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力供给特点与教育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作为经济活动中起“半边天”作用的力量，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却大大低于她们 对社会以及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1999年，中国女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49.1%，女性 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46.5%。但是，在全国的文盲、半文盲成年人口中，女性 比重却高达71.2%。成年女性文盲、半文盲率为21.6%，比成年男性该比率(8.8%)高大约12.8 个百分点。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中，都高度重视对妇女的教育，但妇女获得的受教育 机会仍然少于男性。揭示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与机理，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消除妇女这一 易于受到忽视的群体在教育投资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教育投资中的性别歧视
反映教育投资效果的最明确指标是接受各级教育的入学率。从这类指标来看，女性都处于 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总体来看，90年代末，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女性入学率，都低于 男性。我们用男性与女性入学率的比率来观察，可以看到这个统计特点。如果我们分别观察 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分性别入学率，则可以看到下列一些特点：首先，在小学入学率方 面，女性的不利地位并不突出，性别差距不显著。特别是，女生的小学入学率逐年有所改善 ，与男生的距离逐步缩小；到90年代末，这个差距已经微乎其微了。其次，随着教育层次的 提高，男女入学率的差距逐渐扩大，到了高等教育层次，差距高达一倍左右。
根据上列观察，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导致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而女生人数减少的原因。第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能力淘汰，即如果女生能力比男生差，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选择程度的增 强，女生倾向于有较大的被淘汰比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投资偏向，即如果家庭对女孩教 育的投资偏好低于对男孩教育的投资偏好，则随着教育层次提高从而教育成本的提高，家庭 对女孩的投资倾向于减少。但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教育过程中两性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所以，投资偏向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
有些资料表明，虽然中国的义务教育事业发展较快，适龄女童入学率已达98.8%，小学的辍 学率也已从1990年的2.77%下降到1995年的1.49%，继而降到1997年的1.01%，但许多调查显 示，女童失学、辍学率仍高于男童，约占整个失学、辍学人数的70%。一般的观察是，女童 失学、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应该说，无论是女童的失学、辍学，还是男童的失 学、辍学，基本都是家庭困难造成的。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究竟为什么女童在受教育机会 上，比男童获得较少的家庭重视和投资，这种相对忽视又是通过哪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运用宏观的资料观察分性别的辍学率，我们并未直接发现家庭具有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 偏 向。利用20世纪90年代若干年分年级在校生数据，我们用队列方法计算了男女学生完成学 业的概率。从某一年入学坚持到下一年级的比率来看，小学各年级、初中各年级的完成学业 概率在男女生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甚至女童的坚持比率还略高一些；到了高中阶段，男女 生坚 持完成学业的概率几乎完全相等了。在图1中，我们列出了1994年分别进入小学、初中和高 中的学生完成最后一年级(小学5年级，初中3年级，高中3年级)的概率。可见，从全国的统 计数据看，在每个阶段的入学之后，男女学生完成最后学业的比率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全国数据可以显示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表现在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即从小 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男女生入学率产生差异，女孩子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数据分析表 明，在不考虑相应年龄组人口性别比的情况下，设女生为100，小学在校生的性别比大 约在110左右，初中在校生的性别比为120上下，高中在校生的性别比为140～150之间。这充 分反映了家庭是根据子女受教育的家庭收益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当他们认为在较基本 和较初级的教育阶段上(从而教育成本较低)，为女孩受教育进行支付的收益较高时，他们是 愿意投资的；而一旦进入到成本较高，而且预期在这些阶段上对女孩投资的回报率相对降低 时，他们就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男孩身上。
与全国数据不同，许多在贫困地区进行的调查，直接显示出女童在基础教育机会上受到忽 视 。在世界银行贷款扶贫的四川、陕西和宁夏的项目村，1999年7～12岁女童的入学率为93.0%，低于男童96.8%的入学率；13～15岁女童入学率为77.9%，低于男童的87.0%，宁夏的13 ～15岁女童入学率仅为51.9%；在这些项目村，15岁女童中 只有69.7%读完小学，低于男童83.3%的水平；宁夏项目村女童的完学率仅为40%左右。而且 ，男女学童的完学率差距有增大的趋势。[1]
在宏观数据显示的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合理的解释为：宏观统计数字 是各地区上报的，有时为了“达标”的需要而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因而实地调查的结果 更为可靠。即使我们不否认统计上报数字的可靠性，至少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许多贫 困地区，女童的教育受到忽视还是具有普遍性的。
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由于生理因素，男女劳动力的供给特点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劳动力与生育年龄人 群重合，即妇女的生育大多数发生在作为劳动力而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期，而生育行为 影响她们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国外的研究也表明，经常被生育、抚养孩子打断工作，是女性 劳动力供给不同于男性的一个特点。1982年对35～39岁的妇女的调查显示，他们平均有4年 时间脱离劳动力市场，且没有在学校学习。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要在每个子女身上损失 2年 工作经历。
目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8，即大体来说，妇女在一生中(主要在作为劳动力期间)平 均 要生育两个(1.8个)孩子，意味着她们平均要休两次产假。以法定产假90天计算，每个女性 劳动力在她们的劳动就业期间就要因生育而少工作160余天。这仅仅是按照法定产假推算。 如 果把由于照料子女、老人、从事更多家务劳动等所请假的时间也加起来，女性劳动力在工作 期间的实际劳动供给更要打一个折扣。
