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中共党史研究（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俄罗斯论文,前苏联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的新观点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
自60年代中期，前苏联史学界开始放弃中国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传统革命战争分期法，探讨新的分期法。1968年，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JI·A·别列兹内和Γ·B·叶菲莫夫合写一篇文章《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若干问题》，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分期法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以革命主要目标、革命进程内容和斗争方式为分期的基本标准”。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在编写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通史著作时采纳了这种意见，如1972年远东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1917-1970)》就将中国1917至1949年的历史分成这样五个时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17-1924)”；“国民革命(1925-1927)”；“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斗争(1928-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1946-1949)”。1970年远东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共党史概论》则把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分为这样四个时期：“民主革命时期(1921-1927)”；“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斗争时期(1927-1937)”；“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分期法总的来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但也不是很理想，“作为分期标准，还应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
1981年，历史学博士B·H·尼福基罗夫发表《中国革命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中国现代史的分期还应主要以革命任务的变换为标准”。他认为，“中国现代史有三个发展阶段，即1925至1927年，1937至1945年的民族解放阶段（分两个部分）、1946至1949年的民主革命阶段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阶段。1928至1937年这个时期，既可算作民族解放阶段（因为全国范围的首要任务是使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又可算作反封建阶段（因为实际上解决了反封建任务）。这个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尼基福罗夫还认为，“中国革命进程表明，中国反帝革命阶段，即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阶段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都进行过两次，也就是说，1925至1927年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革命与1937至1945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均属反帝民族解放革命阶段，前者是后者的预演。1928至1937年的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其中心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1946至1949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其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进行土地革命）是同一性质的，它们属争取消灭封建残余及其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无论前苏联史学界，还是今天的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史学界的传统革命战争分期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还是仅仅为这种结合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前苏联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史学界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米夫在1936年最早提出的，认为中共在一大、二大之后的1923至1924年间还处于“克服小组习气”、“从弱小、狭隘的宣传小组向群众性政党转变”的阶段（见П·А·米夫：《英勇斗争的十五年》），到1925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中共才转变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米夫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起点至少推迟到了1925年。
另一种意见是历史学博士克雷莫夫（郭绍棠）提出的，他在评论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合写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一书时，对作者关于一大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论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完成，只是在建党和建立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党才积极着手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这以前，共产党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只是偶然性的”（见А·Γ·克雷莫夫：《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1917-1927)》(1962)。
第三种意见是历史学博士А·Ψ·卡尔图诺娃和Е·Φ·科瓦廖夫在他们合写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1917-1921)》（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4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的。他们把自1920年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间从事的宣传、出版、组织（建立工会）等活动看作是他们与工人阶级联系得到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并认为“这种活动是中共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因此，用这两位作者的话说，中共一大证明“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
在以上三种意见中，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居少数，前苏联多数学者认为中共成立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同工人阶级联系薄弱，一大仅仅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对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结局的评价问题
70年代中期以前，前苏联史学界通常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1925至1927年革命的结局问题：第一，看是否完成了社会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革命任务；第二，看1927年的革命民主力量，主要是工农运动所遭受的损失。从这两方面来看，革命总的结局都是否定的。
70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出现了深入分析1925至1927年革命结局肯定方面的趋向。1975年历史学博士В·Υ·格卢宁和М·Φ·尤里耶夫发表《关于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问题》一文，对“失败”这个概念作出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失败”不是指“广义上整个革命的失败”，而“只是民主力量的失败”。1977年格卢宁又发表《中共五大与1925至1927年革命的教训》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从国家革命复兴的主要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衡量1925至1927年革命的结局的话，似应通观中国革命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因为在中国，正象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整个革命进程是由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1925至1927年革命、30年代苏维埃运动等）组成，每一次革命都为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哪一次革命都未能完全解决这些任务”。“应该说，1925至1927年革命结局的积极方面，是进一步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上层建筑，朝着国家统一方向迈出了明显的一步，取得了关税自主和工会运动合法化等等。”此外，“通常归功于国民党治理有方的所谓‘南京十年’(1927-1937)的所有积极方面，实际上也是这次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产物”，所以格卢宁认为，不能说整个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格卢宁提出的这些观点已为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多数学者所接受，他们放弃了以前对大革命结局的总的否定评价。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60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对毛泽东在40年代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这种理论同孙中山的观点有某种继承性，含有折衷性的结论。到80年代末，有些学者对这一理论重新作出评价，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如1991年，远东研究所所长M·季塔连柯教授在《中共七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指出，中共领导在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中共在4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从政治思想上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解决5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JI·A·别列兹内在其1990年发表的《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一文中说，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明它已经意识到，以为掌握政权后能够立即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尚不具备必要的前提。由此得出结论：必然要有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保留着特殊类型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成分。所谓特殊类型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而是以所有革命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这位学者看来，这个结论的基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后来也为中国和许多其他摆脱殖民地压迫的国家的不同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
至于中共在建国以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探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别列兹内教授认为主要有三条原因。
1.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重要援助，它的具有引诱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产生了影响，同时在苏联居统治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共中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概念也起了作用。
2.1949至1952年取得的成就，导致中共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程度，致使革命急躁情绪、平均财产思想和社会空想等错误思想倾向再度出现。这是造成偏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部因素。
3.不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处境的影响。世界的总形势，特别是苏联的全面援助，为中共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条件，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的企图和朝鲜半岛上的事件，可能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促使他们把社会生活进一步国家化，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把财产社会化，放弃在新的国家体制控制之下的多种经济成分。
前苏联学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80年代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还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五、关于二次大战后期中共同美国的接触问题
前苏联史学界在70年代指责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试图在40年代上半期同美国建立联系，认为中共领导人“不相信苏联帮助中国抗日，酝酿了摆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见А·М·杜宾斯基：《美国“军事观察组”同中共领导的谈判》，载《历史问题》杂志1979年第1期）。到8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如历史学博士Е·П·巴扎诺夫在《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载《近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苏联历史著作都以单一的否定态度来解释30至40年代中共与华盛顿的接触，看来，这种僵化的态度应予改变。”他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考虑到以下情况：
