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关论文,广州论文,大本营论文,二三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源于1918年的关余问题，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订新约”和争取关税自主运动，其间与孙中山有关且重要者，为1918年、1920年和1923年的三次争拨关余斗争，即关余危机。史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举凡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外交史、海关史和孙中山传记等，均对此有所涉及。①其中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一文关系本文主题，②在阐述关余危机与孙中山外交政策转变的问题上，留给后学研究余地。
事实上，孙中山在1923年不但与苏俄交好，而且积极与西方国家联络。但是多年渴求西方支持的孙中山，却在1923年下半年主动发起了一场针对英美列强的关余事件。孙中山断然揭橥“以俄为师”的大旗，是孙中山早有联俄定见，还是试图通过联俄来牵制西方以达其所愿？就历史观察者的后见之明而言，1923年不啻为广州大本营外交史上新陈代谢的关键时期，那么，有关关余危机的外交交涉，在这一新陈代谢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关余危机与孙中山的谋略
所谓关余，乃“关税余款”或“关税盈余”之简称，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一特殊名词。按照孔祥熙的说法，关余有两层含义，其间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最初指偿付了1900年前所有外债之后的余额，用于支付庚子赔款。但是，当时海关税收除偿付所担保之外债外，余数不多，关余之称有名无实。后来随着银价上涨，各项金债之银币成本大大降低，再加上贸易日益发达，税款水涨船高，到1917年，海关税款除了偿还外债及赔款外，还有剩余。“关税情形既如此变化，民国三年间所谓关余之解释，自成陈迹，实亦与事实不符。于是遂有第二种解释之发生。自是关余字样，乃指海关税收净数。除按照原来条约及合同之规定，于偿付担保之外债及赔款后所余税款而言。”关余始名实相副。从这一年起，由列强驻华公使组成的公使团授权总税务司向北京政府支付关余。
1918年，经公使团同意，南北达成协议，决定关余按13.7%的比例拨付广东军政府。此后，北京公使团均按此比例如数拨付广东军政府关余。1920年3月孙中山迫于南方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离粤赴沪，北京公使团随即以“避免助长内争”为由，停拨关余，交由总税务司代为存储，“不同意将原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③后来甚至把这部分关余拨充内债基金。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后，要求继续按原定比例拨付关余，被北京公使团拒绝。
此后，孙中山又因陈炯明事件被迫于1922年8月再次离粤赴沪，直到1923年2月才复返广州。当时孙中山一无大军，二无率兵之资，而关余是一笔收入稳定、数额较大的资财，若能收回，情况将大不相同。“大本营方面，以将来粤事解决后尚须北伐，策源之地，不可无巨款为之接济，于是乃有收回粤省关税之计划（粤海关每年税收约三四百万）。”④
1923年9月5日，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分拨关余，拉开了关余斗争的序幕。⑤北京公使团对此无甚反应。10月23日，伍朝枢再次照会公使团，否认北京有挪用关余的权力，主张关余分配应由各方核定。⑥公使团仍无切实答复。实际上，从9月到12月几近3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公使团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切实答复，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政府随时会垮台，此事终会不了了之。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所说：“我曾经一度寄希望于孙博士政府的垮台，因为随着陈炯明将军优势的不断提升，孙中山的政府在今年夏天已经岌岌可危，这将非常有效地阻止任何旨在截取关余企图的实现。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不需要随之而采取果断的措施。”⑦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也认为，“当前，陈炯明好像已经胜券在握，因此，孙中山也将面临着无所事事的生活”。⑧因此，直到孙中山击溃陈炯明，攻占石龙，站稳脚跟，列强才开始认真考虑此次关余事件。⑨12月1日，北京公使团以领袖公使欧登科的名义致电杰弥逊，请其代为答复关余问题，态度至为强硬。在电文中，公使团对“孙文已有暂行管理广州海关骇人听闻之主张”提出严厉警告：“（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本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事情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⑩
