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一元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位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一直存在两种理论指导的分歧与争论：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二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最近又出现一种“二元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起同为指导，我认为，“二元论”实质上仍是“一元论”。表面看，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指导“并重”，但实际上是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逐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都绝不可能是二元的，而必须是一元化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一元化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对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就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进行科学分析、继承与批判而创立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已经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命题，但由于受重商主义的影响，只把开采金银的劳动看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亚当·斯密认识到创造价值的不是某种特殊形式的劳动，而是一般生产商品的劳动，但又认为价值是“由交换中能购得的或支配的劳动决定的”。① 由于混淆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价值与交换价值，使他的劳动价值论又充满了庸俗性和混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正确区分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明确指出，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社会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但由于他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因而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使得他的劳动价值论很不彻底、很不完整。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阐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和创造商品价值，这就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缺欠，建立了科学、完整的劳动价值论。从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没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产生，二者并非是截然分开、根本对立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很快终结，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取代。马克思指出：“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② 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分支与流派，就其实质来讲，都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范畴，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之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之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对立与斗争。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对立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目的及立场的根本不同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当然，这个生产关系不是离开生产力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或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 尽管学术界对“生产方式”有诸种不同的解释，但都不否认马克思是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而决不像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诠释的那样孤立地或简单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④
西方经济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后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把财富生产、物质福利、资源配置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⑥ 英国经济学家约·雷·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这门科学的目的是指出怎样使人类的勤劳得以在最大效率下产生财富的方法，是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并且确定财富的分配比例及其最有利的消费方式。”⑦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讲：“我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那门科学，所讨论的是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⑧ 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明确地讲：“总之，政治经济学所谋划的，是如何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足起来”。⑨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们基本上把政治经济学对象界定为如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更是明确地讲：“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11)
以上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物，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却与此针锋相对，正如恩格斯所讲：“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12) 两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同，规定了哪个更具有科学性。显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范围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难免陷于社会生产力组织层面及社会现象描述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透过物的表层与社会现象揭示其内在联系及本质的东西，透过生产力组织层面揭示人与人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则具有很大的非科学性和庸俗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非科学性和庸俗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1)它们的哲学基础即世界观与方法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是唯心论与形而上学。(2)它们对人的假设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不是超社会、超阶级的人，而是社会中人、阶级中人，其前提是“社会人”假设与“阶级人”假设，追求社会秩序与集体主义原则；而西方经济学中的人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人，其前提假设是所谓“自私经济人”，追求自由秩序和个人主义利益，崇尚“利己中利他”。(3)研究目的及其决定的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透过经济现象提示经济范畴的内在本质规律，由此决定其研究工具主要是运用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而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对经济运行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描述，即所谓实证主义、“描述主义”，追求分析工具“艺术化”、“仿真化”、“精细化”，因而主要采用心理分析、博弈分析、数量模型分析等。这些方法越近乎于科学，越有助于西方经济学掩盖阶级矛盾和问题的本质。(4)阶级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党性，公开申明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西方经济学则站在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认与抹杀无产阶级与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用所谓“科学分析工具”来回避与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为资产阶级利益长久合理化服务。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尽管同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与研究，但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不同，尤其是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必然得出截然不同的根本对立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它必然要灭亡；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最民主平等、合理的社会制度，它应永恒存在。
3.两种不同的理论指导必然引致两种不同的后果。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实践一旦离开理论的指导必然是盲目的实践。理论的科学、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实践的得失与成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必须有科学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即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取得胜利与成功，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必将招致挫折与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私有制最符合“经济人”人性，最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最优越的所有制形式。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思的话说，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交易费用最小，因而最有效率。按照这种理论要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必走私有化之路。因为在这种理论看来，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其特征是产权主体缺位，国家名义上代表全体人民拥有产权，实际上形成“人人有份，人人又不实际占有”的产权虚置状况。这导致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不到位，无人负实际责任，从而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并且营运效率低下。若改变这种状况，惟一的出路就是进行产权改革。而把国有企业真正改造成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依据科斯与诺思的产权理论来实际操作，必定是彻底改制，将公有产权私有化。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阶级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强行照搬斯大林构建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追求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结果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与落后。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与此相适应，不仅社会所有制结构低水平多元化，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须是低水平多元化。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是完善社会所有制结构，实行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完善和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多元化，而绝不是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条件下取得的，而绝不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惟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或成功，这并不排斥与否定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吸收与借鉴。我们讲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大的非科学性与庸俗性，是就其本质和阶级属性来讲的。正如上面所说，它在对经济运行层面实证分析与描述上，还是具有一些科学的东西，尤其是其采用的一些先进研究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学习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会有所提高，但无论如何它也不可能上升到指导地位。
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一元化问题
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必须进行三个层次的定位，即对其进行学术定位、意识形态定位及政治定位。
