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社会民族心理根源
张 国 臣
(许昌学院 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具有深层的社会民族心理根源。在宗教情感、精神文化和社会角色上，德意志民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德国的特殊历史发展形成了德国人的服从性与征服性、强烈的民族自卑与傲慢和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这种社会心态与民族心理相互交织，不仅强化了德国已有的反犹主义文化传统，还使其把这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到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恶性发展为种族优越和极度反犹灭犹的种族主义理论，从而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培植了肥沃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土壤，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采取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式把反犹主义推向了极致。
关键词 :纳粹德国；犹太人；种族灭绝；社会心理；民族心理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屠杀近600万犹太人。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场难以承受的浩劫。它不仅使犹太人口骤减三分之一，而且给犹太人造成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正如一位犹太历史学家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待遇。”[1]13-14对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很少涉及社会民族心理根源。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社会心理根源
众所周知，德国是近代欧洲反对犹太人最激烈的国家，1879年德国人创造了反犹专门术语：“Anti-Semitism”，中文译为“反犹主义”[2]167。它恰当地概括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普遍、深刻而持久敌视犹太人的传统，而且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德国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表现为宗教情感、社会角色和精神文化上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与憎恨。德国民族普遍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
[7]Laufer,B.&T.S.,Paribakht.(199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Vocabularies:Eff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Language Learning,48(3).365-391.
(一)宗教情感上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与憎恨
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但与犹太教有着巨大的分歧。基督教的核心立场是：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获得拯救；不通过基督对“神”做出回应的人，不能得救，而应受到谴责。犹太教只承认上帝的唯一性与绝对性，否认耶稣是上帝之子，反对耶稣是救世主。基督教要想取得合法地位，获得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和打击其母体宗教犹太教。打击犹太教的就必须把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置于基督教救世主耶稣的敌对地位。
基督教指控犹太人不仅拒绝耶稣的引导，而且还害死了耶稣。宣称谋害耶稣的不只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和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是谋害耶稣的凶手，因为当时犹太人要求罗马总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3]37。这样基督教就给基督徒树立了爱基督就必须恨犹太人的宗教信念。基督教经典的宣扬，教士们千年的谆谆“诱导”、声泪俱下的“控诉”，使犹太人成了谋害基督耶稣的罪人，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定格为谋杀基督耶稣的凶手。
尽管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在个税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巨大的跨越，但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此次草案出台较为仓促，一些条款内容还比较粗放，还需要在未来的配套中加以细化。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唯我独尊的选民观念，排斥犹太人是神唯一选民的选民意识。基督教宣扬神通过基督耶稣和基督徒立了新约，基督徒已取代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在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不仅是上帝的弃民，而且是“恶”的化身和代名词。犹太人成了《圣经》诅咒过的恶魔，人人可得而诛之、可任意欺凌和迫害的异端。基督教这种反犹的诱导使基督徒在宗教感情上仇视犹太人，使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民众在宗教情感上产生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心理，并由此逐渐演化成一种普遍大众化的极为深重的厌恶和仇视犹太人的社会心态。