12月5日，孙中山命令大本营外交部答复公使团，申明截用关余系中国内政问题，并允诺再延两星期。⑤12月6日，列强派出军舰至广州进行武力恫吓。“广州外国炮舰今日派水兵携机关枪登陆占领海关，沙面外现共泊外国炮舰七艘，计为英舰马格诺里亚号，英海军大将莱佛森爵士驻舰中。此外尚有英舰三艘，日舰两艘，法舰一艘，法海军大将佛罗沙氏驻舰中。”(11)态度之强硬可见一斑。面对列强的武力威慑，12月12日孙中山与东方通讯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列强若以武力阻止广东政府取得关余，他将以武力还击，“使列强以武力反对此要求，余亦惟有以武力对抗之。盖为曹、吴军所破，为余之耻辱。若依正当之理由，以列强为对手而为其所破，余意决不为耻。余故始终实行之，以期贯彻目的而后已”。(12)
随着两周日期的临近，列强深恐孙中山武力收关，继续增兵广州。据《申报》12月17日报道，孙中山拟派“永丰舰”赴江门收管此处海关，为沙门领团知道后，即派“摩轩舰”赴江监视“永丰舰”。孙中山试探性的进攻遭到失败。(13)12月19日是广州大本营照会公使团接收关余的截止之日，此时的列强更是调兵遣舰，以防万一。“现除沙面驻有美舰六艘，英舰五艘，法舰二艘， 日舰二艘，葡伊各一艘外，英政府并因该处税务司之请求，特拨陆军一队，实行保护税关，昨已运抵广州。”(14)列强显然高估了广州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沙面各西人家眷多迁香港澳门，惟十九日关余案到期，孙对海关尚无举动。又广州电，孙文曾于昨日（二十日）致函于广州海关当道，要求将收入交孙。对外人方面，接广东二十一日电，孙文现已决计抛弃其武力侵占海关之计划”。(15)孙中山在列强的强力威慑之下，并没有鲁莽行事。
除了武力威慑以外，列强也循着南方此前争拨13.7%关余的先例说事。12月12日，北京公使团领袖欧登科再次致电杰弥逊，声明列强对于关余一无议决之权，二无分配之权。“尚有言者，外交团与中国政府于1912年1月30日缔造之协定，委派外交团为海关收入之托付人，以便保障上述之债务……广州护法政府于1919年及1920年交出关余若干份之办法，已由广东政府与北京政府商议妥协。彼时外交团对于此节，既未提倡于前又未参预于后，故现时对于此案，不能再有表示。”(17)言外之意，公使团作为关余的守护人，虽没有分配之权，却有保存其完整之责任，不容许广州方面强行收拨。且按照先例，广东政府若想取得关余，必须向北京政府寻求解决办法。“关余为中国之所有，外交团不过系其保管人，孙文如欲分润，当与北京政府协议，外交团无直接承诺孙文要求之理。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举，则外交团只有采相当强迫手段，以为办理。”(18)很显然，在公使团眼中，北京政府是中国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公使团在巧妙地将“球”踢给北京政府的同时，将孙中山的行为认定为破坏海关管理权。
公使团软硬兼施的一系列举措，将孙中山截留关余的可能性概行封杀。但孙中山并没有顺从其意与北京政府交涉，反而一直抓着公使团缠斗。按理说，孙中山既然在争拨关余时已有前例可循，为什么还“南辕北辙”？直观分析，很可能会认为，作为当时中国的两个对立政府，自居正统的广东方面决不会向被其视为傀儡的北京政府乞求，而北京政府当然也不会同意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分拨关余给南方，供其“造反”。何况，公使团俨然当时的“太上政府”，孙中山自然应以公使团为交涉对象。
但放大历史的细部，深层原因可能并不在此。从关余斗争的过程可以看出，列强的态度不管如何变化，均基于政治考量，即中国内部政治的演进态势、南北政权的合法性、条约体系的完整性，等等，粤海关关余款项本身当然重要，但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体会到这场斗争的要义所在，广州大本营随之转移斗争策略。正如危机中大本营财政部长邹鲁在拜访日本驻粤总领事天羽英二时曾透露的：“发动关余事件主要是为了刺探各国态度，无论是冻结海关或是攻占海关计划均未形成定案。”(19)从后文的详细论述可知，孙中山进行的以西方为对象的关余斗争，包含着对西方的强烈政治诉求，并非仅仅出于表象显现出来的财政目的。
事实上，孙中山发表的一系列关余言论，总是倾向于将截留关余的行动同推翻北京政府联系在一起。他反复用“正义”、“公理”等言辞向列强言说，说服西方能站在“政治上正确”的立场，在北京与广州之间做出选择。《字林西报》记者曾经就截留关余问题提问，孙中山回答说：“列强若撤销所予北京政府之助力，自不难挽回此举也。”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府藉海关之机关，列强之保护，而得向一省取款，即用以与该省作战，不公孰甚，此实万不能忍者”，(20)“必实行政府主权，阻止粤关税解北长乱，为拥护公理而战，亦所不辞。”(21)字里行间，透露出孙中山的深意，即通过关余危机来唤起西方列强的注意和承认，并赢得它们对推翻北京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这虽是聪明的谋略，但完全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公使团既不愿放弃广东海关，也不愿放弃北京政府。事情陷入僵局。
