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姓论文,匈奴论文,拓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鲜卑拓跋部是北魏王朝的创立者，也是十六国纷乱局面的终结者，在中国中古时代，堪称北方最负盛名的非汉族群。然而，南北朝正史记述拓跋的族属、族源，又是大相径庭的：北朝正史说拓跋是鲜卑(以下简称“鲜卑说”)，南朝正史却说拓跋是匈奴。不仅如此，南朝正史还说拓跋是降于匈奴的汉将李陵的后裔，是李陵与名为“托跋”的“匈奴女”婚配繁衍的子孙(以下简称“匈奴说”)。这就使人产生了疑问：“匈奴说”到底是南朝史家的杜撰，还是拓跋内部流传的故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此说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为什么能与“鲜卑说”长期并行？① 一、拓跋种姓的“匈奴说”与“鲜卑说” 《魏书·序纪》：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②《北史·魏本纪》文略同。③另据《宋书·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④《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⑤又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⑥南北朝正史叙述拓跋的出自，一说是鲜卑，一说是匈奴，差别显而易见。 依照《魏书》的表述，拓跋“国有大鲜卑山”，此处的“国”，指黄帝孙、昌意少子所封之“北土”。拓跋为黄帝后裔，其说亦见于猗
(追尊桓帝)功德碑。《魏书》卷23《卫操传》：“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史二》：“(此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篇首云：‘魏，轩辕之苗裔。’考其时未有魏号，以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⑧按此碑为猗卢(追尊穆帝)所立，可知最迟在猗
、猗卢活动的两晋之际，黄帝后裔说已为拓跋人所接受。然而，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少子，距北魏年代久远，传承关系无法复原。“北土”的概念也过于宽泛，其四至难以确定。比较靠谱的是“因以(鲜卑山)为号”，姚薇元先生解释这段话：“是托跋氏自号鲜卑”。⑨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拓跋自远古时起，即以“鲜卑”作为其族群标志。⑩ 《魏书》接下来举出的拓跋祖先，是“入仕尧世”的始均，北魏时的拓跋与始均的世系接续，也是虚无缥缈，(11)但魏收称拓跋在始均之前，就因“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而“以(拓跋)为氏”，又是说该部落一成立就是拓跋。“北俗”关于土为托、后为跋的释义，同样无从查证，“北俗”之“后”却值得一说：“北俗”在魏伯起笔下就是鲜卑之俗，“北俗”之“后”指鲜卑首领。《魏书》这里又是在强调：拓跋是最早的鲜卑之“后”，鲜卑部落联盟最早的首领。《魏书·序纪》接下来的一段话：“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更具有实际的意义，由此将三代至秦汉的拓跋，同匈奴一系各部彻底划清了界限。 与《魏书》的上述做法相对，《宋书》说拓跋是“汉将李陵之后”；《南齐书》也说拓跋是“李陵之后”，并说李陵娶“匈奴女托跋”为妻。《宋书》、《南齐书》关于拓跋族属、族源的记录，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据《宋书》所述，李陵败落、降附匈奴之际，活动在漠南、漠北的北族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这个庞大的共同体，对外的称号就是匈奴。《宋书》说“索头(即拓跋)亦其一也”，意为拓跋西汉时是匈奴的分支。按今人的界定，就是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员。在拓跋是李陵后裔这一点上，《南齐书》与《宋书》可谓一脉相承。但萧子显比沈约更进了一步，说李陵、托跋夫妇都是拓跋的始祖，而且说在“以母名为姓”的传统影响下，匈奴女“托跋”之名，从那时起就成为其部落称号。《南齐书》拓跋本传开篇谓“魏虏，匈奴种也”，原因大概也在这里。(12) 南朝史书关于拓跋族属、族源的记载，还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说拓跋是匈奴女“托跋”的后裔，二是说拓跋是汉朝降将、汉人李陵的后裔。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对拓跋种姓本原的限制，是“匈奴说”的基础，由此造成“匈奴说”与“鲜卑说”的对立。姚薇元先生概括南北朝史书在拓跋“种姓由来”一事上的分歧：“北魏自言为鲜卑，而中国则称之为匈奴。”(13)实际上，“鲜卑说”与“匈奴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北魏自言为鲜卑”，是纯粹的鲜卑；“中国称之为匈奴”，却不是纯粹的匈奴。汉将李陵与匈奴女“托跋”的后代，是汉与匈奴的混血子孙；这些人不但“以母名为姓”，选择“托(拓)跋”作为部落称号，而且最晚在“猗卢(穆帝)入居代郡”时“亦谓鲜卑”。也就是说，经过繁复的演变过程，拓跋最终又从匈奴回归鲜卑。 拓跋的族属、族源，因此就显得不确定了。他们到底是鲜卑还是匈奴？是血统纯正的鲜卑还是亲缘混杂的鲜卑？都成为有待识别的问题。 关于拓跋种姓“匈奴说”的产生，《史通·杂说篇》有一种说法： 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14)此事不见于诸史，但刘知幾所言应该是有根据的。崔浩遭“众议”抵制未获施行的主张，正是上文提到的“匈奴说”。《史通》这段文字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南朝正史中的“匈奴说”不是南朝史家的杜撰，而是来自北方，来自北魏，与崔浩监修国史有关。 陈连庆先生引《史通》上文，并说： 南朝此种记载(按：“匈奴说”)实来自北方，崔浩《国记》，应是其蓝本。此种主张有意调和当时比较紧张之胡汉关系，与屠各酋长标榜刘氏，作法本无不同，然而却成为崔浩遭祸原因之一。由于崔浩被杀及北朝之忌讳，此种说法传到南方后，反而使人更信以为真。(15)“匈奴说”有意调和“胡(按：鲜卑)汉关系”，似乎不无道理。“由于崔浩被杀及北朝之忌讳，此种说法传到南方后，反而使人更信以为真”，给人的印象，“匈奴说”又是崔浩一班人造伪，但情况真是如此吗？ 崔浩编纂国书及“国史之狱”始末，详见《魏书·崔浩传》。另据《魏书·高允传》，允答太武帝之问，谓“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按指崔浩)同作”。北魏国史“太祖记前”部分，多半要涉及拓跋的族属、族源，高允说是出自邓渊之手。“诸文人”神
