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判失踪：鲜花香水何时休
这不是错觉：在上一世纪末，当散文轰轰烈烈地大爆炸时，报告文学却一直萎靡不振 。人们还记忆犹新，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是何等辉煌：哪里有不平哪里 有抗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报告文学。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篇解放知识分 子的宣言书。报告文学成了大众的希望，成了人民的精神支柱。可是，当历史翻到九十 年代，在报告文学的园地上，虽则，还不时冒出一些关注时局的力作，如对不正之风的 批判，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剖，等等，但是，不可否认，报告文学却在变革的浪潮中， 进行着一场甜蜜的蜕变：变色变性变味，正在趋向甜蜜化，哪里有金钱哪里有买卖哪里 有甜蜜，哪里就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几乎成了广告成了侍女成了欲望的代名词。不仅 读者对它不屑一顾，甚至连他们歌颂的主要对象——企业家也对它避犹不及。二十世纪 初才诞生的报告文学，就在甜蜜的诱惑下，甘愿走到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估价，那我们就先打开某学会在九十年代编辑出版的改革大潮报 告文学大型丛书，遑遑十余卷，数百万字。他们为此“丛书”组织了权威性的编委会， 投入最强的编辑力量，由全国权威出版社出版。我并不怀疑这些作者的真诚和神圣，但 是，看着站在这遑遑巨著里的一群金光闪闪的巨人们，不难得出如此的结论：由权威代 表组织的权威编委会，并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九十年代的权威报告文学，大多是洒 香水、抛鲜花、送光圈、唱颂歌。再看某刊物一向倡导报告文学，它在1990年共发表十 九篇报告文学，除了少数篇章外，都是为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唱颂歌。1996年全年也发表 了十九篇报告文学，颂歌依然是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全国报告文学评奖活动中的获奖的 作品，又大多是慷慨赐给了颂歌。
报告文学成了颂歌的天下，它远离现实，漠视民生，放弃批判，委琐不堪。
写到这里，必须郑重声明：颂歌可以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可歌可泣的事层 出不穷，笔者无意要对哪一篇具体作品予以否定，但就报告文学这一特定的文体来说，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今这些颂歌式的报告文学，它们和报告文学诞 生的初衷以及本性是离得那么遥远。
说到初衷和本性，报告文学是生于批判长于批判。报告文学奠基人捷克作家基希把报 告文学称为“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他说：“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不仅对于世界 的剥削者说来，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①他对于报告文学 的特性鲜明地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是揭发和批判现实中的痛苦、罪恶和不平， 二是艺术的文告。基希为了强调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又特别以描写锡兰为例，那些描 写锡兰的游记都是写锡兰“珍珠岛的美丽”，但现实却是“丑恶的”，“可厌而又可怖 ”，要把它揭露出来的任务就落到报告文学肩上，正是批判把报告文学和游记等文学划 清了界限，也正是批判把新闻的真实效应和文学的审美功能粘合起来，合成了新的文学 样式——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三合一：新闻、批判和文学。它的天性、本性应该是并 且只能是：批判。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不平，也就没有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一座炼狱，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闲适与它无缘，拳头枕头 与它无缘，风花雪月与它无缘。它是带有悲剧性的文体。茅盾曾提出：报告文学应该“ 不以体式为界，而以性质为主”。对“性质”，他斩钉截铁地说：“‘报告’作家的主 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 映。”②一篇报告文学就是一面批判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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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贾植芳译，泥土社1953年版，第7页。
②张德明：《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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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报告文学成了可爱的安琪儿，它从批判者蜕变成教堂里的合唱队的歌手，唱赞 美诗——成了它的天职。
批判退位，这就是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人们充满忧虑地期盼着：报告文 学鲜花和香水何时休?
