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能力的识别框架与培育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框架论文,能力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技术进步与组织变革基础上的产业空间组织革命，它不仅加剧了地方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分工与合作。理论上，更为开放的全球市场与更加快捷的交通通讯系统应当不断削弱地理位置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然而全球化并没有使企业生产经营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却带来了愈来愈多的地理集聚。从国际范围看，美国硅谷、德国索林根、法国巴黎森迪尔区和印度班加卢尔等产业集群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各国产业竞争力；在我国，也有诸如浙江诸暨大唐镇、广东顺德、浙江义乌等“块状经济”的涌现推动着区域经济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理论解释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经济效应、动力机制、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内容[1][2]，偏重实证基础上的归纳和静态分析，却普遍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此将从动态经济系统视角，提出产业集聚能力的概念，阐明其在产业集群持续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根据产业集群的系统结构描述，通过分析主导要素在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更迭，提出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三重螺旋”模型，籍此构建包括资源状况、硬指标、软指标和市场特征等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选择国内具体产业集群进行实证研究，并归纳出各个时期产业集聚能力培育的重点。
一、产业集聚能力的界定
产业集群是与某一产业链相联系的大批企业和相关机构在特定地域内集中形成的集聚体。在某种意义上，产业集群既属于社会系统，又是一个动态经济系统，企业与相关机构是集群系统的经济元，经济实体之间依靠松散或紧密关系联结在一起，发挥强大的系统功能。除了多数文献提到的地域性、根植性和关联性以外，产业集群还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动态性三个明显的系统属性。首先，产业集群系统不是内部诸要素的无序耦合，而是通过一定方式进行有序组合的有机体，这种有序组合使得要素的性质与功能不再与独立时相同，系统功能也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加总，出现了较强的放大效应，达到总体功能之和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的目的，产生系统质变增益的整体功能。其次，产业集群存在着层次和等级，集群大系统由分系统组成，分系统又由企业、中介机构、政府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等具体单元组成，各部分尽管保持独立，但在集群层面上通过投入和产出等关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层级结构。动态性则体现为系统要素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同组合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对外界保持灵敏的适应性，集群功能随着时间推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有些则逐渐萎缩甚至消亡。
在动态成长过程中，产业集群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衰退（或升级）四个时期。按照马歇尔、韦伯及克鲁格曼的观点，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区位因子、或“历史的偶然”[3]等因素，产业集群在某一特定区域开始萌芽，此时区内企业数量较少，高度分工协作的生产网络没有完全形成，集群发展相对缓慢。过渡到成长期，随着集群内企业和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企业间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分工协作网络，服务机构形成了对企业强有力的支撑网络，集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当集群扩张到一定程度，由于群内企业数量和规模接近区域所能容纳的上限，产业集群逐渐过渡到成熟期。该阶段群内企业数量很多、产业链基本完整、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不过“拥挤”效应带来的成本侵蚀了集聚产生的成本降低，分包产生的协调成本抵消了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灵活性优势，日益激烈的竞争削弱了企业间的合作和信任，集群内部协调成本大幅度提高，此时集群发展速度开始放缓，规模不再扩大，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成熟期产业集群面临着两种选择：衰退或升级。衰退意味着大量企业与相关机构外迁，几乎不再有新的外部投资注入，剩余企业失去产业领先地位，配套环境和创新环境开始恶化，规模急剧萎缩。相反，如果处于价值链某一环节的产业集群能够实现阶梯式升级，原有分工协作体系和组织架构将重新整合，价值创造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产业集群步入更加高级的成长阶段。以产业集群的持续成长为根本目标，升级是最优选择，因此萌芽、成长、成熟和升级构成了动态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尽管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集群都能够顺利完成整个生命周期。《中国城市竞争力2004年度述评》指出，尽管我国产业集群近20年蓬勃兴起，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影响着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4]。浙江永康不锈钢保温杯产业集群、温州和中山灯饰产业集群的昙花一现是典型的失败案例，而日本燕市地场产业群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兴盛不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呢？笔者认为，产业集群能否获得持续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集聚能力，即产业集群所拥有的，将与产业价值链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吸引到特定区域进行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保持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其持续成长的能力。