中续写国书，史称崔浩“总裁”。(16)无论伯渊是不是“挂名之主编”，(17)对于拓跋祖先传说这样重要的情节，是一定会亲自把关的。(18)由此可以断定，崔浩“曲为邪说”，大致就在其监修国史期间。 崔浩“邪说”当时因“众议抵[相]斥”，未被写入国书。陈连庆先生推测南朝“匈奴说”的来源，谓“崔浩《国记》，应是其蓝本”，却未必可靠。崔浩接受闵湛等人建议，立石铭刊载国书，“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19)如果“匈奴说”随之公之于世，南朝了解此说，并不需要有人窃书渡江。我猜“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所“传”并不是“立石铭刊载”的国书，而是崔浩手中的另一部书稿。问题在于，“伯渊所述”即拓跋种姓的“匈奴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刘知幾解释“匈奴说”的缘起，称“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狄君”，指太武帝拓跋焘。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崔浩“谄事狄君”，为什么要改变“狄君”的族属，将其说成“非我族类”的“匈奴种”？为什么要否定拓跋先王在早期鲜卑部落联盟中的首领地位？而费心编造一段为匈奴人树碑立传的“邪说”呢？ 我们进一步分析“匈奴说”：李陵是汉将，其配偶是“匈奴女”。拓跋早年“以母名为姓”，部落称号，依从“匈奴女”之名而称“托跋”，拓跋也因此被视为“匈奴种”。此说其实反映了拓跋与汉人(华夏)、拓跋与匈奴两重关系，而调和拓跋与匈奴的关系(与“胡汉关系”对应，可谓“胡胡关系”)，强调拓跋与“匈奴女”之间血脉的传承，才是“匈奴说”宣讲的重点。刘知幾所记崔浩“邪说”，仅有“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一段，而略去“本匈奴之胄”的内容。值得探讨的是太武帝对“匈奴说”的态度。《史通》上引文只讲崔浩“邪说”遭“众议抵[相]斥”，“狄君”的反应并不清楚，但崔浩“曲为邪说”既然是为了“谄事狄君”，可知在崔浩看来，“匈奴说”是太武帝所乐于接受的。拓跋对“匈奴女”、对匈奴的认同，可能动摇其族源根基，“狄君”为什么会乐于接受呢？ 再回到上文的问题，“匈奴说”是不是崔浩监修国史时所编？有可靠证据表明：直到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匈奴说”在拓跋内部仍未绝迹，孝文帝为推动改姓，不得不严令禁止，下节对此另有详细解释。这里要追究的是：崔浩“国史之狱”发生，如果“匈奴说”确实出自崔浩之手，甚至是“崔浩遭祸原因之一”，应该早在那时就被铲除，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在数世之后的太和年间还有很大市场呢？ 我想，答案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崔浩等人撰写《国记》之前，“匈奴说”已经产生，并在拓跋内部广泛传播。崔浩称拓跋为李陵与匈奴女“托跋”的后裔，其实是收拾旧说，并非北魏史臣的创造，更非崔浩一班人作伪。 二、“匈奴说”是拓跋内部流传的故事 王沈《魏书》说： 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由)自与乌丸相接。(20)在王沈笔下，“鲜卑”为冒顿所破，冒顿是匈奴单于，鲜卑又是“东胡之余”，两大族群各不相混。将此书与魏收《魏书》再作比较，又会发现：鲜卑因鲜卑山而得名，两书的说法是一致的。王沈《魏书》问世在魏晋之际，可见鲜卑以山为号之说，三国末年已经流传；拓跋种姓“匈奴说”，那时则还未出现。 王沈《魏书》又说： 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21)据《通鉴》胡注，此处的西部大人推演，是北魏宣帝推寅(演)；中部大人慕容，是前后燕慕容部始祖；(22)另据姚薇元先生考证，东部大人槐头，又是宇文部首领莫槐。(23)《魏书·官氏志》：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中部(按原文脱“中部”二字，姚薇元据王沈书补)，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24)为三省说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姚薇元先生说：“此推演与槐头、慕容既同为檀石槐部落大人，自属同一时代之人。”(25)不仅如此，拓跋部首领推演(推寅)、宇文部首领槐头(莫槐)、慕容部首领慕容，在王沈书中皆由檀石槐统辖，檀石槐是鲜卑，推演(推寅)、槐头(莫槐)、慕容是鲜卑，拓跋、宇文、慕容三部自然也都是鲜卑。这又可以证明：三国末年拓跋内部流行的是“鲜卑说”，而不是“匈奴说”。 但王沈《魏书》中也留下一些伏笔，如其述檀石槐父投鹿侯事： 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云云。(26)匈奴“北单于遁逃”，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檀石槐出生，在东汉顺帝永和初。“北单于遁逃”后，迁往辽东的匈奴余种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兵”，(27)投鹿侯即投入其中，王沈却还称他们是“匈奴军”，引人深思。我们知道，战国末年，匈奴取代东胡称霸北亚草原。包括鲜卑祖先在内的东胡诸部，都成为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员，东胡出现“匈奴化”的趋向；东汉中期，北匈奴西奔，北亚草原的部落联盟重组，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匈奴余众又变成鲜卑的一部分，出现“鲜卑化”的趋向。(28)王沈《魏书》中，“鲜卑兵”与“匈奴军”的称谓交替使用，意味着北亚草原的政治剧变，最终导致鲜卑、匈奴两大族系的混淆，逐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慕容廆先代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29)《晋书·慕容廆载记》：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30)与前引《魏书·序纪》对照，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除了说各种姓都是黄帝后裔之外，又说都是以鲜卑山为族号，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拓跋、慕容两大族群的祖先传说，部分内容或许出自同一版本，反映鲜卑各部在某一时期，曾出现对鲜卑共同祖先的追认。回顾鲜卑发展的历史，我怀疑这是拓跋、慕容两部结盟的产物，有可能就发生在檀石槐时期。因为正是在那个时期，后来的拓跋首领推演(推寅)、慕容首领慕容，“同为檀石槐部落大人”，同属一个部落联盟，有接受共同的鲜卑祖先的可能。 