根据199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我们可以观察到男女之间劳动分工的特点。首先，把 调查中“工作时间”和“上下班路途时间”归并为工作时间，把“做饭”、“洗衣”和“其 他家务劳动”合并为与人口再生产有关的家务劳动时间，把“学习”、“看电视”和“其他 自 由支配时间”统作为学习及娱乐时间，再加上睡眠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男女在上述时间分 配上面是有区别的。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妇女工作的时间都略少于男性，如城镇妇女平均 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为460分钟，男性用于工作的时间为491分钟；农村妇女用于工作的时间 为371分钟，男性为470分钟。但从男女的全部时间分配来看，妇女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例 远远高于男性，娱乐时间比例低于男性，睡眠时间比例男女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别。[2]
女性劳动力劳动供给上的这种特点，对于雇用单位、家庭和全社会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对于雇用劳动力的企业来说，雇用这种劳动供给时间有折扣的劳动力，一种选择是付给较 低的工资，这在劳动力市场规制较少的国家，或者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规制较少的部门比较常 见；另一种选择是尽可能减少雇用女性劳动力，这在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多的情 况下比较常见。例如，对于雇主来说，如果要对女性劳动力支付与男性劳动力同样标准工资 的话，则意味着承受一个劳动力费用上的额外支出，提高了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
这一点可以由图2来解释。如图2所示，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特点表现为其劳动力供给的边际 成本，相对于男性劳动力来说较高，用左上方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示；相应地，男性劳动 力供给由右下方曲线表示，其边际成本相对较低。制定一个男女同工同酬的法规，也就意味 着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相交点决定法定工资水平，而 这个工资水平高于假设由男性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相交点决定的工资水平。 在此情况下，
男性劳动力愿意提供的劳动力供给则超过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图2中还可以看到，如果允许企业不受限制地雇用工人，在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下，企 业会倾向于雇用男工而不是女工，除非可以听任企业对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支付不一样的工 资率。也就是说，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性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规制限制，使得企业不愿 意用与男性劳动力相同的工资标准雇用她们；或者在企业减少职工雇用时，女工在失业和下 岗时首当其冲。现实中上述几种现象可能同时存在。即在劳动力市场比较有弹性的情况下 ，即工资决定的政府规制和工会干预较弱，则企业倾向于付给女工较低的工资，从而雇用较 多的女工；在工资规制较多的情况下，企业必须付给女工与男工同样的工资，则想方设法减 少对女工的雇用。而一旦遇到需要裁减职工人数，企业的目光会首先盯住女工。
家庭作为劳动力供给单位，支持哪一个家庭成员先就业，或者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以哪 个家庭成员为优先考虑对象等决策，是根据劳动力为家庭带来的总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的 。既然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即或者是她们获得的就业机会少于男性 ，或者是她们因承担生育、照料子女、老人等责任而减少了可能的挣取工资的工作时间，所 以，在家庭可能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女孩子不是家庭投资的优先考虑对象。 所以，女孩子不上学、辍学、较少升学的比率高于男孩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 贫困状态、无力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来说，如果在家庭资源约束下不得不在牺牲 哪个孩子的教育上面做出选择的话，女孩子往往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地位。
由于妇女承担的繁衍后代责任和照料家庭负担，使得她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的一部分 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承认，或者说不是这个市场上的社会必要成本。然而，对于社会来 说，妇女生育行为以及照料子女和老人的活动都是必要的成本。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 这类活动的社会必要性，从而推论出对于妇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必要性。
妇女生育下一代是人口繁衍和劳动力再生产活动，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同时，抚育子 女、照料老人也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责任。正是因为妇女承担了这些社会和家庭 责任，才使得男性劳动力取得了劳动力供给上的优势地位。有人会得出结论说，既然家庭是 一个统一的收益单位，妇女承担了上述责任可以通过降低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力供给成本 ，间接提高家庭总收入。所以，对妇女提供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不伤害她们的家庭收益 目标。
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教育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 仅 是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力报酬乃至家庭收益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是人类发 展的一个目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用人的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标准加权表示的人 类发展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社区作为整体的进步；而从上述三个方面表示的一个社会中被 排除在人类进步之外的人口的比重，则表现为人类贫困的程度。尽管不同的国家和社区有不 同 的人类贫困程度，但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和社区，女性的人类发展成就都落后于男性，表现 出人类发展水平的性别差异。用人类发展这样一种特殊的衡量标准，占人口大约半数的妇女 当然不能被忽视。虽然人类发展水平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但任何一个 部分的单独改善都可以相应地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可见，增加对妇女的教育投资，可以直接 提高她们的人类发展成就。
