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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102-06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郑杭生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系列性构建研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发掘、拓研、继替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等理论成果。这些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的本土理路、风格和气派的探索之风，积蕴了理论体系化的持久递进的动力，并预演了本土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未来生长轨迹。“社会互构论”就是这一持续地探索、递进和生长过程的一个结果。
“社会互构论”也展示了一种理论个性。如果说“社会运行论”立言的基点在于，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复杂表征的辨析，阐释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性意义。“社会互构论”以新的形式再现了这一理论意蕴，深析了“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着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考量，每一个具体社会也在孜孜寻求自身如何能够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答案”[1]。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如何在社会差异之中增进集体认同、在价值多元时代实现成果共享，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也因如此，“社会互构论”倡导，社会学特有的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也许有助于培育一种心智品质和精神气度，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体察日常经历的繁杂世像、把握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辨识社会作为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性的重要意涵，以及我们内心对于共同理想和集体事业的深切期待。
一、社会互构：全球现代性与本土社会转型视野下的社会学理路
在“社会互构论”的研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形成了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变迁的根本内容。正是在这一变迁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凸显出“问题性”，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了关键性意义。
经历了19世纪的建构，20世纪的现代性出现了巨大的曲折——两次世界大战、殖民时代终结、发展中国家崛起、南北对峙、东西隔离、三个世界鼎立，两极时期形成的两种现代性模式曾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代性“分裂”了，在西方和前苏联，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持续着。在20世纪行入尾声之际，现代性进程再次巨变，两种旧现代性模式的弊端显露无余。在这种新的实践格局之下，当代中国迈进了新型现代性的探索里程。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生动情势，成为“社会互构论”的背景性视域。通过一种宽阔而深入的研究视野，力图提取出在社会生活本身所广布而深藏着的一种关系、机制和效应。
1.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畸变。随着人类力量对自然的改造和建构的深化，自然界日益被人化和社会化了，与此同时也日益风险化了，这使所有的社会、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人都感受到最深刻的安全危机，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自然的强大型塑力量，深入反思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这种思考极大地动摇了旧式现代性赖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
2.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流变和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生产跨国化、市场经济普及化等趋势的不断发展，现代性超越了以往沉重的束缚，社会生活呈现出的空前动态性，流变具有了常态性，社会和集体的事业离开了传统航道，各种群体、组织在持续重组，个人境遇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人们越来越身处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中，增添了社会共同体的分离和裂变力量。正因如此，更新原有的整合方式，寻求新的认同和共识，培育起共存一体、共同生活的理由和方式，也成为了一项迫切的要求。
3.全球社会多元趋势的相互型构。全球范围的彼此依存、相互制约现象俯拾即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化”、资本博弈与文明冲突，价值共享性与文化多元性，以及霸权与反霸权、强权与对话、单边主义与多极化，等等。这些不同的趋势互为前提，彼此都构成了对立方存在的理由。当每一方以自己的意愿、理念和逻辑来改变对方时，也难以避免被对方型塑和构建。强弱悬殊和支配屈从已不再是行动的规则，和平与发展、协商对话、公平互惠、强弱双赢才是时代的基调，不同主体间的并存互构、相应协变关系成为了一种基本特征。
4.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现象和过程的互制关系。我国社会的群体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观念体系等持续经历着“去传统化”和“新传统化”的过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入了异常活跃的时期。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对话、参与、协商、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动了自助互助、多赢互惠以及共同在场、共建家园的社会格局。不同社会现象和过程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日常生活与政治决策、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社会建设与基层社区建设，以及传统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越来越表现出深刻的互制关系。