近代德国在宗教情感、社会角色和精神文化传承上固化了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这种大众化社会心态逐渐化作一种文化沉淀并与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对民众有着极具煽动力的、非理性的、潜在的社会政治精神力量。它一旦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就会立即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因此，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社会角色上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与憎恨
中世纪以来，西欧基督教会认为商业和有偿借贷是罪恶活动。西欧基督教会一直禁止基督徒从事有偿借贷活动，违者将受到重罚[4]106-205。而欧洲的犹太人被禁止拥有自己的土地，又被排除在行会之外，没有资格成为农民和行会手工业者，他们无法从事工农业等主要生产活动。犹太人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被基督徒视为“贱业”的商业和借贷业。在经商和借贷活动中，犹太人毫无异议地从利己原则出发与欧洲基督徒发生着直接而对立的经济联系。随着欧洲世俗生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与借贷业的地位日显突出，犹太人成为西欧早期商业与借贷业的主角，许多犹太人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富商和放债者。这种商业与借贷行为及获利效应极易造成被视为从事“贱业”的犹太人与自视高贵的基督徒之间的隔阂和严重对立。基督教徒认为犹太人不从事生产性或与土地相关的生产活动，通过纯投机或对金钱的操纵，在不公平的金钱交易中欺骗基督教徒，只是靠榨取土地上的产出生活，靠基督教徒的辛勤劳作才得以生存，是剥削者和寄生虫。13世纪以后，犹太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成了“放贷者”的代名词，“犹太人的称谓在某些西方语言中，如英语中的Jew和德语中的Jude，都同时包含有‘放贷者’和‘犹太人’双重含义”[5]113-117。因此，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社会角色的偏见和歧视逐渐深化为内心深处的厌恶和憎恨。
德国人的理性，内在表现为精神世界的思辨性纯粹理性，表现于外的特征，即为特别引人注目的纪律性和服从性。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最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日耳曼人的精神世界。近代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第一次用“理性”解释神学开始到启蒙时期的康德，再到黑格尔，在德国理性思维从宗教走向世俗的人间，理性就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宰一个时代”思想的康德用哲学的梳子来梳理大自然，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批判哲学批判性地考察了人类理性的认识、意志和情感能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创立了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黑格尔则用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一独立主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与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用哲学的逻辑解释世界完成了理性到绝对精神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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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的犹太人凭借着几百年来积累的经济智慧与经验，很快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中崭露头角。犹太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积极投资于工业、交通、商业和金融业，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巨额利润而暴富起来，并在德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到1900年，犹太人中已有80%上升到中、上层资产者的纳税阶层之中，其中50%以上是独立经营者，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2倍。而在1914年，犹太人的60%成了大城市人口，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3倍。100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30个是犹太人”[7]397。与此同时德国中下层民众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巨大冲击和垄断资本的威胁下，经济地位不断恶化，通货膨胀、失业、贫困的生活时刻伴随着他们。这就形成了犹太人和德意志普通民众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巨大反差进一步深化了犹太人是德意志人的贪婪盘剥者，是忠诚勤劳的德意志人遭受种种不幸的罪恶之源，加剧了德国人在内心深处对犹太人在社会角色上的厌恶和憎恨。
(三)精神文化上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与憎恨
德国同样传承了欧洲社会在精神文化上厌恶与憎恨犹太人的“文化心理模式”。歌德《浮士德》中与恶魔靡菲斯陀签订契约的主人公犹太人浮士德，用血向靡菲斯陀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情欲、权力和知识的满足。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中，犹太人是魔鬼的故事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德国民众和统治者的反犹观念。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不少文学作品如1855年弗赖伊塔格的小说《借方与贷方》、1863年拉贝的小说《饿牧师》、1868年格德舍尔的小说《比亚里茨》、1895年波伦茨的小说《农民箍桶匠》等都极力丑化犹太人，把犹太人描绘成工业化进程中，忠诚勤劳的德意志人遭受种种不幸的罪恶之源。在瓦格纳看来，犹太人是因为人类堕落而产生出来的恶魔。尼采宣扬犹太人毫无廉耻地攫取财产、反常的自保本能、装腔作势、寄生性、腐朽性、颠倒价值、缺乏高尚的情操、缺乏对真理的爱、违反自然的倾向、毫无创造性的生存等等。