第一，与华盛顿建立正常关系，对中共来说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美国看作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格局、战后亚洲关系的调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经济发展前景。中共同美国接触必然有利于战胜蒋介石，使华盛顿对共产党保持中立，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旨在发展同华盛顿对话的方针。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中共代表同美国人接触都要由莫斯科批准。但是4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官方人士、企业家等对话的总方针，是征得斯大林同意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提出过与西方进行某些适当接触的问题，而莫斯科始终如一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同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式的关系。斯大林甚至建议：在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和同它们做生意。
第三，中共同美国进行接触的时候，美国既是中国的盟国，也是苏联的盟国。中共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对该国来说，很自然地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同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不缔结军事同盟。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两大相对抗的军事组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用“冷战”的标准去评价中共在美国问题上的方针是不对的。
历史学博士Р·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与毛泽东(1946-1950)》（载《亚非人民》杂志1989年第5期）一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苏联把美国看作是自己同法西斯作战的盟友，它不仅利用美国的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而且坚持要求增加这些援助。苏联没有能力援助中共军队，就连1941年6月22日以前给中国解放区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援助也无法提供。当时美国正在同日本进行艰苦的战争，它提供的援助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提请美国注意中共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它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是很自然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共领导人试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并没有什么过错。
六、关于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自80年代末开始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他们不加评论地发表一些介绍文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怀疑、否定态度。如有的学者以客观介绍逃亡到西方的所谓民运分子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看法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认为“中国结束了社会主义，彻底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说“借助资本主义挽救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认识反映了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怀疑，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不理解。近几年来，俄罗斯学者已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发表十几篇评述文章，对邓小平作出很高评价，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概括，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1.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动摇他的这种信念。他认为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从这种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必须探索一些符合本国具体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
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在开始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加之搞不清中国的特殊性，就造成了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极“左”政策，导致在实践中开展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左”的错误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表现出一位勇敢的同时又是谨慎的、灵活的政治家的品格，他在保持毛泽东威信的情况下，抛弃了毛泽东的那些失败的政策。他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这样就开辟了通向用实践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认为，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坚决放弃那些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就不可能坚持作为社会理想和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于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邓小平就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见JI·Ξ·杰留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
2.邓小平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为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而举世闻名。他有着漫长的政治生涯，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也可谓绝无仅有。邓小平表现出是一位更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形象地说，他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俄罗斯学者说：谁也不怀疑，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没有引号、没有一点儿讽刺、没有丝毫夸张的伟人。他是大国首领，是80年代世界主要政治活动家之一。他在70岁以后，在生命的第八和第九个十年，已经充分实现了自我。就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言，邓小平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质上他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见В·φ·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
3.邓小平的许多思想观点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
俄罗斯学者指出：首先，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过去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就在于，特别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善，轻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而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邓小平要求人们在评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不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是否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和原理，而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它是否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否能促进国家实力的增强，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共同富裕是未来的目标，而现在一些人或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原则。邓小平号召的致富是同资产阶级的致富有原则区别的。邓小平本人解释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邓小平大胆地放弃了单一所有制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多种成分的原则。他在承认全民所有制、国有成分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允许并发展私人和集体所有制，鼓励开办个体和私人企业。此外，他还广泛吸收外国资本，热情支持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见Л·ε·杰留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4.邓小平的构想富有建设性。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社会变革观的主体构想是全面改革思想。而这种构想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发展生产力，保证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强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构想包含以下几项内容：[1]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和精神创造，这是整个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2]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必须实行民主化。这是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党政分开。[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外开放”问题，认为这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客观发展趋势。（见В·Φ·费奥克蒂斯托夫：《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2册，1991年版）
俄罗斯学者认为，总的来说，邓小平的构想是富有建设性的，它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想中有关政治改革的论点也不太激进。
俄罗斯史学界对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但还不很深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如有的学者在评价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竟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对后者的否定基础上的，而未认识到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在国外史学界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我们重视。
发展趋势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苏和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他们以前撰写的著作进行了反思，逐渐认识到过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和中苏两党关系的论述有很大的片面性，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范围也很局限，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基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史学界为自己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确定了以下几项任务：
一、发掘、整理和出版历史档案资料
80年代末共产国际档案开放后，俄罗斯总统档案（即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相继开放。为了把大量与中共有关的重要档案资料尽快公布于世，提供给史学工作者使用，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积极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共同编辑出版历史文件集。1992年，该所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签订协议，联合出版四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汇编。第一卷收录1920至1925年间文件205份，已于1994年底用德俄两种文字出版。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据俄罗斯学者说，编辑出版历史文献将是他们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二、修订再版以前的研究著作
80年代下半期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种种不正常的做法，如错误地理解党性原则，见风使舵，讳言许多事实，回避尖锐问题，用泛泛议论代替具体的结论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上。特别是接触到新开放的共产国际档案之后，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他们以前撰写的中共党史著作，往往只从共产国际角度出发分析其对华政策，对于一些问题的论述过于简单，没有考虑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苏联民族利益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左右。他们准备在发掘和收集大量新史料基础上，重新修订或改写自己著作，以期对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论述。
三、开展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
60年代中期以来，前苏联史学界研究中共党史主要是围绕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展开，到80年代下半期开始重视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进入90年代已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加强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目前远东研究所把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分成几段，组织现有研究力量分头进行研究。但由于研究力量的严重不足，估计近几年也不会取得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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