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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形势逼人
我国的出版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出版了很多很好的图书，现在年出书达到了146000多种，其中80000种新书，60000多种重印书。相比二十年前，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出版实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只要有好的选题，只要是社会需要的书，无论是半年、三个月，哪怕只是三天，我们都有能力把它出出来，确实很了不起。过去有人说我们“大国家小字典”，工农商学兵，党政工青妇，使用的只有一本《新华字典》。现在我们什么样的工具书都有了。由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颁发证书、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袁隆平，他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一书，是我们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获得国家图书奖，同获此奖的吴文俊的书也是我们出的。
深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也有许多问题，但从成绩上看，1999年新闻出版销售收入1221亿元，在全国国民经济规模化产业中排在第21位；利润总额176亿多元，占第5位。虽然我们进展很大，成绩很显著，出版业的工作很有成效，但是相比于国外出版业，我们还是“小本生意”，与航空母舰相比，只算是“扁舟一叶”，尚难与国际大出版机构相提并论。据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德国的贝塔斯曼总销售额是106亿美元，英国的理德出版公司是16.3亿英镑，加拿大的汤姆森出版公司是56亿美元。我们国家1999年图书总销售额只有355亿元人民币（约合40多亿美元），整个国家比国外一家出版公司还要少得多。
所以，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进步，另一方面与国外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宗源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的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认清形势”，其核心就是讲“形势逼人”。这也是我们出版人共同的心声。“形势逼人”，“逼”在何处？从如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江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指出，我们党只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符合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其中文化的积累、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新闻出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方面说明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同志所承担任务的艰巨。
第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的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我国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时期。这给新闻出版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后五年和五到十年这两个重要时期，正是需要我们大干快上、深化改革、发展事业的时期。
第三，加入WTO的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我国出版事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出版业是比较严格的计划经济。到目前像我们这样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内其他行业已经很少或没有了。入世之后，愈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的冲击也就愈大。但是加入WTO，无论是对整个国家还是对新闻出版事业都是一个机遇，都是一个推动，利大于弊。这就要求我们深化改革，抓紧壮大自己、完善自己。
从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加入WTO后，必定会给新闻出版业带来极大的压力，形势十分严峻。但为什么还要加入？因为不能不加入。全世界已有135个国家加入了WTO，还有30多个国家正申请加入，WTO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95%，你不加入，在世界贸易领域就会受到排挤，甚至任人宰割。加入世贸组织后，又有五六十个法律文件，二十多个部长级文件，这些文件约束着我们的每一个商业行为，必须遵守。这些文件中关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开放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内容的规定，要求我们国内的企业享有什么权利，也要给予别人这个权利，给一个国家的权利，也要给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国家。这个压力就很大，说形势严峻并不为过。比如说国民待遇，是指任何一个成员的产品或服务，进入另一个成员境内后享有不低于后一成员的产品或服务享有的待遇，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出版社进到我们市场来了，享有不低于我国任何一家出版社所享有的待遇。什么是最惠国待遇？就是给予任何一国的优惠条件必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所有成员。还有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等等，应当说都会给我们这些低水平的产业带来很大压力。宗源同志在报告中讲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应对如何满足广大读者学习新知识、新科学的强烈愿望；我们要应对改革日益深入，开放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复杂形势；我们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由此到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应对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在管理手段和生产方式上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科技贡献率；我们还要应对机构改革精简后人员少、任务重的实际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更有创造性地做好工作。”这五个应对都不是虚的，都是实的。比如，高新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即时印刷”等新形式的出现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领导权。宗源同志在报告中讲，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既有来自行业内的，也有来自行业外的；既有体制和机制上的，也有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上的。