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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2-0012-11
30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绝迹，中国没有外债，1978年对外贸易额仅有300亿美元。中国人很少有出国的，在国内也很少见到外国人的面孔。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却深深地卷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大都在中国有投资；中国的对外贸易达1.4万亿美元，在美国、德国之后居全球第三；中国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①在短短30年时间里，从高度封闭到高度开放，这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毋庸置疑，促成这种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的主导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坚定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本文探讨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外商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华人资本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考察的时段限于1977年至1981年。
一、对外开放的历史机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朝着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方向变化。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20世纪 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入西方市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个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已经开通。1978年，中国外交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在一定意义上愿意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②。1979年8月28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公开地表示，“一个安定的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③。从美、欧、日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经济上，20世纪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据出国考察团带回来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④。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⑤。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⑥。不仅愿意借钱，发达国家面临产业升级，都在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70年代末“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⑦。这个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
从内部条件看，中国国内政治开始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封闭，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也有国内政治的原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封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孤立主义宣传甚嚣尘上，任何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张都有可能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在过去年代，中国有过三次对外引进。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技术装备，共用外汇27亿美元。这次引进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迫使中国将贸易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吃、穿、用”问题，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是中国第二次技术引进。这次引进规模较小，且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被迫停顿。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⑧然而，总体上看，引进规模有限。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⑨。但是，由于受困于党内斗争和激进派的掣肘，当时没有可能实行⑩。
1976年底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种阻力消除了。华国锋尽管继续举着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旗帜，但他对发展经济有更大的热情。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华国锋很快提出了一个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而1977年重新出山的邓小平更是热衷于中国的现代化。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在追寻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
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 1977年7月26，B，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天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扩大引进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足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的雄心很大，国家计委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11)。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层领导人都表露出进一步扩大引进的急切心情。1978年2月9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时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12)。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部分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就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在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要“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13)。
给对外开放决策的最终形成以巨大推力的是 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了众多代表团出国考察，这些考察团看到的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出国考察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当然，这种发展差距并没有使中共领导人气馁，相反，所有出国考察人员回来后信心更足了。日本和西欧国家都急于同中国做生意，争相表示愿意借钱给中国。这是过去可望不可得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从1977年提出恢复引进的方针以后，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为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14)。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了11倍多。
二、“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
