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的一种较为保险的分类方法是将它们归为二类：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这种分类之所以是保险的、难以挑剔的，是因为涵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是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历时共存的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注：比较政治学19世纪后期以后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此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无疑是与资产阶级政治相一致的，并为之提供学理性的支持。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主流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主流理论，大多依据马克思主义范式作出挑战性的反应，构建出替代性理论。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背景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体系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政治学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读懂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觉得无用，而更多地是基于一种直觉式的武断，一种随“主流”意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可是，当我们审视西方论说时，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国外（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少学者在不断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一 作为意识形态的方法论
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必须满足两种合法性需求：一是学术上的合法性。即必须合乎学术规范，有一定的理论体系，且能在学术传统中找到认识论上的根据，证明自身是“科学”；二是政治——建制上的合法性。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建制化，譬如学科专业的设置、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建设与维持等，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反过来，任何形态的社会制度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来论证其合理性，并提供某种一致性的世界观论说。尽管权力与知识、社会结构和关于这个社会的合理论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化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必然性的、复杂且广泛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经验所产生的错误认识或整套政治幻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注：曼海姆（1979年）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用法有别于《资本论》中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更加明确的理论立场。）。正如库恩（1970年）所主张的，不管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如行为主义者所宣称的客观性研究，研究者在构建其思维框架时，必然有一定信仰、价值观和神话的结构，即马克思所讲的意识形态前提。
就受政治现实的影响而言，比较政治学由于直接以政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是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之间的比较，所以较其他社会科学显得更加脆弱和敏感。在人们对政治的认识中，意识形态往往可以使某些神话永久化并歪曲现实。譬如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理论所依据的是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神话；支撑美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界的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美国神话尽管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伊朗事件、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等的冲击，却依然活在美国大多数的比较政治学家的心中。他们相信美国体制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在现实中是最好的选择，任何其他替代性选择都是不明智的或不现实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要保卫和扩展自由并在互惠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繁荣”。因此，他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强调的是“稳定和维持局面，均衡和平衡，一致和多元，自主和参与”这些流行的思维方式及其陈词套话，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口音。
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从不隐瞒其阶级立场。它旗帜鲜明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理论进行批判。所以，有实验表明，美国学生在学习替代性思维方式——如马克思主义——时会产生一种焦虑感。“他们拉住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很‘舒服’，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则使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那一套越来越站不住脚”（奥尔曼，1978年）。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占上风的世界体系中，以替代性的、非主流理论的面目存在着。
尽管马克思没像主流范式的先驱韦伯和迪尔凯姆那样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规则专门著书立说（注：韦伯和迪尔凯姆分别写了《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和《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938年）。这两本书有中译本。），然而他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注成了其理论体系的基石，贯穿在其理论研究之中，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哲学的贫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以马克思为原创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矛盾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理论目的，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行动目标。这是与以韦伯等为先驱的主流派观点针锋相对的。主流派否定历史规律的可知性；认为价值观与事实相分离是研究的基础，尽力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性的体现，不会因其内部矛盾灭亡，而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合理化措施超越其矛盾，由此获得不断发展。
二 基本范畴与基本观点的批判
由于比较政治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其独特的概念体系，奇尔科特甚至认为比较政治学其实是政治学本身，研究者用以进行比较的基本范畴绝大多数直接取自政治学。实际上，在对属于这些比较范畴的各国政治现象进行对比之前研究者心目中已经有了评判的标准。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的前提就蕴含在这些概念——严格地说是规范性概念——的界定之中。当然，也不是任何一种比较范畴或比较理论都蕴含着某种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以下我们主要剖析那些对意识形态极为敏感的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它们同时也是比较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
