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即教育——杜威与美国州立图书馆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美国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8)06-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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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对于杜威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是国内学界对于杜威的研究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对世界图书馆事业史、学术史和教育史认识。①本文以杜威在纽约州活动为考察中心，对这一段历史作简要的梳理，并对其学术思想史的意义略作引申，求教于学界同仁。
早期美国的州立图书馆属于政府图书馆类型，国会图书馆是最大的政府图书馆，纽约州立图书馆也是较早设立的政府图书馆。早期的政府图书馆主要为政府提供服务，普通民众一般不是政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政府图书馆变成为民众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意味着图书馆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在纽约州立图书馆系统的改革具有典型意义。杜威的改革确立了“图书馆即教育”的公共图书馆理念，这不仅对美国图书馆的现代化，也对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1 杜威图书馆思想的形成
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是美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之一。杜威的父母都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属于基督教浸信会，以开鞋店为业。1870年，杜威进入一所家庭式小型学院阿默斯特(Amherst)学习，杜威入学时全校学生不到300人。该校课程重视古典科目，杜威因此奠定了人文学方面的基础。1870至1874年，杜威在这里读书，获得了学士学位。1872年10月20日，他开始在学院图书馆打工，负责登录，补贴经济并便于研读。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买不起书，只好尽量利用图书馆。”当时的阿默斯特学院图书馆每天开放5小时，4小时参考，1小时借书，因为教师大多用教科书及背诵法教学，师生都很少利用图书馆。加之图书馆管理不善，即便是到了图书馆，也找不到需要的书籍。杜威对此情形感到困惑，于是开始阅读图书管理方面的书籍，利用假期走访了新英格兰地区的50多所图书馆。1873年2月，他到波士顿拜访波士顿阿西娜神庙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馆长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1837-1903)，克特对图书馆学最大的贡献是“克特扩展式分类法系统”。2月22日，杜威在《思辨哲学学报》(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上读到了圣路易公立学校校监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的文章，题为“《图书分类》”，该文提出每一主题的图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3月7日，杜威读到了塞列夫（Nathaniel Shurtleff，1810-1874，内科医生、古物专家、系谱学者、政治家和作家，曾任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理事，波士市长）1858年出版的“图书馆行政与排列的十进制元系统”。[1]克特、哈里斯、塞列夫有关图书分类与排列的主张就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建构基础。1873年5月，杜威向阿默斯特学院图书馆委员会提出了十进分类简表的初稿。1874年7月9日，本科毕业后的他被雇佣为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助理，一年后，升任馆长，年薪900美元，同年11月底完成了十进分类表。1876年，杜威辞去母校的工作，到波士顿的Ginn & Co.工作。
杜威除了图书馆学方面的建树外，他还是美国推广米制、速记法和拼法改革的热衷者。1874年，他出任美国度量衡学会(American Metrological Society)标准委员会委员。1876年，当选英文拼法改革学会(English Spelling Association)首任秘书长。Ginn & Co.除承诺出版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外，还成立了美国米制局(American Metric Bureau)，由杜威担任经理，出版米制、速记、英文拼法改革等图书资料。1876年5月，杜威到纽约拜访以出版印刷、图书馆和书业图书著名的Publishers Weekly（以下简称PW）出版社，希望它们能办一份图书馆学刊。PW的主编费雷德里克(Frederic Leypoldt，1835-1884)②非常赞成杜威的意见，他说PW下一期要发表一个社论，建议馆员们也像教育及科学团体一样，在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开一次大会，随后杜威等人起草了一封信，分送全美重要图书馆馆长，建议8月15日在费城集会。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杜威专程拜访了美国联邦教育总署的联邦教育专员约翰·伊顿(John Eaton，1829-1906)，伊顿表示全力支持，答应代办通知全美馆员到费城集会，并在百年国庆纪念公共图书馆的特刊中刊登图书馆杂志出版的计划书。[2]同年9月，杜威任首任主编的《American Library Journal》正式出版。10月4日至6日，美国图书馆馆员大会在费城历史学会召开，杜威等人任大会秘书，会上正式成立了ALA，接受《Amexican Library Journal》为会刊，大会选举杜威为首任秘书长，杜威担任此职务长达14年，直到1890年当选协会主席。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也在此时正式出版。[3]
