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1]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进入到了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制度红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第叁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构建,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优势,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路径。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有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的失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历史积淀、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当代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形态的宏观层面、基本制度的中观层面和体制机制的微观层面加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等多个层次的展开,又体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布局,各个层次与各领域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是一个从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形成及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制度,以文化产权制度、文化管理制度、文化传播制度、文化开放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具体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制度、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保护制度以及生态文明制度的运行机制等。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中国特色"制度形态的统一,基本特征体现为人民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而独特优势体现在具有较高的活力、较强的韧力和合理的张力上,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整体涌现性"。第五,新形势下,应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要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二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方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和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下,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叁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强与其它国家制度文明成果的互动,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放。四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法治环境建设、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等,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环境。
彭波[2]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历史,我们大致能够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为中间点,将新中国迄今为止66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叁十年加以研究。如何对待这两个叁十年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6年的整体评价,而且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6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持续探索的66年。在这66年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曾强调,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依赖的道路,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也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习近平的话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不容割裂。两个叁十年虽然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前叁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最终开辟出这条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将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入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使其成功地由“两手抓”逐渐提升至“五位一体”。本文基于正王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6年的发展历程中去厘清中国共产党探索、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总结这66年的丰富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增强道路自信。全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叁十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并对这叁十年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所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以及所提供的正王反两方面经验展开论述。第叁章则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最后,通过厘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程,不能刻意割裂,更不能相互否定。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首先,简要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阐明这条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开创而出,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而来,且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道路。其次,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论述这条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内容以及阶段性发展目标。再次,厘清此道路的基本特征,强调这一道路是一条具有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最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与扬弃,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路径。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前叁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首先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此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论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党中央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桎梏,迈出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叁大领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最后论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入误区并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些曲折的经历,最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拨乱反正,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后叁十年是前叁十年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前叁十年的探索,也就没有后叁十年的伟大成果。第叁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出发,论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在厘清这一历程中阐述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是如何由“两手抓”逐渐提升为“五位一体”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坚持、改革、发展之处,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与发展是一个长达60多年、接续奋斗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基于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出发,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前叁十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叁十年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此不能否定。其次明确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条道路也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最后强调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不能割裂对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走进老路或者邪路,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道路的坚持和不断拓展,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胡建华[3]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研究指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瑞岚[4]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帆宇[5]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淑珍[6]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陈淑雅[7]2008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要研究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本人就不得不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做第一步的分析。所以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人主要梳理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们在何种意义下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来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对此论文写作的方法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概况。其中包括对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情态的分析: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的意识形态构成因素,在意识形态构成因素中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作了实践性分析。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即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置疑,所以在本章中的最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第叁、四、五章,论文逐个分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面对着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形势,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日益激烈的斗争,如何在新世纪、新时期坚定人们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它深入人心。同时在面临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这一系列思想都是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不断发展,是意识形态理论在我国的最新成果,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第六章是对整个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作一个整体性分析,从而这得出结论: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和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产生的,都是对社会产生的重大问题解决的理论反映,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走向深入,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最后,提出了在当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大意义,同时粗略的从五个方面着手去分析了如何在新时期增强社会主义吸引力和凝聚力问题。
赵益东[8]201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走向的反映,是使人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文明作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不断的开拓、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日益凸显和迫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本论文共分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综述了近年来学者、专家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阐述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性探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因素,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语义,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兴,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第叁章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比较。第四章概括了十叁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第五章系统性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叁维结构,政治文明是一个具有叁维结构的系统,以民主意识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结构,以宪政发展为制度架构的政治制度结构,以守法敬德为规范模式的政治行为结构。第六章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方来武[9]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参与本来是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本文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方向上选取这个题目,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理念,需要探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本文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经验,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以如何实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目标导向,以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风险以及原因,以期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对策和建议。公民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现象和标志,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自然出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政治参与既是公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正如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1)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的重点热点,而如何认识公民政治参与,如何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突破口,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2)本文认为,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最基本的思路是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它有什么价值,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等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不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有其理论的来源、历史的发展轨迹,着眼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当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导向,如何实现人家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本文先是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强调了公民政治参与原则及价值意义等,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回顾和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进,回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如何在动态中继续发展完善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可能的风险、发展的条件及方向等方面,回答了“怎么走”、“到哪里去”的问题。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六章组成。导论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题的缘由,从时代背景、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出发,阐释了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二是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国外的有些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国内的研究在内容上和范式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叁是阐明了研究的创新点和困难所在;四是简述本文研究的意义,认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道路,显得意义重大;五是本文的研究理论工具及研究方法,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章先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与原则出发,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奠定基础。在定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概念时,通过比较中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含义界定,深化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解和认识,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有重要启示,本文借鉴其合理成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涵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界定;在讨论政治参与主体时,对公民、群众、人民等主体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科学性;为了更好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谈论公民政治参与,本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坚持的几个基本原则,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等,强调我们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道路,把握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及功能。从为什么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视角着手,分别从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及其具体功能两个层次回答了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认为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并对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方面,主要阐述了公民政治参与对提升政治透明度、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五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及功能,才能增强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叁章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虽然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理论与实践是由西方发源而来的,其实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有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前身——群众运动,虽然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都注重发挥群众或公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性作用,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了更好的追踪溯源,本章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中国共产党对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的相关论述,并对公民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历史演进及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空间,离不开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外部条件的综合影响,启示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在与未来。第四章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首先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几个基本制度做了论述,不同层次的参与制度,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参与职能;然后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指出了现阶段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的叁个新特征,同时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着不平衡、流于形式等问题。最后,对导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问题的成因,如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了归纳,认为公民政治参与发展不完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时代性,不能急于求成。第五章,为了区别公民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突出其政治性,本章主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可能或已经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针对性阐述。从公民政治参与的国内外经验来看,公民政治参与具有“政治参与爆炸”、“群体性事件频发”等政治风险,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然后提出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公民政治参与的风险,对公民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发展应进行科学的认识、评估,遵守规避风险的原则,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理性、有序地发展。第六章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发展公民政治参与,不能照搬西方的理念和实践。首先强调要清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思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原则、以发展协商民主为方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道路;其次要积极创造、优化公民政治参与发展所需要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物质条件、制度条件、技术条件等;最后,论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道路,结合党的相关文献精神,围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层次、领域两个角度出发,论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可能路径选择,寄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以最低的代价成本、最灵活的实践策略积极、稳妥、有效地发展。结语部分是对本文主要内容的归纳和提炼。本文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稳步推进,面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不断多元化,参与的层次和领域将不断深入,人民当家作主也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内容,因此,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灰暗一片,满眼问题,也不能主观超前,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本文能做的就是在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基础上,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
杨婧骥[10]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也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战略部署。从理论上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对其科学依据、基本内容、发展脉络、意义与价值等进行梳理、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思想自身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发展应当应包括由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变革、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高度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奠定了从总布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理论思考和战略部署。中共十二大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中共十叁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叁位一体”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五大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总布局之中；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中共十七大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布局,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纲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总布局的设计当中,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从“两个文明”到“叁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生动历程,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五位一体”总布局思想和战略的确立,推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将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强大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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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D]. 彭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5].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6].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D]. 陈淑雅. 河南大学. 2008
[8].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研究[D]. 赵益东. 大连海事大学. 2012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研究[D]. 方来武.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思想研究[D]. 杨婧骥. 扬州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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