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诉诸群众。“惟国民为政府后盾，则此时甚希望再召集国民大会，并派发英文传单，以义理劝告外人，外人知义理之所在，或得觉悟。”(22)1923年12月16日，“在丰宁路西瓜园前，开公民大会。是日十二时开会，赴会者约万人。各团体代表，有工会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女界联合会、工团总会、九大善堂、善团总所、高师学生会、机器工会、海员俱乐部、国民党各支部及各行工会，凡二十余社团。随由各行代表相继演说，均以外舰示威，干涉政府提取关余为无理，吾人当一致作政府后盾云云。”不过，不管是发表武力抗拒宣言，还是运动群众为收回关余造势，孙中山都底气不足。12月23日孙中山不得不指出：“刻下东西两江战事正急，似难以武力对待外人，目前只有采取消极的抵制办法。”(23)同日伍朝枢发表声明，态度猛然一转：“政府对关余交涉，决用文明手段，不愿以武力解决。”(24)24日，大本营就关余问题再次发表宣言，详述交涉始末，重申收回广东关余的理由，(25)不过，事后并无特别举动，等于是做了一次总结而静待其变。
实际上，此时孙中山已无计可施。列强方面的武力恫吓虽然迫使孙中山采取柔软姿态，但孙中山没有直接声明放弃收回关余，双方尝试通过外交斡旋各找台阶。1924年1月6日，美国公使舒尔曼“顺道来粤”，与孙中山商谈解决关余危机的办法，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1月2日抵达广州后，舒尔曼先与领事团英国领事杰弥逊、美国领事詹金斯、日本领事天羽英二以及美英海军将领等商议办法。6日，舒尔曼在伍朝枢的陪同下拜谒孙中山，调停关余问题。双方议定“将广东应得关余，拨作治河经费”。(26)孙中山对此原则上表示接受。但此事却一波三折。舒尔曼北上后虽取得了公使团的许可，却遭到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反对。不久，安格联同意，却又被北京政府否决。1924年2月19日，北京政府就此次关余危机做出决定，报道称，“粤政府争分广州关余一案，曾引起外交上重大纷扰。后经美国公使舒尔曼调停，非公式提议拨广东海关关余一部分为西江浚河经费。经顾维钧提出阁议讨论，议定先交外交、财政及税务处三机关会同核议，再行提交阁议。现闻此案业经外财税处三机关会同审议结果，予以否决”。而孙中山方面，“据东郊民巷消息，某使馆现接广州领事来电报告，谓孙中山氏对于截留粤海关税之举动，已完全打消，来粤之意大利战舰，拟于日内决定开赴香港”。(27)至此，孙中山发动的这场关余斗争暂告一段落。
二、孙中山的“敏捷外交”
关余危机中，孙中山对西方的举措和谋略，曾有“敏捷外交”之誉。所谓“敏捷外交”是指孙中山在关余危机期间，在采取相对强硬姿态对付列强的同时，“仍不忘透过舆论，或经由个人等不同的途径，据理力争，以期减少列强的压力，外交手腕之灵活，在当时即被誉为‘敏捷外交’”。(28)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有欠允当。“敏捷外交”并不敏捷，反而将孙中山单方面谋求西方外交支持而不得的进退失据困境体现无遗。更确切地说，孙的外交是不明时势的唐吉诃德式的天真。
首先是日本。早在关余危机未正式爆发前，孙中山就想引日本为奥援。孙中山曾经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前向北京公使团和总税务提出分享关余的请求，为此特于1923年7月20日派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告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希望日本对此有所承诺。(29)但天羽并无明确表示。
11月16日，孙中山得知他的好友犬养毅成为日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欣喜若狂地立即致函犬养毅。适值日人山田纯三郎返国，此信便委托山田转交犬养。山田说：“发生东京大地震的一九二三年底，我向孙先生说想回东京一趟，而孙先生则要我稍微等一下。于是他花了两天两夜的功夫给犬养毅写了一封信交给我。”(30)在信中，孙中山批评日本以往唯欧美列强马首是瞻的政策，希望日本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取消，另树一帜，站在世界受压迫者的行列，内助孙中山以成中国革命，外逐列强以保东亚和平。同时要求日本承认苏俄，不要与列强一致。(31)对于此信，孙中山可谓用功颇多。据山田纯三郎回忆：“这是关于中日联盟的文章，这份由孙夫人宋庆龄整理，再经孙先生亲自修正、推敲的草稿，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看过这封信的中国人，只有胡汉民和廖仲恺。”孙中山对犬养毅寄予厚望，但事实上犬养并未公开这封信，“可能是认为它同时牵涉到苏联的问题，如果发表它，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影响所致”。(32)孙中山的心血付诸东流。