通过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和过程的研究，“社会互构论”摒弃了关于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自治与政府，西方与东方、世界与中国、全球与本土的二元对立或相互排斥、压制、支配、制衡的眼光，通过不同社会现象及过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着力理解和阐释多元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社会互构论”认为，社会互构体现了现时代社会现象及过程中蕴含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关系机制，“我们身处于社会互构的时代(the Age of 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2]。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社会互构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二、“社会互构论”的基础性理路和范式
我们曾这样认为：社会学的精神本性在于关注现在、指向未来。[3]为此，在对社会生活的宏大面相和精微细节进行观察和探索的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双面辨析效果。一方面，它力求反映社会结构及社会过程的全貌，识别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构成、秩序及其变化、运行的机理，确定一个具体社会独有的特质和作用，以及它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趋向。另一方面，它也着力从日常生活视角，透过普通人的感受和眼光，体味发生在个人身边的、偶然的、局部的遭遇，对个人行为和人际互动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反映人的生活愿景、现实需要和内心期待，以期把握近期的、微观情景、短频脉动以及我们意料之外的种种可能。因此，社会学理论时时要面对结构与行动、系统与日常、宏观与微观等等之间关系的讨论，这种跨越的广度和透析的纵深往往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但同时也是理论的生命所在。
在我们看来，理论不仅仅是富于想象力的一种思考，而且是有赖于形式独特的一种“运算”——理论需要运用特殊的“算符”——概念、符号、象征，通过指称、意义及其解释的表达，形成命题、陈述、模型等等。“算符”之间的复杂交替和相互置换是“运算”往往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互构论”表现自身内容的方式也不外如此。不过，尽管这一理论涉及到诸多“算符”的“运算”过程，但它的实质内容是很简练的，我们可以从框架性理念、基本预设、核心概念、互构关系等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1.“社会互构论”的框架性理念。在“社会互构论”中，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是一对具有框架意义的范畴。社会互构论对西方文化价值观主导的旧式现代性及其沉重代价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新型现代性实践进行了建设性探索，将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同构互生、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视为新型现代性应当确立的基本关系，着力阐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所蕴含的新型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初始内涵和实践努力。
2.“社会互构论”的基本预设。“社会互构论”对古典和当代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预设，即，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是实践中的关系系统。这种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也不是主观的建构结果。“社会互构论”在理论预设上不主张对于个人与社会其中一方的优先性选择（这意味着对其中另一方的排斥性选择）；在实践中不赞成具体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主导或从属、支配或服从、强制或被制的观念。
“社会互构论”反对各种各样的宿命论，也不认同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对于与社会学方法论预设有关的各种理论倾向，如自然主义或历史主义、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宏观主义与微观主义、社会过程或社会事件等，“社会互构论”不主张任何形式的简单化、片面化以及孤立、割裂或还原论的立场。
3.社会互构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互构”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互构”是“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中国快速转型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确切地说，是对快速转型期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关联——的一种理论概括，也是从社会互构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当代个人与社会行动关联的刻画和解释。“社会互构论”运用这一核心概念着力展示，关于现代社会不同主体的互构关系、互构类型、互构过程、互构机制及条件的探索，促成多元社会主体的求同存异、因异而和、和而兼之、兼而谐之，对于不断增进社会生活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4.社会互构关系的具体化。“社会互构论”通过“互构共变”来呈现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具有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特征。“互构共变”是关于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关联和关系性状的基本趋向，及其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领域，以及对个人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样式等各个方面的经验形式所给予的一种理论提炼和学术表达。在“互构共变”关系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形成相应的、协同的、共时的演变，使不同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得以构成一种新型的关系性状。就此而言，“社会互构论”是以“互构共变”理念和方法原则，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分化与整合、矛盾与协调、冲突与和谐现象进行分析、理解、描述和阐释的一种社会学理论。
5.社会互构类型。在最一般意义上，根据社会互构共变的“向度”和“量级”，可以将社会互构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正向谐变，主要意涵是指谐和、协调、一致，也指相应、偕同、共时性变化等。其二，逆向冲突，意味着互构各方在变化过程相应地朝着差异、疑虑、分歧、不认同等趋向发展，不和谐的向度和量级随之扩展和升级。其三，悖向同变，所谓“悖向”即指一个变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正向和反向这两种并立、同行而悖逆的运动趋向，“悖向同变”也可称“正向—反向同变”。
6.社会互构过程。社会互构过程是多重意义的统一：是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建塑、型构过程，是社会行动意义的“效应”过程，是主观行动意义赋予向外在行动意义转变的实践化过程，也是实践意义的生成、往复调适、反思性监控的行动延展过程，等等。
