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拨乱反正论文,胡耀邦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国内混乱局面，以邓小平等人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艰辛的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拨乱反正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数以千万计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他积极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 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华国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讲话。对这个“两个凡是”理论，邓小平、陈云等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5月24日，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人谈话时，针对“两个凡是”指出，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认识到有必要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这场大讨论是由胡耀邦酝酿、发动和推动的。 一是揭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胡耀邦就尝试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组织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提出在科技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8月17日，胡耀邦将《汇报提纲》第三稿送交邓小平，邓小平对提纲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尽管由于《汇报提纲》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胡耀邦与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并被迫停止了工作，但这次理论交锋，实际上成为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前奏。 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力求从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教学方针①，主张在学习、研究和讨论问题时，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②，有力地促进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解放。7月15日，胡耀邦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他亲自确定每期的主题，组织中央党校相关人员撰写文章，并认真审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与当时党内外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关的文章，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公开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质疑③。这对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和政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2日，时任副教育长的冯文彬在中央党校校党委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党史教学方案。胡耀邦在会上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历史是非。”④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路线是非的标准，为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积极组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谁的理论、谁说过的话，都必须经受实践标准的检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组长的王聚武说：“胡耀邦还提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广大干部在自己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克服有些实际工作者思想薄弱、眼界狭窄，认为真理标准只是理论问题、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使拨乱反正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展开，而且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展开，进而深入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去。”⑤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同时转载了该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这篇文章冲击了“两个凡是”理论，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两个凡是”派的反对。5月17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在《红旗》杂志新老主编交接会上说，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要求对这篇文章提高鉴别力，甚至还点名批评指责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胡耀邦根据讨论的进展情况，又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 三是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⑥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胡耀邦积极领导了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刘导生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就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他谈话，支持他极力排除“左”的影响，扫除阻力，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展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恢复了市委党校，开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组织各区、县、局和高校、工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学习“补课”。据统计，北京市18个区县共举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58万人⑦。从1979年5月开始，全国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解放思想”，都表示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深入到了各个行业、各个单位，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这次“补课”取得积极成效，到1979年秋冬形成大讨论的高潮，1980年继续推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和国家已基本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的结束。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广大干部和群众接受并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划清了是非界限。 二 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就曾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更是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组部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一是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全面开展。 早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就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为平反冤假错案开展思想理论准备工作。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谈话，两人就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⑧。随后，胡耀邦组织和指导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叶扬、陈中等人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两篇文章为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了重要的理论和舆论准备。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立即开展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对中组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他反映问题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他的信件；第三，成立由陈野萍、贾素珍等组成的老干部接待组⑨。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方针，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8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的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如何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一定复查，该平反的一定平反。3月21日至4月24日，中组部又先后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区研究解决落实干部政策的座谈会。胡耀邦提出四条解决问题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⑩。由于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阻力过大、干涉过多，一些平反工作进展异常艰难。胡耀邦又多次组织和指导了一些疑难案例座谈会，对上百个疑难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划分清楚具体的政策界限。为顺利在全国开展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胡耀邦从中央机关、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分赴全国各地，纠正错案、落实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一年之内，召开了十几次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1980年，胡耀邦在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就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他强调：“平反冤假错案，哪一天不解决，哪一天就不能安定团结，党心民心就不服。所以我们要抓紧搞。要坚持正确的原则，说服持错误意见的同志。”(11)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各部门、各地区排除层层干扰，积极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是亲自督查大案要案的平反工作。 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胡耀邦既指导、部署整体工作，又重视个案的解决。他亲自督查的以下几个大案要案，反映了他在拨乱反正中的魄力和大无畏的精神。 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等为首的61个中共干部，1931年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于1936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按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1967年3月，这61人被康生等人诬陷为叛变，将他们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当时，61人中仍然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牵连。1978年6月初，胡耀邦征得叶剑英、邓小平的同意，着手平反这一冤案。7月，胡耀邦安排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人，全身心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贾素萍等人连续奔波数月，与61个人中的所有幸存者联系，调查访问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认真查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每当他们调研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取详细的汇报，批阅调查报告，批上“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等等。