1978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建国以后，中国只有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从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在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15)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16)这种方式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1977年9月，邓小平还对外宾表示：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不愿意背很多的债”(17)。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18)。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从国内来说，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 15.57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19)。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许多办法，如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 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入不敷出。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另一种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率在30%以上，积累达到了极限，只有降低，不可能再行提高。因此，在中国国内，存在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大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20)应当说美国国会的这个推断还是准确的。从国际因素看，许多国家争着借钱给中国，为中国“借钱搞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6月3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都赞成(21)。华国锋说：现在法国已提出20亿美元供我国建设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美元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22)邓小平说：“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23)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24)。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个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一个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25)
当然，“借钱搞建设”也不是没有限制。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必然要受到还本付息能力和国内资金配套能力的限制。 1978年签署的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规模就大大超出了这种限制。(26)1979年国内经济进入调整期，对1978年签订的部分成套设备引进协议，不得不进行压缩或延期执行，已经签约的22个大型引进项目也上下两难(27)，有些引进项目甚至不惜承担毁约赔付的损失。加上1979年初在与外国金融界洽谈中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得那么容易。1979年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但从几个月同外国金融界洽谈的情况看，全年可用外汇仅有 50亿美元，比计划少50亿美元(28)。
这种情况使党的高层产生了一种审慎意见。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说：“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29)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陈云提出“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的疑问，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上反复地讲到，对外债要分析。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贷款。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资金的多少。他说，利用借外债搞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总之，陈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他尤其不赞成用自由外汇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的做法。(30)根据陈云的意见， 1979年将对外引进的方针做了调整，基本精神是：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口；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为主，少上新项目(31)。
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可能性比较乐观。他也认为1978年的大引进规划的确有盲目性，赞同对引进规模和结构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基点是要想办法更多地利用外资。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实行财政平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他说，“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32)。1980年，邓小平对利用外资的“行动一直是犹疑徘徊的”状况表示不满意，敦促国务院“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33)。赵紫阳、胡耀邦也表达过这种意见，1981年，赵紫阳说：“外国人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利息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的利息都不敢用”(34)。一直到1982年，胡耀邦仍然认为“我们利用外资没有打开局面”(35)。
不过，1979年以后，利用外资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与此前相比，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了。除了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形式以外，还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开展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发行国外债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1979年底，中国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1980年至1982年间，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获得政府无息贷款；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贷款；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1981年1月，该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 100亿日元（约折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帮助引进项目仪征化纤提前续建；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与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36)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不包括接受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37)
三、为什么倾向于中外合资经营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办法中，邓小平更加倾向于中外合资经营。1978年10月21日至28日，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团来中国洽谈汽车生产技术引进事宜，谈到的合作方式有10种之多，(38)然而，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更倾向于“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当听到汤姆斯·墨菲的建议时，中方谈判代表李岚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39)可见，在中国人思想中，中外合资还是一个禁区。建国之初，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但视英美企业的存在有损于国家主权，甚至认为苏联与中国合办企业也会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独立。中苏四个联合公司成了两国外交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最后，赫鲁晓夫把这四个公司交还给了中国，以向毛泽东示好。从这个背景不难看出，允许外商到中国来合资办企业，观念上的障碍是很大的。
然而，邓小平打破了这个禁区，他在有关简报上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李岚清回忆说，看了这份批示，“大家十分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40)。11月初，邓小平就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一事答复：“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邓小平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的六大好处”(41)。1979年以后，邓小平的思路更加明确。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中外合资经营的好处，明确地表示：利用外资“主要的方式是合营”(42)。