批判退位：自弃的无奈选择
报告文学批判退位，是由于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蜕化、软化。
人们记忆犹新，文革结束，文艺界躁动着觉醒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一些忧民淑世饱经 风霜的作家迅速重新捡起文革中被糟蹋的文本样式——报告文学，恢复了它的批判本性 。由于报告文学是处在“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灵动的双向边缘文体，艺术的批判使 得新闻的特指真实性披上绚丽的文学外衣，激活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 的本质是批判的，报告文学正是通过批判成了恢复现实主义的报春鸟。《哥德巴赫猜想 》就是一个范本。选择陈景润作为报告对象的本身就是一种批判一种无畏，陈景润是是 非，是所谓“白专典型”、“寄生虫”、“剥削者”。文章尽管采用纵的立传式的报告 来写，但每到关键处的批判毫不含糊，诚然批判是艺术的：一方面以形象的笔墨再现陈 景润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 人，长空里，一只孤雁”，这一形象就是对社会长期不重视人的价值的无形批判；另一 方面，作者又利用可以直接站出来指点的特权，对文革发出了“中国发生了内乱，到处 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的批判。陈的地狱般的生活显示了一 代知识分子的人的尊严被践踏。批判的目的是坚持了真实——陈景润这一特定的新闻人 物的真实。陈景润的挺起使得千万个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的挺起，人的价值又成了 主题，人文精神借助报告文学的批判奇迹般地复活了，新闻、文学和批判达到了完美的 统一。批判使得报告文学拒绝浪漫，它永远是现实的忠诚儿子。当时的报告文学作家在 批判的空间中获得了丰富的灵感，变得如此超凡脱俗：他们是成了“主人”，因为是主 人的专利；他们坚持对全局环境的忧虑和关注，追求崇高追求精神纬度；他们执拗地提 供和追求终极价值、目标和信仰，坚持理想坚持意义。报告文学为此也独领风骚。但当 九十年代拉开序幕时，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现实就有些尴尬：昔日红极一时的富有批判 的问题报告文学、社会报告文学景观犹如散市的庙会，很快成为昨日黄花。现实的挫折 使他们产生幻灭感，他们感到昨天的自我的叱咤风云，是缺乏自知之明，对虔诚地信奉 过的东西又不得不心生怀疑。他们有些手足无措，原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现在是知其 不可为而不为，即无奈地无所作为，他们自认为是过了时的理想主义者。自动放弃批判 ——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的世纪病。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蜕变也多少证实了这一点。五十 年代，徐迟就活跃在报告文学园地上，1956年，他对“尖锐地批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 不合理的落后现象”的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满腔热情地用“显露了特色”予以肯定①，显 示了他的批判的风采。七十年代末，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敢于把一个长期被政治踩在 脚下的罪人，奉为英雄予以歌颂，矛头直指当时钦定的不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家 喻户晓的名作。但当九十年代的序幕拉开时，他在全国报告文学颁奖大会上的发言尽管 慷慨激昂，短短几百字，颂扬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新社会的文学”、“ 走在文学的前列的文学”、“一年之际在于春的文学”、“一日之际在于晨的文学”、 “报晓的文学”、“曙光的文学”、“晨报的文学”、“新新闻的文学”、“晚报的文 学”、“最后的讯息的文学”、“新的文学”、“美的文学”、“坚定信心的文学”、 “纯洁信仰的文学”和“崇高信誉的文学”等②，含糊的十六顶高帽子，是三分有意回 避，三分无心无力批判，三分的无奈，实在令人难以在他身上再找到他那昔日的动人的 批判风采。另有一些擅长批判的报告文学作家出走的出走，退隐的退隐，九十年代的报 告文学的文坛上出现了集体的“自弃”和集体的缴械。
自弃有其文化背景，不妨审视一下九十年代的精神和文化大环境。八十年代初，一些 报告文学作家是如此满怀激情地呼喊，是那样自信：中国的文化必然会融入世界，实现 现代化，批判会愈来愈被社会所容纳，批判的正常开展也确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 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勃兴，知识分子精英们所憧憬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却以十分 世俗的方式抢占了精神阵地。在文化领域里出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摆出宽容 的姿态，消解中心，拆除深度，嗜好不确定性，公然提倡知识分子放弃批判使命，平息 反思的冲动，和现实中的恶势力妥协。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的多元化蜕变，精 英文化感到被遗弃和愚弄，人文意识的泯灭，神圣感的消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处于这 样的迷离：他们既失去了批判的目标，也失去了批判的原动力。