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在精神文化上进一步丑化了犹太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丑化犹太人。莎士比亚对犹太人的责难和丑化最为典型，他的《威尼斯商人》着意刻画的夏洛克已成为犹太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这一典型形象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令人憎恶。《威尼斯商人》在欧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夏洛克已成为犹太资本家、商人、剥削者和高利贷者的代名词，加深了人们对犹太人所处的社会角色的厌恶与憎恨，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社会在精神文化上对犹太人厌恶与憎恨，使犹太人成为欧洲下层民众发自内心所厌恶、憎恨的对象。
2、结合企业生产任务和职业能力训练要求，设计相应的项目任务，制定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职业标准能力训练模块的考核标准、考核方法；
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国教以来，基督教在欧洲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与欧洲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欧洲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迹典故和神学观念成为欧洲基督教文化中普遍性文化传统与规范，尤其是“犹大之吻”“最后的圣餐”“基督受难”“基督复活”“圣诞节”“复活节”等寓意深刻的宗教故事和重要节事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固定下来，犹太人作为“恶”的意象、象征和载体呈现在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之中，其影响大大超越了宗教范围。这种宗教要素深化为欧洲基督教文化要素，自然而然地为欧洲人吸纳、能动性地运用，必然使欧洲基督徒在精神文化上产生了厌恶与憎恨犹太人心理。
这真是出乎我的所料，这么有教育意义的课文，竟然有人不喜欢？我的心里泛起嘀咕，全班热烈的气氛也一下子冷了下来，我看看有点胆怯的几个孩子，决定还是给他们自由发表的空间，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把犹太人看成是一个反社会、造成社会和人民对立的民族。伏尔泰把犹太人描写成“既是我们的主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痛恨、厌恶之辈”，“世界上最可恶的一个民族”，“他们长期以来将难填的欲壑、最可恶的迷信和对所有宽容并使他们致富的人们最隐密的仇恨结合在了一起……是些玷污了我们这个地球的最无耻之徒”[8]284-285。霍尔巴赫把犹太人说成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他写道：“必须承认即便犹太人确实被镇压下去了，他们还是成功地报复了他们的征服者——罗马人。从他们国家的废墟中产生了一个逐渐毁掉整个罗马帝国的狂热教派。”[9]147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从世俗文化的角度进行反犹，使人们开始从世俗上发泄对犹太人的不满和仇恨。这就使对犹太人的仇恨从宗教层面转向世俗层面，进而强化了欧洲社会在精神文化上对犹太人的厌恶与憎恨，给犹太人带来更为残酷的迫害。
二、民族心理根源
(一)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
各级地方政府亲自去海外向离散人群筹款的行为在北伊洛戈省非常普遍，海外离散人群通常是地方政府筹款时首先想到的对象，因为他们给人以普遍富裕的刻板印象。在当地，普通人的生活依然艰苦，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大量农民依然在进行手工劳作，遇到灾害的抵抗能力也很低。政府和机构雇员虽然和农民相比能够做到“旱涝保收”，但工资较低，让不少人发出“这里生活太艰苦”的感慨。海外工作的工资大约是国内工资的3倍以上。去海外谋生，一般都能感到短时间内生活水准的明显提高。最直观的感受是美元、英镑来到这里直接乘上好几倍，立刻变为有钱人。
宗教改革之时，马丁·路德进一步塑造了德国人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说指出，上帝设立了两种政府，一种是“属灵的政府”，一种是“俗世的政府”。在信仰世界即“属灵的国度”，人是绝对自由的；在世俗世界即“属世的国度”，人不是自由的。马丁·路德认为世俗世界尽管不属于基督教秩序体系，不能套用“属灵的国度”的法则，但世俗权威表达了上帝的旨意，是上帝为人类创建的秩序，必须依靠世俗君主的智慧和世俗权力机构来统治世俗世界，人们必须服从以君主为代表的世俗权威的管理。世俗世界没有强制性的世俗暴力统治就会失去秩序陷入混乱，进而会危及基督教自身的存在。因而现存政治、社会的各种秩序即使缺乏公正和不尽平等，也是必要的。因此，马丁·路德强调基督教信徒除了享受在上帝恩典的“属灵的国度”里的绝对自由之外，必须在暴力和强制的“属世的国度”里生活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忠于和维持即便是不公平或非正义的世俗秩序。埃里希·卡尔勒指出，马丁·路德给德意志带来了“两种新的形式的服从”：一种是精神服从，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它不从属于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种是世俗服从，就是出于对权威的需要，“以及征服他本人和其他人身上的邪恶力量的愿望”，在政治领域中对世俗权威的服从[11]237。由此看来，马丁·路德所提倡的服从，实际上包含着很强的征服性。正由于马丁·路德宣扬世俗权威具有神圣性，劝诫信徒们要绝对服从君主的世俗权力这一观念已深深地印在德国人心灵之中，崇拜权威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天职”，不论这个权威是谁。所以，信仰路德教的德意志各邦君主，利用路德教时时刻刻地向臣民灌输臣民的责任是信仰上帝，忠于职守，服从上司，听命于官僚，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把政治留给统治者去做，就是维持上帝创造的秩序。这样就从宗教上进一步强化了德国民族性格中已具有的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