中国对外开放一开始，就倾向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与其他一些国家利用外资的政策是不同的。比如日本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以及银行吸收外币存款，(43)对外商直接投资是严格控制的。中国之所以倾向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当时面临的两个困难：第一，中国亟需尽快地学到外国的先进技术，但当时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设有种种限制，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条件，不受限制地买专利。通过中外合资经营，可以带进一些先进技术。邓小平说：“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44)第二，“借钱搞建设”存在还本付息的压力，必然限制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外商也对中国的偿付能力存有疑虑。搞中外合资，风险共担，不用还本付息，可以突破国内偿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对利用外资的限制。1979年9月17日，邓小平对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对每一项贷款，我们都要守信用，要能偿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欢迎合资经营的方式。”(45)
外商到中国投资，肯定是要赚钱的，这是不是吃亏了？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给全国省、市、自治区书记们算了一笔账，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46)
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必须法律先行。中国共产党历来以政策治国，在外商看来，有很多不确定性，谁也不敢到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去贸然投资。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到中国谈合资经营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47)。这个意见引起高层重视。1979年初开始起草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7月8日即付实行（比这次人大会议制定的其他六部法律提前半年实施）。法律颁布后，立即着手制定实施细则。1980年7月 26日，国务院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和《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9月 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出台，是中国政府向国际规则靠拢迈出的第一步。第一，对中外合资经营没有设立年限的限制。第二，对外资的份额没有设上限，而设了下限，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第三，规定“场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如果不作为投资，合营企业应缴纳土地使用费，这是中国允许把国有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的开端。第四，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各种优惠。如外商所得利润和外籍职工所得工资均“可汇往国外”；在中国境内再投资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合营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只需“报主管部门备案”即可(48)。随后出台的几项法律法规进一步规定：合营企业的所得税率为 30%，加上附征地方所得税，合计税率33%；新办企业“一年免税、三年减半”；合营企业场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最低不少于五元，最高不超过三百元”，这是相当低廉的(49)。
对于刚刚开启国门的中国政府来说，出台这些政策并不容易。在这些问题上不是没有争论的，有些参与法律起草者提出了几条原则性意见：一是坚持对合营企业设年限的限制；二是坚持合营企业董事长必须由中国方面担任；三是坚持决定重大问题要2/3多数通过；四是坚持对外资份额要加以最高限额的限制，有的甚至提出外资最高不得超过25%。这些意见是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提出来的，因而有相当的分量。在提交讨论的法律草案中，还有“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荣毅仁的一封信起了作用。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他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6月13日，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50)在法律定案时，除了董事长一职“由中国合营者担任”以外，其他几条意见决策层都没有采纳。要吸收外商投资，就必须按国际惯例行事。从邓小平、陈云的批示看，他们并不太担心中外合资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
四、外商是怎样逐步进入中国的
中国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外商愿不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呢？从当时了解的情况看，外商的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急切地想打进中国市场。上面提到，合资办企业的建议首先就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来的。事实上，不只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其他国家的财团人士也表达了与中国合资办企业的意向。如 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访日时，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建议：“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日本还向中国建议搞合资银行(51)。1979年以后，国外大财团来中国谈判合作的不少。7月19日，负责技术引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会议上介绍说，到中国来谈判的大都是跨国公司，各国的策略不同。
美国有一套办法，首先部长来，搞战略。粮食部长摸粮食情况，能源部长摸中国能源情况，财政部长摸索中国的偿还能力；贸易部长摸中国出口能量和构成。接着是董事长来，董事长比部长权力大，能对具体项目作出决定，但经谈判后发现没有共同语言，就动员一批法律学、管理学教授和院长来谈法律和管理，又想给我们培养法律和管理人才。日本也有一套，先干上几个厂再说。接着就谈一个行业的合作；欧洲也正在摸中国的情况，最近西德的法兰霍夫学会，要求帮助中国改造整个电子行业。是代表西门子跨国公司的。(52)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疑虑重重。来中国谈得多，谈成得很少。毕竟中国与西方隔绝已有几十年，西方政府和财团对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总是心存诸多疑虑。主要的顾虑有四个：一是担心中国政策的连续性；二是担心中国的偿还能力和使用能力；三是担心中国立法不全；(53)四是担心中国体制僵化，“部门多、层次多、手续繁，效率低”(54)。
1979年初，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估计的报告写道：“绝大多数作者提醒我们注意：我们依然有可能看到另一个政治周期，这在毛的时代曾交替出现：从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时期转到强调经济优先和实用主义的时期。”“没有人能够预言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去世后，现代化的政策是否能够继续执行。”(55)香港商人伍淑清说：“那时，中国刚刚表示要开放，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前途未知，外商心里不是十分有底，觉得跟共产党谈生意风险很大，担心以后被吃掉。当时这种心理很普遍。”(56)
外商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表现出来的担心和犹豫，邓小平注意到了，但他对此抱有信心。在邓小平看来，主要的问题是寻找适当的合作方式。他对外国人说：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的开发，本身就有相当的补偿能力，搞合股经营这种形式本身就有偿付能力。至于发电、交通设施等不具有偿付能力的项目，可以通过发展其他贸易来解决。(57)