由于杜威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他成为美国文化教育界的明星。美国联邦教育总署邀请他担任图书馆处处长，美国人口统计局邀请他担任图书馆统计处处长，都因为薪水太低或者工作不具备“世界性”(world work)而被杜威拒绝。1882年，杜威出任Wellesly College图书馆顾问，负责监督将其馆藏资料，改以杜威的十进分类法重新分类。1883年3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院长巴纳德写信给杜威，邀请他出任学院图书馆馆长。巴纳德想把哥伦比亚大学由传统培养牧师、法官的学院转变成现代化的大学，而现代化的大学需要现代的图书馆，他认为只有杜威能承担这个使命。[4]1883年6月1日，杜威正式出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创造了现代大学图书馆的业务模式，突出了大学图书馆服务于教育科研的功能。他创立的哥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学学校，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化与制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杜威的图书馆学与图书馆教育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改革触动了学校董事会当局保守势力的利益，他不得不在1888年辞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他的图书馆思想也就未能得到进一步地展示。幸运的是，纽约州邀请杜威担任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秘书和纽约州图书馆馆长，在纽约州，杜威的事业达到巅峰。
2 改革纽约州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图书馆系统
1888年12月3日，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同意杜威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转往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首府）担任纽约州图书馆馆长和纽约州大学董事会秘书，12月19日，杜威接受了纽约州政府的任命，结束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五年半的图书馆与图书馆教育的生涯。1889年1月1日，杜威正式就任纽约州立大学(Univse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USNY)董事会秘书、纽约州图书馆馆长(New York State Librarian)。USNY成立于1784年，是纽约州政府下属的一个负责州教育事务权力很大的机关，类似我国的省文化教育厅。它虽号称“纽约州立大学”，但却没有一间教室，也没有具体教学机构。拥有64个校区的纽约州立大学系统(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ystem，SUNY System)以及拥有21个校区的纽约市立大学系统(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ystem，CUNY System)都是USNY的下属机构。USNY的主要职能是为纽约州境内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职业训练机构提供办学标准、负责鉴定这些机构的资质。根据纽约州宪法以及相关教育法令，USNY负责领导州教育厅(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的工作。根据1787年一项法令，它有权视察、督导纽约州境内的所有学校、学院、专科学校的工作，负责颁发高等教育的学位及基金的分配等职能。纽约州议会又分别在1844年、1845年立法决定纽约州图书馆和博物馆隶属USNY管理。[6]1854年纽约州议会通过法案，设立公共教学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简称DPI）负责督导全州中小学的行政课程规划事项，及专科学校的教员培训，并有权设立公共图书馆。该部的主任由州议会任命，是USNY董事会的当然董事。
纽约州图书馆成立于1818年，纽约州立图书馆属于纽约州教育部门，它的姐妹机构还有纽约州立博物馆、纽约州立档案馆，坐落在纽约阿尔巴里市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区里。图书馆藏书以法律书籍及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以及社会团体）出版物为主，也有许多历史和地理著作。藏书大部分来自捐赠、以州出版品和其它图书馆交换所得、根据国会立法所获得的联邦出版品。虽然纽约州图书馆很早就定位为“为本州政府及民众使用的公共图书馆”，但是服务对象主要还是限于州政府公务员，[7]1883年迁入新馆，至1889年杜威接任时，馆藏资料有127000册。[8]