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最终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地区所形成的“大分裂小专制”的政治格局，使得各诸侯国为了生存而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欧洲的混战之中，在17—18世纪发生的欧洲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有德意志人的身影。残酷的战争促使德意志人“心甘情愿地去服从任何权威，只要这个权威看起来强大得足以制止他们身受过的恐怖，使之不再重现。他们就毫无批判地接受他们王侯的骄傲自大和狂妄的主张，并怀着遗传性的恐惧，生怕现存的社会关系一旦解体可能带来后果；久而久之，这种甘心接受的心态似乎是正常的并且传统的作用”[12]21。这种混战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了德意志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对弱者进行征服的习惯性心理。
近代普鲁士靠着不断征战杀伐崛起，并形成了所谓的“普鲁士精神”。普鲁士精神是“普鲁士王家、普鲁士国家统治者的‘精神创造’和‘精神传统’，是武化主义的产物”[13]107。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军国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和顺民精神。这种精神对外则是强权与征服，对内则推崇对权威的服从。普鲁士充分利用宗教权威机构——教堂、非宗教权威机构——政府、学校以及军队等培养普鲁士人服从权威的习性，把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与普鲁士带有军事性质的象征体系、官僚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由此渗透到普鲁士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每个普鲁士人的行为准则，进一步造就了普鲁士民众服从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使普鲁士人盲从迷信，丧失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为普鲁士对外实行武力征服和强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驯服工具。普鲁士依靠这种精神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在由普鲁士统一的新国家里，“普鲁士精神”迅速延伸到了整个德意志国家和民族中去，“普鲁士精神”逐渐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这种“德意志民族精神”实际就是一种扩大化了的“普鲁士精神”。忠诚、顺从、勇敢、忍耐、尚武和好战等品质也就成了整个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奥托·冯·俾斯麦称赞这种“美德、荣誉、忠诚、顺从和勇敢贯穿于从军官到年轻新兵的整个队伍中”[14]36-44。可见服从性与征服性已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民族性格之一。
德意志民族的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实际上是基于对权威的敬畏、恐惧和安全感的本能需要，对外在权威采取的一种消极受虐态度：为了不丧失权威对自我的保护、不招致权威对自我的惩罚，而不得不使个体意志服从于权威意志；也是为了满足服从权威和成为权威的双重愿望，而对更为强大的权威和领袖既具有极端的热情和服从，又具有极端追求的渴望。这种盲目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形成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以及追随者之间的相互结合，造就了受虐和施虐双重心理，即盲目崇拜权威，又随时把弱者作为发泄、攻击和征服的对象。这种民族心态不仅使德国民众不加怀疑地对权威的盲从，而且使德国民众尽显对弱者的冷漠与残酷无情，渴望从对异己者的征服与毁灭中获得安慰、快乐和安全感。正如路德维希所指出的，“德国人习惯于服从，他们甚至对征服者的冷酷无情，对严厉苛刻感到钦佩”[15]404。综上所述，近代德意志民族的这种民族心态是一种典型的对内服从性对外征服性的民族心态，而正是这种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提供了必备的民族心理条件。
(二)民族自卑与傲慢心理
德国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处于国家分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困境之中。民族分裂、经济文化落后的德国，面临着英国、法国等先进国家的压力，同时又被这些国家先进文化所笼罩；在争取民族统一过程中德国人又屡遭挫折。这样在德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产生了一种极度强烈与极度不安的民族自卑心理。这种民族自卑心理，一方面，表现为漠视本民族文化，试图模仿和学习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嫉妒和恐惧，试图追寻本民族的光荣与辉煌，以达到心理的安慰和平衡。特别是这种嫉妒和不安所产生的病态恐惧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外在的歇斯底里般的民族傲慢和不可抑制的民族亢奋状态。这种民族傲慢和亢奋状态在某种条件下会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德国人“一直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恐惧和自卑感驱使他们不断行动”，“德国人并不因为要生活富裕和轻松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令人讨厌的生活方式。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人生活中没有听众，那是无法忍受的。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的话”[15]20。