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淳[1]2000年在《从老龄化到高龄化》文中研究说明这是一项关于人口老龄化理论与现实的探索性研究。正如诸位所见；所闻；所感，曾几何时，那席卷全球的人口膨胀还在困挠着我们，殊不知，促使人口膨胀的“婴儿浪潮”尚未完全退却，人口老龄化的“银发浪潮”就已经扑面而来。人口老龄化对人口自身及其发展的影响决不亚于人口膨胀，由此引发的种种议论与纷争可谓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本文涉入这一论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既定说法进行考证与质疑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然，纵观全球，无论是作为一种个人切身感受，还是作为某种社会整体印象，抑或是作为一桩既成事实，全球老年人口绝对数的持续增长与相对数的急剧扩展都已是不争之事实。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老龄化？我们对所谓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本身及其演进过程又有多少认知？本研究把关注的基准点置于人口学的视野之下，并与跨世纪的时空背景相聚焦，对流行于世的老龄化学说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入剖析，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现象，是传统人口转变所必然引致的一个人口学后果，随着人口转变的完结，人口老龄化的外在表征与内在致因都在发生某种“质变”，这是当年人口转变论估计不足的，也是以往的老龄化实践所不曾遭遇的。由此显现出老龄化概念本身的歧义，也使老龄化理论于现实的解说与参量面临新的挑战。作为探讨，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观测，在传统人口转变的基础上引出了“后人口转变”这一新认识，并用所谓“高龄化”替代既定的老龄化认识来评说21世纪的人口老龄化，其中认为：（1）传统的人口转变在进入“低位静止”阶段后，其死亡率并未“静止”下来，由于死亡率反降为升继而超过出生率而引发的人口负增长正在西方国家普遍显现，而且这种负增长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这种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后人口转变”所引起的人口负增长同传统人口转变所造成的人口正增长迥然有别，这正是跨世纪的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一个重要依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低生育；负增长和高龄化是与后人口转变相伴随的三大人口特征，正是这三者的共同显现烘托出“后人口转变”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人口转变的新人口情势，同时在后人口转变这个大背景下，低生育、负增长和高龄化的特征显现又各有侧重，且三者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2）老龄化与高龄化是既相互联系，又显存差异的两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这样三方面：一是高龄化更好地体现出老龄化的“增龄”本意；二是高龄化是一种直接老龄化，或者说，高龄化是一种以老年人口本身的直接增加为主导的“绝对老龄化”，<WP=4>亦是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 三是高龄化反映了人类的长寿现象，可视之为一种“质量老龄化”。进而阐明，高龄化是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状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本文着力探讨了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演进过程与分界标志。（3）面对新世纪，随着全球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往我们所认知的那种“老龄化”将会渐渐淡出，而一种能更好地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并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新形式的老龄化将日益凸现，这就是人口的“高龄化”。为此，笔者一方面对人口年龄结构做了重新划分；另一方面提出了等龄系数法；余寿评定法和存活率推算法等新的参量指标。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分析，还揭示了高龄化所带来的三个人口学效应，即：增加人口效应（或者说弥补人口减损的效率）；人口年龄金字塔“倒置”效应；老年人口“女性化”效应。（4）在以人口零增长为标志的静止人口到来时，可以预见，高龄化会随着后人口转变的结束而隐退，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长寿化”。对于这种高龄化进程中“增龄”现象悄然隐退与“增寿”现象继续存留的格局变化，我把它称为静止人口状态下高龄化的“蜕变”。由此看来，面向21世纪，如果说人类只有一个老龄化前途的话，那么，那就应该是一个以“年轻老人”为主体的高龄社会或长寿社会，而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种老龄社会。总之，“从老龄化到高龄化”这一论题所要研究的绝非字面涵盖下的某种表浅转换，这其中蕴涵着人口自身演进过程的深层“质变”，而对这种“质变”的理解需要跨越不同的时空限定。为此，我希望通过本项研究，尝试一次人口学在变化了的时空条件下对老龄化的正面考问和重新解释，以期揭示人口老龄化自身运动变化的特性与规律，据以努力修正在一遍“老龄化”呼声中强化了的既定看法或片面认识，同时也期望通过完成此项研究，能在理论上为丰富和推进人口老龄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实践上为我们认识跨世纪的人口情势开启一条新的思想通道。
杨光辉[2]2006年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统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根据人口学的有关理论,运用统计方法和实际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政策建议。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结构对产业结构有深远影响的观点。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而人口结构状况及其变动,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第二,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利用最新资料,确定模型参数,对中国未来65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分析预测,进而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展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性特点。分析表明,中国人口规模将在2020年达到接近14亿的最高峰;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将日趋严重,如不采取有力措施,10多年后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社会抚养率较低、劳动力比较充裕的“人口红利”时期,但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逐渐凸显,2020-2034年为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老龄人口比重将在2059年达到顶峰。第三、从需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消费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并间接对为消费品提供中间产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快速膨胀。为造就一个适合老年人生活、居住的社会环境,使老年人保持晚年身心健康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也都会对产业结构调整发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老年消费市场将十分庞大,2020年中国老年消费需求将占总消费额的17.2%。第四、从供给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使劳动力的数量及质量发生变化。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继续增加,2010年将达到9.4亿人。