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世”看国有经济控制力与国家经济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力论文,国有经济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3年拉锯战，今年11月15日终于签订了中美市场准入协议，这预示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香港股市飚升到97年以来的最高点，但深沪股市次日却挫跌徘徊，至今反弹乏力。一些人欢呼雀跃，一些人忧心忡忡，大多数人喜忧参半。在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看待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入世”）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如何理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这是人们当前普遍关心的两个热点。本文联系国家经济安全与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必然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预见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逐步走向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各国普遍的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随之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地位提升。如美国政府在90年代初期就将“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三大支柱的首位；俄罗斯则在其《国家安全构想》中明确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日本也特别强调“经济安全保障在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中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结构转型、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首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以及“三步走”战略的实现。
之所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上升到了首要地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反映，它有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范围的扩展，它必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如果说“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利弊得失是不均衡的。各国从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载体中获益大小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本国资源的比较优势。由于经济实力不同和比较优势差异，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实质上仍有受制于发达国家垄断的一面。商品、技术、信息、劳动力、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都是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实现的，表面上的公平原则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公平。西方媒体经常宣扬，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面，而没有说明各国机会不均、利弊不等、彼消此长的一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世界上一个或一些经济体出现麻烦或收缩时，另一个处于垄断地位的经济体却有可能受益并乘机扩张，凭借其经济控制力而不必担心某些经济问题出现国际“连锁反应”。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失败，甚至还会促进另一个国家的成功。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4月5日的一篇文章，就露骨地承认“世界的祸是美国的福”。这就说明，美国的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近年来，世界经济中接连发生过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经济很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却连续增长近 9年了。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为条件、以世界市场为基础、以国际金融为核心的。资本以巨大的规模跨国流动，谁有实力控制了世界金融市场，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贸易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必然起主导作用，并且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两难选择：不融入国际大市场就可能丧失赶超世界水平的和平发展机遇，但融入国际大市场又必然回避不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西方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宣扬世界经济“一体化”，其潜台词则是“资本主义化”。国内一些人把“全球化”完全等同于“一体化”，简单笼统地提“与世界经济接轨”。事实上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水平悬殊、利益取舍对立和价值取向不一，发达国家不可能与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即使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目前也没有能够真正“一体化”，更何况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迟早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是大势所趋。但现在盲目迷信所谓的“双赢”，随声附和西方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则会忽视国家经济安全。
二、中国经济实力增强，WTO需要中国； 中国从长远利益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需要加入“WTO”，但期望值不宜过高
WTO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而没有中国“入世”，WTO就不能真正构建成完整的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中国原本是世界关贸总协定（即WTO的前身）的创始会员国，却长期被排斥其外，不管能说出多少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那时中国国力弱小。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拥有近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7位， 对外贸易额占世界第10位，近20年以9.7%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成了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说：“没有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性组织。”中国“入世”，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与各国经济发展充分结合，各自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将会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争取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才更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可以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WTO的自由贸易原则要求成员国降低贸易壁垒， 使贸易更加自由地进行，使各国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允许各成员国依其自身的经贸状况和竞争力实行逐步自由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可利用WTO的一系列规则享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为我国的产品、服务找到更好的国际市场。其次，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入世”后，对外开放按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这就向世界各国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开放形象，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大跨国公司就会增强对中国的信心，加大对中国的资金投入，并促进国内经济调整结构、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80年代，我国已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由此获得了一些中长期贷款和技术援助。但由于在协调国际经济政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现在的世贸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加之获得的贷款大都与贸易有关，为了全面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和更便捷地获得国际贷款，我国自然也要加入世贸组织。再次，有利于我国积极发展同经贸伙伴的关系，解决经贸摩擦，并争取参与制定更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WTO作为“经济联合国”， 它的有关协议及条款对各成员国原则上是平等互利的。一旦发生争端，中国作为成员国就可以求助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逐步消除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大量歧视性贸易壁垒，保障我国参与公平贸易的机会。反过来，如果不加入WTO，中国广泛的经贸利益将得不到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会受到威胁。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如果中国不“入世”，就没有机会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如果中国在新一轮多边谈判发起之前解决不了“入世”问题，以后解决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新规则产生的要求会更多，中国经济在21世纪将可能为之付出更大代价。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在“入世”，也是为了长远利益不得已而为之。
