来越坚信那些用来构思我们社会（整个社会）的概念是残缺不全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思想残缺不全。我越来越坚信人类社会科学需要与自然科学相衔接，这一衔接要求我们对知识结构本身进行重组。”[3]1-2莫兰反对西方学者对知识的割裂和对各门学科的简约化思维模式，要求以“复杂思维模式”取而代之。他提出“对知识结构进行重组”，旨在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以适应复杂性研究对知识融通的要求。近年来他的复杂性研究理论已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庞大体系，因此需要进行复杂性研究，需要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就应当借鉴这种复杂性思维方式，以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静态的、片面的、封闭的、线性的、一元独尊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寻求那些整合的、开放的、非线性的、相互联系的、动态发展的、多元化的思维方法。只有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禁锢，才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开辟新的空间。
二、多元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借鉴价值
多元主义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Paul.Feyrabend)在他的代表作《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方法论。其核心理论就是“怎么都行”，也称为“反规则”。在以往的科学方法论中，人们把方法看做是一些能够指导科学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则，因而要求人们绝对地遵循。法伊尔阿本德对此提出了“反对方法”，他认为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是普遍标准。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显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他强烈抨击唯理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倾向，反对要求科学家遵循某种单一的方法论从事科研活动，并主张以无政府主义知识论取代理性主义，以便能充分发挥科学家的自由创造精神。他在该书的卷首开宗明义地说“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4]1。他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怎么都行”，与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一脉相承，相互支撑。他说：“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4]1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倡这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是因为“复杂环境中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始料所不及的发展。这需要复杂的方法。在此，根据预先制定的法则而不顾变动不居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是不中用的”[4]3。他批评以往的科学教育不利于培养人的个性，就像中国古代女子缠小脚那样，通过压缩来残害人性中的一切突出部分。“因此，要增加自由，要过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以及相应的要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就必须拒斥一切普遍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自然，它也要求拒斥大部分当代科学）”[4]51。
过去人们常常把科学看成是经过证明了的知识，是永恒的真理。法伊尔阿本德的多元主义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他认为科学只是许多的意识形态之一，并不都是绝对可靠的知识。科学有许多优点，但也有许多缺点。科学成分与非科学成分的搅和与相伴是有益的，他甚至认为在科学与神话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还坚持理论“增生原则”，认为允许理论上的异见存在是科学进步的表现，理论越多越好。科学要进步，就应当鼓励各种理论的增长。当一个理论，尤其是一个新理论与那个得到公认的理论产生异议时，不是抛弃它，而应当不断地修改、完善它。只有允许多种不同的声音和谐共处，科学才能发展进步。他还认为，科学方法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科学方法论中那些被当作普遍性的规则是约束科学家自由创造的紧箍咒和抑制科学发展的桎梏。而科学的发展就是通过自觉地冲破这些规则的约束来实现的。只有打破一些固定不变的和绝对遵守的原则，知识才能发展。他说：“理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多元主义不仅对于方法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本主义观点的一个基本部分。”[4]29法伊尔阿本德把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和多变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元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知识观。
自20世纪70年代法伊尔阿本德提出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他受到的批评似乎要比赞扬更多。批评他的人说他是科学哲学家中间的“迷途羔羊”；离经叛道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者；认为他的理论片面、荒谬、极端错误；他的行动盲目、混乱、没有方向；他的多元论是对一元世界观的割裂。称赞他的人说他的多元主义包含了一些合理而又宝贵的方法论思想。“费耶阿本德突出选择方法和增多原则，旨在挖掘人类各种文化遗产，扩展学术思想的多样化，发挥人的创造力，提倡学术民主和自由，不要拘泥于固定的规则、方法和理论，不要轻易否定、抛弃一种理论，而要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进行验证、比较，然后选择和扶持那些暂时看上去缺乏证据，似乎离奇荒诞，但却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假说、观念，使之逐渐转化为科学知识。这些见解当然都是合理的”[5]。在这里无须判断学界对他的各种评价是否公允，仅仅揭示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拓展中的借鉴价值。