德意志民族主义病态发展到不遗余力宣扬种族优越的种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自卑与傲慢心理恶性膨胀的结果。这种强烈民族自卑心理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傲慢的确对德意志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使德意志民族同样无法正视自己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失败和蒙受的民族耻辱，德国人“很容易把带给自己民族失败与耻辱的原因转嫁到假想的外部‘敌人’身上”[11]288。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表现得尤为典型，所谓“暗箭”神话和“十一月罪人”就是由此而生。在德国人看来，德国军人被“背后刺了一刀”，无往不胜的德国军队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背后中了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等“叛国势力”的“暗箭”，最终导致德意志民族饱尝《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苦难，从而为失败找到了借口和心理的慰藉，也为后来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心理基础。
近代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犹太人凭借经商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积极投资于工业、交通、商业和金融业，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巨额利润而暴富起来。犹太人不仅在德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居于优势地位，“19世纪90年代初，在高等院校里犹太学生一直占8%，到1895年上升到10%，而犹太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9]53。他们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文化素养为支撑，步入社会上层，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崭露头角，涌现了很多著名记者、教师、科学家、律师、医生、书报商等。“其中不乏获诺贝尔奖者如保罗·埃里希、海因里希·赫茨马克斯·波恩等，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中，犹太血统的人更多，如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大诗人海涅、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拉萨尔等等”[16]53。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发展势头，使具有极强民族自卑与傲慢心理的德国人无法容忍，并由此产生一种极度嫉妒和不安的恐犹心理，进而产生恐惧和仇恨。德国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德国经济的盘剥者、文化生活的入侵者和侵蚀者，犹太人是要用金钱统治德国，要用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来同化德国，许多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已构成严重威胁。德国人的这种恐惧和仇恨心理所迸发出来的就是极端敌视犹太人和强烈的反犹言行，甚至有人发出了“犹太人企图征服世界，并首先从德国开始”的警告，制造出了所谓“犹太人用金钱统治德国”的神话，提出清除犹太人的金钱统治是“当务之急”的主张。尼采危言耸听地预言，犹太人不是主宰欧洲，就是失掉欧洲。1875年著名反犹主义杂志《日耳曼》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把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金钱统治清除干净，以保卫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17]155。这样19世纪中后期反犹在德国各个阶层愈演愈烈，这不能不说与德国人的这种民族自卑与傲慢心理有关。“不是犹太人的集居，他们陌生的脸孔和习俗使德国人不快，而是犹太银行家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犹太人教授和艺术家所获得的声誉使他们大为不快。”[15]438路德维希的这句话深刻地印证了德意志民族所具有的极强民族自卑与傲慢心理是德国极端敌视犹太人和强烈反犹的民族心理因素，而这种心理因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民族心理基础。
(三)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
“在近代文化和文明中，人类的一切都来自灵魂生活中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各种力量之间一种健全的、自然的而又和谐的关系”。“合理的领域是指悟性和理性的力量，而不合理的领域则指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的力量”。无论二者有任何一个的片面发展，“都会威胁着破坏整体，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将能导致对个人、对群众、对整个民族的灾难”[18]58-59。
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极为复杂的族群关系使德意志民族融合统一的过程变得十分缓慢，而这种民族的分崩离析又使德意志人的灵魂建立在最特殊的多重性、混合重叠的基础之上，因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具有典型的多重性和矛盾性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德意志民族在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背后，往往包含着迷狂式非理性的激情与冲动。因而，近代的德国既是理性“思维的故乡”，也是迷狂式非理性的故乡。德意志人的骨子里既埋藏着与生俱来的理性精神，又潜存着浮士德式的要征服宇宙、超越一切人类限制的迷狂式非理性的激情与冲动。