此后开始回落,到2035年左右回到目前的规模水平。劳动力年龄中位数则将从2000年的33.6岁,迅速提高到2020年的40.5岁,2040年提高到43.8岁,此后,劳动力资源将面临短缺且老化的趋势。本文还比较了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指出钱纳里模型参数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并根据中国的数据,推算出中国“标准”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表明,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和GDP的提高,中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先升到2016年50.83%的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2000年的33.88%逐步上升,2039年后成为三次产业中的最大产业,2060年达59.82%。第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中国,由人口年龄结构压力所引发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一般是通过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表现出来的,并进一步表现为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进而对各区域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进程产生影响。反过来,各地区需要依据所处的人口形势,对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只有区域产业结构经过合理调整和转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是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的两个方面。第六,从城市化角度探讨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与未来人口结构特点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探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的差别,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以揭示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规律,并突显区域产业结构发展中的差距,进而为产业结构调整指明方向。考虑到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特点,本文还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对区域人口经济特点进行划分,对各地区的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各地区未来人口的迁移变动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第七、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后产业结构的发展态势,本文针对受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的医疗与生活服务行业、食品与生活用品行业、房地产行业、旅游行业、教育行业做了较深入的探讨。第八、妥善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协调,本文对有关的人口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属于人口经济学中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即老年人口经济学。通过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利用,不仅使本学科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也为统计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
罗淳[3]2002年在《高龄化:老龄化的延续与演变》文中提出本文试图从人口学视角把日渐凸显的高龄化从我们已熟知的老龄化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理论规范。旨在阐明:(１)老龄化与高龄化是既相互联系,又显存差异的两个概念;(２)老龄化与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不一样;(３)对老龄化导入高龄化这一“演变”进程的分界标志可从三个方面来确认;(４)２１世纪,一种能更好地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并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新形式的老龄化将日益凸现,亦即本文力所阐释的“人口高龄化”。
张友庭[4]2008年在《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林森[5]2017年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优化研究》文中指出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总量及增长速度看,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超过欧洲各国,仅次于日本;低生育率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我国进入老年型社会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社会抚养比上升,社会负担加重,劳动供给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大,社会代际关系受到影响。对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险制度而言,参保人群年龄结构开始老化。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两江”试点以来,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帐”模式,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职工就医的经济负担。老年退休职工比例的增加带动医疗费用的增加。劳动力减少将导致基金征缴来源减少,退休人员无需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政策加重了代际供款压力。参保群体的疾病谱已由过去急性传染病逐步转向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为主,慢性病病程长,治疗费用占全国医疗总费用的七成,增加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职工医保制度内老年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基金的承载力不相适应等矛盾突显。退休职工到子女工作城市安享晚年,对异地联网就医结算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失能、半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逐年增多,在医疗照护、医疗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均提出保障需求,对社会福利和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时间短、筹资模式、支付方式、经办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处在不断完善和探索阶段。面对诸多棘手问题,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提高制度整体的运行绩效与保障能力,增强医疗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开始着手防范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造成的冲击。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受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群体间差别仍然存在。因此,在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优化设计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模式。