报告文学对王守信的批 判在八十年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九十年代，一些比王 守信还要王守信的人，借助王守信的种种手法，呼风唤雨，这一切居然可以冠冕堂皇通 过报告文学的装扮，变成英雄让人顶礼膜拜，沈太福、禹作敏就是这样奇迹般的成了“ 英雄”。导演“十亿元大骗局”的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沈太福曾 豪迈地宣布：“从中央到地方，主要的电台、电视台及报纸和通讯社，没宣传、介绍过 长城集团的恐怕不多了。”③只要稍微有一点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此都会感到沮丧— —报告文学的批判被迫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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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徐迟：《特写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②徐迟：《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获奖作品集·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代序)》 ，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吴海民：《中国新闻警世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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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迷离，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使得报告文学作家面对市场经济的泡沫，失去了坚 挺的精神支柱。昔日的信仰、英雄在形形色色的炒作、包装结出的众多的伪果面前，也 显得苍白和乏力，没有英雄的社会患上了爱的恐惧症——既不知道爱什么，也不知道怎 样去爱，更不知道用自己的生命去爱。批判源于爱，批判离不开爱，富有批判的报告文 学作家应该有一颗炽烈的爱心，我国报告文学史上的那些敢于批判的作家正是怀着对人 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才把个人置之度外，去批判那些丑恶和落后的东西，报告文学作 家对丑恶和落后的“遏制不住的愤怒的激情”来源于“对新生活的热爱”①。无爱无恨 ，最终泯灭的是自我，其后果是既缺乏对社会专注的热情，又没有对社会干预的决心， 自弃似乎抛弃的是批判，但最终抛弃的却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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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徐迟：《特写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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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家的自弃还和读者紧密相关。九十年代国内发生了所有制的转制，个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解放和精神独立的灵丹妙药，人们在世纪末，终于能够“我是我” 了。价值观的解构，躲避政治，远离主义，对理想和崇高不屑一顾，厌恶批判，成了风 尚。报告文学的批判失去了忠实的读者，失去读者的报告文学作家又不愿成为整天重复 “我真傻”的祥林嫂，自弃也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批判退位，作家自弃，于是金钱粉墨登场。九十年代的经济迅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 富，也消蚀了人们的灵魂，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人欲横流，导致九十年代初期中期， 金元新闻猖獗，1993年5月19日《香港联合报》发表一篇题为《记者不耐清贫 金元新 闻风行大陆》对大陆的新闻作了这样的描绘：“新闻行风日下，金元新闻风行，已经尽 人皆知，当局三令五申，公众呼吁连连，但究竟会走到何种地步，多数的人只有表示悲 观。”无孔不钻的人们，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中，找到了谋生和赚钱的本领，于是，不管 是写过报告文学的还是没有写过报告文学的统统粉墨登场，报告文学成了摇钱树，商品 经济发展居然为报告文学准备了另一支队伍。于是，奇迹产生了：“最能干的缺乏信仰 ，最差劲的却充满激情。”(W.耶茨语)沈太福导演的“十亿元大骗局”，正是借助新闻 界诸如《科技日报》的记者孙树兴等之笔所炮制的报告文学，兴风作浪。大邱庄的禹作 敏头上的一顶顶光环，也不可抹杀记者们的报告文学的功劳。事情虽然并不可怕，因为 艺术是亵渎不得的。但是，最差劲的充满激情来分泌激情，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着 人们的胃口。人们整天被它们包围着，也实在难受。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怨怒和抛弃，其 源盖出于此。
批判变异：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疯行
惟有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能与“最差劲的”分泌的激情所抗衡，他们多少给九十年 代报告文学带来一点安慰。