马丁·路德描绘了寄生虫式“金融犹太人”的丑恶形象，他写道：“这些异教徒的金银臭不可闻。”“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将永远是该诅咒的高利贷盘剥者。”“他们将我们基督徒囚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劳作，他们却获取金钱和好处；他们坐在火炉后面享受清福，无所事事，奢侈贪婪，狼吞虎咽，酗酒作乐，轻松生活；他们的幸福是由于我们的奉献才获得的，而他们却通过该诅咒的高利贷俘获了我们的善良；他们成了我们的主人，而我们倒成了他们的奴仆。”[6]72-81马丁·路德描绘的“金融犹太人”丑恶形象，只能进一步深化基督徒内心深处对犹太人在社会角色上的厌恶和憎恨，在以后数百年间进一步毒化犹太人在德国的生存环境。
服从性与征服性在德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费舍尔指出：“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10]188德国人把服从看作是一种美德，德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起源于古代条顿人作战时养成的习惯。原始时代在条顿人心中，首领代表上帝和命运，应把忠诚于首领视为“天职”，要誓死效忠于领袖，而这种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因此他们排斥一切独立思考，盲目地服从领袖，并且以此为荣，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去做。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为耻；但未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在条顿人那里一切归功于领袖，领袖战死沙场，战士就应该在那里牺牲。这就是代替一切法律的条顿人道德观。条顿人的道德观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内的忠诚与服从、对外的征服性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塑造了德国人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
18世纪以来，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德意志新教国家出于强化邦国中央集权和邦国之间竞争的需要，推行开明专制式的改革，按照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招募官员，形成了一支受过良好大学教育、具有强烈市民阶级色彩的官僚队伍。尤其是普鲁士，在启蒙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之下，以建立现代理性领导行动机制为目标，打造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这种官僚集团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的作风而闻名于世”[7]28，形成了效率、廉洁、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普鲁士式国家治理作风。这种国家治理作风，无疑会化作对国家的盲目矢忠。而这种所谓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盲目矢忠，完全可以把“为抽象化的、理想化的国家效劳最残忍的行为”，“合理地解释为一种为了非人格的超人的存在物的利益和荣耀而履行的义务”[11]266，从而使之完全符合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理性”。
如果说康德、黑格尔在德国人脑浆里注入了冷峻的纯粹理性思辨，那么普鲁士式的国家治理则让每个德国人铭记秩序与原则高于一切。这二者的结合造就了德国人把理性作为追求梦寐以求的迷狂式非理性目标服务工具的民族心态。
她讲自己的倒霉事，还把自己给逗乐了。这个女生也太呆萌了。他突然很想保护她，想让她的运气配得上她的乐观。
如前所述，在德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存在一种极度强烈与极度不安的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卑心理的驱使之下，德国人的内心总是升腾着非理性的激情与冲动，他们让自己的感情和灵魂自由驰骋。德意志的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从德意志过去的历史中去追溯民族的光荣与辉煌，德意志人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的辉煌，“认为神圣罗马帝国不仅是光荣过去的象征，而且还应该是德意志伟大未来的预兆”[19]75。他们运用崇高的普遍原则而不顾实际情况去为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制定政治和文化的模型，结果使迷狂式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大为盛行。德意志民族迷狂式非理性的浪漫主义，使德意志民族产生以善感性代替人的理性，认为人的行为更多决定于人的冲动情绪，感情是人生的最高指示原则，使德意志民族所固有的浮士德型迷狂式非理性的激情与冲动不断在其内心回荡。由此产生了以非理性为灵魂的反理性主义哲学。尼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创建了与理性相抗的强力意志论。强力意志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表现出的是激情、欲望和争斗。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哲学反过来又给德国人血液里注入了非理性式的兴奋剂，进一步造就了德国人迷狂式非理性民族心理的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者可能产生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使德意志民族看到他们民族光荣的一切梦想都随第二帝国的崩溃而破灭。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接受战胜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屈辱条约，开始饱受割地赔款、政治动荡、经济混乱、精神崩溃、民族主义理想遭到挫败等各种痛苦。德意志民族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正在一个势必全面崩溃的文明的强烈危机中生活”[20]457。德意志民族由此产生了更加病态的、非理性的焦虑和恐慌。于是非理性的存在主义哲学所宣扬的“哲学思维就是学会死亡”“死亡是生存的最高准则”[21]103“人为死而生”[21]106等哲学思想大行其道。这种哲学思想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种将面临灭顶之灾时试图死里求生的非理性的疯狂心理。
