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子文档案》看西安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档案论文,宋子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从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到26日张学良亲送蒋回到南京，短短两周，此一事件引起当时中外空前的关注。回顾历史，此一事变亦标示着国民政府对内与外交政策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国民政府转而与中共合作，对抗日本的侵略。
直至今日，对于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可说是汗牛充栋。基本上，大多数海外与台湾的学者认为，促成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共倡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造成的结果；中共自1930年代以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争取在陕甘地区担任剿共任务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以及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作为整个工作的重点，最终促使张、杨两人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①至于整个事件如何在最后获得和平解决，并促成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再次合作以对抗日本侵华，至今各方的说法依然莫衷一是。中国内地官方与学界向来所持的一种看法是，中共中央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以及其对张、杨等人的影响力，成为整个事件最后顺利落幕的最关键因素；而在此一过程中，代表中共前往西安参与谈判的周恩来，扮演一枢纽的角色。②
而过去台湾史学界对于此一事件和平落幕的看法，则多援引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说法，强调张学良是因为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后，体认到委员长“安内攘外”的苦心，因而决定释放蒋，并愿意陪同他回到南京“负荆请罪”。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西安是否曾会见周恩来，是否与中共进行谈判，乃至于蒋本人在心态上对于事件的处理，究竟如何转变，则甚少着墨。③
根据宋美龄的侄子宋仲虎所言，宋美龄生前从不承认曾在西安和中共方面有任何接触。至于事变主角之一的张学良，生前曾著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其口述历史和日记也已于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对外开放。但在这些文件里，张本人对于此一事件的看法，并不出过去吾人已理解的说辞，对于吾人了解当时事变的发生、转折与落幕，似乎并无太多助益。
2004年4月，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后人，决定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文件全部对外开放。由于宋乃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曾两次自南京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并与张、杨、周等人进行谈判，因此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里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关文件记录，对此事件的过程与转折，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讯息。
本文以胡佛档案馆所保存的《宋子文档案》里，宋子文对该事变所留下的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来观察西安事变，希望提出一些初步的了解与看法，期望对此一重大事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厘清。
《宋子文档案》里的《西安事变日记》
历史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孤证不立”的法则，也就是说，对于单一方面的史料与说词，必须谨慎以对，不能完全尽信。然而，当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诸多“孤证”，逐渐一一公之于世，则必然能麴对于该事件历史原貌的重建，有所助益。《宋子文档案》里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正是了解此一事件的重要史料。
严格说来，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事实上是由两份文件所构成，一是宋子文本人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起，至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6天之间两次进出西安的日记，原稿以英文写成，日记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名和术语，则特别以中文标出。另一部分则是一份有关西安事变的日志，时间从12月13日起到12月27日为止，亦以英文写成，原文没有署名，但据宋子文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先生指出，此日志的作者为当时亦随往西安的宋子文秘书陈康齐(H.C Chun)④。宋子文的日记提供了许多当时发生在西安的第一手讯息，不但厘清了事件本身的一些历史细节与谜团，也对过去海峡两岸相关著作中的一些说词，做出了呼应与印证。而随同前往西安的陈康齐，虽未曾直接参与事变的谈判与解决，但以一个近距离旁观者的角色而言，他的日志仍提供相当有价值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就厘清西安事变的相关历史细节而言，宋子文日记里的内容至少在四个方面，为过去论述的不足或分歧，提供了新的佐证与解答。
首先是蒋介石本人，对于如何解决此一事变的态度，其在立场上转折，宋子文确实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过去作品曾指出蒋在被张软禁之后，极端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也不愿与张学良谈话。⑤根据宋日记所言，当蒋介石于12月20日在西安见到了宋子文，情感流露而曾痛哭流涕，但是蒋的立场依然是相当强硬。他告诉宋，绝不在胁迫屈辱下，接受张学良所提出的任何条件，蒋并指出“军事解决”才是唯一之途。⑥但是宋当场明白告诉蒋，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的安全，更实际一点来看，即便西安顺利为政府军所占，张、杨的部队依然可以向西撤往与中共接壤的地区，继续活动，而国家却将因此陷入分裂，内战四起，生民塗炭，当非蒋所愿。宋子文因而提出改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此一事变。⑦蒋介石当时的立即反应为何，宋的日记里并未特别指明，但张学良当天稍后告诉宋子文，称蒋的态度已有转变，较为通情达理。⑧可见宋子文的说服已起了一定的效果，并成为日后蒋介石同意接受张学良与中共方面所提条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次，宋子文在日记里也证实了蒋介石、宋美龄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之间，不止一次见面与谈话。12月23日当天，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与条件，蒋介石同意如下数点：