为了说服外界相信中国政治稳定，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提前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是其中之一。一开始，邓小平并不打算匆忙为“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因为这会纠缠于历史恩怨，牵扯很大的精力。但到 1979年底，这个想法改变了，邓小平决定提前起草历史决议，在邓小平的主导下，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讨论、修改这个决议。以决议的形式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主要是为了国内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消除外界的猜疑。以此向外界说明：中国不会再有过去那种“政治周期”了。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58)
另一个步骤是加紧立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起草到通过再到颁布实施，速度是相当快的，其用意在于宣示中国新政策的连续性和坚定性。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法“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59)。当然，仅有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不够的。据当时与外国投资者接触，他们所关心的还有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职工所得税法、劳动工资法、外汇管理法、资源保护法、企业保险法、固定资产折旧法等一系列法律是否能够出台(60)。《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通过以后，国际反映并不热烈，“认为还不充分”。对此中国领导人是清楚的，邓小平说：“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61)。这当中也有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在同中国谈判合作时，各国公司都要求主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合营企业的产品，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做不到的。中方的立场是：合营企业的产品首先要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然后慢慢扩大国内市场。邓小平说：“不经过这个阶段是不行的。”(62)
邓小平心目中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的开放，因为中国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些国家能够提供(63)。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又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引擎，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也受到美国的制约。1978年底，邓小平为中美建交最后拍板，经济上的考虑占有相当的分量。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64)访美期间，邓小平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发展中美经济技术合作。他特意会见了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欢迎他来中国投资。1979年5月，哈默经特许乘自己的专机来北京，与中国签署合作意向性协议。(65)此后，哈默每次来华，都受到邓小平的会见，他是想借助于哈默的名声和胆识，打消外国企业家的顾虑。事实上，美国也迫切希望打进中国市场。因此，中美建交之后，两国财经官员的往来前所未有的频繁。(66)1979年内，两国就贸易、文化、科技、资产、领事关系等问题签订了15项协定和协议书，其中包括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美国公司开始在南海、黄海海域与中国合作勘探石油资源。
1980年底，中国实行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停建、缓建一部分利用外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信心，“一些国家对此产生了疑虑和不理解，甚至对中国现代化计划发生怀疑”(67)。1981年初，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写道：“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注意。但是，这些计划对西方贸易界可能意味着什么，西方企业界和金融界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68)
为了消除疑虑，中国加强了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交流和沟通。1981年 3月23日至28日，在杭州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世界经济咨询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其中多数是企业家、银行家和商界代表，如美方代表与美国的西部财团关系密切。召开这次国际讨论会是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首先提出的，说明外商也急于想摸中国的“底”。中国著名学者和重要官员宦乡、于光远、赵复三、薛暮桥、卜明、汪道涵、李丰平、季崇威等人到会解释中国的政策，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出面会见各国银行家、企业家。这次会议对于增加了解、消除疑虑起了作用。杭州会议美方秘书长、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所长韦尔登·吉布森会后评价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参加会议的西方企业家们都希望扩大同中国的合作。”与会的华人代表热情极高，如新加坡海外联合银行总裁黄祖耀、新加坡国立大学董事会主席、华联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连赢洲、美国夏威夷资本投资公司董事会主席何清、泰国苏密特工业股份公司总经理黄章任等都表示，希望祖国强大，也希望帮助祖国强大。回去要多做工作，鼓励朋友们来祖国投资。(69)
尽管有些犹豫，外商还是试探性地进入了中国。截至1981年底，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48家（不包括经济特区举办的35家）。在这48家企业中，外商合作者来自香港的22家，美国的11家，日本、菲律宾的各4家，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挪威的各1家。到1982年底，已有30家合资企业投入生产或开始营业。双方投资额越过1000万美元的只有6家，不足100万美元的有24家，多属中小型项目。从行业看，旅游饭店及轻纺工业占较大比重，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少投资、快见效的意愿。(70)据广州市的观察，“在短期内大型国际资本仍存在一定的徘徊观望态度”(71)。
五、华人资本的特殊作用
在最初进入中国的外资中，香港和海外华人华侨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3000万之众，此外还有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中国人。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为世人瞩目，香港、台湾的经济成就更被世人称道，列在亚洲“四小龙”之中。华侨、华人历来具有爱国主义情结，这是中国对外开放迅速取得突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之前，已经有港商自己做起来了。他们先做的是“三来一补” （即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小额投资。据说，1978年初香港“宁波帮”商人曹光彪在珠海成立的香洲毛纺厂，是内地第一家外资私人企业。(72)其实，不只此一家。从1978年春末开始，广东省的宝安、东莞和顺德等县先后开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73)。这年 7月15日，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的业务。此后，“三来一补”遂在广东、福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等沿海省份发展起来。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谈话，商讨对外开放大计。他首先瞄准的也是华人、华侨资本。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邓小平特别要求荣毅仁摆脱行政事务（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创办实业和引进外资方面多做些工作。(74)叶剑英、王震、谷牧等人也积极支持荣毅仁出来办实业(75)。 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叶剑英、王震、谷牧等人出席祝贺(76)。请荣毅仁出山，除了看重他办实业的经验外，还有两个重要考虑：一是借助荣毅仁原资本家的特殊身份，便于打消外商对共产党的恐惧(77)。二是借助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影响力。荣氏家族有 400多位亲属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这种关系在帮助中信公司拓展海外业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78)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性质是国有企业，但赋予了它按照国际商业规则独立运作的权力。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中，有港澳商界巨子马万祺、李嘉诚、霍英东等人，这个“国有企业”是很特别的。