首先，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多元主义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样性，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多重要素。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自然，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人既有文化的多样性，也有观念的多元性。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人们在研究方法上有多种不同的选择，它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选择空间，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分析每一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范围，使各种方法之间融通自洽，取长补短。从“怎么都行”的开放思维中进行方法选择，什么方法对什么问题能行，就选择什么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方法论的理论大厦中选择出与研究对象相适宜的方法，也可以对已有的方法进行补充、改造和完善，或者根据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另行创建新的方法。
其次，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上看，多元主义的知识融通和方法互补主张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哲学曾是一门古老的母学科，但到近代之后，从中分离出了大量的子学科。而社会科学自创立伊始，其中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门类就纷纷独立，到19世纪时逐渐确立起各自的系统化理论结构，成为一个个疆界分明的知识王国。但是，宇宙是一个统一体，社会是个相互联系的巨系统，无论个人或单一的学术组织要想获得总体性的认识，总是无法摆脱盲人摸象般的困境。因此，任何学科的研究者都不应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如果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首先使用各种方法、规则给自己的思维套上缰绳，自觉地钻进别人设计好的套子，在认识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性，要想获得独到的见解是不可能的。法伊尔阿本德在知识论中追求融通和涵泳，主张模糊学科边缘进行自由探索。他的多元主义就来自于他那丰厚的多学科知识底蕴。他在进入哲学研究之前，曾广泛地研究过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戏剧等。他在《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一书的导言中宣称：“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写作本书：无政府主义虽然或许不是最吸引人的政治哲学，却无疑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的灵丹妙药。”[4]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也更需要多学科的跨越和融通，只有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中获取互助，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方法。法伊尔阿本德的多元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打破以往那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形形色色的“套子”，使我们的认识得以自由伸展，方法的创造或选择得以灵活自洽。20世纪后期所涌现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交叉学科，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说明了认识自由和跨学科研究确实是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也证明了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可行性。
再次，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多元主义理论“增生原则”能够引导我们珍视人类已有的知识资源，以便使哲学社会科学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为人们搜集到有关同一事物的各种各样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任何点滴认识，都有可能使这一事物的概念得到最合理的解释，使有关这个事物的理论更加充实和完善，由此促进该类知识的精确或增长”[6]。在知识资源的利用方面，法伊尔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确实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他说：“任何思想，不管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整个思想史都已被吸收进科学，用来改善每个单一理论。政治干预也未被排斥，可能需要用它来克服科学沙文主义，而这种沙文主义抵制改变现状。”[4]24他指出：“一个科学家如果对最多的经验内容感兴趣，想尽可能多地理解其理论的各个方面，他就将采取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他将把理论同别的理论而不是同‘经验’、‘数据’或‘事实’相比较；他将试图改善而不是抛弃那些看来在竞争中失败的观点。因为，他需要用以继续论争下去的那些替代理论也可以获自过去。事实上，它们可以获自一切能寻觅到的地方——获自古代神话和现代偏见；获自专家的苦思冥想和怪癖者的幻想。为了改善一门学科的最新的和最‘高级的’阶段，要利用它的全部历史”[4]24。