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既保证党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能够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调控机制；探索建立既保证思想文化阵地的喉舌功能，又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运作机制；探索建立既符合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又掌握对外开放主导权的行政法规体系；探索建立既保证传播流通渠道，为弘扬主旋律服务，又促进优胜劣汰、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探索建立既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又抵御“西化”“分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格局。这五个探索都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一方面讲到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讲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如果不从这两方面考虑，我们就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归根结底，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并解决存在的问题。要发展，就要坚持创新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我们的改革都是很重要的。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到过恩格斯在1888年从美国旅行归来时写过的一篇名为《美国旅行印象》的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是这样评价建国只有100多年、正在快速发展的美国的：“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我认为，江总书记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是讲到要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打破传统；另一个讲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应该也是很有启发的。
二、改革：典型引路，点面结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深入。正如宗源同志在报告中概括的：“出版业的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探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是我们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很突出，事关大局。如产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存在的非常典型的问题是均衡发展，发达省份的一套出版社，偏远的不发达省份也是这样一套，人民、文学、科技、少儿、文艺、古籍等等，没有就要求补上，带来的许多问题大家不言自明。记得当年海南要求建立20余家出版社，我们问，第一你哪找那么多编辑？第二你哪找那么多作者？第三你20余家出版社出的书往哪推销？我开玩笑说，只能“反攻大陆”，过琼州海峡到大陆找编辑、找作者，推销书，但想想你海南几百万人口，能竞争过内地的出版社吗？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很多中央部委的出版社，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追根溯源，很多社最早就是各部委的一个印刷所，印些内部文件，后来出了几本书，就成为出版社，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现在大家呼声很高，要求政企分开，如果真的与主管单位脱钩，真的走向社会，会出现什么局面？恐怕很多社要关门。还有产品结构失衡、专业分工、机制的转换、贸易壁垒、粗放经营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很难深化。体制不解决，机制改革也无法深入。
以上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些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问题，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是个简单的措施，过去也曾做过许多的论证，提出过一些解决的办法，但实际上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解决。
认真抓好集团的试点工作
改革千头万绪，从何开始？宗源同志在报告中说：第一，要抓好集团试点。1.试点集团要着重在转换机制上取得进展，要遵循经济规律，决不能靠行政手段勉强撮合。如果不能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只是增加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层，增加一个“婆婆”，除了加大经营成本外，很难有其他的积极作用。2.要着重在跨地区、跨行业方面取得进展。由于政企不分造成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已经严重影响到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的形成。国外发行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后，将着力利用现代化科技搞全国性网络，如果我们不跨地区、不跨行业做大资产，势必要被打得落花流水。3.试点集团要着重在多种媒体兼营方面取得进展。4.融资问题。出版业要加速发展，吸纳资金、为我所用是一个必然的途径。我们的实力确实有限，“扁舟一叶”，科学、合理地吸纳资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当前，新闻出版业的融资限于本系统的国有资产已不成问题，但要求突破，要突破本系统、甚至突破国界。吸收外资，还有许多政策性问题要研究。要尽快研究制定出版业融资的政策，完善融资的机制和管理措施。要允许融资，但同时还要求本单位国有资本必须能够控股。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多做考虑：①确定出版社亟待融资的项目，考察该项目融资的必要性，要从编辑水平、出版水平、策划能力等方面考核出版社的综合实力；出版业也要研究目前哪些项目急切地需要融资，是出版部门还是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些，出版部门目前还要求只限于国有资本。②要考虑资金的性质、来源是否会对产业的方向产生影响。目前的资金来源大体上是国有资本、新闻出版系统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外资四种情况。融资时资金的性质来源是否会对产业的方向产生影响是我们在融资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我们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要考虑有利于出版事业，不能有损于我们的总目标，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③要牢牢掌握进行融资的产业的领导权，不仅仅限于控股权，而且应该掌握经营管理权，掌握出版物终审的最终决定权。
江总书记讲过，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什么是控制力，控制什么？我认为，主要是控制经营管理权，控制出版物终审的决定权，控制产业的方向，不能有损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
怎样区别融资与买卖书号的关系？融资而控不了股怎么办？从理论上讲，融资与买卖书号还是能区分的，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条，对出版物的内容要坚持三审制。这是中国的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关键是出版物的内容不能出问题，要保证三审，而且三审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责任就要落实到社长、总编辑头上。第二条，资金不能出问题，要合法，不能逃税、漏税，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对出版社来说是必须能作到控股。以上这两条做到了，融资与买卖书号就能够区别开。
处理好试点集团与一般出版社改革的关系
推进试点集团改革要处理好试点单位与全行业的关系，也就是“点”和“面”的关系。集团是“点”，那么“面”上的事情怎么办？