总之，纯粹理性—秩序与原则—绝对精神—强力意志—为死而生，演绎着德意志民族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交融，使德国人形成了典型的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无论在德国民族文化中还是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无论在德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大家身上还是在德国从政治家到一般民众的身上都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这种典型的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在近代德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扭曲，使近代后期德意志民族患上了一种严重的民族精神分裂症，最终使理性成了为狂迷式非理性服务的婢女。这与其说是理性的毁灭，倒不如说是理性失去了它追求科学真理的灵魂，而仅仅剩下一个躯壳，在这个躯壳里却又充斥着迷狂式非理性的灵魂。日耳曼种族至上论、生存空间论、战争万能论、种族优越论、反犹灭犹论和德意志民族主宰世界的权利论等等，这些迷狂式非理性的妄论都堂而皇之地披上了理性化的科学外衣，而且它系统地被充斥到学校的教学中，被学生作为一种“科学真理”来加以接受。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对雅利安人是最优秀民族的思想深信不疑，种族主义理论不仅是反犹主义者迫害犹太人的“科学”理论武器，而且被德意志人奉为“科学真理”，甚至纳粹德国把屠杀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方法冠之以“科学”的名称——“无害化处理”。而这些“科学真理”促使着德意志民族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达到了更为疯狂的、非理性的巅峰。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典型的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同样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民族心理因素。
三、结语
总之，宗教情感上、精神文化上和社会角色上对犹太人形成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与德国人服从性与征服性的民族心态、强烈的民族自卑与傲慢及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相互交织，不仅强化了德国已有的反犹主义文化传统，而把这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到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使近代德国民族主义恶性发展为极度仇恨犹太人和消灭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理论。反犹灭犹的种族主义理论以科学理论的形式甚嚣尘上，种族主义理论指责犹太人几千年来一直时刻不停地企图混扰、污染雅利安人的纯正血液，使这个优等民族失去创造性，堕落和腐败下去，把犹太人描绘成一种天生的毁灭性种族，把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描绘成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无怪乎当时德国有良知的学者哀叹：“德意志民族真正至关重要的器官，如军队、学校、学术界等，充斥着这种反犹主义……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让人释怀的迷思。”[22]92这样对犹太人所进行的种族迫害，只能比历史上以宗教为由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残酷无情，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不再是为了使其简单地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或者使其同化，而是为了彻底消灭和根除。19世纪末反犹主义从文化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各种反犹政党纷纷成立，这些反犹政党在1890年提出了所谓的“汉堡纲领”把最终解决定为努力的目标，宣称“随着犹太人问题在20世纪成为世界性问题”，这一问题必须“最终通过完全的隔离以及……最后消灭犹太人加以解决”[22]93。反犹灭犹成为政治领导人争取中下层人民支持的一种口号和方式，成为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培植了肥沃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采取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式将反犹主义推向了极致。
2.2.2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医学图书馆提供了更广的数据来源。新兴技术的发展，给大数据带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具有超强数据处理能的云计算，RFID技术为图书馆智能化进行了实时监控和跟踪，光这两方面就足以充分体现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性，大数据是两技术的结合体之一，而医学图书馆根据学校的学科和专业进行订购新书匹配和更新维护数据库资源，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需要大数据做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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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2019)01-0096-07
收稿日期 :2018-11-19
作者简介 :张国臣(1963—),男，河南邓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近代史。
责任编辑 ：罗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