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转型研究_经济转型论文

区域经济转型研究_经济转型论文

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面论文,区域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经济转型理论把转型分为两个阶段(康立、封永平,2005):第一个阶段是原先各个计划经济国家已经进行的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第二个阶段是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变革。这次转型过程产生了新的问题,如转型国家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企业重组问题和法律规则制定、区域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其理论焦点演变成市场化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层面上的变化会影响区域性的发展,而区域层面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家的整个发展过程。传统转型理论对国家层面经济转型问题关注较多,但很少涉及到区域层面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问题,而现阶段存在着很多如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和实现区域层面上的市场化转型等传统理论框架之外的问题,以新的理论纬度来应对这些问题显得刻不容缓。

二、国内外经济转型流派综述

“经济转型”这一基本概念,在布哈林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研究中被首先提出,从狭义上讲,经济转型意味着原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经济转型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全面的过渡、转变以及变化,即表现为经济制度的转变和变化。当今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使经济学家转向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着手研究经济转型,但经济学和政治学迄今为止还不能为经济转型提供普遍有效的理论框架,对经济转型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正如布林德所说,当经济学理论达到完善的时候反而对政策的影响甚少,当它处于众说纷纭的时候,对政策的影响最大(Blinder Alan S.,1987)。

热若尔·罗兰在他的《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一书中提出“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热若尔·罗兰,2002)。笔者认为可将经济转型研究分成三种不同流派,分别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的国家层面经济转型理论,主要着眼于中观角度的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理论和以微观角度为研究方向的企业层面经济转型理论。

1.国家层面转型理论

宏观角度的转型经济流派具体体现为两个共识和两种模式之争,两个共识即“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模式分别是激进式转型模式和渐进式转型模式。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在于: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是强调控制与依附、同质性与单一模式,它认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演进、和谐并乐观的。而北京共识的特点是强调自主与创新、多样性与目标相对模糊性,它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应是适应性调整、整合转型冲突、具有忧患意识的过程。将两个共识应用于经济转型的模式中就产生了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点主要在于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上。因为人们对这些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的理解仍然是初步的,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大量的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2.区域层面转型理论

区域层面的经济转型理论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费孝通、施坚雅、林毅夫和黄海峰分别从传统文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区域层面经济转型渐进论等方面对区域层面经济转型有所研究。费孝通的乡村理论从人类学理论创立,由1930年代的社会学发展而来,注重从文化角度对社区和城镇的研究,借助于乡镇开阔了人们对转型研究的视野,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现象,并使经验式的实证研究扩展到更大的区域(Hsiao-Tung Fei,1939);施坚雅的理论从经济地理学创立,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村落以外的集镇和经济网络,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不是国家,真正的社会推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George William Skinner,1964; 1965);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理论主要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出发,他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通货紧缩导致的城市农民工的回流;黄海峰则主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研究区域层面的渐进式经济转型(黄海峰,2003)。

3.企业层面转型理论

对企业层面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和产权改革理论。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已经形成了以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产权学派和综合学派三个分支学派。在国内,围绕着产权改革的方向,理论界分为两派展开了论战,一派是以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组成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主张“国退民进”、要求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舞台;另一派是以左大培、杨帆、郎咸平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他们认为“国退民进”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应该用高额投入和全程支持来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三、中外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分析

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往往借助于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来进行,中国的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研究不仅要注意本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转型的实证分析,还应该将中国的整体区域层面经济转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的区域层面转型作比较研究,从而具体把握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和成效,本文将主要采用区域经济理论中的钟型发展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来进行分析。

“钟型发展理论”由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提出(W.Alonso,1980),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以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也很突出。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增长达到转折点,社会与区域不平衡和地理集中的趋势达到高峰,而转折期意味着全国经济一体化。在国民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从而导致区域增长趋于平衡,城市化更为普遍,不局限于少数大中心。国民经济成熟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不平等减少,区域收入趋于平等,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规模增长。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佩鲁(F.Perroux)提出(Perroux,1950),增长极是指围绕主导部门而组织起来的富于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生产、贸易、金融、科技信息、人才、交通运输、服务、决策等经济活动中心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较强的吸纳辐射作用。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会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1.中国区域经济的转型特征