首先，应该说点、面是相关的、相连的，点和面是一致的。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经讲过一个看法，对于试点集团，随着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所能带来的结果恐怕我们难以想象，加快试点集团的建设是当前出版业改革的重点，必须抓紧抓好。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实验，给出版改革吹来一股强劲之风，让人兴奋，也让人思考和研究。第一，集团是新的组合、新的实体，集团内各家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综合，意味着什么？第二，集团试验在各地建立编辑分部，这又意味着什么？集团内部实际上的企业管理和运行又意味着什么？另外，集团内部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在实践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发展变化？所以解决这些问题，既让人期待、让人兴奋，同时也让人感到压力，我们如果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我们要牢记，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其次，以点带面。点的经验教训可以带动面的发展；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点。不断的发展就会出现新的典型、新的点，所以试点集团也要吐故纳新、优胜劣汰，也要评比考核。
第三，不搞一刀切，不要一个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可能都是同一种模式。既可以是多家出版单位的横向联合，也可以是一家出版单位向纵深发展。总之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要扬长避短，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在处理点和面的关系上，在深入改革的潮流中间，一切应该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要被条条框框所限制，又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办，要正确地把握好“度”。
要抓好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
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何种形式，归根结底是要把自己做大、做好，在兼并联合、激烈竞争面前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为加快发展，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如横向联合，其中还包括同类性质的出版社的联合。一些出版社面对同样的作者队伍、同样的读者群、同样一块市场，能否搞一个联合，避免出现抢作者就抢市场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同类的联合，我们现在有很多出版社正在向这方面努力，正在这么做着，可能会产生一些经验，对别人会有启发，在试验中大家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讨，避免走弯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这样几点要请大家注意：
1.要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
第一要从实际出发，第二要大胆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因为离开了实际，就是“空中楼阁”；离开了实际，想法再好也无法实现。我们的实际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这里有三个要点：一，既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二，既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的管理手段，也要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杠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三，既要坚持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努力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
2.改革要有突破。
改革也是革命，实验要大胆，推广要慎重小心。特别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要事先报告，要经过研究、经过批准，不要蛮干，否则就会影响改革的进程。
改革要有突破，不突破就不会前进。突破，要很好地把握政策。
3.发展多种产业经营，要为壮大主业服务，核心是主业。主业指的是图书、刊物、音像电子出版物，等等。发展多种产业经营不能仅是为了多挣钱，而是为了要把主业做好。一个出版单位，如果没有好的出版物，它的钱再多也没有达到目的。
4.坚持改革的力度与宏观管理的完善程度相适应。要完善出版单位的规章制度、奖惩制度。
5.在面对加入WTO的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要惶恐不安乱了方寸，也不能按兵不动，坐等变化，坐等指示。
三、管理：强化政府职能，严格依法管理
为什么要强化政府职能？一方面，我们的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与此相适应，它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水平、管理水平。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加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管理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社会环境也决定了要加强管理，强化政府职能。江总书记讲过，“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物质利益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所以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明显增加，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再加上西方的“西化”和“分化”，促使我们要不断强化政府职能，不强化政府职能，不加强管理，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
怎样强化？我们说强化管理，不是说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事事强调“收”和“紧”，而是要明确职责，理顺关系。该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就不要去管；该强化的一定要强化，该放开的就要放开。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行使职权应该做到：一不越位，决不要再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揽在手里；二不缺位，该管理的事情就要管住、管好；三不错位，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管办不分；四不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该管的事情，就要能把它管住、管好，办事手续要简便，不要繁琐，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核心就是要确保从严治政、公正执法，推动新闻出版管理逐步由以行政管理为主，向法制管理为主转变。
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问题还相当多，离党和国家的要求距离还很大。我们一定认真转变学风、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和大家一起，努力开创新闻出版事业的新局面，推进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
（本文为杨牧之副署长在在京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