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金融危机看东亚模式和儒家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东亚论文,伦理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内外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外在的直接原因（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分子的疯狂炒作，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吹起的经济泡沫却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透过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各国政府主导型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些缺陷，成为滋生“泡沫经济”的政治和文化土壤。
透过金融危机重新认识和评价东亚模式，实事求是地剖析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功能，对于东亚模式的改革和完善，重现“亚洲奇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东亚“泡沫经济”的破灭特别关注，并不仅仅由于中国身处东亚而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是因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一直在学习、借鉴“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中国是儒家伦理传统的本土，文化上与其他东亚国家同源同构，存在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透过金融危机研究东亚模式和儒家伦理的利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东亚模式”实质上是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而走向现代化的一条特殊道路。一般认为，“东亚模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模式和文化模式，或者说它蕴涵了东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特别是儒家伦理传统的辐射和影响是这一模式的文化基础，也是这一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所在。
东亚模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二战以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先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该模式的优势是把市场活力和政府计划相结合，政府和工业界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计划和投资，实现经济腾飞。日本自不必赘述。韩国的情况就像其前中央银行行长朴圣相曾自豪地表示的那样：“60年代初，就在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开始之前，韩国的状况是百废待兴，急切地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当时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美元，而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600亿美元和6000美元。 1961年的出口总额不足4100万美元，而今天已是720亿美元，增长了1700倍之多。”（《参考消息》1997年11月29日）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亚模式”也暴露出种种弊端，特别是在日韩两国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行为， 包括其判断和决策具有权威性、信誉度和普遍性的影响，难以听到不同声音。这一方面影响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决策，形成对政府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服从政府的意志，经济行为（特别是投资和投机行为）趋于雷同，从而加大了经济活动或“冷”或“热”的波幅，加快了泡沫的兴起和破灭。
（2）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银行、 企业间的亲密关系受到政治领导人及其亲友的利用。江泽民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泡沫经济总是和金融丑闻、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高级官员直接参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官员。其结果是没有人为金融机构的无担保借贷承担责任，而且，这种亲密关系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芒罗也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目前遇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贷款银行和任意浪费资金的企业家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与政治家互相勾结的关系。只有下决心对亚洲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进行整顿，彻底消除这种建立在‘人为关系’基础上的金融体系，亚洲经济才能获得健康和长期的发展。”（同上，1997年12月4日）
（3）金融管理封闭，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 亚洲非正规的贷款做法曾被说成能使公司更具有灵活性，但有关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够公开，投资者不能真正了解到银行和企业的财务状况，承担着暗藏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认为，应当采取“一种更具有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这个制度“应当向所有人开放”（同上，1997年12月3日）。
（4）政府颁发的旨在促进高储蓄率和出口的政策， 导致了国内市场发展缓慢。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此外，还存在着法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对银行信贷和企业经营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有的专家指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在经济追赶时期运转良好，但并不是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模式。
客观地说，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只是这种模式对政府的要求更高。政府要根据市场的规律以冷静的态度进行科学决策，廉洁高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新加坡、香港迎接风暴的挑战，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是基于其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理智态度和科学决策不无关系。当马来西亚人在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大厦、泰国人和印尼人在大肆挥霍时，新加坡却积累了75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加强海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新加坡还未雨绸缪，阻止房地产价格飞涨（方法是下令银行缩减房地产贷款、减少用地数量，以及对购买后三年内出售的住房增收资本收益税）。新加坡、香港政府的廉洁、高效也是有口皆碑的。1996年底，台湾的外汇储备达到860亿美元、而韩国却只有70亿美元。
东亚模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儒家伦理构成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基础”
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们不仅仅关注伦理道德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整合功能，而且开始研究不同的道德文化在孕育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之所以具有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最具内在约束力、广泛影响力和悠久绵长继承性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现象。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孕育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近年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重伦理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特征，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并对儒家伦理在创造东亚经济奇迹和爆发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比较研究。
东亚各国的民族和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别，儒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并存不悖，这其中儒家伦理的文化影响是最广泛的，其主要特征是：（1）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 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2 ）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4）强调刚健自强。 《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5）仁、 义、礼、智、信等观念在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济交换行为和社会交换行为有时交织在一起，如在经济活动中注重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等。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儒家伦理中有一些因素是与经济行为规则相冲突，成为孕育东亚“泡沫经济”、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三点：（1）亲缘关系核心和差序格局。 孔子在答哀公问政时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由此可见，亲缘关系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亲疏疏的差序格局。因此，不是个人，而是亲缘关系的整体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亲缘关系和差序格局破坏了经济生活中自由、公开、平等的竞争与合作，而且个人常常不得不对亲友间“合情（亲情）不合法”的行为负责。亲缘关系和差序格局的核心是家庭，私营企业常常与家业混在一起，并要求子承父业，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现代化和持续发展。王安公司的兴衰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2）人情观念至上。 人际之间的信义和互换关系常常成为影响决策的社会心理因素。重人际、轻法制，甚至超越法律制度的监督和约束。正如李光耀所说，东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裙带关系，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弱点。（同上，1998年2 月22日）（3）官本位意识泛化。受儒家传统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 民众过于相信和依赖政府，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以个体意识为底蕴的民主体验较少，一些关系民众利益的决策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公开化和参与度都不够，难予监督。官本位意识引发出种种心理不平衡直接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此外，尽管东亚的经济奇迹是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的。东亚经济奇迹虽对“欧美中心论”是一种挑战，但这并没有抹平殖民主义的伤痕和民族主义情结，有一种排外和自大情绪，以及一种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如，韩国在金融方面长期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韩元不能自由兑换，很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依靠借入外债发展。这些，影响了东亚地区进一步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地发展。