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下岗、提前退休、买断工龄,民众的公平性诉求越来越强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作为再分配重要手段的医疗保险制度更加追求公平。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研究如何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体优化和改进。重点分析人口因素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金运行、经办管理产生的影响。选取大连市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基金收支数理模型,对未来十年基金的收支状况进行预测。对国内外医疗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措施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从促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制度的框架、基金的收支、经办管理能力的提升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实现医疗保险政策的全覆盖,医疗保险工作任务也随之从扩大参保范围向提升保障质量转变。本文以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等综合改革作为依托,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社会保障具体任务和新医改的要求,结合相关的政策法规提出制度优化的具体措施。本文认为,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分散人口老龄化对职工基本保险制度带来的风险;建立稳定、合理的筹资机制和多元化的付费方式,有助于提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率;逐步实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标准化建设,有助于以精准化的管理手段顺应老年参保者的多样化需求。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以大连市为样本,选取2004年至2013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运行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费用上涨将使得医疗保障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将导致医疗保险基金出现收支缺口的基本结论。(2)对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体优化设计。提出应逐步缩小个人账户规模,同步完善门诊统筹制度,在统账结合模式下,实行“大统筹、小账户”。将从事经济活动的全体劳动者都纳入保障范围,逐步延长参保者的缴费年限。通过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和城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社保统一管理的大格局。制度优化设计过程中注重统筹推进制度内资金筹集、支付手段、经办管理等方面的协同发展。(3)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提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优化的三个实施步骤。2017-2018年,搭建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缓解老年参保者异地就医的经济压力;2019-2020年,搭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框架,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更加平稳;2021-2025年,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一,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三个实施步骤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了已有的研究内容。提出应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参保者就医信息进行更深层面的信息挖掘;以全民参保计划为契机,打破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深入实施“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划;利用大数据提升监管效率,通过数据挖掘对参保和就医人员的逆向选择行为进行甄别,构建和谐的医保患关系。
孙仲[6]2011年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来看,其经济增长与老龄化是同步的,然而我国老龄化进程却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对我国能否解决好养老问题所进行的严峻考验。另外,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家庭养老资源日渐不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障问题。“未富先老”的现实情形使得实行社会养老也面临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各种服务的依托和载体,养老功能依托社区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转移、替代和扩展正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它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进行有机结合,顺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实现老年人在社区内养老的愿望,并日渐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养老方式新选择。因此,社区服务在养老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也随之蓬勃的发展起来。本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于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等予以说明；第二部分就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影响进行阐述；第三部分主要对城市养老保障方式进行比较和研究；第四部分针对一些理论概念和国外经验进行铺垫和借鉴；第五部分重点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辅以具体试点城市的实践分析论证了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普遍推广的可行性；第六部分着重对完善现行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构建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建议思考；第七部分得出结论并指出不足。总之,在老龄化浪潮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关系到每一个老人的养老方式进行思考和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是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老年方式,从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真正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和境界,安享晚年。