1978年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六十一人案”的全部内查外调工作(12)。胡耀邦与调查组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平反“六十一人案”，是胡耀邦亲自经手的第一件平反冤假错案大案，对党的拨乱反正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55万“右派分子”落实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影响，有一大批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他们或被关进监牢，或被送去劳教，或被经常批斗，或被开除公职。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五批陆续给所谓的“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排除干扰，在思想、认识、行动上达到统一，胡耀邦先后指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于1978年召开两次联合会议，研究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问题。胡耀邦委托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在山东烟台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并嘱咐杨士杰，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联合会议结束后，以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经研究决定，中共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各地。随后，胡耀邦又组织起草了关于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问题的报告给中央。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五部门于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13)。在中央的明文规定下，全国各地逐步给“右派分子”恢复工作、职务和名誉。至当年11月，各地完成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 为“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昭雪。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陷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22000多起，有28000多人被判刑，制造了“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即将结束时，胡耀邦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1978年12月，刘少奇的子女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释放王光美。1979年1月1月下旬，王光美拜访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胡耀邦表态说，刘少奇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的，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1980年1月，邓小平正式宣布“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胡耀邦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少奇同志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14)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公开表态，有力地支持了给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在胡耀邦的组织安排下，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进展顺利。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 在胡耀邦的主持和推动下，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了大的冤假错案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使数以千万计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受到公正待遇。 三 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在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积极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早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理论动态》时，胡耀邦就强调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理论动态》先后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经济建设不是阶级斗争吗？》、《现代科学技术概况》、《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等文章，从多方面阐述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好转，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同时，更积极地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是积极筹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讨论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胡耀邦承担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积极联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工作，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胡耀邦参与了这篇报告的研究和起草工作。胡耀邦还组织起草了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胡耀邦积极筹备、参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党的工作重点自此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二是坚持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6月上旬，中纪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会议把整顿党风与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到了并列的高度，并作为当前全党工作的两个中心。6月14日清晨，胡耀邦约新华社的戴煌、赵永西等人谈关于修改中纪委会议新闻稿的事。他强调：“我们的工作只能有一个中心。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是同心同德，一切为了奔向四个现代化。”(16)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党和国家今后的中心任务，“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17)。胡耀邦建议新闻稿把会议上强调的两个中心改成一个中心，改成整顿党风是为了使全党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齐心协力。后来，考虑到新闻稿不能随意增删会议内容，这次会议的新闻没有发出，但新华社的同志到中纪委向王鹤寿转达了胡耀邦这次谈话的意见。这件事，体现了胡耀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思路。 1982年9月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次会议对中国新时期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胡耀邦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正式宣布：“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18)拨乱反正工作取得胜利后，“我们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19)。 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实行相应改革。胡耀邦反复强调要进行改革，他指出：“我们要革命，就得改革。不但经济体制、财政体制要改革，干部体制也要改革。”(20)为此，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在29日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发表讲话时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总结历史经验。”“今后，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如何来提高国民经济的实力，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21)。胡耀邦的讲话，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22) 在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胡耀邦还主持制定了其他方面的方针政策。为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主持制定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抓紧各项政策的落实执行，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胡耀邦参与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胡耀邦还鼓励和支持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推动沿海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我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冤假错案的平反，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完成。胡耀邦积极参与、指导的拨乱反正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3)。胡耀邦以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和宏大气魄，成功地开展的拨乱反正工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校年鉴编委会：《中共中央党校年鉴(1984创刊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②中共中央党校年鉴编委会：《中共中央党校年鉴(1984创刊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③柴红霞、石碧波、高庆：《胡耀邦谋略》，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④金春明：《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⑤王聚武：《实践检验真理，实践发展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⑦刘导生：《我所经历的北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3期。 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1)柴红霞、石碧波、高庆：《胡耀邦谋略》，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2)柴红霞、石碧波、高庆：《胡耀邦谋略》，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13)《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8)55号文件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14)满妹：《父亲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冤案》，《传记文学》2006年第2期。 (15)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16)戴煌：《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9页。 (17)戴煌：《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0页。 (1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 (1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 (20)戴煌：《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0页。 (21)杨中美：《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2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23)《赵紫阳总书记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7期。标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胡耀邦论文; 真理标准大讨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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