一方面，产业集聚能力是集群拥有的“潜在”能力，并不直接表现为短期内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也就是说，表面上聚集了大量企业的集群不一定真正具备产业集聚能力，可能因为缺少发展潜力面临衰退和灭亡；相反，暂时并未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集群却同样可以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随着规模扩大逐渐演变为区域经济的驱动力量。因此，产业集聚能力不仅仅需要关注某一阶段的发展情况，更要着眼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产业集聚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按照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方法，产业集聚能力可分解为：引导产业集群形成的能力、促进产业集群健康成长并尽量延长生命周期的能力、避免产业集群衰退的同时推动其升级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不同时期产业集群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也抽象地说明了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二、产业集聚能力影响要素的系统分类
产业集群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推动和制约。波特总结了需求条件等四类要素[5]，Brenner认为集群存在七种动力[6]，隋广军(2004)概括了集群发展的七种因素，不过由于分析角度各异，他们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在整合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寻找影响产业集聚能力的一般化动因，这里从动态经济系统视角加以分析。借鉴帕特卯和吉博森(Padmore and Gibson,1998)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构成理论[7]，产业集群系统的内部要素可分为环境、企业和结构三大类[8]。环境要素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基本条件，包括资源、基础设施结构和辅助网络体系。企业要素由与产业链有关的企业集合构成，主要通过产业价值链、竞争合作、信息网络等联结模式相互联系。结构要素是产业集群系统内部各实体有机整合在一起，并按照某种方式发挥协同效应的虚拟载体。对独立个体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十分有限，一旦形成个体集合的产业集群，不仅整体竞争优势相当明显，同时个体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集群结构内部产生了强大资源整合协同效应，在此把这种效应看作产业集群的结构要素。
在集群系统构成中，企业要素决定着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居于主体地位；环境要素属于影响集群发展的外围条件，服务于群内企业，其中物质性基础设施和辅助网络体系是可控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和资源是不可控的；结构要素则在集群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是一种虚拟和潜在的优势。根据要素定位，可以把产业集群系统分为企业要素构成的核心层、环境要素构成的辅助层，以及结构要素构成的虚拟层（见图一）。由此形成的系统结构不仅保持着产业集群的整体性，而且规定着内部要素之间在时空方面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反映了产业集聚能力的基本组成。
图一 产业集聚能力影响因素的系统分类
三、产业集聚能力的识别框架
伴随着产业集群成长，三类影响要素将在不同阶段对产业集聚能力的形成与提高分别发挥主导作用。初创期能否吸引新企业加盟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而资源和基础设施恰好与集群系统辅助层的环境要素相对应；进入成长阶段，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形成的巨大竞争优势逐渐转化为产业集聚能力的核心力量，位于集群系统虚拟层的结构要素起主导作用；成熟时期的产业集群想要实现升级，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需依靠集群内企业自身力量，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或组织创新，此时系统核心层企业要素的地位显现出来。
（一）产业集聚能力的识别：基于“三重螺旋”模型
“三重螺旋”模型是国际创新研究的新课题[9]，可将其引用到产业集聚能力研究中，构建产业集聚能力演化的“三重螺旋”模型（见图二）。在该模型中，环境要素、结构要素和企业要素形成三个相互重叠的能极，中间黑影部分代表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始基础，每一能极表示特定阶段某种系统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螺旋形态则证明主导要素的更迭，也体现了产业集群成长的动态性和过程连续性。在整体功能发挥上，三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以不断完善各自功能为基础，形成环境—结构—企业的“互动效应”，在不同时期依次发挥主导作用，推动产业集群的萌芽、成长、成熟和升级，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产业集聚能力在集群动态演进过程中不断增强。
图二 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三重螺旋”模型
根据“三重螺旋”模型的基本描述，环境、结构和企业要素在推动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尽管存在交替更迭的现象，但仍然会以联动螺旋模式协调在一起促进产业集聚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籍此，可以建立由环境要素(E)、结构要素 (S)和企业要素(F)三个变量组成的产业集聚能力识别模型：
