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诗学的原创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不少理论、观念、概念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如“诗言志”、“诗缘情”、“情境”、“意境”、“神思”、“风骨”、“气韵”、“滋味”、“兴趣”等等。中国古代诗学之所以能自成体系，并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它的原创性质极为有关。虽然中国古代诗学中有“以复古为创新”的方面，但这种因袭性只是在传统形成的一定时间内有效，一旦达到某种限度，传统的部分成分与结构还将突破，创新又会到来。同时，这种因袭性的形成，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原创性诗学形成较早，其基础坚实，且符合延续上千年的社会类型和文化实情，形成的传统就会显得耐性强，延续久。
追究中国古代诗学的原创意识及形成，如下几点值得重视，而且对当今的理论创新都有启示。
一、注重符合基础文类的发展实际。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在其著作《比较诗学》中提到，中国诗学这种“情感—表现”的原创性诗学是在抒情诗的直接背景中产生的，早期欧洲诗学“摹仿诗学”则建立在戏剧的基础上，而戏剧是一种再现的文类（注：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这说明一种原创性诗学的形成与它所基于的基础文类相关。中国古代诗学最早的“言志”说、“缘情”说都是基于抒情诗的，“志”与“情”通，“情”“志”其实可合而为一。《毛诗大序》论诗之产生，提出“物感”说，就是基于从人的感情受物所感，人心动荡，而形成音乐与合乐而吟的诗。“物感”说突出的是艺术的感情因素，“情”于是成为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核心范畴并得到不断的衍生。至陆机而有“诗缘情而绮靡”，至刘勰而有“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情物论，至王夫之则有深广宏大的情景论。研究古代文论的著名学者王文生教授更将情境理论当作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课题来进行研究，提出“只有‘情境’才是抒情文学基本质素的准确概括和抒情文学结构的最好标志”（注：王文生：《论情境》“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抒情文学作为中国的基础文类，与中国的其他艺术门类触类旁通，相互融会，使得在基础文类基础上形成的诗学理论、观念、概念也可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得到恰当的运用，如绘画、书法领域中有“畅神”、“散怀”之说，有“意境”、“气韵”、“形神”之说，而古代戏曲、戏剧理论仍然运用“情采”、“入情”、“情真”、“情理”、“传神”、“意趣神色”等概念。这说明，以抒情文学为基础文类而形成的中国古代诗学是真正代表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门类的理论，是最富原创意识的理论。
基础文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理论必须符合文学发展实际，必然是从基础文类的大量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否则，脱离文类发展实际的理论就没有生命力，也就谈不上创新，更谈不上属于原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面临的基础文类虽然已经分化，各种文类共同生长，但在当代大众文化兴盛的时代，叙事性文学尤其是影视创作成为最热门的文类，理论工作者应注意从最热点的文类中寻找规律，提出中国式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这将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创新之路。
二、具有中国文化的本土特点，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迈纳在谈到原创性诗学的产生时还提到：“一种原创性诗学不是在某一特定文化体系发韧之初就出现的，而是出现于紧随其后的某个时期，在诗人由无名氏变成公认的作者、诗被赋予独立性存在之后。”（注：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中国古代诗学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已初步成型的情形下出现的，它的出现深深受到中国哲学体系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带有十分浓厚的东方色彩。比如“物感”说，就受到中国先哲宇宙观的影响。中国先哲认为宇宙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二气相互运动变化又相互补充，并且对应五行（五种物质）、五方（五种方位），还可在人的身上产生感应。总之，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地万物与人都存在着“以类相动”、“倡和有应”的关系。此种具有浓厚原始思维特征的宇宙论，使抒情文学中的“物感”、“心动而情发”理论得以顺理成章地发生。又比如“文气”说、“气韵”说，也是中国诗学特有的概念与范畴，它们与中国的“气”论哲学密切相关，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诗学谈“气”，是将天地之气、人身之气与艺术作品之“气”打通来论的，“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灵根，而且贯穿艺术作品通体的生命。一体俱化的生气浩荡流淌，铸成艺术生命的生气远出、空灵飞动。这种“文气”论与西方文论中谈的作品“生气灌注”是完全不同的，同时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与把握的理论。因此，中国古代诗学本土特色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机制。