当然，不应过分夸大亚洲价值观在引发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否则会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潭），更不能完全否定东亚模式。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种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意义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同上，1998年3月14日）
二
尽管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显著的区别，且经济腾飞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速度与东亚其他国家惊人的相似。面对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周期、经济运行状况以及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来看，仍然存在着滋生“泡沫经济”的土壤。
从经济增长方式和决策、监督机制来看，主要有下列问题：
一是依靠高投入的“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产出，容易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旦投资下降，就会产生经济和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产品库存量增加，失业和下岗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放松银根、扩大投资的老办法，否则很容易走上“一松一紧”的老路。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问题，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政治动员令式”的经济决策体系没有根本改变。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令式”的经济决策体系并没有改变。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决策上强调“下级要服从上级，全党要服从中央”。这无疑有利于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但也容易形成全国性的盲从和一哄而上，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可能会一味迎合上级的意图、创造所谓的“业绩”，不顾实际地上一些项目，搞“标志工程”。
三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没有根本刹住。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统计经济发展数字时，存在着“造数”问题，出现了自上而下，经济指标层层加码；自下而上，统计数据层层虚报的现象，形成“浮夸风”和虚假经济。
四是缺乏有效的投资约束和监督体制。由于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加上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银行经营干预较多。许多地方官员、企业领导掌握着公有资产的投资权，但却并不承担投资的责任和风险。为了增加产值，普遍存在着一种不顾市场需要和自身条件而急于投资的决策冲动，低层次重复建设，低水平扩张。因而投资质量较差，不仅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有不少银行贷款也有去无回，银行自有资产不足，不良债权增加。
五是证券、期货、房地产等行业投机过度，并存在违规行为。投机过度体现在证券市场特别是股市上，换手率很高，长期投资的比重小，市值过度膨胀，容易暴涨暴跌。期货市场发展势头很猛，出现了像南京“金中富”违规经营等违纪现象。资产价格的过分膨胀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埋下“泡沫经济”的祸根。
从伦理传统和社会心理因素来看，儒家伦理传统中存在“泡沫经济”的促动因子。中国具有与东亚国家相似的社会基础，也同样是刚刚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史，闭关锁国的时间长，发展不平衡，农民人口比重较大，传统的儒家伦理中有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因素，特别是官本位思想、家族意识、宗法观念和暴发户心态交织在一起。“西方文明的深层核心观念是个人本位论和外在主体性，而中国文明的深层核心观念却是家国本体论和内省主体性。”（王东：《中国经济起飞的新道路》，《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民主发育不充分，法制观念淡漠，再加上10 年“文化大革命”的残余意识和30年计划经济的余波，因而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适应更为突出。经济活动中的失范行为可能会大大增加，形成滋生经济泡沫的社会土壤，并因此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另一方面，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人们投资和投机的欲望，却淡化了风险意识。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是，只要有投资，就会有经济增长（现在大量企业亏损或倒闭应该能使人们理智一点）；最早炒股票、期货、房地产的人一夜之间富起来了，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投机的行业。这些都刺激了经济泡沫的形成。
三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又幸运地避开了东亚金融风暴，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失业率上升、企业亏损面扩大，再加上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可能放慢。我们在制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政策的过程中要借鉴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而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地增长；要引导证券业、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要使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真正成为一条筹集社会资金用于生产投资的重要渠道，而不是成为鼓励“过度投机”的场所；要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打击金融领域的腐败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从而防范金融风险。
光靠经济手段并不能防范“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因为在许多显现的经济问题的背后蕴涵着深层次的体制性动因和道德文化因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伦理背景中进行的，离开了伦理而单纯地强调经济理性只会减弱经济学的预测能力。只有在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努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扬弃儒家伦理，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
首先，要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加强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各自的活动。一方面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规范“不可以干什么”，缩小“失范空间”，甚至要先“筑堤”，后“放水”；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部门和队伍的规范化建设，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次，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规范“提倡干什么”，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文化。要重建经济伦理，并使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法规内化成人们的价值标准，形成某种自我的约束力，使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态度去谋利；要继续弘扬勤劳、节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反对浮夸风和铺张浪费；要在文化观念上突破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亲疏疏的差序格局，淡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朋党意识，强化公平、兼爱和互利的观念；要割断把家业和事业、企业捆绑在一起的脐带，淡化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家族意识，培育个体意识，强化个人的成就动机和社会责任感。在个体和私营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文化基础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职能。改革的目标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向“小政府、大社会”转换，特别要改革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指出：政府不是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而是去做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如一方面由政府来对货币与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对储蓄与投资的规模做出明智的协调判断，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相关企业状况的资料，灵活明智地监督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官员权力约束机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第四，要培育整个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更要时时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警惕泡沫经济，增强对投资和投机活动的风险意识，提升对突生利益剥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对非法融资行为也要有所防范、坚决打击，避免上当受骗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总是蕴涵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而道德是一种最具内在约束力、广泛影响力和悠久绵长继承性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现象，无论你想抛弃它、想接受它，还是想改革它，都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渐进过程，它不像一项法律或制度那样可以令行禁止，更不像丢掉旧鞋换新鞋一样简单。东亚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儒家伦理的现代化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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