1889年2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同意于4月1日将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迁往纽约州首府Albany，易名为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纽约州图书馆学校）。从1889年4月1日起，杜威在纽约州同时担任三项职务：纽约州大学董事会秘书、纽约州图书馆馆长、纽约州图书馆学校校长。由于纽约州大学董事会权力极大，秘书负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他也成为纽约州教育文化部门举足轻重的人物。利用这些权力，杜威对纽约州的教育文化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杜威担任纽约州大学董事会秘书期间，正是纽约的人口爆发时期。1880年至1910年的20年间，纽约人口从500万增加到900万，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普通民众大部分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杜威认为，单纯依靠高等学校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他认为，必须拓展高等教育系统，具体办法就是以公共图书馆为基地，让大学教师在图书馆定期定时开设大学程度的系列讲座，图书馆藏书、服务要配合这些讲座，听讲座的人加上自学，可以申请纽约州大学设立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就可以得到文凭和相关学历证明。[9]根据杜威测算，通过这种渠道获得普通大学文凭的人，需要完成48门课程，大致要听480个讲座，需要耗时4800小时。[10]杜威的“大学推广教育”无疑就是我们今天的成人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杜威的大学推广教育的物质实体是公共图书馆，以图书馆为基地，一方面找到了固定的教学点，另一方面，图书馆也可以为教学需要、自学需要提供全面的参考书和参考咨询，同时也可以提升图书馆的学术水准，强化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在杜威的推动下，纽约州议会在1892年通过了“大学法案”，开展“大学教育推广”以及相应的公共图书馆改革。在他的努力下，纽约州的教育与公共图书馆大为发展。据1895年的统计，全州有100所高等学校，学生25000人；600所高中及职业学校，学生50000人；62个公共图书馆，全部藏书达200万册。
在图书馆改革方面，他责成用第二版的DDC将全部馆藏重新分类，并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管理规程全部移植到纽约州图书馆，又特别设计一种制服，要求馆员穿着制服，使读者与馆员容易识别。杜威还利用全州图书馆首长的地位，要求全州图书馆应用“杜威十进分类法”。1896年成立了纽约州立图书馆盲人阅览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他还加强了图书馆的参考咨询职能，编印了三种年报：各州立法摘要及索引；各州州长咨文文摘；各州立法趋势，供州议会及有关单位参考。根据纽约州1892年大学法案，杜威可以动用25000美元，设立新的公共图书馆。他利用这笔钱，要求地方配套资金，建立了许多新的图书馆：任何社区能自筹100美元建立新图书馆，第一年即可获得补助费200美元，其后每年资助100美元，并全额补助经过审核的购书费。据1893年统计，在纽约州337个经过立案的公共图书馆中，有一半是接受该项补助而成立的。
纽约州图书馆学校是杜威培养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阵地，他自然会精心经营。图书馆学校从名义上说还是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哥大董事会同意图书馆学校搬到Albany并认可其毕业文凭，但是哥大并不负担其办学经费。杜威只好开源节流，所有教员都是不付薪水的。随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迁到Albany的教员有Mary Salome Culter，Walter Biscoe，Ada Alice Jones，May Seymour，及Florence Woodworth5人。Culter的名义是副院长，负责日常工作。Biscoe负责分类编目的教学，同时也是州图书馆编目部主任，他连续30年(1889-1929)担任此两项职务。Seymour除教学外，并还负责DDC的更新，自第4版到第10版都是由她主持。事实上，他们五人都是州图书馆的职员，在图书馆学校的教学纯粹是兼职。图书馆学校的入学资格，最初规定是高中毕业，后来由于入学者大多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干脆规定入学者为大学毕业生。在课程方面，仍然与在哥大一样，全部学制为两年。主要课程包括：编目、分类、采访、登录、排架、装订修补、目录学、政府出版品、图书馆管理学等，并需要撰写毕业论文。由于要求严格，哥大董事会同意其授予毕业生B.L.S.（图书馆学学士），M.L.S.（图书馆学硕士）及D.L.S.（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已经转型为图书馆学院，为20世纪图书馆学院树立了经典榜样，后来的图书馆学院课程设置基本都如此，也为中国培养了袁同礼、李小缘等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在国内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11]
在积极推动纽约州高等教育、公共图书馆改革、提升图书馆学校办学质量的同时，杜威并没有放弃自己图书馆活动家的角色。1890年，他当选为ALA会长，推动成立了纽约州图书馆协会，并当选为首任会长，他要求该会：编一份纽约州各图书馆统计资料；编一份纽约州图书馆的目录、报告及刊物书目；编一份纽约州各图书馆馆员及董事会成员名单。他的目的是要为纽约州建立一个图书馆网，作为馆际合作的基础。该学会是第一个州级的图书馆协会，其后，各州都陆续建立了图书馆协会。1894年，DDC第五版问世，同年，DDC的简版开始发行。1895年，杜威授权国际目录学社以DDC为基础改编UDC(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1896年，他出席国会图书馆联合委员会，主张把国会图书馆改为国家图书馆，同年5月，杜威与George Meleney共同创办《公共图书馆》杂志，并把自己主编的《图书馆札记》与之合并。就在这一年，新当选的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想提名杜威为国会图书馆馆长，由于纽约州蒸蒸日上的事业，杜威婉言谢绝了总统的美意。也是这一年，杜威还当选了美国教育学会图书馆部主任。1897年，杜威受美国图书馆界的委托，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图书馆大会。会上，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称赞杜威“使图书馆事业被承认为一个专业（指类似律师、工程师等）所作的贡献，比其他图书馆馆员所作贡献的总和还多。”[12]1899年，杜威致函麦金莱总统推荐普特南(Herbert Putnam)为国会图书馆馆长，普特南4月5日就任国会图书馆馆长，直至1939年退休，为国会图书馆任期最长、成就最多的馆长。