在“社会互构论”看来，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行动意义效应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以积极谋划和行动，在各种可能性中“争取一个最佳值”，通过努力来“赢得”某种事实。由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变数在不断增加，“社会互构论”重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过程的非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社会互构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链条，不是必然的因果性结局，其间出现的各种互构状态是流变的，其互构结果也具有可变性和可修复性。社会互构过程强调参与者的协商合作，以构建出可以共同分享的前景。
7.社会互构机制及条件。社会互构的机制是指互构实践过程的综合创新机制，一般而言有情性调节机制、智性逻辑机制、意志驱动机制、实践反思机制等。由于社会生活本身存在着各个不同的“互构域”，因而还有更为具体的“互构域机制”。“社会互构论”关于“社会与国家的互构”的法理机制、解释机制，“国家与利益群体的互构”的结构性机制、体制性机制（力量）等讨论，涉及到对具体“互构域机制”的探索。
社会互构的条件包括多元性参与、主体性资格认可、互构情境、互构资源（意义、权力、结构、机会）等等。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原则，互构机制调节下的相互依赖关系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含义，它不仅意味着体系内部的成员谋取共同的利益、满足彼此的需求、分享发展的成果，也意味着这些成员要面对和解决的相互间存在的问题和分歧、共同承受风险、担当起自我的责任和义务。互构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区域性相互依赖关系更为普遍和深入，影响着体系成员对利益的定义和解释、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以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构机制调节的这种关系过程使得体系成员相互间不断发生建构和重新建构。即使在面临分歧甚至冲突的情形下，互构机制的这种稳定作用也能促使国家间继续保持相互合作的意愿。
三、“社会互构论”的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转型和变迁过程。社会流动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一直处于高位，社会分化也构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贯穿性趋势，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和“陌生人世界”的扩大，个人间、群体间以及组织间的各种差异也日益呈现和发展，人与人的理解、信任、相互守望渐渐成了一种奢望。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普遍见证了高速流变、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社会景观，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代人像当代中国人这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变故，生活得如此“沧桑”。因此，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构成了“社会互构论”的重要关注。在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归结为以下方面：
1.广义社会转型论。现代性与社会转型是“社会互构论”中的两个重要范式，其相互关系是与“社会互构论”的重要理论逻辑相联系。“社会互构论”将现代性本身视为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可以解释为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及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社会互构论”将“现代性”与“社会转型”理解为“一体两面”的关系，“社会转型”是对“现代性”所指称的人类历史宏大变迁的另一种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社会转型研究强调的现代性变迁、成长和更新过程的本土特质、本土道路、本土经验，这些研究汇聚成了中国社会学中的“广义社会转型论”探索，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的正源。
2.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互构论”得以展开的理论题域。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涵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社会互构论”展开了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阐释了人类生存共同体中相互关联的多种二重性关系，及其既差异、对立和冲突，也适应、协调和整合的关系，论述了认识这种互构共变关系、机制和效应，对于自觉促进社会与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个体与集体互利的重要意义。
3.个人。根据现代性自我成长与更新的理论逻辑，“社会互构论”中的“个人”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他”随“现代”而来，经历了一种创生并继续成长，不断获得和扩展自己的丰富内涵。这一理解使有关个人的分析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理论域，譬如，“个人化”——在现代性过程中，个人化是个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新阶段，是与社会和国家的性状高度相关的问题，反之，个人化的性状和发展趋势也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具有特殊的意义。“个人分化”——社会互构论对“个人分化”及其“类型化”给予了研究，以理解、解释和把握个人分化的性状、类型、特征及趋向，并对我国个人分化的条件和机制等相关问题给予一定的思考。“个人丛化”——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丛化”内涵、恒定因素（个人利益、劳动、意义对个人丛化的行动倾向或追求的普遍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与非恒定因素（个人在特定时空所遭遇的、影响着个人丛化性状发生具体变异的各种特定因素或条件），以及个人丛化的一般类型、个人丛化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特征等，给予了分析和阐述。人的社会化——关于“个人”的探讨进一步凸显了人的社会化理论对于社会学的基石意义。根据21世纪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互构论”对一种新的社会化理论给予了思考和阐述，并从自在自为性与人为工程性等视角，对人的社会化新类型进行了探讨。
4.社会。“社会互构论”对社会学中传统上关于“社会”的解释框架、理论模型给予分析，区分并评析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预设和社会系统的机制性预设的观点和特点，对以往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的理论模型——滕尼斯为代表的生活共同体论，舒茨的生活世界和加芬克尔的常人社会理论，孔德、迪尔凯姆、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论，现代主义者的结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理论，及其特点和困境进行了分析，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理论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互构论”的社会观：社会的多种二重性之统一，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统一，社会的人文系统的实体子系统、规范子系统、观念子系统。“社会互构论”分析了西方现代性以来对自然社会的毁损、旧式人为社会的绝境，并对新型现代性和新型人为社会给予了展望。