一、未来国民政府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
二、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位“救国会”领袖；
三、中共军队编入国军正规部队，且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命令中央军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
蒋的答复显然让张、杨与中共方面颇为满意，也就在当天的深夜，周恩来拜访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双方并进行简单的晤谈。⑨根据《宋档》，在25日下午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夕，蒋与周两人又再一次进行较长时间的晤面.对于此次的会面，宋子文日记里提到，周恩来曾向蒋介石解释，一年多来中共一直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中共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他希望蒋能绚作出如下保证：
一、停止剿共；
二、容共抗日；
三、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蒋解释中共的主张。
蒋介石同意周恩来日后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国共之间的合作。⑩宋日记里的此一记载，似可以和中共方面过去有关西安事变所出版的史料，做一呼应。
第三，就西安事变的和平落幕而言，蒋介石与中共，或者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是否曾就所达成的协议，签有一书面保证，过去学术界众说纷纭，例如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在其著名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中，就曾引用许多旁证材料指出，蒋介石虽未曾亲自签署任何文件，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宋美龄和宋子文确实曾在一份释蒋文件上签了字。(11)而根据宋档里的日记上所记载，吾人却可以知悉，双方在谈判中虽然的确达成一些具体协议，但从日记里，吾人看不出来双方曾经签署任何文字协定。宋子文在12月24日曾提到，他当天参加张学良所主持的“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会议时，许多张、杨的部属因担心与蒋所达成的条件未有文字保证，而向张、杨表示不满，同时也记载了杨虎城因未能获得蒋的白纸黑字保证而与张学良发生冲突。(12)这似可说明，当时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蒋以国家领袖的人格作为担保。
第四，宋子文在12月20日飞抵西安的次日（21日），即带着蒋介石安然无恙的讯息以及张、杨等人所提出的条件返回南京。在当晚，宋子文密集地与国民党各方重要领袖进行晤谈，包括孔祥熙、熊式辉、顾祝同、戴季陶、何应钦等人。22日，宋子文陪同宋美龄再度回到西安。此次同行的尚有戴笠与蒋鼎文等人。有关宋美龄等一行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过去的著作普遍根据宋美龄本人的说法，认为戴笠是应张学良之邀，一同前来西安，而张邀请他的目的，在于向国民党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们表示张无个人私见，让戴代表该系前来与蒋介石会面，听取蒋的意见与指示；而蒋鼎文则是应宋美龄之请，一同前赴西安，目的在于向张、杨等人体现中央不把西安视为险地的宽大胸襟。为此，在宋美龄的自述里，还提到她曾在南京费了好大一番口舌，劝请蒋鼎文的夫人同意随她一同前往西安。(13)然而从宋子文日记里，我们看到这些安排事实上绝大多数皆出自于宋本人的构想。在12月21日的日记里，宋明确记载了此事的缘由：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而经过我仔细思量，我坚信拯救中国的唯一之途只能借由政治解决。我不知道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前来西安照顾蒋委员长；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的局势；
三、派一将军前来西安，以处理可能发生之军事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并获得他们的同意，且张给蒋夫人与戴写了信。”(14)
也因为有宋子文的提议，才有日后宋美龄前来西安安定蒋介石的情绪，舒缓了南京与西安之间尖锐的对立形式。宋子文当时身处西安危局，能夠在时间如此急迫的情况下，分析整个局势并提出这些处置措施，吾人今日看来，不得不佩服他面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冷静与理性了。
从大历史角度读《宋档》的西安事变日记
若从较宽广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角度，来读宋子文档案里的西安事变日记，吾人还可从中发掘出一些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与深思的课题。以下是几点观察：
首先，从宋子文日记里所透露的蛛丝马迹，吾人可以进一步来思索西安事变与整个30年代前半期、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之间的关联。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消极地应付因日本侵略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这可以从国民政府在热河沦陷、长城战役、塘沽协定、察东事件、张北协定等一系列对日谈判、交涉、抵抗的模式中看出。(15)然而，此一政策在1935年底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当年的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中报告对日外交方针，指出“和平未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16)蒋介石的此一主张，一方面在于明确表示出中国对于日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易言之，只要“最后关头”一到，则“牺牲”亦在所不惜。然而另一方面，此一主张与国民政府过去所奉行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相比较，则更加着重对日外交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以行政院长身份立即进行内阁的改组，选派与日本渊源深厚的湖北省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而在改组后的各部会首长中，除了张群之外，内政部长蒋作宾、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吴鼎昌、铁道部长张嘉璈等人，亦均为曾留学日本、了解日情的所谓“和平派”或“知日派”。(17)蒋在当时似已认知到中日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但在当时，他的用意似乎在于希望运用这些人的对日关系，直接主动与日本办理交涉，积极调整中日关系，以设法延缓两国间的紧张情势。这可从1935-1936年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两位驻华大使有吉明与有田八郎进行一连串密集外交会谈中窥见一斑。