3 “杜威时代”的结束与杜威的历史贡献
1899年12月22日，纽约州大学董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设立一位专任的总监，由于杜威的秘书职务必须受这位总监指挥，这实际上剥夺了杜威的职权，使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杜威立即辞职。在杜威担任该董事会秘书的十年之间，纽约州的教育文化事业成就非凡：据统计，在州政府立案学校的学生增加了180%，教师增加了223%；公立高中的数目增加了250%；在专业教育方面，医学增加了80%，药学增加59%，牙科增加136%，法律增加233%。这样的成绩当然并非杜威一人功劳，但他在其中所起的领导组织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卡耐基促进教学基金会称赞杜威担任秘书期间的纽约州大学董事会，是对美国的教育与专业训练最有效的机构。
纽约州十年是杜威图书馆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如果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开创了现代大学图书馆的业务模式，提出了图书馆为研究型大学提供文献保障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的理念，那么，纽约州时期，杜威改造了美国的政府图书馆，使政府图书馆转型为公共图书馆，图书馆不再仅仅是为政府机构政府官员服务，更重要的是为普通市民服务。他形成了“图书馆即教育”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这个观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时代的氛围来说，美国教育正处在“进步主义”时期，进步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约翰·杜威明确提出了“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口号，这可能对麦维尔·杜威有所启发，他把图书馆作为普及大学教育基地的做法无疑是在突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另外，麦维尔·杜威本人主管着纽约州的教育系统，他自然会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图书馆。“图书馆即教育”思想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就历史意义来说，这却是公共图书馆得以确立、获得社会认同的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否则图书馆作为耗费巨大资源的公共机构就缺少“合法性”。杜威的这个理论贡献影响深远，通过纽约州图书馆学校，它影响了整个美国图书馆学界，甚至影响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纽约州图书馆学校毕业生李小缘先生在1927年撰写的《图书馆学》中，论及图书馆的性质时明确指出：“图书馆即教育”，他说，美国教育家一向称公共图书馆为平民大学，一般美国人也把图书馆看成是社会教育机构。[13]
杜威的另外一个伟大贡献是坚持办理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纽约州图书馆学校在杜威手中最终获得了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资格，成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工作母鸡”。它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图书馆学跻身现代学科之林奠定了制度性基础，现代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的大发展都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图书馆学也成为著名大学中一个有自己课程体系、有学位授予制度的教学单位，一旦这样的学术建制确立，那么图书馆学的发展就具备了与实践存在某种程度隔离的独立性，就不再是单纯的职业训练，而是拥有了学理资源的现代学科。
收稿日期：2008-05-22；
注释：
①目前可以查到的研究成果大致有：(1)玉林.麦维尔·杜威(1851-1931).晋图学刊，1988,(2)；(2)吕平.双星交辉——杜威和克特.江西图书馆学刊，1985,(2)；(3)黄本华.1890年的麦维尔·杜威.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1).
②出版商，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1854年移民美国，1866年他和Henry Holt合伙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1868年起担任Publishers' Weekly的编辑和发行人。http://encyclopedia.jrank.org/Cambridge/entries/041/Frederic-Leypold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