北魏官方对待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态度，又为解释此说产生、流传的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证据。上引《南齐书·魏虏传》说：孝文帝严禁“匈奴说”，“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31)北魏时期有人因称李陵后裔而被杀，说明“匈奴说”确实流传于拓跋内部。据此可以断言：“匈奴说”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夕，官方对此说极为排斥，传播者似乎受到严厉的惩处。 这又引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从北魏建国至迁都洛阳，前后一个多世纪之久，“匈奴说”究竟发端于何时？再比如：为什么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匈奴说”仍顽强存在于拓跋内部？ 沈约《宋书》成书，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下距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大约有六七年的光景。可以肯定最晚到此时，“匈奴说”已传播到南朝。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一阶段，“匈奴说”是南北朝通行的，两边的人都耳熟能详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确定“匈奴说”是在北魏境内产生的，而且流传已久。那么，此类关于拓跋种姓出自的故事，是在怎样的形势下产生、流传的？崔浩为什么试图在国史中加入此说？北魏后来对“匈奴说”为什么又严加排斥，甚至采取格杀勿论的残酷措施？ 三、“匈奴说”是匈奴统治代北的产物 本文的讨论是基于一项假设，即“匈奴说”形成于匈奴统治代北的时期。北魏迁洛以前，匈奴势力在代北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只有两个时期：一是从战国末年匈奴取代东胡统一北亚草原，到东汉中期北单于西奔，前后三百多年，匈奴帝国在大漠南北登场又退场；二是十六国后期前秦灭代之后匈奴系各部对代国故地分治的十余年间。 上引王沈《魏书》等材料证明，三国末年，拓跋内部流行的是“鲜卑说”而不是“匈奴说”。也就是说，无论此前匈奴对代北一带的影响有多大，无论匈奴在该地区是否曾推行本族的认同，“匈奴说”的产生与流传，只能是西晋以后的事情，第一个时期大致可以否定。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匈奴说”是在代国覆亡、匈奴分治时期形成的呢？ 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前秦发兵攻灭代国，什翼犍下落不明，钱大昕及周一良先生推测此人被俘至长安的可能性极大。(32)但什翼犍对故国、故土的影响，显然已微乎其微了，诸史记载均未见其后来与拓跋发生联系，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魏书·道武帝纪》：“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33)《魏书·刘库仁传》：“建国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34)《魏书·燕凤传》： 及昭成崩，太祖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雠，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35)《魏书·铁弗刘虎传孙卫辰附传》： 昭成末，卫辰导苻坚来寇南境，王师败绩。坚遂分国民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语在《燕凤传》。(36)在“国众离散”、“分摄国事”、“分国部众而统之”一类表述中，“国”均指代国、什翼犍故国。苻坚采纳燕凤的建议，将代国一分为二，河以东归刘库仁，河以西归刘卫辰，由二刘分而治之，这是前秦在占领区的重要部署，对拓跋珪复国乃至北魏的兴起，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刘库仁、刘卫辰分治代国故地的细节，文献记载不多，我怀疑是北魏建国后对这段历史刻意遮蔽的结果。然而现存史料中，还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可供研究者追寻。《魏书·贺讷传》：“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37)《魏书·刘库仁传》：“刘库仁，本字没根，刘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苻坚以库仁镇河以东之地)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38)《北史·刘库仁传》文略同，又称库仁为“独孤部人”。(39)库仁系独孤酋长，刘虎一族，姚薇元先生据以考证：“独孤氏本匈奴族，即《晋书·匈奴传》十九种匈奴中之屠各种。”(40)已是学界的共识。 不过，唐长孺先生认为“南匈奴不可能包括屠各在内”，(41)显示了当时南匈奴与屠各认同过程的复杂性。屠各种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再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42)《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帝)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43)屠各刘渊实行分封时，设定了同姓封王、异姓封公侯之制，其族人确实也都获封郡县王。相形之下，刘虎在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是很奇怪的。去卑“南单于之苗裔”、(44)右贤王的身份，史籍中多有记录。匈奴汉国封刘虎为公，却是按异姓的待遇。这究竟是由于刘渊一族是假冒的南单于后裔，(45)还是由于刘虎一系在虎从父猛叛晋出塞后，与留居五部的族人难以恢复原有的亲密关系，都不得而知。但此例至少说明：到十六国初期，刘虎族人与“刘元海之族”，在血缘上已变得十分疏远。 匈奴汉国、汉主刘聪对刘虎的贬抑、降格，并没有动摇刘虎一族对匈奴、对南单于的认同。我们根据《魏书·铁弗刘虎传》及《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可以精确复原刘虎的世系： 第一代：去卑，南单于苗裔，右贤王。 第二代：刘猛，去卑子，北部帅；诰升爰(训缠)，去卑子，领部落。 第三代：副仑，去卑孙，刘猛子；刘虎(乌路孤)，去卑孙，诰升爰子，领部落，始号“铁弗”，前赵楼烦公，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 第四代：务桓(豹子)，刘虎子，后赵平北将军，左贤王；阏陋头，刘虎子，务桓弟，领部落。 