中国文字是象形的，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是从对天地万象的观察感悟中加以适当概括与抽象的符号表现。《周易》哲学中的卦象，源自具体物象，反映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也体现了具象与抽象同存并用的运思方式。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术语、概念、范畴也深深地体现着中国人具象与抽象同存并用的思维方式。如“风骨”、“滋味”、“气韵”、“兴趣”、“神”、“逸”、“飞动”等等，表面看来朦胧飘忽，难以明确界定，但它却具有具象与抽象同存的特点，让人能感悟到它丰富的内涵和多边的意义。中国古代诗学的这种表达法在今天似乎难以继承，因为今日学者已经完全习惯于用抽象去思维与表达，但在古代的文化背景中却是原创性的。钱钟书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曾提到，像“风骨”这样的文论范畴，正是人化或生命化特征的具体呈现，是新颖的生命化的文学批评术语。它比起西方文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要“深微得多”。钱先生还指出这种人化文论在理论上的诸多好处（注：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8月。）。钱先生之所以特别看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长处，我以为主要还是看重它的中国特色以及原创意义。
三、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学是有自己的适合于抒情文学的理论体系与理论话语的。它以“物感”为起点，以感情为核心，以心物融合、主客统一的意境为最高追求，串起涉及到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的诸多理论概念、术语、观念和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是“体大思精”的典范，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理论话语的代表作。实际上，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论家、批评家都或多或少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术语，为抒情文学理论体系作出过贡献。如钟嵘的“滋味”说，陈子昂的“兴寄”说，王昌龄的物境、情境、意境“三境”说，殷璠的“兴象”说，皎然的“取境”、“取势”说，严羽的“兴趣”、“气象”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以及王士禛的“神韵”说，等等，这些术语的提出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话语，成为中国抒情文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诗学的形成并非是由一两个人完成的，而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由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家、批评家不断探索与实践才完成的。一个理论家所提出来的理论体系毕竟是有限的，后人还要不断突破与超越它。正是在不断突破与超越当中，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和一整套诗学话语才成型、完整。同样，西方文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黑格尔那样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摹仿诗学”的形成也经过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四、不少理论家敢于提出己说，敢于借鉴与改造外来术语，包括借用与改造其他艺术门类和学科的术语。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不少理论家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都是具有强烈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如陈子昂针对齐梁文风的弊端以及它在初唐文坛的影响，提出了“兴寄”说；严羽针对南宋诗坛“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弊病而大胆地营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一系列独到的理论术语，如强调“别材”、“别趣”，主张以“妙悟”为学诗门径，以“兴趣”、“气象”为诗之追求。他的诗禅说也是大胆借用禅宗术语而融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的。中国古代诗学的不少理论术语都是借用的，如“风骨”是借用人物品鉴中骨相学的，“取势”是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学术语的，中间还可能经过了围棋学与绘画理论的转借。“中和”、“滋味”等也是从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转借过来并加以改造的。作为僧人的诗论家皎然，其提倡的“取境”说就直接取自于佛教，佛经《大乘义章》中就有“六识相望，取境各别”的说法。“意境”说也从佛经中借用，被改造成最有特色的诗学理论术语。苏俄理论家巴赫金借用音乐学中的“复调”术语创造出了复调小说理论，被视为了不起的理论创造，中国古代诗学向不同艺术门类和其他学科的借用不是也体现了创造性吗？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除了从最热点的文类中寻找理论的新生长点之外，还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土壤，既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文艺观念，又要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诗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优势，还要充分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在创造当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理论话语时，要在大胆引进外来理论、概念、术语的时候加强消化、改造与融会的工作，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使其成为符合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实际的有机组成部分。敢于创新，对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不难做到，而善于创新却是要潜心思考与勇于实践的。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理论创新成为每个理论工作者的内在需求，理论的前进也如同社会的发展一样，不进则退，形势逼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理论研究如果滞后于文艺与社会的发展，那将是有愧于伟大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