它们真酷。在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的文坛上独领风骚，如《共和国告急》、《落泪是 金》、《生死一瞬间》、《龙门圆梦——中国高考报告》，《中国新闻警世录》、《走 向伯尔尼》，《忧患千百万》、《中国山村教师》，《雇工世界》、《疯狂的盗墓者》 等就是代表。在各种评奖中，它们也屡屡获奖，如《共和国告急》、《雇工世界》、《 疯狂的盗墓者》等均获得过国家奖。
应先对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作一界定：它一是面向全中国，泛指全中国，常把中国 的同一类型的(如高考、雇工等)材料集纳起来，加以报告，题目大多可以冠之以“中国 ”，如何建明的报告文学的题目，大多可加“中国”——中国矿产资源破坏(《共和国 告急》)，中国贫苦大学生(《落泪是金》)，中国的高考(《龙门圆梦——中国高考报告 》)；二是重展示，重揭露，重状态描写，它不是特指某人某事，而是泛指一类事，一 篇泛批判的报告文学就是一座展览馆，常常要揭露或报告上百个乃至数百个事例，用地 毯式的轰炸来吸引读者的目光，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状态报告文学，它通常以长篇为 主；三是作者有忧患意识，有批判性，但由于它的批判不是特指某人某事，而是泛指一 类人和事，我们称它为泛批判。八十年代此类报告文学已出现，如写中学生的早恋等， 已受到人们的注目。
如何评估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笔者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和复杂。这些作者具有忧患 意识，当颂歌遍天响的时候，他们皱着眉，冷眼看世界，思考着人生，想为社会的改革 作出自己的努力。从风格看，作品大多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具有一种悲烈的“骑士风 ”，但是，把它放到整个社会和文坛的大环境中来考察，我们又可明显看到它的不足和 缺憾。
不能抽象地论批判。基希对报告文学的批判曾如此规范，“非有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 ，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的连结的努力的三个条件不可”①。概括 起来是“伸张正义”。它和批判者的主体紧密相关，关乎到批判者的精神向度和灵魂的 纯度。同时批判也必须接受客观制约：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八十年代 的报告文学作家崇尚批判，是把报告文学当作精神圣战的武器，他们要报告文学正本清 源，实现自己的理想。虽则有点不自量力，但他们是自觉的精神流浪者，敢于面对焦点 、热点，置身于是非的旋涡之中，把它放到中国的大环境中，以执拗的自觉的批判精神 来思考，使得报告文学有一种形而上的批判的精神和理念在熠熠闪光。他们在新的启蒙 中充当了先行者。但是，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他们虽然面对现实，苦苦地收集了不 少的点，但忙于展览，热心摆摊，把他们苦苦收集来的阴暗的落后的东西展示出来。轰 动一时的《龙门圆梦——中国高考报告》堪称泛批判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它摆开架势， 纵横交叉，从孔夫子写到邓小平，九章三十余万言，集纳了数百个事例，展览黑七月高 考给社会带来的压抑、困惑乃至带有血腥味的恐怖。但它面临这样的尴尬：数百个事例 蕴涵多元价值取向的汇聚，使得作者的报告逻辑和批判思维不时陷入矛盾。开首描写的 两个金龙的故事(在文革中，同村异姓的两个金龙条件相仿，一个金龙有伪保长的亲戚 未进入大学，另一个因有当官的亲戚而进入了大学。落选者心态失衡，为使儿子考上大 学，不惜贩毒被判死刑，监斩官恰恰就是入大学的金龙，死刑犯金龙临刑前乞求监斩官 金龙，要他劝告其子一定要考上大学)以及黄蓓佳、陈建功等成功人士通过高考进入大 学，似乎是证实现行高考制度的必要和成功；第三章第三节“全城戒严”中描写北京从 警察到民众的整个社会对高考的自觉的支持，以及洪水灾区政府为保证考生及时参加高 考，下达“特别战书”，这一切又似乎显示了高考深得民心；以上这些和文中重点报告 的黑七月高考发生的“血书”、“血墙”，乃至自杀、凶杀带有血腥味的恐怖事例夹在 一起，必然成了石头、剪刀、布的相克和不协调。文中还巧妙地夹进诸如亿万富翁张粲 因违反当时的高考有关规定，虽然录取北大仍被除名，最后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事例， 它和报告重点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总令人不免恍惚而生错觉：作者在借展览之机是否也 在巧妙地送鲜花洒香水?正是这种商业心理和思维，使得泛批判陷于混乱，导致作者思 想不足，精神疲软，乃至最后结论成了虚拟，作如此提升：“‘新世纪高考宣言’：‘ 来年不考试’”，断言：“结论非常明确：中国高考终将被取消，这是我们在新世纪里 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②这一明确的结论固然是作者的一种真诚的理想，但是，我们 只要稍作推理：在当今法制不健全，权大于法，钱可通神，高考取消，这将意味着什么 ，其后果我看不会比文革的工农兵推荐好多少。幸而，读者知道这篇报告文学是为考生 诉诉苦，至于取消高考乃是遥远的想象，不会动真格，平静得很，如果真的国家采纳何 先生的意见，明年取消高考，后果会怎样?中国如此大，这里那里的问题集中起来，确 实可以触目惊心。但反过来，我们如果把全国各地得益于高考的例子集中起来，写一篇 报告文学，效果又会怎样呢?别的不说，在它面前，基本上实现了人人平等就是不能怀 疑的事实。所以，这篇报告文学的否定结论成了富有浪漫色彩的海市蜃楼，它能否为现 实和读者所接受，恐怕是个问号。