1979年以后，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批准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先行一步，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邓小平后来说：选择这四个地方办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在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79)也就是说，主要着眼于两省华侨和侨眷众多的独特优势。兴办经济特区，就是为华侨和港澳商人开辟集中投资的场所。
在西方财团还在观望之时，海外华人、华侨率先进入中国。1979年，国家外资委批准的第一批三家合资项目的外方合作者都是华人：北京建国饭店投资者是美籍华人设计师陈宣远，(80)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投资者是香港华商伍沾德、伍淑清父女，(81)北京长城饭店的投资者是美籍华人沈坚白。(82)在1981年底以前最早创办的48家合资企业中，属于华侨、华裔、港澳华商投资的共28家，占60%(83)。1983年底以前，外商在四个经济特区开办的37个独资企业，除了一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新加坡，其他35个全部来自香港。(84)可见，在率先进入中国的投资者中，华人资本占据重要地位。(85)中方人员也更倾向于与华商合作。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局1981年作的一份调查中说：“经验证明，与华侨、港澳同胞作到相互信任、搞好合作容易，他们疑虑比较少，提出的条件比较宽容；而一些外国大公司则疑虑较多，条件比较苛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局建议：华侨、港澳同胞“应作为当前优先选择的合资对象”(86)。当然，即使是华人资本，开始进来的多数也是些小资本持有者，选择的是一些小项目。即使是大资本投资者也不愿骤然作巨额投资，他们选择从小额投资做起，再扩大资本。这反映了境外投资者“试水”的心态。(87)然而，不要小看这批小额投资者，正是他们的开拓，后来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成就了珠江三角洲“先行一步”的繁荣。
在当时，华商的成功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 1981年一份由美国人写的报告中说：“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城市的华人实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与中国合办的合营企业所取得的成功，引起西方企业家们的注意。”西方人看到，“不仅香港和新加坡出生的中国人取得了这些成就，那些在1949年以前和以后离开中国的中国人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他们羡慕这些华人享受的文化、家庭和语言联系方面的好处。(88)毫无疑问，华商在内地投资的成功，对西方财团的进入起到了某种示范和引领作用。事实上，不只是开放初期，在近20多年中，境外华商在内地的投资始终保持占外商投资的60%左右。我们在考察中国对外开放很快打开局面并取得成功的时候，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注释：
①转引自丁一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6页。
③《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
④《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9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
⑤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⑥1978年谷牧访问西欧时，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中国银行供中国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参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⑦〔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⑧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第131页。
⑨迟爱萍：《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18～228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⑩1976年，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阻挠进口大庆大化肥厂项目，并与华国锋发生冲突。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6页。
(11)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1～36、48～49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67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36、228页。
(14)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 1989)》（1977-1978年卷），第31、49、90、122、145页。
(15)陈东林：《陈云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
(16)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05～206页。
(18)这年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明确说，有六种做法过去不能做，现在可以做了，这些做法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仍然是不做的。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272页。
(19)转引自〔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
(20)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21)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22)转引自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6～187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5页。
(24)张树军、高新民：《共和国年轮(197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25)〔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274页。
(26)1978年实际签订的引进合同金额（78亿美元），与整个出口外汇收入（1977年仅76亿美元）的家底是不相称的。而且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很快使中国的外汇存底捉襟见肘。引进项目所需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的 1.5倍，国内配套投资缺口很大。参见《中国经济年鉴》 (1981)，第131页；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27)1979年7月19日，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说，对前一段引进工作议论是：“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参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
(28)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9年卷），第34页。
(29)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9年卷），第42页。
(30)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9年卷），第42、47、199页；《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31)谷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指导原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1期；《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131页。
(32)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9年卷），第199页。
(33)邓小平致函赵紫阳（1980年5月11日）；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631、637页。
(34)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的讲话（1981年8月29日至9月4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81年卷），第124页。
(35)胡耀邦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4月24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82年卷），第63页。