1.国家理论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理论中受到启发，将国家和社会进行了区分。伊斯顿认为正是马克思的这种“国家不同于社会的思想”，使得“政治学可以部分地作为脱离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出现”。但是，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具有世袭君主、官僚机构和房产主大会这三类组织的国家是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仲裁者和消弥者，是市民社会秩序的保证者。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目的不是市民社会的有序——这仅仅是国家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使等级制的阶级结构永久化的副产品；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就总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而不是居于各阶级之上；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上层建筑（强制权）而且控制着经济基础（所有权），在这里，统治者享有对一切资源的优先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世界上的政治形态只有两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形式的统治都是非法的，应该将国家连同其统治阶级一起加以消灭。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显然会遭到主流派比较政治学家的反对。他们宁愿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并避免涉及权力和强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马克斯·韦伯通过其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回避了现实，将其视点投向了效率、专业化以及科层化等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通过他对权威类型的理想化划分，将三种统治形式——传统统治、感召力统治、法制统治——合法化，并“顺理成章地推崇起被认为能带来效能、秩序与和谐的科层化的法制统治”，从而巧妙地将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并成功地使人们忘记了权力的强制性。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极力贬低国家观念，代之以生理学的或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在这种系统论中，对稳定、和谐和整体效能的关注压倒了一切，利益冲突披上了温和的、功能主义的面纱。通过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国家权力似乎变成了一种“社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换器，掩饰了强制执行以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对个人的制约的现实。许多主流派理论拒绝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把国家视为政治市场，相信权力在各种集团和机构中进行分配，相信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能实现政治正义。与这种多元主义相类似的是社团主义。社团主义倡导通过“集体讨价还价的社会化”把国家变为诺齐克所说的“元乌托邦”——国家实质上成了各个政治实体（即社团）之间的纯关系结构。
另外，基于对以下“神话”的崇奉，主流派学者对世界各政治形态进行了分类。这些“神话”是：欧洲历史发展的单线性与连续性、多元主义民主、理性化与专业化、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些分类理论中值得一提的有：阿尔蒙德将各类政治系统划分为英美型的、欧洲大陆型的、极权主义型的和前工业型的。J·科尔曼将之分为竞争型、 半竞争型和权威型系统。F·里格斯分析了混合型、棱柱型和折射型各系统。D·阿普特把世界分作独裁、寡头统治型、间接代议型和直接代议型等几个系统。A·希尔斯提出可将之分为政治民主型、监护民主型、 现代化寡头统治型、极权寡头统治型和传统寡头统治型等类型。S ·艾森斯塔德提出了一种较全面的分类方法：原始系统、父系帝国、游牧帝国、城邦国家、封建系统、中央集权官僚帝国和现代系统。其中，现代系统又分为民主型、独裁型、极权型和不发达型。
在批判主流派的系统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替代派除了重申工具主义国家观外，还提出了某些折衷性的理论，如多元社会主义论，认为多元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协调；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可以对相互竞争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要求及利益进行过滤。
2.阶级理论
自柏拉图以来，没有哪一位政治理论家能忽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鲜明差别；自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进行研究以来，统治者团体的结构就一直是比较政治形态的核心依据，但人们并不一定都采用阶级划分的方法，或即使保留了阶级这一术语，其含义也往往大有殊分。尽管如此，阶级理论仍是主流派和替代派的共同关注点，也是它们一切争论的核心。争论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国家。
对“谁是统治者”这一问题的回答总是与权力的分配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即资产阶级集体甚或独裁者。尽管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往往采用一种结构的形式，但其权力的服务宗旨仍然只是资产阶级。所谓结构性统治形式，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某种多元民主体制使国家活动看起来似乎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由掌握国家权力职位的人决定，国家按照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决定的方式来运作，且不受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操纵。正如N·勃兰扎斯（1969年）所说的， 统治阶级成员的直接参与不一定是国家行动的原因，事实上，他甚至还断言：只有在资本家阶级不参加国家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国家才能最好地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早就揭露了这种结构性统治的阶级本质，譬如马克思提出的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马克思还提出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可见功能背后隐藏着的内部结构。M·戈德利（1973年）说：“对马克思来说， 就像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来说一样，‘结构’不应与可见的‘社会关系’混同起来，而应成为一种表面不可见，但在可见社会关系后面存在的现实。后者的逻辑，以及更广义的社会实践规律取决于这些隐蔽结构的功能作用，而发现这些应使我们能够‘说明已经观察到了的全部事实’”。
在现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替代性范式的统治精英论者与主流范式的多元精英论者就阶级与权力分配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辨。（1 ）马克思把阶级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以提示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的根源；韦伯却把阶级作为描述特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范畴。韦伯认为，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身份群体的财富比起对于他们名义上隶属的阶级的总体财富更感兴趣；同属一阶级范畴的个人或群体之间并没有马克思所谓的利益、意向和忠诚的高度共同性。（2 ）主流派以精英循环现象来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的概念，认为精英循环现象使得大多数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统治阶级。这种精英循环现象受到了韦伯、G·莫斯卡、F·帕累托等学者的集中关注。韦伯关于身份团体及其成员在阶级中、在社会中按“市场需求”变化而变迁的理论无疑可以为精英循环现象提出一种解释。莫斯卡特别关注政治阶级或统治阶级，认为统治阶级是代表重要的、有势力的集团的利益的政治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马克思一致的。但莫斯卡认为，这个政治阶级通过从较低阶层吸收成员以及通过新的社会集团的加入而变化其结构组成。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循环”。帕累托比莫斯卡走得更远，他将精英分为在朝精英和在野精英，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区别各类政治形态的核心依据。他把社会设想为一个系统，各个相互的力量在其中均衡地共同活动。（3 ）在对现实权力格局的认识上，主流范式设想社会中存在许多权力中心，它们呈散状排列；而替代性范式则认为中央集权的统治阶级政府是一元的权力享有者。R·达尔甚至将多头政治思想溯源到了J·麦迪逊。达尔和其他多元主义者崇尚的是取自美国经验的民主神话；权力和权威广泛地、一视同仁地分散在政府官员和私人及群体当中；多党之间合法反对、合法竞争；坚定的宪政信念；确保思想言论自由以及平等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
3.政治文化理论