A(T[,n])=a[,1]E+a[,2]S+a[,3]F+ε
(1)
其中，A(T[,n])代表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产业集聚能力，T[,n]∈(T[,1]、T[,2]、T[,3])分别表示萌芽、成长和成熟。a[,n]为各要素对产业集聚能力影响的权重，表明其对产业集聚能力的贡献，0＜｜a[,n]｜＜1。ε为随机扰动项，代表其他被忽略的变量。需强调的是，当T[,n]=T[,1]时， Maxa[,n]=a[,1]，T[,n]=T[,2]时，Maxa[,n]=a[,2]，依此类推，反映了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定要素对产业集聚能力的特殊贡献。
产业集聚能力识别模型给出了产业集聚能力与三类系统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进一步衡量其准确数值，将A(T[,n])定义为产业集聚能力指数。由于三种影响要素分别代表了特定时期产业集群某一方面的发展特征，难以直接用变量表示，因此需深入挖掘各个系统要素的具体组成，构建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指标体系。在此以环境、结构和企业要素为指标分类的基本标准，按照资源状况、硬指标、软指标和市场特征四个维度选择了产业集聚能力评价的一级指标（见表1），实证中可根据特定区域产业集群的数据资料及统计特征，继续向下分解为二、三级指标，并选择适宜评价方法加以测算。
表1 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指标体系
（二）产业集聚能力的综合评价：以沈阳、大连、鞍山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例
以沈阳、大连和鞍山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例，对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以验证产业集聚能力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选择政策区面积(E[,1])、货运量(E[,2])、税率(E[,3])和年底总人口(E[,41])衡量环境要素，工业总产值(S[,1])、企业总数(S[,2])、企业年末从业人员(S[,3])和技工贸总收入 (S[,4])衡量结构要素，工业增加值(F[,1])、人均营业收入(F[,2])、市场竞争力(F[,3])和企业平均经济规模(F[,4])衡量企业要素，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了确定影响要素与具体指标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将经由专家带有一定主观性的相对重要性判断转化为指标权重，进而结合评估对象指标值的无量纲化处理，得到产业集聚能力指数。
在此选取沈阳、大连、鞍山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1999～2005年隔年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辽宁省科技信息网”。表2为环境、结构和企业要素的得分情况，说明了其在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可以看出，环境要素在集群萌芽阶段对产业集聚能力的贡献比较显著，居于主导地位，结构与企业要素在集群发展前期积累较少，对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也不十分明显；进入成长期尤其是 2003年后，结构要素开始成为驱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企业要素的作用也逐渐显现。
表2 环境、结构和企业要素得分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辽宁省科技信息网。
由三类影响要素得分可以求得沈阳、大连和鞍山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业集聚能力指数（见图三，下页）。从时间序列上看，三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能力逐年提高，沈阳和鞍山增幅相对比较平稳，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在2003年之后发展速度更快。横向对比，由于规模和区位等原因，鞍山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沈阳、大连存在较大差距，产业集聚能力指数始终位于[50，65]之间；而作为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贸中心，沈阳拥有十分优越的区位条件，道路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优于其他两地，这也是产业集群发展初期不可或缺的因素；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建立之初基础设施不算优越，但凭借其地处东北亚经济中心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到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加盟，加上与周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形成的紧密产学研合作网络，使得大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显现出非常强劲的加速度，尤其2004年后，IBM、索尼、松下、毕博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入驻，极大地提升了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后劲。
图三 产业集聚能力指数
总的来看，2003年以前沈阳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无论在总体经济规模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处于前列；2003年后，大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企业平均经济规模、从业人员素质、技术创新潜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超越了其他两地，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沈阳、大连、鞍山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产业集聚能力主导要素更迭的特征。
四、产业集聚能力的培育途径