第五代：悉勿祈，务桓(长或次)子，领部落；刘卫辰，务桓第三子，悉勿祈弟，前秦左贤王，夏阳公，领部落。 第六代：赫连勃勃(屈孑)，卫辰子，夏天王、大单于。(46)自第一代南匈奴右贤王去卑至第六代夏天王赫连勃勃，传承关系清晰可辨，表明匈奴的祖先传说，在铁弗部中一直没有被放弃。这是与本文中心议题有关的一个基本判断。 刘库仁与匈奴南单于的血缘关系，诸史均无具体交待，似乎不如刘卫辰一支亲近。但按《魏书》的说法，库仁是“刘虎之宗”，《通鉴》又说库仁是“卫辰之族”，(47)将独孤部明确归入匈奴的范围。如果库仁被认定为“刘虎之宗”，独孤部落的祖先传说，就不可能与匈奴无关，至少不可能是纯粹的“鲜卑说”。这是与本文中心议题有关的另一个基本判断。 前秦安排的匈奴系诸部对代国故地分治的局面，很快就被刘卫辰打破了。《北史·刘库仁传》：“苻坚处卫辰在库仁下，卫辰怒，叛，攻库仁。库仁伐卫辰，破之。”(48)《通鉴》孝武帝太元元年(376)记此事更详：“刘卫辰耻在库仁之下，怒杀秦五原太守而叛。库仁击卫辰，破之，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49)此役之后，卫辰脱离“河以西”之地，可信是逃往塞外。(50)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并不清楚。温公说“久之”，似乎也不过数月。卫辰后来重返代来城，仍是在“河以西”。看来苻坚的目的，还是想恢复二刘分治的格局。卫辰在此地已形成的势力，也不容小觑。淝水战后，卫辰摆脱前秦控制。铁弗辖区内当时的人口不详，但卫辰初据朔方，仅有“控弦之士三万八千”，(51)登国中“遣子直力鞮寇南部”，麾下之兵已有“八九万”兵力。(52)卫辰军队大幅扩充的背景，是铁弗控制人口的大量增加。木根山一战，代军“获马牛羊四百余万头”，(53)也是卫辰国中人口众多的旁证。 代国从倾覆到重建的十余年间，该国故地的主要部分，即“河以东”的代北地区，由独孤部酋长刘库仁掌控。《魏书·序纪》： (建国)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54)在代国抵御前秦的各部兵中，南部大人刘库仁显然是一支中坚力量。库仁所率十万骑，是否均出自南部，其中独孤部人又有多少，都难于确定。但魏收说南部大人刘库仁在独孤部败后走云中，南部和独孤部似乎是有联系的。苻坚在秦军攻下代国后，立即委派刘库仁代管“河以东”之地，显然也与库仁及独孤部的实力有关。有学者说“贺后等人留驻独孤部时，独孤部是代北地区最强大的部落”，(55)并不为过。 淝水一战苻坚惨败，前秦帝国分崩离析。此时的刘库仁，却执意站在其故主、氐人苻氏一边。《北史·刘库仁传》： 慕容垂围苻丕于邺，又遣将平规攻坚幽州刺史王永于蓟。库仁遣妻兄公孙希助永击规，大破之。库仁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杀库仁，乘其骏马，奔慕容垂。(56) 从助王永大破平规到发兵救苻丕，库仁始终能够聚集强大的武力。独孤部在此前多年，一直维持“河以东”的稳定局面，可信也是以此为凭借的。“雁门、上谷、代郡兵”，不是独孤本部的成员。慕容文等人煽动三郡人反叛库仁，多半与其“常思东归”的背景有关，三郡人可能有不少是前燕的徙民。但我们也注意到：库仁被杀之后，独孤部并未离散。《北史·刘库仁传》：“库仁弟眷，继摄国事……后库仁子显果杀眷而代立。”(57)独孤部酋一再换人，却都是库仁兄弟子侄，表明刘氏对该部落控制力依然存在，该部落自身的凝聚力也还很强。独孤内部的凝聚力，又来自于其族群认同。《魏书》库仁本传注明为“刘虎之宗”，应该就是独孤族群认同的标记。由此亦可知：独孤的族源追溯，是以匈奴而不是以鲜卑为本的。 关于什翼健亡国后代北的政治格局，还有一点要注意：拓跋故国河套北端的黄河两岸之地，由匈奴一系的独孤、铁弗部分治，该地区的东侧，则是在贺兰部控制之下。贺兰在当时代北的各大部族中，同样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魏书·贺讷传》记拓跋珪自贺兰部还居独孤部之事，接下来又说：“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58) 库仁及独孤部，是苻坚安排在代国故地的主要代理人，但由贺讷“侔于库仁”一类说法，可知库仁、独孤部在代北并非一家独大。有学者猜测苻坚委任贺讷“总摄东部”，有“以贺兰制衡独孤的意向”，(59)也不无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同上述独孤、铁弗的族属、族源类似，贺兰与匈奴系统也有密切关系。据姚薇元先生考证，贺兰即贺赖，《晋书·匈奴传》所记入塞匈奴十九种之一。(60) 关于秦军撤离后代北的形势，钱大昕说是“代之无主者九年”，(61)并不准确。代国故地脱离拓跋部的控制，却不能说是“无主”。前秦作为征服者是“主”，直接管辖该地的独孤、铁弗、贺兰三部，也都是“主”。只不过远在关中的前秦中央政权，其核心族群是氐人；而近在河套北端、近在代北的独孤、铁弗、贺兰各地方集团，其核心族群是匈奴而已。 在故土易主的十余年间，拓跋珪与其母贺后在各部间辗转流离，地位低下、屈辱，而且危机四伏，不断遇到杀身之祸。建元十二年(建国三十九年，376)，苻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最初打算投奔贺兰部的贺后、拓跋珪母子，因遭拒绝而转归独孤部，托庇于刘库仁。(62)“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使拓跋珪得以苟延残喘。建元十九年淝水战后，库仁被杀，库仁弟眷“摄国部”，库仁子显又杀眷代之，“乃将谋逆”，贺后、拓跋珪被迫逃往贺兰部，改投贺后兄、拓跋珪舅贺讷。(63)登国元年(386)，在贺讷及其部落联盟拥戴之下，拓跋珪于牛川称王，开始了复兴代国的一段惨淡经营。(64) 拓跋珪极为落魄之时，相继得到独孤、贺兰两大匈奴系部落的接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拓跋部与独孤、贺兰部长期的联姻关系。关于此题，以往学者多有论述，(65)无须多言。这里要说明一点：由于鲜卑与匈奴各部长期毗邻或混居，更由于他们之间世代通婚，所以无论鲜卑还是匈奴系人群的血统，都已变得杂而不纯了。最突出的例子，正是拓跋的王族。据《魏书·序纪》、《皇后纪》，可知自平文帝至道武帝各代王族、后族的种姓： 平文帝郁律，妻家匈奴贺兰氏； 烈帝翳槐，贺兰氏所生； 昭成帝什翼犍，妻家鲜卑慕容氏； 献明帝寔，慕容后所生，妻家匈奴贺兰氏； 道武帝珪，贺兰后所生，妻家匈奴独孤氏。长此以往，辨别拓跋血脉中匈奴与鲜卑的成分，就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拓跋部还经历了女主临朝的时期，一度被中原其他非汉族群目为“女国”，(66)“以母名为姓”一类“北俗”，是否因此而“复活”，不得而知，但此举对拓跋的族群认同可能产生影响。拓跋种姓“匈奴说”中匈奴与鲜卑的错乱，就反映了这种族际关系的复杂性。 进一步说，在氐人出兵、匈奴入主之后，此前在代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鲜卑认同，必然会受到来自氐族中央政府和当地匈奴统治者的联手压制。拓跋王族、后族的幸存者如贺后、拓跋珪母子，当他们在匈奴诸部间东躲西藏、苟且偷生时，以颂扬拓跋英雄祖先为主题的“鲜卑说”，不可能被重新提起，更不可能成为代国故地舆论的主流。 