很显然，在国民政府的认知里。此一对日政策的转变，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张群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外交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中日关系在短短半年内已有所转机，而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也因为对华了解之增进而有所转变。”(18)然而从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里，我们却清楚看到，蒋介石以对日外交积极政策换取中日两国避免全面开战此一策略，并不完全为当时国人所认同，最终更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全盘付诸流水。
宋甫抵达西安当天，张学良就告知，他将坚决要求蒋介石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包括：一、改组国府、容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除了第四点以外，其他三项，全是针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19)过去普遍的看法，咸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乃在于逼迫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采取抗日，总的来说，此一论断并没有错；然而细察张、杨发动兵变的动机与时机，则似可以更进一步指出，此一事变乃是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1935-1936年之际，以“积极交涉”为主轴而调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一个最直接、却也是最激烈的回应。
其次，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角度来看，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也印证了，当时国府内部，在面对蒋介石生死未卜之际，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政治角力，这还包括国民政府中枢如何对付中共的路线之争。根据宋子文日记所揭示，当他于12月21日回到南京后，许多重要的中央军政要员并不完全信任宋子文与他所带回的讯息。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说，他担心蒋介石在西安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接受张学良的条件；军政部长何应钦质疑张学良提出让戴笠与蒋鼎文前往西安，是要逼其透露南京方面的军事计划；戴传贤与叶楚伧等向宋子文强调，站在南京中央的立场，只要蒋委员长遭受胁迫，他们就无法同意任何西安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宋子文在南京更听到谣言，指张嘉敬对外宣称西安事变是宋子文本人一手策划的。南京大员的反应，让他十分惊讶与心寒。(20)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计蒋介石安危、坚决主张以强硬的军事手段解决西安事变的要员，绝大多数皆有日本背景，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国民政府改组后被西安方面指控的所谓“和平派”，此中关联。颇堪玩味。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他并未完全依照自己对张学良所提出的保证，改组国府并容纳抗日份子，除了外交部长张群于1937年3月去职之外，其余所谓的“知日派”要员，依然留任原职。有关西安事变落幕之后，蒋介石如何来处理与面对新一轮国民政府内部派系运作与消长，学界未来似可进一步来加以探究。
最后，将宋子文在西安事变过程前后所扮演的角色，放在他本人在整个30年代中国政坛的影响力与沉浮的大环境下来观察，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课题。宋子文自国民政府于1925年于广州初创以来，就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1933年之际，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因施政理念与蒋介石有所差异，毅然决定离开政坛。当时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增加国家的军事预算，以作为剿共之用，但此一要求被宋拒绝了。(21)不过，除了军事预算理念不合此一因素之外，根据吴景平教授的研究，宋子文在三○年代初期力主中国应当联合美、英等西方国家以对抗日本侵华，这与当时整个国民政府奉行“安内攘外”政策以及对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消极态度显得格格不入，此亦极可能是造成宋子文不见容于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22)
当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宋子文与蒋介石的连襟关系，他与张学良过去的深厚交情，加上当时他并未担任政府的重要官职，这使他成了前往西安与各方交涉斡旋以营救蒋介石的最佳人选。
如前所述，他力主政治解决，穿梭于西安与南京之间，并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最后成功地促成事变的和平落幕。就事变本身来说，宋子文利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智慧，巧妙地化解了各方的疑虑，确有过人之处。然而，从30年代整个中国政坛发展的脉络观之，宋过去力主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这无可避免地使得他在面对张、杨与中共时，能够获得对方较为充分的信任。举例而言，在12月23日的日记里，宋提到他与张、杨、周等人谈判时，对方曾一再劝进他出任改组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着手筹组一个不再有亲日派的新内阁，而当宋子文因个人因素而明确向对方回绝之后，他们又希望宋至少能出任财政部长，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对于日后取得政府的财政补助与支持，将更具有信心。(23)