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整体特征体现在非均衡发展、互动性差和区域差距扩大三个方面,根据经济转型实际情况可具体分析广东地区、江浙地区、东北地区和川渝地区四个区域,分别代表制度竞争力经济区、区位竞争力最强经济区、基础工业经济区和富有潜力的经济区。

(1)广东地区转型特征和成效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处于珠三角的核心地带。改革开放26年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85.7倍,年均增长超过13%(国家统计局,2005),发展态势在全国领先。总的来说,广东地区经济转型的特征体现在发展基础较好、增长速度较快、产业层次较低、极化效应较弱、资源消耗较大和区域差距较明显等方面。

(2)江浙地区转型特征和成效

江浙地区所属的长三角经济圈是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和江苏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5%和12.6%,高出全国平均增长速度3.8个和2.9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5),在长三角之内它们依附上海这一增长极,体现出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的区域特征。

(3)东北地区转型特征和成效

东北和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一样,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欧洲国家重工业基地的转型颇费周折。一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国有经济制造业为主,但经济转型陷入迟缓,东北地区GDP年均增长为8.7%,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5)。建国初期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拥有最发达的铁路公路交通系统,改革开放以后却徘徊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技术改造,民营经济和外资利用一直落后。东北地区的区域转型还处于早期增长阶段,下岗工人和资源枯竭等问题也一直影响其城市化进程。

(4)川渝地区转型特征和成效

川渝地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西部地区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城市最发达,并且拥有两个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地区,GDP占全国5.8%,年均增长10.7%(国家统计局,2005)。区域转型特征是经济较落后、资源较丰富,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是粗放型和外延扩张型发展方式,企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增长极战略的核心是既要通过资源优先配置的原则,使特定增长中心迅速成长,又要使增长中心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周边落后地区共同发展。

2.东欧国家的区域转型特征

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与中国和前苏联都有不同之处,东欧的转型主要有计划“科学化”和市场自治化两个方向,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苏东剧变前经历过“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前体制的中央计划束缚已大为减少,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远,转型较注重稳定化的问题;捷克、东德和前苏联的情况基本一致,虽有多次摇摆,总的来讲,还是朝着计划科学化方向发展,转型较注重自由化的问题;而部分较保守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总体上未进行大范围的转型。

对于渐进和激进式的转型模式,传统观点以转型的效果为由支持渐进式转型,反对激进式转型,如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为改革模式的两个极端,而东欧国家位于两者之间。他认为俄罗斯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进自由主义乌托邦计划,而中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众选择。前者忽视了国家的作用,而后者发挥了国家的协调功能(Joseph E.Stiglitz,1999)。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金雁,秦晖,2005)。

客观地说,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也值得注意。与东欧国家相比,改革前中国指令经济的工业体系比东欧的计划经济更无效率,而中国有束缚无保护的农业体制比东欧的束缚与保护均衡或保护多束缚少的体制更缺少公平,即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因而在改革和经济转型早期阶段,效率改进与公平改进都比东欧阻力更小,付出更少代价,但这种“转型前体制效应”是递减的,进一步的转型还应朝着民主化、市场化和稳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东欧国家现在的发展状况,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型“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也都是“分家”较为民主和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

东德的激进式转型模式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东德转型是一种“侵略式”转型,类似于由“战胜国”向“战败国”设计和布置一套短时期内必须实现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因此,其顺利进行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合适的目标经济体制、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引进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姚先国,Moelders,1996)。

德国目前的经济困境给中国的转型启示在于,政府的过多转移支付和各种法律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以及政府初期的高工资战略是非常不明智的。按照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赫舍教授的一贯主张:德国经济危机不只是由于外界因素,还主要由于德国僵化的经济社会和福利制度已经使得德国市场机制失灵,德国社会已经从一个竞争者或工作者社会变为一个剪息票者的社会(Dornbusch,Rudiger,1993)。