笔者推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冒头的“匈奴说”，极有可能是在代国故地由匈奴诸部主宰时出现的。至于是独孤部还是贺兰部发其端，尚不清楚。但“匈奴说”此时在代北可以畅通无阻，则毋庸置疑。 另据《魏书·贺讷传》： 太祖之元舅，献明后之兄也。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祖纥，始有勋于国，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67) 《古今姓氏书辨证》卷33“贺兰”条： 《周书·贺兰祥传》曰：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贺兰氏。唐贞观所定洛州河南郡十四姓，一曰贺兰。按北人八族，有贺兰氏，自称李陵之后，居贺兰山下，因以为氏。后改为贺氏，支属亦有不改者。(68)贺兰氏“自称李陵之后”，也是关于该种姓的“匈奴说”。《古今姓氏书辨证》此条所据不详，但可以肯定并非邓世名杜撰。贺兰种姓“匈奴说”产生于何时还无法确认，不过，匈奴系族群分治代国故地时，此说在贺兰内部流传的可能性极大。拓跋部自平文帝时起即与贺兰部结亲，至昭成帝时未绝，两部的长期联姻，无疑为鲜卑、匈奴种姓的合流创造了条件。贺兰一度取代拓跋，成为代北的主导力量，可能又是匈奴因素渗入拓跋祖先传说，乃至形成拓跋种姓“匈奴说”的重要契机。 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出台，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前引《史通》关于“匈奴说”源流的记载，崔浩“谄事狄君”四字颇耐人寻味，可能与北魏前期匈奴人尤其是匈奴系后族的特殊地位有关。《魏书·皇后纪》： 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屈丐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代人也。初为夫人，生恭宗。神
元年薨，追赠贵嫔，葬云中金陵。后追加号谥，配飨太庙。(69)按“世祖平统万”，在始光四年(427)四月；太武贺夫人薨，在神
元年(428)。赫连氏立为皇后，在延和元年(432)正月；贺夫人获赠皇后，又在同年二月。正是在此期间，神
二年，“诏集诸文人(崔浩等)撰录国书”；(70)太延五年(439)年，又诏崔浩等“续成前纪”；(71)到太平真君十年(449)三月前，北魏国史最终问世。(72) 我们已知：贺皇后属贺兰部，赫连皇后属铁弗部，都是匈奴族裔。崔浩监修国史而重拾“匈奴说”，是向贺皇后致敬还是向赫连皇后献媚，尚不清楚，但可以断言都是为了取悦太武帝本人。从这一背景着眼，崔氏“谄事狄君，曲为邪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四、“匈奴说”在北魏后期遭禁的启示 上引《南齐书·魏虏传》介绍孝文帝改拓跋为元氏的背景，追溯匈奴女托跋与汉将李陵结为夫妇、拓跋皆其后人的历史，接下来一段话十分重要：“虏甚讳之(按指‘匈奴说’)，有言其是(李)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73)言及“匈奴说”在北魏中后期的遭遇，反映北魏最高执政者对族群认同的心态。 崔浩“国史之狱”，发生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太和十九年。“匈奴说”从崔浩死前被写入国书别本到孝文帝时遭禁，前后超过45年。在这段不算短的岁月里，“匈奴说”为什么能在北魏境内、拓跋人群中一直流传下来？值得进一步思考。 《南齐书·魏虏传》“(托跋)宏徙都洛阳，改姓元氏”两句，与“至是乃改姓焉”一句相呼应，可知孝文帝改拓跋为元氏，也是迫于“匈奴说”难于禁止的形势。“匈奴说”为什么难于禁止？在可能是“匈奴说”流传的匈奴诸部对代国故地分治的时期，匈奴一系的独孤、贺兰乃至铁弗人高居统治地位，鲜卑一系的拓跋人则沦为政治上的附庸。这种状态，持续了11年之久。匈奴认同大行其道，是不足为怪的。但拓跋珪复国，特别是北魏皇权建立、诸部大人支配地位被剥夺之后，新的族群认同，即有利于鲜卑、为拓跋皇室鼓噪的“鲜卑说”，具备了出台的条件。奇怪的是，此后“匈奴说”不仅没有绝迹，甚至还与“鲜卑说”长期并行，其原因何在呢？ 各种迹象表明，“匈奴说”在北魏国家组织建立后，仍有持续存在的条件。目前学界有一种观点：道武帝复国，用残酷的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针对的人群是其母族和妻族部落，意在摆脱“外家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首当其冲的就是贺兰、独孤两部。(74)对此，我还有一些补充、修正的意见。 征诸史实，在拓跋珪将贺兰、独孤离散之后，两部中仍有大量人物活跃在北魏前期政治、军事开拓的进程中。相关的记载，在《魏书》、《北史》中比比皆是。《魏书·官氏志》所列“勋臣八姓”有贺氏、刘氏，为贺赖(贺兰)、独孤两姓所改，(75)可知贺兰、独孤部众都是北魏建国所倚重的力量。 道武帝锐意树立君权，与部落大人的传统支配形式发生冲突，甚至不得不诉诸武力。但贺兰、独孤人群并没有退出十六国后期的政治、军事舞台，更没有从代国、北魏境内消失，道武帝在新代国执政，北魏征服事业的推进，还必须依靠他们。于是我们看到：拓跋珪“离散部落”，贺兰、独孤酋长地位大大下降，匈奴族裔却很活跃，其中许多人成为北魏开国“勋臣”，他们所属的氏族，则成为北魏显赫的种姓。“匈奴说”在拓跋内部的长期流传，或许也与上述背景有关。在拓跋氏凭借匈奴系部众广泛而有力的支持建立国家组织的过程中，拓跋对于“匈奴说”的容忍，显然有利于拓跋与匈奴两大族系维持一种盟友的关系。 细绎《南齐书·魏虏传》那段关于“匈奴说”遭禁的文字，真正被杀的，其实只有“言其是(李)陵后者”。至于“言其是(匈奴女)托跋后”者的处境，萧子显没有说明，这或许可以从反面为我们解释“匈奴说”在北魏不绝如缕的缘由。(76) 即使如此，孝文帝还是选择了改姓。以往史家大多从汉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发现，此事还有另外一种面相：当北魏境内的鲜卑与匈奴及其他各族人群，在种姓方面越来越混淆，各种认同并存，异说难于消解，采取“辄见杀”的严酷措施，也不能真正奏效时，孝文帝只好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新的淡化族群界限的认同，那就是以地域为中心的“河南洛阳人”之类的标志。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北魏最高统治者的一种让步。让步的对象，不仅是北魏境内长期坚守“匈奴说”的人群，而且涵盖了更为广泛、在族群混溶中逐渐迷失的各种人群，甚至包括“鲜卑说”指向的——拓跋自身。(77)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拓跋珪称代王后，代国、北魏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拓跋部势力的持续壮大，逐渐凌驾于其他北族之上。伴随代北一带族群地位的升降，北魏内部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鲜卑认同取代匈奴认同，成为拓跋历史建构的主流。