(36)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第46～88页；石华：《对华贷款有特殊的背景——日本援华的来龙去脉》，《环球时报》第912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上），第394页；《历史性的果断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iecos.mofcom.gov.cn／。
(37)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第26页。
(38)《历史性的果断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iecos.mofcom.gov.cn／
(39)李岚清：《“合资经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求是》2004年第16期。
(40)李岚清：《“合资经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求是》2004年第16期。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8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
(43)《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报告》（1978年5月31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 (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06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33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6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9页。
(47)《历史性的果断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iecos.mofcom.gov.cn/。
(4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民日报》1979年7月9日。
(49)《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参见《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94、399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25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0页。
(52)《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第14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5页；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会议上的发言（1979年7月1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第14页。
(54)广州财政局财政研究室：《广州市利用外资的若干政策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4期，第62页。
(55)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估计》，《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79年第170期，第16页。
(56)张舵：《中国“001”号合资企业诞生记》，新华网，2004年9月30日。
(57)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弗里茨·霍纳格时的谈话（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5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29页。
(60)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会议上的发言（1979年7月1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第14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6页。
(62)邓小平会见美国州长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年10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69页。
(63)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姆扎利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当时主要是对着发达国家的”。1985年11月22日，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9、1095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7页。
(65)1982年3月25日，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和哈默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山西省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中间协议。1985年7月1日，安太堡露天煤矿正式开工。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3月26日、1985年7月2日。
(66)1979年内，美国政府高官访华的有副总统蒙代尔、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国家航空和航天局长弗罗施以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也相继组团访华。中国高级官员访问美国的有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长宋振明、冶金部长唐克、财政部长张劲夫、外贸部长李强等。
(67)《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第21页。
(68)〔美〕亨利·埃德温·罗比森：《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计划的评论》，《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47期，第2～17页。
(69)《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第23～27页。
(70)汪一鹤、许锷、周鉴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93～96页。
(71)广州财政局财政研究室：《广州市利用外资的若干政策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4期，第62页。
(72)罗绮萍：《海外私企内地第一探路人内幕——永新集团董事长曹光彪》，http://www.nugoo.com／。
(73)卢狄：《广东的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部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442页。
(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1页。
(75)1978年秋，叶剑英、谷牧在广州就约见荣毅仁，“要请老板出来办实业”。参见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http://www.sina.com.cn／2005年11月3日。
(76)《人民日报》1979年10月5日。
(77)叶剑英私下谈到为什么请荣毅仁出面，他说：“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参见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
(78)《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中华读书报》1998年01月14日。
(7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7页。
(80)《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日。
(81)张舵：《中国“001”号合资企业诞生记》，新华网，2004年9月30日。
(82)尹婧：《殷殷赤子情，传奇人生路——著名美籍华人沈坚白先生》，《市场论坛》2005年第4期。
(83)汪一鹤、许锷、周鉴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第93～96页。
(84)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198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第XI74～75页。
(85)初保泰、董薇园：《关于中国当前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4期，第54页。
(86)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局：《十二个中外合资企业的初步调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47期，第54页。
(87)初保泰、董薇园：《关于中国当前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4期，第54页。
(88)〔美〕亨利·埃德温·罗比森：《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计划的评论》，《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47期，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