四、中国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策略

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状况,正处于区域差异较大,并随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干预,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经济走向成熟期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可提出四点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策略:

1.渐进式转型和民主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从东欧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个阶段激进,而另一个阶段又保守要好。

对于中国来说,从改革的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突出地表现在两次体制转换上,即先从计划经济体制转换到双轨经济,然后再由双轨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间不存在过渡的必要和可能。在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2000年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双轨经济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即没有人是输家,每个人都可以获益(Lawrence J.Lau,Yingyi Qian,Gérard Roland,2000)。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还反映在改革重点的逐渐变换和深入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城市的改革滞后于农村的改革。从改革的范围来看,中国所走的转型道路是一种局部改革或者是“体制外增长”模式,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全面引进市场机制的做法,而是在稳定计划经济这一块的情况下,在传统体制较弱的部门引进市场,促使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齐头并进,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种渐进发展的特征体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应该在进一步的转型中深化。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稳定化和自由化方面进展得较为顺利,而在民主化方面的进步还不够,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和政治环境还有待改进。

2.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和区域和谐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

以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为基础,通过区域互动和增长极构建带动全局经济发展,结合区域和谐发展战略,减少区域差距。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区域平衡增长论与区域不平衡增长论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两种发展战略,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别只是表面的。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经济转型就是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

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整体处于朝国家一体化方向的过渡时期,政府应该实行新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促进区域经济整合,积极构建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大环渤海及成渝都市圈,重点寻觅和培育区域协调型增长极,明确经济中心,打造经济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维持并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使协调发展战略不仅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而且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的需要。具体来说,应该有效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使区域之间优势互补,统筹各区域整体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经济互补、南中北经济联动、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3.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循环经济并重

传统的国家层面的经济转型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微观经济的自由化和基本制度的重建,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逐渐从国家层面经济转型转向区域层面的经济转型,应该更注意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在向国家一体化的过渡过程中,传统的以“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线性增长模式已经延缓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很多区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东欧的经验表明在激进和全面改革的国家里负面倾向的影响比安于现状的国家要大得多(莱谢克·巴塞罗维奇,2004),而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如果不注意增长方式的转变,会使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匮乏和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从而给区域层面的经济转型过程造成负面影响。

政府应该使区域发展战略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积极促进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并全面系统考虑区域政策的制定,使区域政策的制订更加市场化和地方化,同时注重产业内部升级和循环模式的构建,一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并要遵循区域经济理论指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始于区域差异并将最终终结区域差异的特点,使区域战略与政策能保证区域经济的循环增长。

4.企业产权改革和自主创新的协调发展

如上文所述,现阶段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议很多,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基础决定了私有化进程和产权改革在中国不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应该继续坚持企业的产权改革,并促进私有部门的有机发展。就大型企业的私有化而言,重点应放在对外部人的竞争性销售,以保证从一开始产权就能够有效率地转移。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经营模式和经营效益得到改善,在产权改革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激励制度的优化,构建国有企业和私有部分共同发展的多元环境。进一步转型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随着新兴企业和部门发展起来的。

渐进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如果改革的顺序恰当,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改革受益者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如果不注意顺序,一开始就造成了许多受损者,他们就会阻碍改革。转型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产生利益集团,并使这些利益集团获利,进而由他们推动改革,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的良性循环过程。

五、结论

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帕累托改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稳定的增长。但我们要看到这种转型也面临着外部的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政府干预和外资拉动下的制造业发展,相比较印度是由私营企业自主创新推动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不能成功地进行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在未来的竞争领域可能会逐渐丧失经济转型的先发优势,这也是我们将经济转型的研究着眼点从国家层面逐渐转向区域层面、企业层面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持续转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基础条件,只有在区域层面朝着民主化、和谐化、循环化、创新化的方向进行转型,发展中的问题才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标签:;  ;  ;  ;  ;  ;  ;  

区域经济转型研究_经济转型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