5.社会与国家。在“社会互构论”中，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共同生活过程的两种不同的共同体。“社会互构论”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其理论视野的历史演变，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典型理论视角等给予了分析，阐述了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解：社会与国家的互构是社会互构的重要过程和重要方式；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社会与国家的互构是通过两者在行动过程中建立起的互构机制来实现的。“社会互构论”从利益共同体与权力系统的互构、非制度性行动与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及其分离机制、解释机制、当代政治范畴与格局的巨变，以及我国社会劳动结构、行业职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权威和统筹能力的种种变化，对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给予了更为具体的分析。
四、“社会互构论”的理论前景与实践意义
“现代”开启了一个充满问题的旅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文化要求，它背对着历史——陈旧的、传统的、过往的事物——将未来看作是可到达的新的地平线。”[4]这种“背对历史”的莽撞勇气，使得传统变为了一种负担——它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使人们从中获得解放；而未来成为了唾手可得的前景，它因而具有了一种工具意义——未来必须适合于现代人的想象，这一过程将见证人的意志如何转变为了现实。当这种“背对历史”、永远前进意志在后来的实践中一再受挫，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另一种极化思潮，即认为“进步”只是一个宏大叙事或病态想象，而尽快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才是治疗这种时代疾病的药方。
社会学理论从开创之始就直面现代社会的问题性。在“古典三圣”中，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破解的内在矛盾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迪尔凯姆表达了对现代文化的苦难以及社会生活的失范和病态事实的深切忧患；韦伯阐述了现代以来“目的—工具合理性”的兴起及其带来的专业化、技术化、操作化趋势，透露了对这个理性化铁笼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态。“当代新三圣”的思考继续了这一理论轨迹。贝克以“风险社会”的理论指出了当今社会面对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全球的破坏性，及其对社会秩序和体制造成的严重威胁；吉登斯通过现代性的不同维度，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极端动态性所导致的一个“失控的世界”和“大毁灭”的可能结局；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分析和批判，揭示了人们之间交往沟通的困境以及现代社会的深刻悖谬和危机。由此可见，对现代社会问题性的批判和反思浸润了社会学的视野、范式、命题甚至整个知识体系，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实质内涵和基本资源。理解这一点不仅是把握社会学的精神主旨的关键，而且也应当是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互构论”）的精神主旨的关键。
从根本上说，“社会互构论”主要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性的重大复杂时期——一系列重大转折的经验感悟和理论表达。我们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19世纪的现代性以“大写的建构”为追求，通过“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大写的历史”、“大写的意识形态”，从方方面面刻画了现代人“背对历史”、永远进步的意志和决心；20世纪的现代性则以“大写的解构”为标志，随着一个个价值、信仰和精神的伟大标杆的坍塌崩溃，现代早期的那种昂扬意绪、奋争志向已然不再。及至20世纪的晚期，现代性的行程滑入了一个巨型的历史弯道。“社会互构论”正是处在这一历史时刻，对“弯道上的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种结果。[5]我们很可能正在趋近这个弯道的尾端，因为我们正承接着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或者换言之，我们正走上一个新的起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中国成为了各种思潮的汇集点。
在穿越历史弯道的重大时刻，我们更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6]以批判与建设、反思与超越、现实感与未来眼界的一体性思维方式，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因此，“社会互构论”一直不讳言理论应有的实践性和价值性。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实践的产物，一直在实践的穿行中积累、传承和拓展。现代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为社会学提供了学术的和理论的宽阔视野、重大题材和现实养料，使这一学科的学术性和知识性成为可能。正是通过学术的实践过程或实践的学术形态，社会学的学术独立性不再是海市蜃楼般的飘摇之物。在此意义上说，真正的社会学当然而且只能是实践的社会学。换句话说，实践是社会学的品质，“在时代的实践中穿行”是社会学获得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深切把握的根本方式。
也因如此，“社会互构论”是一个仍在发展的社会学理论。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为研究视域，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理论原则，对实践过程复杂面相的探索将是其重要内容。在中国社会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驰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我们称之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正在经历的这个空前未有的转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的生命历程才刚刚开始，它还非常年轻，甚至还处在童年，它将经历丰富多彩的成长过程。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势促使“社会互构论”以新的形式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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