1.在学术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这里所说的“学术领域”，可以理解为“经济科学方面”，包括经济科学的教学、研究及出版刊物等方面。这里所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是就经济学学术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起主要的导向作用。为此，在整个经济学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占主要部分，居主体地位，这是它起主导作用的根本基础与保证。
在经济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主要的导向作用，其特征及表现：(1)服务于“一个中心”。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科学工作，包括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及出版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服好务。(2)坚持“两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3)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4) 我国的经济科学要健康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切实引导经济科学的一切教学、科研及出版活动，坚持上述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任何违背上述两个根本原则的行为及活动，尽管是学术活动，也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3)体现“三个有利于”。(15) 在经济学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导向作用就是引导一切学术活动能充分体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导向作用的发挥，不能依靠国家命令、规定等行政手段来强制实现，而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 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被“苏联范式化”和被教条主义化，既缺乏感召力，更缺乏说服力，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断创新的伟大成果，它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可以说真正征服和掌握了广大人民群众。
承认我国经济学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主体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存在。就经济学学术机构来讲，有少量非马克思主义机构与占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机构并存；就每个单位(机构)内部来讲，也同样允许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学科专业与不同学派存在及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若干分支与学派，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更可以有许多分支与学派，这“两大家”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可以自由讨论、互相批评，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明确指出：“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17)
2.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控。我们这里所讲的意识形态是指狭义的意识形态，即是指鲜明体现经济科学党性及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部分，主要包括舆论机构及舆论导向、理论宣传机构及理论宣传教育等。
就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而言，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应起主控地位与作用。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一起起主要的控制作用。
这里的“主控作用”，明显不同于学术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它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对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如通讯社、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主要网络及媒体等)进行直接控制，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如果在此还像学术领域那样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话，势必使党和国家失去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控制。一旦失去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各种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就会泛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将改变颜色。
3.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政治活动(生活)是社会活动(生活)的最高层次，我把它界定为广义意识形态的高级层次，如下图：
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是指狭义政治，广义的政治是包括狭义意识形态的。这样区分与细化，主要是为了防止把一般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化，尤其是防止将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防止政治斗争扩大化与泛化。
在政治领域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地位，首先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和领导权。邓小平讲：“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8) 在政治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绝对领导地位与领导权的必要基础与条件，一旦这个基础与条件被削弱或丧失，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和领导权便会丧失。因此，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之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切不可将二者分裂开来，对立起来。
1.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9) 列宁与斯大林领导的前苏联力图实现马、恩的上述论断，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私有制。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不断地进行所有制革命，在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占56％，集体经济达43％，私有制经济只占1％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依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0)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党的十五大又将个体私营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这就打破了长期盛行的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绝对不相容的“对立论”，使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又有新突破。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建议，全国人大又通过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境界、新水平、新高度。
2.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那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经济为条件的。斯大林强行照搬马、恩的计划经济模式，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革命胜利后，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该体制排斥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使社会主义经济缺乏竞争激励，丧失了生机与活力，因而出现长期停滞。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所困扰。先是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接着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论”，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有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在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间，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又回归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了。理论上的回归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与后退。邓小平高瞻远瞩，以深远的理论洞察力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21) 正是邓小平这个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由此真正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3.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目的理论。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2) 列宁也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23) 中国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出现“贫穷光荣、富裕变修”的“贫穷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拨乱反正，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4) 然而，由于一个时期我国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盲目追求发展速度，使经济发展出现消耗高、效益低、质量差、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时由于分配制度不完善，使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思想并以其统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合理调节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做出卓越贡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目的理论。
正是由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及主要领导人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不断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政治领域中支配地位与作用不断巩固与发展，而且也使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与威望大大提高，并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在政治领域如何落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与作用问题上仍存在不少问题。(1)在一些高等学校与学术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教育功能被严重弱化，甚至被取消，其广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复存在，它只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学术派别被排斥到角落里，严格来说是其政治边缘化导致其学术边缘化。(2)一些盲目崇拜、过分迷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垄断了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及理论学术刊物的话语权。(3)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出现信仰危机。今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干部提拔与任用，一定要考察其世界观与价值观取向，尽可能让那些懂得马克思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岗位。这是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大事，更是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我认为，现在该是认真对待，切实抓好，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6页。
②③《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⑤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⑦约·雷·麦克库洛赫：《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⑧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
⑨转引自〔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页。
⑩〔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1)〔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13)(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49、372页。
(16)转引自孙正聿：《努力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20页。
(1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99页。
(18)(20)(21)(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138、364、13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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