根据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三重螺旋”模型，在集群动态成长过程中，应该结合生命周期的具体阶段，分别以环境要素、结构要素和企业要素为核心，遵循“相互协调，突出重点”的原则，对产业集聚能力加以培育，形成一种良性发展态势。
（一）萌芽期：政府政策引导与集群环境培育
萌芽时期，受地域因素制约的有形资源无法改变，无形资源、基础设施和辅助网络体系成为能否吸引企业的关键。物质性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投资巨大且回收期长，企业没有能力和动力去主动承担，因此政府投资建设成为主要方式。在制度性环境方面，政府需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制度法规，如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财政扶持、税收减免等。对于辅助性网络，政府应组建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引导产业集群逐渐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关村是按照前苏联模式规划建设的文化教育区域，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众多，但是科研成果与经济脱节导致转化率低，园区经济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从“电子科技一条街”的实施、《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颁布，到1988年成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再到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管理条例》的正式施行，有效带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也证明了政府在产业集群萌芽时期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成长期：合作网络建设与集聚优势发挥
政策引导在产业集群萌芽期是有效的，但是难以维持长期作用。进入成长期，合作网络应该成为建设重点。通过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形成密切合作与分工明确的企业网络，建立完善的区域服务体系，提倡企业之间的合作精神，使地方生产系统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网络中，促进隐性和经验性知识的交流，以减少产业集群系统运行的社会成本。同时，公共政策应转向促成结构要素的形成上来，通过营造区域创新文化环境整合各类虚拟关系，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系统内文化和亚文化的协同效应，增强区域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强化集聚经济的巨大效益，促进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浙江省区域块状型经济的形成已有十多年历史，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近几年随着集群内合作网络的完善，网络效应开始显现，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甚至达到40%，集群竞争力大幅提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合作网络建设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的重要性。
（三）成熟期：重点企业培养与整体能力提升
蜂窝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大多从事产品生产链或价值链的某一环节或子模块，其生产设备与固定资产投入容易形成“锁定效应”，任何一家“势均力敌”的小企业都不具备控制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的内在控制力，主动进行创新的激励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专业市场领导型产业集群中，产品同质性较强，存在一定的差异化趋势。尽管集群内企业拥有创新的动力并通过产品差异化确立垄断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存在着技术信息“溢出效应”和模仿行为，创新活动短期内就会被其他企业模仿，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形成集体无效率的博弈均衡状态，其结果是集群内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单个企业无法积累足够的垄断利润进行技术和产品研发。主企业领导型产业集群则以具有控制能力的规模型核心企业作为合作网络中心，核心企业能够利用其强势垄断地位要求相关企业接受超市场契约条款，最大程度地获得垄断利润，从而有实力承受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具备了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移动的内在组织能力。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产业集群来说，培养重点企业都有利于打破势力均衡的稳定状态，突破集群发展成熟期具有的“锁定效应”的束缚，以重点龙头企业为主导形成创新的优势力量，提高企业整体能力并带动产业集群向更高级阶段跨越。
五、结论
产业集群发展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升级四个阶段，在这一动态进程中，产业集聚能力是决定集群能否持续成长的关键。基于动态经济系统的分析视角，产业集群由核心层的企业要素、辅助层的环境要素和虚拟层的结构要素组成，它们在不同时期决定着产业集聚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根据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三重螺旋”模型，三种系统要素应该以完善各自功能为基础，形成环境—结构—企业之间的“互动”，依次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实践中，应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经验，以政府政策引导、合作网络建设和重点企业培养为核心对产业集聚能力进行培育。
标签：产业集聚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集群效应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集群技术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