因此，法伊尔阿本德提出“回到史料去”，广泛接纳一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因素。从而使方法论得到不断发展。对此，法国学者莫兰也有相近的认识。莫兰的方法论就是从反方法到方法。他说：“方法，开始时只有反方法：也就是说敢于起步，不顾嘲笑，不仅是外来的嘲笑，内在的嘲笑更可怕。我们唯一的本钱无法出示，对于我们自己也无法出示：好奇心、激情、开放，至少是对复杂性的钟情。方法的面孔是反向的空洞的，它反对唯我独尊的概念，反对封闭的思想，反对用概念代替实际的理想物化，反对理性化，反对所有的简化，其中当然也包括‘普林斯顿之玄学’的精神主义的简化。它在揭示和限定敌手—简化的面孔和敌手的范式深度的过程中定型。”[3]419-420由此可见，法伊尔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与莫兰的“反方法”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能够倾听多种不同的声音，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允许多种理论兼容并蓄，甚至允许那些曾经被验证为错误的理论保留下来作为智力资源继续改造利用，而不是采取简单化的手段去扼杀那些不成熟的理论。这些主张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创新都是十分有益的。学者李志才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根据各种方法系统之间的互补性、同一性，对某种旧方法的补充、完善，以及引进、移植相关方法而创建新方法新学科，这是方法系统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新科学（包括新方法论）的创立的生长点。因此，重视方法系统的引进移植和开拓不仅是为了解决某种具体活动的方法选用的问题，而且也是新方法论、新学科的生机所在。”[2]34
三、多元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旨在追求认识视域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另类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扫除遮蔽在认识道路上的屏障。长期以来，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都要接受一种训练，即必须遵循学术研究中的各种规则。每个研究者为了能保证走上“正路”，就不能无视各种规则的合法存在，唯恐越过雷池一步。然而，科学研究却是一项持续性探险的事业，如果不敢冒险去尝试新的方法，就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固守那些既定的研究规则，要拓展新的研究方法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时常都会遇到遵守规则与违规创新这样的两难选择。法伊尔阿本德对科学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他发现，科学在产生之初，人们就致力于发现或创造各种规则，但促进科学进步的却并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对规则的不断破坏。科学史的全部事实就是由对规则的公开追求和对规则的暗中破坏构成的。因此，他反对使用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来束缚科学家的手脚。他指出，科学要进步，就应当实施认识上的无政府主义，必须使我们的选择保持开放，而不可预先就作茧自缚。如圣-朱安·德·拉库兹所说：“为了达到你一无所知的那一点，必须踏上你一无所知的那条路。”[3]1只有敢于“于无路处行路”，才能从已知出发，在未知处获得新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首先要求扫除认识上的屏障，视野打开了，才会有新的发现，才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还要求我们在人类认识的链条中继往开来。人生有涯，知识无涯。任何个人无论怎样努力，在短暂的人生中他所取得的直接知识都是很有限的，要想获得较为丰富的知识，就必须广泛地接受前人的认识成果。我们只有把历史上已有的各种认识成果当作知识资源来利用，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获得的见解也更精确。但是，人类知识遗产的继承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没有怀疑精神，没有批判性思维就无法披沙拣金，汲取精华。所谓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包括多种要素的复杂思维模式，如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和执着的价值追求等。批判性思维的首要特征，就是开动脑筋，积极思考，敢于质疑既有的甚至是经典性的观点或理论，不轻信，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不屈服于权威，力争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种批判性思维，是每个科学研究者必备的优秀品质。因此，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当今被人们看做是解决问题、创造新事物的两大并行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创造性思维绝大部分来源于批判性思维。因为批判性思维注重对已经存在的事物或社会现象进行质疑、解剖和判断。在分析批判的过程中，由于对旧事物的不满，就会激发起创新的欲望和热情。如果说创造性思维是创立，那么批判性思维就是破除。创立与破除，是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循环推进运动。如成语中的“不破不立”和“破旧立新”，都说明了破旧是创新的前奏。法伊尔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就是从批判以往的方法论入手创立起来的。他认为，科学并没有固定的普遍适应的方法论规则可以遵循，如果墨守成规，被所谓的“合理的标准”、“理性的规律”所束缚，就会妨碍科学的进步。他批判了经典的科学观和唯理主义理论中的一元论，树立了自己的理论增生论；批判了经验主义方法论中的理论同事实一致的法则，树立了自己的“反归纳法”；批判了以往方法论中的一元主义，树立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不过，他自己却强调，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作为取代以往方法论的一种新方法论，而只是为了证明方法论具有多元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正是立足于对旧的研究方法的批判性继承，审慎地对待已有的研究方法，能够发现其不足或错误之所在，才能找到创新之契机。