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运作环境之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之忧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此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目前各级各类经济决策层之大小决策，都在有意无意地对国家宏观政策形成“察言观色”的预期与依赖特征。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受多方面约束条件所制约的。套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人格化”的政府选择，须受制于包括“稀缺性法则”在内的系列内外约束条件的制约。沿着上述思路推下去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环境究竟如何？是趋于改善还是将趋于恶化呢？这一点当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链条式”依赖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而恢复高增长，几乎完全靠了大力度的政府刺激政策，这一点是颇为清楚的。同样较为清楚的是，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刺激政策而迅速强化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此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能够代表依赖性增强的标志中，两方面的标志最为明显，且表现出明晰的“链条式”关联特征：
一个是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依赖，进而对于宏观政策投资激励机制的依赖。对于这个依赖引出的“链条式”前后向联系，大体可作如下描述：经济增长(绩效)←投资←(国家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宏观刺激计划+(各种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开发计划)←宏观政策←经济增长(绩效)。就是说，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则与宏观刺激计划中的投资安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者实际上是宏观政策立场的具体体现。而宏观政策立场则与增长数据挂钩……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式链条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大的“循环式”链条之下，还隐藏着几条小的循环式链条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地方政府投资对于房地产业“行情”的依赖了。具体亦可作如下描述：区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房地产业状况←宏观政策。就是说，区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因而筹资能力，多半取决于所掌控地区的房地产业行情……如此等等。
另一个是外贸出口对于政府各种激励政策的依赖，尤以对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杠杆政策的依赖。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贸出口退税总额64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621亿元，增幅10.6％。全年连续上调出口退税率所涵盖的出口商品之出口额高达6760.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6.3％。按此推算，每出口1美元，外贸企业可获得出口退税0.96元人民币。若按美元-人民币年末汇率(＄1：￥6.8282)计算，则退税给企业出口的“收益率”高达14.1％。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述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几乎完全靠了出口退税。这个链条依赖的深层涵义是：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从企业到产业体系对宏观政策的高度依赖，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力的集中化，至少意味着宏观政策大众预期的集中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决策权力的过度集中，往往会埋下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大众对于宏观政策预期的过于集中，则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失灵”。这一趋向当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
通胀威胁提升
对于率先走出低谷而恢复高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接下来最大的威胁，无疑要首推通货膨胀了。这个威胁实际上已作为开年经济数据“亮点”后面的一些隐忧显现出来了。早先的分析(赵伟，2010)认为，2010年2月份数据显示，两个价格指数背离以及CPI下降的“亮点”不再，变成了一致的上升。其中令人担心的CPI，一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2月份达到2.7％，PPI也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动”通胀的价格水平(6.1％和6.2％)不远，前者则已升至接近“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了。这意味着，通胀威胁已经不再是假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了。对于通胀一旦袭来的害处，高层显然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
从以往数据看，3％-4％的CPI可视为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以往经历还表明，CPI一旦跃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猛的收缩政策，也显得有些晚，往往需要相当的时段才会使其逆转。客观地分析，通货膨胀威胁如若进一步上升，势必将置宏观经济政策于两难境地。两难的局面将在两个层面同时展现开来：一个是宏观政策立场层面，主要是货币政策立场。按理说，PPI尤其是CPI一旦攀高，首先要做的无疑是抽紧货币政策。然而，令各方尤其是决策层作难的是，国内经济刚刚恢复预期的高增长，尚未形成增长惯性，这个时候如若贸然抽紧货币政策，可能危及刚刚恢复的经济增长，使此前的系列政策努力前功尽弃。由此置宏观政策基调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另一个层面的两难，则将表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取舍上。就中国目前物价水平来看，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商业银行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正常情况下该加息了。然而，令各方犯难的显然在于，加息不仅会引致国际“热钱”涌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损害中国出口竞争力；更要命的是，加息还会加大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加大财政负担。目前看来，货币当局最乐意采用的政策工具，当属储备金比率了。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工具的“一刀切”效应，极不利于经济微观系统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
汇率、贸易之争
在内部政策选择约束条件抽紧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政策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方面的发展大体上在沿着两个线索展开：
一个是围绕人民币升值的争端。目前国内外经济界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至少涉及到三个子论题：第一个是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了？大多数经济研究机构和知名经济学家，似乎都给予肯定的答案，差异仅在低估的幅度上。第二个论题是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美国贸易赤字过大问题。多数经济学家持否定的看法，认为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出口减少，美国也无法获得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第三个论题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经济界说法各异。而世界银行在最近的政策报告中称，汇率升值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确保中国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经济周期的独立性。
另一个是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目前针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裁决不仅与日俱增，且力度越来越大。开年头两个多月，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有数十起。开年一个月时间不到，美国就认定中国产机织电热毯和金属丝网托盘等构成倾销，裁定加征高额反倾销税。随后在2月份又连续两天(2月17、18日)，宣布了针对中国三聚氰胺和光面纸的反倾销调查。而在欧盟，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2009年就占了其所有此类案子的一半，2010年开年进一步增加。
客观地看，在上述两个争端与摩擦线索的后面，隐藏着中国与一些大国经济利益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引出的美国针对中国的进攻性经贸政策。中美经济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宏观政策目标由一度协调而冲突的变化。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整，美国经济运行的效率确在上升，然而就业并未随着经济复苏同步增加。这显然促成了美国政府将就业创造移至政策目标的首位。反观中国经济政策基调变化，名义上在与美国“换位”，但实际上依然维持着上年的“惯性”。目前宏观政策依然难脱保增长轨迹。
中美两国政策立场变化，尤其是美国宏观政策主基调的变化，引出了两国政策基调的某种对抗。就上述视野来看，中国调结构与启动内需，是化解外部环境恶化的唯一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