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崔浩为迎合人主而重提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做法，遭到群臣的抵制，不得不改弦更张，最终被写入北魏国史的，还是“鲜卑说”而不是“匈奴说”。此后，“匈奴说”在北魏虽依旧存在，但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孝文帝迁都之后又被彻底禁绝。 至于拓跋种姓“匈奴说”在南朝死而复燃，多半与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势有关：该说将拓跋部归为汉朝降将李陵的后裔，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北朝，则被矮化为华夏国家的余绪或支脉，这在政治上显然对汉族有利，南朝方面对此说更愿意接受，主要原因或许也在这里。 余论：中古时代北族种姓变动的各种诱因 十六国北朝时期非汉族入主中原最为密集，也是中国帝制时代非汉族王朝建国的第一次浪潮。正是在这个阶段，作为征服者的各北族人群中，种姓变动相当频繁，而且相当普遍。造成这种局面的背景复杂，本文着重分析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类似上述北魏、拓跋部的情况，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其实也是颇为常见的。 同样知名的种姓，如西魏、北周的创立者宇文氏，在北朝史书中，其族属、族源的记载就相当杂乱。宇文氏在《魏书·官氏志》中被纳入“四方诸姓”，据称：“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78)《魏书·宇文福传》：“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东部大人。”(79)《北史·宇文忠之传》：“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80)《北史·宇文莫槐传》：“匈奴宇文莫槐，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81) 宇文氏源出“匈奴”，而且是“南单于远属”，在北齐人的记忆中，是确凿的事实。然而，《周书·文帝纪》却说：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民，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82)姚薇元先生认为： 《纪》文以宇文氏为炎帝之遗族，明系附会之说，自不待论；然其所统部众之为鲜卑，固《周书》所明言也。(83)西魏建国的支柱，是随宇文氏西入关中的六镇武人。六镇的族群认同是鲜卑，宇文氏凝聚这批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拓跋种姓的“鲜卑说”。与此同时，东魏却把宇文氏说成是匈奴。如所周知，高欢一族是鲜卑化的汉人，并不是纯粹的鲜卑。他们为了在北部中国取得正统地位，凌驾于西魏之上，竟试图将早已鲜卑化的宇文氏，排除在鲜卑之外。《魏书》、《周书》中宇文氏种姓“匈奴说”与“鲜卑说”的对立，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十六国北朝时期族群认同的变化，还可以举出另一个知名种姓的例子，即后赵的创立者、羯族石氏。《晋书·石勒载记上》：“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84)人所悉知。《石勒别传》却有另一种说法：“石勒……上党武乡人，匈奴之苗裔也。”(85) 这段文字亦见于汤球《三十国春秋辑本》，书名作《二石传》。《隋书·经籍志二》有《二石集》，疑即此书原名，隋志称《二石集》为前燕田融所撰。若此说可靠，则我们对上引《石勒别传》将石勒族属由“匈奴别部”改为“匈奴之苗裔”的做法，就有了新的解释：刘渊所代表的匈奴屠各部当政时，石勒被视为“匈奴别部”，表明羯人与匈奴本部在政治上“若即”、在血缘上“若离”的关系。前燕建国后时过境迁，前燕与石赵的对立，在族群关系上，则表现为匈奴与鲜卑的区别，石勒及其羯人集团，又被鲜卑慕容部视为“匈奴”，至于是匈奴本部还是“别部”，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从文献记载看，石勒羯族部落最初的规模很小，西晋一朝关于羯人活动的记录也很少，表明这个被称为“匈奴别部”的族群，人数本来不多。但石赵灭国之际，冉闵发动血腥的清除羯胡运动，“一日之内，斩首数万”，最终被滥杀的羯胡，据说达到二十余万人。与此前的史料证据，形成巨大反差。如此之多的羯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是政治性的：石勒建国，以杂胡为族群重组的目标，并以羯族作为核心部落。后赵国内，羯人、胡人的地位大幅提升，石勒甚至以法令的形式，规定“胡”为“国人”，国人享有种种政治特权。在此背景下，大批与“胡”、“杂胡”沾边或不沾边的人蜂拥而至，纷纷涌入羯族，使得该族群一下子扩充到惊人的规模。(86) 关于政治因素导致族群认同变化的问题，这里可以再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我们知道，府兵制的建立与完善，是西魏、北周持续与东方强邻东魏、北齐抗衡，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最终将对手击败的基本条件之一。府兵制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府兵种姓的改变。宇文氏将北魏早期的重要姓氏赐予诸将，兵士则改从各自主将之姓。入关的鲜卑是想用这种方式扩大族群认同，以达到与关中土著迅速凝聚的目的。 中古时期北族的种姓变化，政治上的推动固然重要，更复杂的诱因，则来自于血缘、地域乃至社会的层面。以本文讨论的拓跋、独孤、铁弗、贺兰四个部落的关系为例，我们注意到由于长期毗邻或杂居，上述各部落的通婚非常普遍。史家笔下的北族人群，混血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如铁弗是“胡父鲜卑母”，即匈奴父鲜卑母；拓跋一说是“李陵父、托跋母”，也就是汉父匈奴母；一说是“鲜卑父匈奴母”。(87)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北族各部间亲密互动、交集的实况。拓跋等北族人群，在种姓选择上的摇摆，以致形成“鲜卑说”与“匈奴说”长期并行的局面，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各部之间血缘上的接近以及族群的融合。 注释： ①关于拓跋种姓的起源，姚薇元、马长寿诸先生已有详细讨论。姚薇元先生认为：拓跋氏“既号鲜卑，又称匈奴”，乃“匈奴与鲜卑之混血族”，但他对“匈奴说”的形成及其背景未作解释。马长寿先生一方面认为：拓跋部或拓跋鲜卑，是其先民从大泽西迁以后“与匈奴部落相混合”的产物，与姚说颇有近似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匈奴说”是南朝士大夫的“一种臆想”，包含对拓跋魏的辱骂而不可采信。