其次，妇女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对于她们抚育子女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 对日常生活观察的直观印象，还是许多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在孩子教育方面，母亲起着远远 大于父亲的作用。对于妇女在劳动力再生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是表现在妇女生育决策 上的作用。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由于其他资源的有限性，人口数量与质量 之间具有某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孩子的数量与孩 子的质量之间具有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在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终究要在养活更多数量的孩子与对较少的孩子作出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进行选择。而妇 女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这种家庭决策的正确程度。受教育好的妇女总是能够作出最有利的生 育决策。妇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其对于子女的教育起着关键的作 用。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素质，从而决定了他们将来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就业中的生产率。如果一个家庭的收益目标不仅仅局限在一代人，则长期 看，妇女受教育为家庭带来的可持续性收益，实际上比家庭男性成员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得 到的收益要大得多。不仅如此，从宏观的角度看，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人口的 素质，并通过一系列渠道反映在社会能力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上。
尽管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承认妇女受教育的重要性，都宣称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但现实是，无论是女孩在家庭，还是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其受教育机会都明显被忽 视 。既然妇女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如此显而易见，并且意义如此之大，为什么在现实中妇女的教 育往往被忽视呢?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雇用单位对于劳动力的筛选机制。对于企业来说，他们仅仅关注受雇 者在工作期间的有效劳动供给，而没有必要考虑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更不会考虑社会效益。 所以，在女性劳动力供给成本高、而且存在着过多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如男女同工同酬的规 定，最低工资制度)的情况下，企业不愿意雇用很多女工，或者在裁员时倾向于把女工先解 雇，是符合其企业利益目标的。
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既然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条件对妇女不利，把妇女作为 家庭收入提供者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意愿就降低了。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水平尚 未达到能够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条件给予充分的估价，从而对孩子给予不同的教育所带来的 收益差别还不大的情况下，妇女在家庭中作为计划生育决策者的作用，以及作为孩子的最有 效的教育者的作用也就容易被低估，由此导致社会和家庭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忽视。
第三个因素是外部性的存在。妇女在选择计划生育和增进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的贡献， 既包括一部分家庭贡献，也包括一部分社会贡献。而后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外在的，其效 益并不能全部为家庭所获得。因此，作为一个劳动力再生产单位的家庭，不愿意支付这种成 本或进行这种不能带来直接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符合其家庭净收益最大化理性的。在 这种社会贡献与家庭贡献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家庭决策中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总是要小 于社会的需要。
谁应该对妇女教育提供补贴?
以上分析表明，对妇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受到忽视，归根结底在于妇女受教育的私人收益小 于 其社会收益。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外部性。如果说在教育上面存在着外部性的话，则对于妇 女的教育，更是有着显著的外部性特征。虽然归根结底教育不必是公共品投资的领域，但是 由于这种明显的外部性存在，政府和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资源，解决教育领域的外部性 问题，是必要的。而对于妇女的教育投资，更有必要寻求尽可能多的公共资源。也就是说， 由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些财力物力的支持，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进行补贴，为妇女受教育提供 更多的机会。说到底，公共资源对妇女教育的补贴，目的在于降低妇女接受教育的成本，使 得家庭乐于为女孩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能够承受得起。对妇女教育的补贴，首先 需要解决的是筹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为贫困地区的人口，特别是妇女提供教育补贴。其 中一些方式获得了成功，值得我们借鉴。这些补贴方式通常是以降低贫困儿童和女童的受教 育成本为主要内容的，方法包括如免除学杂费、提供代为支付学费及与教育相关的成本的补 贴 券，以及对受教育期间损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贴。在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斯里兰卡政 府首先试验实行一种所谓“加强型补贴”(augmented subsidy)，为贫困儿童和女童提供学 杂费、入学相关费用和机会成本，对于帮助提高脆弱群体的教育水平，收效显著，随后在亚 洲其他国家普遍采用。通过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这种方法被介绍到孟加拉国和危地马拉， 专门用来扶助女童接受基础教育。类似的方法还有如发放补贴券和实施“以教代赈”项目 等。这些项目在提高贫困儿童和女童的入学率、保持率方面，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3]中 国为了帮助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而设立的各种筹资形式，可以借鉴来进行这方面的补贴。由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春蕾计划”，就是这样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这一事 业的目的是辅助国家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救助失学和辍学女童接受基础教育，资金向海内 外社会各界广泛募集，并投入到贫困地区，筹办“春蕾女童班”。
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下降，同时人民生活、健康与教育水 平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仍然有数千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状态。贫困家庭的母亲则往往是承 受贫困最重的群体。最近的调查资料表明，贫困家庭的母亲普遍存在着文化、身体素质差， 经济、社会地位低，生育子女多等问题。例如，贵州省妇女文盲占文盲总数的70%。贫困、 疾病、愚昧、多子女，使贫困家庭的母亲失去了应该享有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条件，并且还影 响着养育下一代的质量。因此，她们成为我国人口中最需要全社会加以关心和扶助的社会群 体。鉴于前面论及的妇女在计划生育决策和子女教育方面的特殊作用，对贫困母亲进行扶助 ， 也是解决我国贫困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