权威人士和国内外专家在中美签约的次日列举了“入世”即将带给中国的好处：一是说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提高近3个百分点，相当于300多亿美元，并带来1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贸易量到2005年可望迅速增长到6000亿美元。在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企业将受益匪浅。特别是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这个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的纺织服装业深受其惠，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可以从现在的15%上升到30%。二是说生存环境好了，由于在亚洲新加坡、韩国等不再算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外商可能转道中国投资设厂。三是说解决贸易摩擦好办了，应付类似针对中国的单方面的制裁多了一个申诉的渠道。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可望寻求一种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美国国会将不得不废止臭名昭著的《杰瓦修正案》。中国从此可以不再受美国国会每年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争议的折腾。……
这些具体而明确的好处似乎看得见、摸得着，其实有过于乐观之嫌。如前所述，各成员国从WTO获益的大小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理论上推测的好处实际上不一定就能如愿以偿。譬如，我国“入世”后纺织业出口理应有个大发展，可入世的消息真的能挽救困境中的纺织厂吗？且不说中美协议规定2005年美方才能取消进口配额，短期内很难看到出口量的明显变化。即便是消除了配额限制，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也难占很高地位，因为国内纺织业有劳力有技术却没品牌。“入世”后，优胜劣汰更烈，不可能保护落后企业。又譬如中美贸易摩擦即使年底就废除了《杰瓦修正案》，说不定美国国会今后还会提出其他什么法案，在降低关税壁垒的同时，设置诸如质量、环境、反倾销、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管理壁垒”，总会想方设法维护他们的利益。“入世”对处于幼稚期的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新兴服务业以及传统的弱质产业（如农业）必然带来巨大的冲击。汽车行业在失去关税和非关税的双重保护后，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整个产业不及时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将难以为继。计算机、通讯设备、机床、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产品与进口商品存在一定差距，进口商品一旦大量涌入，势必处于不利境地。另外，商业服务业的竞争也将加剧。至于农业、电信、金融、汽车、医药、旅游、影视业市场，我国虽然有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一个逐步开放的过渡期。某些领域，如农业进口关税的减少可以争取一个缓冲期，但时间不过5年左右， 我国这些产业中的落后企业要在短短的几年内，把技术提高到国际水平，在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生存空间，谈何容易？“入世”可能带来的利益能不能现实，还要看我们的实力和国家经济安全状况。
三、中国“入世”，实际上压力大于乐观，因为国家经济安全有三大隐忧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对内、外“天灾人祸”的非正常干扰或意外冲击有反映灵活的抵御能力，在国内国际市场接轨中有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能力，包括维护本国市场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的能力。目前在这方面有三大隐忧：
1.国家独立选择经济政策的空间趋小，经济控制力减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化程度普遍提高，但与国际接轨还有很大差距，向市场化转型愈急，国家经济主权也就愈容易受到冲击，使国家独立选择经济政策的余地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主权向外和向下转移。一方面向国际一级如即将加入的WTO 等国际组织所作的有形和无形的转移，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向地方甚至经济组织（如公司企业）转移。同时，在市场占有、资源争夺等方面，中国与世界有关国家的经济摩擦会越来越多，近年来的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美贸易摩擦等就是例证。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中的权利配置问题也在以某些曲折的方式不断反映出来。如“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其本质就是只要局部利益，而不顾国家经济安全；部门违规（如金融违规）和集团性经济犯罪已严重干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在重构之中，虽然近年来中央宏观调控手段已趋成熟，但宏调政策效果仍不尽人意。1998年以来，我国针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旨在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扩大内需。一段时期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从今年3月份起，特别是4月份以来，又出现下滑，非国有投资乏力，物价继续走低，商品零售价格连续21个月负增长；银行存款利率经过7次下调后，储蓄存款仍在攀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消费需求没有真正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已呈弱势。国家的应急性投资缺乏实质诱导性，没能对民间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启动作用。宏观调控中以行政控制力弥补经济控制力的某些短期正效应，有可能成为日后经济良性运行的负效应。
2.国际市场风险增大。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具有更大的风险。1997年7月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前期在“泡沫”经济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一种虚假繁荣，导致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过热”。我国也明显受到了波及。如前期国际市场上纺织品需求增长，诱导我国纺织业过分扩张，一度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全行业亏损的严重局面。当前我国许多重要基础产业的经济效益急剧下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于国际市场上资源性产品、重化工产品的供给过剩和价格大幅度波动。加之我国的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国分布结构、外资来源国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如74%的出口和90%的外资来自于APEC成员国。外贸和外资结构集中度越高，受世界市场波动侵害的危险就越大，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一个例证。
3.我国存在着“经济结构性缺陷”，表现在经济政策结构、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技术和内、外贸结构、有形、无形市场结构以及第一、二次分配结构等方面，主要影响有三：其一是经济基础增量效应开始削弱。如，我国近几年的粮食供给能力下降已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基础”；与主要工业与技术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差距，特别是微电子、机床、重大装备等产业的落后，已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其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速，城乡失业率上升，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难度加大，社会紧张情绪加重，经济发展压力和社会稳定成本增大，因而经济安全运行难度也加大。其三是国内传统产业缺乏持续发展能力，新兴产业后劲不足。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控股与技术垄断，特别是一些产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发展能力实际上控制在“洋人”手中。部分国内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变相垄断，如在洗涤用品、饮料、造纸等行业外资企业差不多已占垄断地位；在移动通讯行业，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90%以上。一段时间里，外商直接进入的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从新建企业转向集中购并；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并力图控制中国市场；从资金输出转向品牌输出；从合资转向独资经营，并更加重视技术的控制和垄断。这些对我国本来脆弱的产业安全、技术升级以至国家经济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
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的经济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世的体制准备还不很充分，市场发育还不很成熟，市场经济的微观结构特别是国有企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一些地方或部门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某些“超国民”优惠政策已开始由正效应向负效应逆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同行业民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内外夹击、上下挤压”的不平等竞争地位，成了行政调控的牺牲品和市场经济的垫脚石，国有经济控制力明显减弱。