展览固然有警示作用，但没有形而上的正确的概括和 提升，又常常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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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转引自阿英《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见张德明的《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②《中国作家》2000年5月号，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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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批判的关键在于“泛”。“泛”的运作，虽以批判为轴心，但其矛头所向是泛指， 对象的泛化，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许这是报告文学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但 是批判的目的是伸张正义，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和扭住特指的对象——焦点的人和事 进行报告文学相比，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和伸张正义的效果也就大大打 折扣了。再和当今的传媒中的面对特指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焦点访谈”相比，也逊色得 多。泛指和特指的区别在于，写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的部分作家缺乏自我拷问的体验 和勇气，对报告对象没有认同体验，缺少情感投入，他们是旁观者，近乎是用零度感情 来报告，多少和报告对象保持一段距离，这和八十年代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的作家深深卷 入是非旋涡，或是坚定地和报告对象捆在一起，或是和报告对象对着干相比，批判力度 相差甚远。再者，我们也不可排斥，“泛”的之中还蕴含着某种商业泡沫和炒作运作， 把整个中国的某一方面的落后面阴暗面拿出来展览，这应该说是很刺激的，对读者有天 生的吸引力，它具有市场效应，出版商是无孔不钻的，他们站在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 的后面，大概也是泛批判的状态报告文学兴旺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报告 文学的批判具有孤独性，它惟有排除泡沫和炒作，才能使它成为一种命运一种信仰一种 倾向的象征。
泛批判导致了报告文学批判的钝化，固然可以从策略改变来对它评估，但不可否认， 这是批判的变异，它的钝化，也是一种缺席和退位。
挤出批判：《哥德巴赫猜想》的美丽误导
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还被一些挤进报告文学门户内的非报告文学挤走了。
溯源还要回到《哥德巴赫猜想》上。它的发表是一个标志。犀利、形象的笔调，恢复 “人”的尊严的主题，引起社会的轰动，随之形成了报告文学热，成为二十世纪报告文 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世纪末的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它也产 生了美丽的误导：
误导之一：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什么?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正当《哥德巴赫猜想》红遍天的时候，由于徐迟在演讲和文章中 ，宣称文中的得意之笔——即在陈景润厄运之时，李书记拿着一篮水果去探望，是：“ 故弄玄虚，用了一点沙粒”。这就是有名的“略有虚构”说。当时以黄钢为代表的一部 分作家和理论家，和徐迟针锋相对，提出：报告文学要“完全真实”，这就是“完全真 实”论。双方开始了论战。其实，这是老掉了牙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争论过，1963 年《人民日报》、中国作协主持的报告文学座谈会纪要对此作了结论。但双方争来争去 ，争不出结果。原因很简单：双方都离开“批判”来论真实，不敢涉及“批判”这一敏 感话题，怎能讨论出结果呢?
报告文学的真实的最大极限是批判的真实和真实的批判，最高境界是：批判的艺术和 艺术的批判。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批判的真实和真实的批判，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 批判是写作的最纯动机和最高理想，除此，“略有虚构”、“完全真实”都会变得毫无 意义。
误导之二：报告文学该不该面对现实?
这是常识，报告文学必须面对现实。报告文学的批判有时效性、规定性，必须对现实 作出批判反映，它的危险也正在这里。《哥德巴赫猜想》的非凡和魅力正是由于它的批 评锋芒毫不含糊地直指当时的现实，尽管这个批判现在看来有些可怜，还为文化大革命 涂上几笔美丽的油彩，但其批判是认真的、严肃的，是和广大人民的心相通的，它对当 时专制主义笼罩下的中国捅了一个洞，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在写法上，它却是采用传记文学为传主立传的写法刻画陈景润。文章从陈景润童年写 起，历史内容占三分之一。这本来是可以的，它毕竟还是以写现实为主嘛。可是，之后 的报告文学发展，很快地以它为榜样，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写人必从娘肚里出来的第 一声啼哭写起，二是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爆光，大地震，红墙内外，伟人逸事，战 犯今昔，等等，都成了报告文学的热门话题。于是，传记文学历史纪实文学统统涌进了 报告文学，硬拖报告文学离开现实，离开现实必然挤出批判，这多多少少又是《哥德巴 赫猜想》始作俑。
误导之三：报告文学是歌颂还是批判?