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还应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延展相伴而行，不断前进。任何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方法，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结晶。方法既来自于实践，也应该返回到实践中去才有意义。离开了实践的需要或没有实践指向的方法，就会被人们讥笑为屠龙之术。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只是通过解释和解决实际的问题，科学才得以确立，它的方法才能进步。与此相反，纯粹认识论的或者方法论的思考还从未在这方面起过决定性的作用。”[7]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应该是屠龙术，因为现实社会中有着无限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世界到处都有厮杀和争斗？人类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贫富分化现象为什么久久难以铲除？自由与民主的最佳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全球化应当抵制还是应当顺应？随着社会实践广泛深入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具体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方法之妙在于‘宜’，所谓宜，就是主体的具体性、客观性的具体性和条件的具体性的有机统一。”[8]不同的研究目标和不同的研究对象应当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以往曾经使用的史料考据方法、本性揭示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关系梳理方法、因果追查方法、因果联系方法等都曾在知识发展的历史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特别在近代以来科学方法论中所谈及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假设与求证方法、猜测与反驳法方法乃至哲学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都曾对当时的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发挥过重大作用。然而，学科要发展，就会有大量的新问题涌现。那些在当时也许十分有效的方法，时过境迁，在新问题面前就不一定永远有效，正如我们无法使用老钥匙来打开新锁一样，方法的创新势在必然。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复杂性研究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往的那种线性思维以及所采用的单一方法，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社会所出现的带有综合性的复杂问题。比如要解救全球性经济危机，要阻止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的肆虐，要防止环境恶化，要缓解贫富分化的激烈矛盾，要根除政治腐败现象，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无法回应这些重大问题，都不能单独酿造出救世的良方。而多元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发散思维，使我们在确定了研究对象之后能积极尝试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搜集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多因多果的、相互联系的分析研究，以求逼近真相，使问题得到较为合理的解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是对已有研究方法的超越和对新方法的寻求。尼采曾说：“方法产生在结尾。”[3]17这就是说，一切方法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并不只是对原有的方法进行改造和完善，也不只是在已有的知识疆域里对方法进行移植、借用或多元组合，而是带着新问题，踏上新征程，去开拓新疆土，寻求新方法。我们将从不同的出发点再次出发，向复杂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如莫兰所说：“我没有现成的方法，我出发去寻找它。我上路时没方法，但却清醒地拒绝简化法。简单化就是对实体的分割和封闭，就是把它们压缩成一个简单成分，就是排除一切非线性的东西。我踏上征途，并决心不向这类简化的思想方式让步。”[3]17其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大多数就来自于简单化思维。比如科研管理者对待各领域的研究人员都规定了量化的研究任务，而不问其要研究的问题周期有多长；无论申报哪一级的研究课题，都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研究方法事先罗列出来以供审查，而不知道事先设定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管用，好的切实的研究方法只有在研究过程中才能慢慢摸索出来；对成果的评价也采用硬性的量化标准，如要求教授应在一年内发表多少字多少篇数的论文，所发表的论文必须是A、B、C三级以上的刊物，所出版的专著必须在所规定的30家出版社之内出版，而没有耐心去过问研究成果的思想深度、历史影响和实践价值。这种简约化的管理方法，造成了诸多恶劣的后果，如研究成果的低水平重复，数据造假，剽窃他人成果等等。这些都与这种简单、粗放、生硬的管理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要想使哲学社会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想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拓展、有所创新，就应该首先从破除这种僵死的管理体制和改进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方法开始，以便使广大的科研工作者能借助多元主义的思维方法，在宽松的工作环境里更好地发挥其自由探索和自主创造精神。
收稿日期：200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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