姚栋[7]2005年在《老龄化趋势下特大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已经于200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住条件的普遍改善以及家庭价值的变化，老人居住问题在我国许多特大城市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论文即试图从建筑学角度对老人居住问题加以研究。老人居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依赖于老人居住建筑、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化照护服务的共同作用，脱离任何一项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居住问题。因此本文以老人居住建筑为核心，联系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展开研究，并把重点集中在老人居住建筑的定义、实践、类型体系、战略规划、设计与案例评价等方面。文章上篇是对于老人居住建筑全面的实践研究。文章首先明确了老人居住建筑的三个层次定义——广义、基本定义与狭义的老人居住建筑。研究者对老人居住建筑本身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对欧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当代的广义老人居住建筑主要形式与发展轨迹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在研究中结合了社会保障与住房制度的内容，力求可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广义老人居住建筑在当代的全貌。文章中篇是对广义老人居住建筑类型体系的理论研究。首先经过对于“老人”、“居住”、“服务”与“规模”等四个框架性因素的分析，建立起全面的广义老人居住建筑类型体系。接着以类型体系为架构，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经验的总结与分析，一系列老人居住建筑的内在规律，以及城市建设老人居住建筑的战略规划理论也就应运而生。这一系列工作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创性的工作，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创新点。文章下篇是对狭义老人居住建筑的设计研究，由设计导论与案例评价两个部分组成。经过理念与方法、建筑设计与设计细节三个层次的分析，一个由表及里的设计理论架构逐步得以确立。在这个理论架构的指导下，下篇的后半部分对我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9个狭义老人居住建筑案例的简要评述。
胡宏建[8]2010年在《我国高龄老人健康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高龄老年人口数快速增长。人们不仅要长寿,而且还要健康长寿;因此高龄老人的健康问题就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高龄老人健康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医疗保障状况等多种因素都会对高龄老人健康产生影响。因此,从人口社会学角度研究高龄老人的健康问题非常必要。本文首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阐述研究高龄老人健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从生理、社会心理这两方面,对我国高龄老人健康现状作了分析,分别评述我国高龄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和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环境的心理适应能力。同时采用人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影响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分别从高龄老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这四个重要变量入手,探讨与评价这些变量与高龄老人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高龄老人随年龄增长,自评健康良好的比例逐渐降低,生活自理能力显著下降,而患病率持续上升,对生活有较大影响。培养全民终生健康投资的理念,提高社区老年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对高龄老人的家庭支持是保障高龄老人健康的有效途径。
童琳琳[9]2008年在《上海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共由六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三、四、五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是关于相关概念及论文综述和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及方法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关于上海老年人口状况。在这一部分中,本文主要是利用丰富的五次普查和多年连续的老年人口监测数据,对上海老年人口的过去,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三点关于解决上海老年人口问题方法的思考。第四部分是上海老年人力资源状况。在这部分中,本文在普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人口学方法,推算出了上海市近年老年人才资源的供应情况,包括绝对数量、相对比例、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等信息。紧接着本文还尝试对老年人才的需求状况作出分析。在该部分的结尾,本文还对近年有关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调查做出了总结。第五部分是基于前面两部分分析和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关于开展改革现行退休制度的研究和建立新退休制度以外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在该部分的最后,本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值得借鉴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第六部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结论和意义是通过对上海老年人口和老年人才资源状况的研究和分析,提出改革现行退休制度的和建立新退休制度以外的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建议。
徐敬亮[10]2006年在《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高龄老年人口是老年人口中的脆弱群体,他们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是老年人口中最需要帮助和遇到问题最多的群体。解决好高龄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要解决这问题,必须首先要认识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现状、趋势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人口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统计数据,对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高龄老年人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从老龄化到高龄化[D]. 罗淳.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2].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统计研究[D]. 杨光辉. 厦门大学. 2006
[3]. 高龄化:老龄化的延续与演变[J]. 罗淳.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4].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其影响[J]. 张友庭.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5].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优化研究[D]. 林森.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6].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D]. 孙仲. 北京交通大学. 2011
[7]. 老龄化趋势下特大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研究[D]. 姚栋. 同济大学. 2005
[8]. 我国高龄老人健康问题研究[D]. 胡宏建. 吉林大学. 2010
[9]. 上海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童琳琳. 复旦大学. 2008
[10]. 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D]. 徐敬亮. 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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