事实上，不只是张学良个人对宋子文信任有加，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落幕后，亦认为宋子文是当时少数几位值得信赖的政府人士。1937年的整个上半年，国共之间就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一系列的谈判，蒋介石于6月15日同意周恩来所提，在当时西北中国的红军驻地，成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方面派遣正长官，由边区推派副长官，实际业务可由边区政府自行办理，中央不加干涉。(24)但在遴选边区政府首长一事上，双方争执相当激烈；蒋介石希望由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担任，然而周恩来却希望国府能够从张继、宋子文与于右任三人之中任命一人出任。(25)由此可见中共方面，希望借由宋子文来稳定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关系的一项策略。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之间全面开战，不久之后的1940年夏天，宋子文重新获得蒋介石的重用，担任蒋的驻美私人代表，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此后整个1940年代，宋子文先后出任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吾人若能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前即力持联英、美以抗日的脉络下来理解，则他能绚在抗战后不久重新复出，并对战时中国外交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有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了。
结语
前曾提及历史方法论里的“孤证不立”，本文结语最后要指出，就此一日记的叙述内容而言，身为西安事变当事人之一的宋子文，其对整个事件的观察，并非完全正确无误。例如12月21日他于西安分析整个时局时，得出几个结论，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至为团结，南京方面希望两人分裂，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又认为中共当时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维系在张、杨两人身上。(26)而最后事件的发展，证明并非完全如宋在第一时间所判断的。当然，这些小的误判并不影响到此份日记的历史价值，以及它提供吾人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手珍贵讯息。
注释：
①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95页；Parks N.Coble,Facing Japa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Wu Tian-wei,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③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
④此日志原为陈康齐之子Sydney Chun所保管，2005年3月应冯英祥先生之请，捐予胡佛档案馆。
⑤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215页。
⑥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her 20.
⑦Ibid.
⑧Ibid.
⑨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3.
⑩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5.
(11)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时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9页。
(12)T.Y.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4.
(13)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第12页；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辛秘—宋子文档案解读之一》，《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28页。
(14)T.V.Soon'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for November 21.中文翻译参见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第18页。
(15)相关讨论，参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
(16)蒋中正：《御侮之限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以下简称《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665-666页。
(1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58页。
(18)《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0日），《绪编》（三），第664页。
(19)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0.
(20)T.V 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cry for November 21.
(21)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5页。
(22)吴景平：《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51页。
(23)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3.
(24)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25)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160页。
(26)T.V.Soong's diary of Xi'an Incident,1936,entry for November 21.
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宋子文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张学良论文; 宋美龄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西安南京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蒋介石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