四、“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决断的真正底蕴和新意还体现在“竞争性领域”。
美国新任财长萨斯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应对“入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要把握三个“平衡”：即变革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满足全球化需求与维持国内传统之间的平衡；企业竞争与社会合作之间的平衡。在我国，更要强调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与国家经济安全性的平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融入经济全球化主流也可能一步到位。这里提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就是要从动态平衡中把握“发展”对于我国的多重涵义，即，社会主义在我国处于发展中，市场经济在我国处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在我国更是处于发展中。这样界定有助于人们清醒地分析现行体制和改革措施的相对过渡性以及现行困难的历史暂时性，从战略意义上理解中央关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策略意义上理解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英明决断。
这里首先明确：国有经济“有所不为”，不是不要竞争而正是为了竞争。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影响下，国有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缺乏三重竞争：一是国有企业之间缺乏市场竞争性，因而在国有经济运行机制中，缺乏市场激励和自我约束力；二是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为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没有活力；三是国有经济与国内非国有经济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态势，因为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战线过长，无所不包，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变成了国有经济单打独斗的独角戏，扼制了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因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国有经济必须有所不为才可能有所为。只有放弃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才可能促成国有企业的市场性垄断竞争，进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力。
这里还有必要辨析一下“经济控制力”与“行政控制力”两个概念。经济控制力以“权利”为杠杆，其操作平台是市场，遵循价值规律，往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结果较容易得到效率：而行政控制力以“权力”为杠杆，其运行系统是科层制，服从纪律约束，往往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追求事实上的平等，结果容易牺牲效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强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以保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实质上讲求的就是“经济控制力”，即通过市场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经济不等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不等于国有企业。但反过来，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要载体，国有经济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国家经济安全首先强调的应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诸要素整体上的安全性及其微观基础的坚实性。整体优于局部，但局部的不安全却不能忽视。不能因为某些局部问题的演化而使国家蒙受过多的利益损失或受到来自国内外过大的经济打击。既然“入世”有利有弊，那么就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既然国内非国有企业起步晚、规模小、档次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与西方跨国公司抗衡，也只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可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革成为适应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
关键是中国企业改革怎么改，国有企业如何“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了明确的阐述。第一，明确了国有经济需要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三种行业，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第二明确了国有经济需要占相对支配地位两类企业，即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第三，对于其他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的任务是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素质，与其他经济成分密切合作，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其中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国有经济除保持必要的数量外，更要有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有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要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准确理解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现在争议的焦点就是国有企业该不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严格讲来，这个命题在市场经济范围内的提出本身并不很严谨。区分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的逻辑起点源于西方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理论假设。实践中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早在30年代英美经济学家就指出，现实中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或曰“垄断竞争”市场。撇开行政控制力而单从经济控制力讲，很少有纯粹垄断，更没有完全竞争。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一方面，垄断中有竞争。譬如军火业、航天业，在国内是垄断行业，但相对于国际市场则是竞争性领域。也就是说，所谓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对内是垄断性的而对外则是竞争性的，对非国有企业是垄断性的而在同类国有企业之间则是竞争性的。另一方面，竞争中有垄断。所谓“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要参与而不能游离于市场竞争，都要服从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优胜的企业则有可能形成市场垄断性企业（而不是行政性垄断企业）：劣势企业则要退出市场，而不只是说退出竞争。因为“退出竞争”与“退出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论什么企业都应该是，也必须是市场的微观主体。反过来，如果不是市场的微观主体，那就不算是企业。从市场类型来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完全竞争或曰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也就不算真正的企业了。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国有经济不等于、而是大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包括企业部分和非企业部分。“有进有退”对两部分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就意味着死亡，国有非企业单位退出市场则意味着转变职能。意味更深的是，某个国有企业的死亡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并不都表示失败。因为国有经济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运行机制，在混和所有制经济中通过参股、控股或买卖股票自由出入市场，某个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进退生死，既可能是因为企业本身经营不善而被迫出局，也可能是市场竞争中追求保值增值的一种常规策略行为。国有经济在追求保值增值过程中，随时可以把国有资本配置到效率较高的企业、行业和领域去，以较小比重的股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起到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从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可见，如果要区分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话，中央关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决断的真正底蕴和新意还体现在竞争性领域。因此，当前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便不能以某个企业的进退生死论成败。因为与以前的调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只是着眼于解决“短缺”和“瓶颈”问题对国有企业进行数量型调整，而是要进一步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新浪潮、着力于国家经济安全对国有资产进行功能性重组。这样未雨绸缪，中国“入世”后，才能处惊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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