为了深入研究造成各种政治安排间的差异的心理原因，比较政治学家引入“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并逐步发展成了一种专题理论。其实，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前述国家观念、阶级观念和权力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密切相联的政治行为取向。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在他对历史的一切考察之中，因此，在他看来，文化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实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化可以解释为私有制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再生产。文化以及它的信仰、象征和价值观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是保守的、静态的，因为它使物质基础合法化，保护资产阶级或资本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静态的文化与动态的物质实践之间会越来越脱节，暴露其保守的真面目。同时，也只有通过物质基础的历史变化，通过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改变才可以发展出新的文化系统。另外，马克思还讨论了文化与实践间的矛盾在个人层次上的表现。他主要是从劳动的角度赋予“异化”这一古典概念以新的含义，并通过它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性的摧残，从而提出通过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创造新社会或无阶级社会以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
与马克思一般地剖析文化的阶级性相比较，主流范式在这方面做得更细些，也更受“欢迎”。韦伯将他的理想类型的研究运用到了对文化内容和个人动机的分析上，从文化心理层面提出了三类合法权威，即传统权威、神授魅力权威和理性权威。在微观层面上，韦伯强调个人责任、个人决断和个人独立性的意义。这既是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的反映，同时也成了20世纪的合理选择和个人文化取向理论的前导。尽管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并不与政治系统相“耦合”，因为政治取向格局超越了政治系统的边界，但他把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分类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英美系统的政治文化是同一的和非宗教的；欧洲大陆系统的政治文化是各行其是、不成一体的；前工业系统的政治文化是混合型的；极权主义系统的政治文化是人为造成的。阿尔蒙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每一种政治系统都建基于特定政治行动取向的格局”（1956年）。随后，阿尔蒙德分别与维尔巴、小鲍威尔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系统在其组成人员中的认识、情感和评估三方面的内在化，即认识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以此为参数，他们假定了三种政治文化：乡村或曰教区文化、臣民文化、参与者文化。另外，他们分析了文化世俗化对政治发展的意义。在具体领域的研究中，L·派伊和K·多伊奇研究了社会文化交流，前者提出把“世界文化”分成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交流型几个阶级性类型。政治文化研究还包括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按照格林斯坦（1969年）的概括，这种研究分三个方面：公民训练研究、个性与国民性研究、青少年的社会化研究。
对政治文化理论的批判伴随着这种研究的始终，举不胜举。最尖锐的批评恐怕是对比较研究者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批判。S ·阿明（1977年）提出一种替代性分类方法，他承认了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表达的三种模式：北美模式、前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批驳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机械理论。
4.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可以说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已有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向研究了政治发展：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关于政治变迁的过程，三是政治变迁的危机与结果。总的来说，第一个方向上的研究的意识形态味最浓。这是因为民主通常指的是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将它用以评判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显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除非是为了某种帝国主义的需要。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而不是民主化，其当务之急是政府能力的增强和政府职能的优化，以便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法治与社会稳定以及必要的军事建设提供保证。当然，现代化并不排斥民主，相反，现代化往往促进着甚至包含着部分意义上的民主化。但民主化实非发展中国家的首选目标，尤其是那种欧式和美式意义上的民主更是如此。
其次，就现代化而言，西欧的经验提出了一条走向现代化发展的直线道路，一条经过连续发展阶段的道路。这种“连续发展”的观点致使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与进程进行了简单化的评判。他们所设想的直线型的阶段理论往往流于空想，用之指导和评价实践肯定是有害的。
再次，上述那种“连续发展”或“直线发展”的观点意味着“相信西方世界可以使其他欠发达地区文明化”，对它们的征服和扩张会促进欧洲价值观向这些地区的扩散。这无疑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调。它相信资本主义的扩散将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饥饿和医疗保健等问题。可是，二战后的现实却否定了这种观点。于是，主要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了各种替代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主张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与技术）扩张的意义，认为其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其前提是这种扩张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对主权的干预，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殖民主义的剥削；否则，受害国家或民族定当予以坚决抵制。在反帝和自力更生的立场上，以来自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为首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的。但是拉经委提出的闭关自守、依靠民族资本家来振兴本国经济的观点，是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规律的主观抗拒。
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弗兰克和罗德尼对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周围地区的不发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罗德尼（1972年）指出，非洲不发达国家是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剥削的产物；它们是不发达的，而不是发展中的，因为它们未能逃脱其落后的境况。弗兰克（1966年）认为，发展理论研究必须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过去所遭受的不发达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就宗主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弗兰克提出了若干命题，摘录如下：
（1）不发达并非原有的或传统的。 当代的不发达是现在的发达宗主国与不发达卫星国之间关系的后果，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反映。
（2 ）战争与萧条的时期使得卫星国家得到某些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内，这种发展注定要成为不发达。
（3）最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过去同宗主国联系最紧密的地区。 它们是最大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和资本的主要来源地，但是一旦生意不佳它们就被抛弃了。
三 结语
尽管我们绝不主张简单化地把一切西方理论视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物，也不希望自己的理论研究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但批判性的眼光始终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当然，批判的前提是要读懂所批判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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