《哥德巴赫猜想》确是“从正面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入手，但是，七十年代末 的特定历史环境，是文革的幽灵还在大地上游荡，作者面对幽灵以正面歌颂来进行严肃 批判，这是天才的创造!它形“颂”而实“批”，读者也心有灵犀一点通，从正面文章 里看到射向幽灵的子弹，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欣赏史上最生动最热烈的一次作者和读者的 心灵契合，促成这次契合的功臣就是批判。
但是，它毕竟是颂歌，它唤起了颂歌癖的人的激情，多少天真的想涉足报告文学的后 来者也都把它奉为楷模，他们只见形“颂”而忘实“批”，于是，美丽的误导，当今的 颂歌泛滥不能说和它没有关系。
三种误导，后果只有一个：淡化批判。
报告文学必须进行文体的形式革命，必须从根本上严肃它的文体观念。作为一种文体 ，报告文学有它特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的独特的精神、个性 和体验。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基希对报告文学的界定，他为了突出报告文学的批判特性， 用“分”的办法，即把它和游览指南、旅行速写区分开来，以批判来塑造报告文学的文 体形象。这种“分”，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来说是一种进步。三十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的 兴旺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后来的报告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却用“合”的办法，把它和通讯 、游记、传记等“合”起来，以此模糊它的本性，八十年代黄钢所主编的几十卷的中国 报告文学丛书，就是模糊报告文学本性的代表作，他把通讯游记书信传记统统往里“合 ”，我们当然不可以简单地以“分”和“合”来论是非，但这种“合”，不能不说是对 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一大消解。
报告文学文体门户必须进行清理：
颂歌不是报告文学。但报告文学不拒绝颂歌，颂歌必须以深刻的批判内涵作为脊梁。 没有批判内涵的颂歌应该由通讯、游记、传记等来承担。
重在为人物立传的不是报告文学。这类作品有很好的归宿——传记文学，可是当今很 多作者偏偏要把它署为报告文学，如写伟人毛泽东，写科学家，写各类明星的，等等， 都明白无误地标明报告文学，实在令人费解。
写历史题材为主的不是报告文学。现在，各类历史事件都在浮出水面。如唐山大地震 、战俘在俘虏营里的生活、日本大屠杀，历史上的伟人交往等的再现，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类作品是地道的纪实文学，不应和报告文学混在一起。
报告文学急需形式革命。我们历来轻视形式，当某种形式成为文体的桎梏时，只有形 式革命才是复活灵魂的最有效的手段。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八十年代的散文一直在杨 朔所设置的“景——人或事——理”里“鬼推磨”，瘟得很。九十年代的散文转机正是 借助了形式革命，一方面贾平凹以“劫了一回法场”的勇气，树起“大散文”的旗帜① ，进行形式革命；另一方面余秋雨的成功实践——《文化苦旅》风靡全国，又为散文的 形式革命提供了范本，从而引爆了九十年代的散文大爆炸，散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序 和放浪。九十年代散文形式革命也是以批判作为它的坚强支柱，散文家正是在形式革命 中重新捡起了批判。诚然文体的形式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五四以来，多少代散 文家为对散文的分类作出了努力，散文愈分愈细，这是一种进步。贾平凹弃“分”求“ 合”，删繁就简，以扩大的方式，打破原来的杨朔的纯粹的抒情模式，恢复了散文的青 春和活力，实践已证实了这次形式革命的成功。报告文学也需要形式革命，非报告文学 的文体挤在报告文学的门户内，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它必须缩小外延，清理门户，以批 判重塑和清晰自己的形象。说起来似乎有点伤感，1935年，基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 拥护文化大会上，正是用“分”的办法，凭借“批判”把报告文学和游记文等文学样式 区别开来，使它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品种。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又要回到报告文学的 生命起跑线上，对它清理门户，这似乎是复古，实质却是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 ，惟有如此，报告文学才会获得新生，报告文学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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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贾平凹：《<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见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 河 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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