(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7-238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重新梳理相关史料，并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说明。 ②《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③《北史》卷1《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魏书》“昌意少子”，《北史》作“昌意之少子”，《魏书》疑脱一“之”字。 ④《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 ⑤《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83页。 ⑥《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3页。 ⑦《魏书》卷23《卫操传》，第599页。 ⑧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9页。 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4页。 ⑩《魏书》成书于北齐。有趣的是：与北齐为敌的北周宇文氏，在《魏书》中是匈奴(《魏书》卷103《匈奴宇文莫槐传》，第2304页)，在《周书》中则是鲜卑(《周书》卷1《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表明南北朝后期，北部中国呈现东西对峙的形势后，鲜卑的族属，已成为北周、北齐各国法统所出的政治资源，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11)袁珂校注：《山海经》，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452页。始均在汉代传说中已是北狄始祖，但此人与拓跋的传承关系，仍不清楚。如太和十一年(487)高祐、李彪即奏称：“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魏书》卷57《高祐传》，第1260页) (12)至于《南齐书》“魏虏”及《宋书》“索虏”、“索头虏”，乃至南朝史书习见的“虏”一类写法，统统是南朝对北朝的歧视性称谓，与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夷”，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贬低对方以争夺正统的地位。 (1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4页。 (14)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7《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491页。 (15)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8页。 (16)《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70页。 (17)周一良先生语，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3页。 (18)《魏书》卷35《崔浩传》：“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第823-824页) (19)《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5、826页。同书卷48《高允传》亦载此事(第1069-1070页)。 (20)《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21)《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第837-838页。 (22)《资治通鉴》卷77魏元帝景元二年、卷81晋武帝太康二年“号曰慕容部”条下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59、2576页。 (2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82-183页。 (24)《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另据同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父涉归，以勋进拜鲜卑单于，迁邑辽东。”(第2060页)同书卷103《匈奴宇文莫槐传》：“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第2304页) (2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4页。 (26)《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第839页。 (27)《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东汉击溃匈奴，“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所记应为一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6页) (28)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29)《太平御览》卷45《地部一○》“鲜卑山”条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218页上栏。 (30)《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31)《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3页。 (3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第606-607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34-346页。 (33)《魏书》卷2《道武帝纪》，第19页。 (34)《魏书》卷23《刘库仁传》，第604-605页。 (35)《魏书》卷24《燕凤传》，第610页。 (36)《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5页。 (37)《魏书》卷83《外戚传上·贺讷传》，第1812页。 (38)《魏书》卷23《刘库仁传》，第604-605页。 (39)《北史》卷20《刘库仁传》，第732页。 (4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45页。 (41)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385页。 (42)《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1页。 (43)《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44)《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45)如唐长孺先生就认为：《刘元海载记》本于《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则本于前赵史官和苞《赵记》诸书，故其所述刘渊世系“有出于伪托之嫌”。(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1页) (46)《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47)《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第3278页。 (48)《北史》卷20《刘库仁传》，第732页。 (49)《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二月，第3281页。 (50)《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孙刘卫辰附传》，第2055页；《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1页；《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元元年，第3281页。 (51)《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1页。 (52)《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孙刘卫辰附传》，第2055页。 (53)《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孙刘卫辰附传》，第2055页。 (54)《魏书》卷1《序纪》，第16页。 (55)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8页。 (56)《北史》卷20《刘库仁传》，第732页。 (57)《北史》卷20《刘库仁传》，第733页。 (58)《魏书》卷83《外戚传上·贺讷传》，第1812页。 (59)田余庆：《拓跋史探》，第79页。 (6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9页。 (6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8《北史一》，第607页。 (65)《魏书》卷2《道武帝纪》，第19页。 (63)《魏书》卷2《道武帝纪》，第20页；卷13《皇后传·献明皇后传》，第324页。 (64)拓跋珪称王，自身并无多少实力。所以附近各部，大多首鼠两端，游离于贺兰部、代王与独孤部之间。参见《魏书》卷2《道武帝纪》，第20-21页。 (65)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4-30、63-65页。 (66)《魏书》卷1《序纪》：“惠皇帝讳贺傉立，恒帝之中子也……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第10页) (67)《魏书》卷83《外戚传上·贺讷传》，第1812页。 (68)邓世名：《古今姓氏书辨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四库类书丛刊》影印本，第320页下栏。 (69)《魏书》卷13《皇后纪》，第327页。 (70)《魏书》卷35《崔浩传》，第815页。 (71)《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3-824页。 (72)《魏书》卷35《崔浩传》在立石铭刊载国书一事下接着说：“世祖蒐于河西”。(第826页)另据《魏书》卷4下《太武帝纪下》：太平真君十年三月，“蒐于河西”。(第103页)可证崔浩等人所撰国书成书，在太平真君十年三月前。 (73)《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3页。 (74)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3、34-45、69-71、79-83页。 (75)《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7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6-52页。 (76)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志》：“原州平高人，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
跋，因以为氏。”(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李贤家族已完全鲜卑化，其祖宗追溯到李陵，但仅限于原州平高李氏一家，与上述拓跋种姓“匈奴说”并不是一回事。 (77)黄帝传说，在北魏中后期元氏墓志的族源回顾中屡见不鲜，如北魏正始四年(507)《乐安王绪墓志》、永平元年(508)《北海王元详墓志》、永平三年《故宁陵公主墓志》，分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52、54、57页。但李陵、匈奴女托跋在上引墓志中都不见踪影，应该是已从拓跋后裔的记忆中删除。 (78)《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 (79)《魏书》卷44《宇文福传》，第1000页。 (80)《北史》卷50《宇文忠之传》，第1836页。 (81)《北史》卷98《匈奴宇文莫槐传》，第3267页。 (82)《周书》卷1《文帝纪》，第1页。 (8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81-182页。 (84)《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07页。 (85)《世说新语》卷7《识见》注引，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2页。 (86)陈勇：《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87)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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