随着关余危机的日益发展，英国欲通过对广东实行经济封锁来向其施压。此举颇让孙中山头痛，因为一旦遭到英国的经济封锁，广东的进出口贸易将遭受重大打击，进而使大本营的财政更加难以为继。为了打破封锁，孙中山寄望于日本，因为“只要日本船舶能自由出入，英国的经济封锁就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打击”。11月20日，孙中山通过井上谦吉表达了这一想法，天羽对此不但不为所动，还认为：“日本和列强均应反对此种暴行。”(33)24日，大本营财政部长邹鲁奉孙中山之命拜访天羽，并就应对英国经济封锁之事再叙前意，天羽依然无甚表示。(34)
11月29日，列强在荷兰公使馆召开公使团会议，就此次事件，驻粤领事团与各国军舰达成共同采取必要手段的共识。1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专门向外务大臣伊集院建议：“帝国政府应请求与各国协同合作，在与美国协商的基础上，帝国驻粤舰队与领事团协作，且要与其他各国舰队保持一致态度，与他们共同行动。”(35)
不过，考虑到日本的利益及其与广州大本营的既往关系，12月6日，天羽曾建议伊集院：“如果公使团大部分都不倾向于拒绝向广州政府交付关余的话，则由我们日本主动承诺交付关余。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诱导公使团作出这样的决定，此乃贤策。”(36)同日，伊集院致电天羽英二，坚持：“广东政府的海关管理计划是极其不合法的，此必不待言。正如芳泽公使来电所言，我们日本与诸列强必须表明坚决反对的立场，这样广东政府就不敢再妄自独行了。我国一贯坚持采用和平手段来阻止孙中山的武力夺关，但是万一广东政府无视外国列强的意志，采取了违法措施，为阻止此事发生，我们应该与外国列强步调一致，要与军舰方面取得联系，采取适当的措施扫除障碍。但我们应尽量避免流露出主导的态度。”(37)在列强派至广州进行武力威慑的军舰中，各国军舰共计七艘，其中就有两艘日本军舰。(38)
12月17日，天羽与英美领事共同制定了海军陆战队登陆广州的作战计划：为了保护海关，必要时可派陆战队员登陆，其中英国50人、法国25人、日本20人、葡国15人、意大利12人。(39)12月21日，伊集院致电英国驻日公使：“帝国政府将尽全力与各国保持一致。”(40)
12月22日，孙中山训令广州总税务司：（一）关款除应付赔款及利息外，余款解交广州政府。（二）1920年3月以后的关余均应照交。（三）限十日内答复，如不遵令，即另委关员。(41)同日，广州大本营政府又发表了一个内容大致相当的英文外交声明。(42)24日，大本营发表关余问题宣言，详述始末，重申理由，之后静观待变。(43)由于形势稍缓，因此英国驻粤总领事提出各国军舰是否尚有留置之必要，天羽对此极力反对，称尚未得孙中山放弃管理关税企图之保证，且在声明中有自行任命官员之意向。作为领事团，依惯例无权令军舰撤退。主张军舰仍须留在广州，继续向孙中山的大本营施加压力。(44)其他总领事对此表示赞同。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日本在如何对待孙中山发动的关余斗争问题上似乎并非铁板一块。天羽一方面承认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却不想放弃同南方孙中山政府的联系。不管他是何居心，他的建议可谓正中孙中山下怀，但是遭到了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的反对。很明显，考虑到列强在华利益一致的原则，日本不能也不会在此等涉及众多国家利益的外交事件中力排众议，独自承认广东政府截留关余的合法性。天羽此后也立即放弃自己的设想，积极投入到武力慑服孙中山的行动中。实践证明，日本不仅没有帮助孙中山，反而落井下石，使他“联日”的希望化为泡影。
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对英国的所谓“敏捷外交”，主要以与广东毗邻的香港为突破口。孙中山早在1923年2月重返广东之时，就把发展与香港、澳门的关系作为广东外交的重中之重。他认为：“广东外交中占最重要之部分者为香港、澳门之外国官宪事。不待言， 自驱陈炯明告成以来，香港、澳门政厅之对民党态度已改，甚为可幸。吾人不可不与广东门户之香港及澳门政厅［增强］了解及共助，而谋广东之开发。”(45)所以当关余危机爆发之后，孙中山围绕香港展开了“敏捷外交”。孙中山派陈友仁两次赴香港拜谒港督司徒拔，以谋港英之支持。
1923年12月8日，陈友仁到香港拜访司徒拔，并提交一封孙中山的宣言书，信中重申了广州大本营收回关余的立场。(46)港督司徒拔以为：“收用关余，乃中国南方政府之正当理由，惟必先认定关税几份之几为抵还外债，其余即可拨归粤东”，对此立场，广州大本营当然甚为满意。港督的“友好”使孙中山觉得有隙可乘，12月19日陈友仁再次奉命到港。陈友仁希望司徒拔为港粤两地的贸易计，劝英国政府以和平手段化解关余危机。香港总督司徒拔为了香港的自身商业利益，确实积极为和平化解此次关余危机而奔走。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盖我外交当局交涉无结果时，尝宣言如关余不能收回，则将以正当而强硬之手段将粤海关收回。领事团方面，则有谓如我政府收回海关，即将以兵舰封锁我海港，断我粤与外洋之交通。此议一生，港督即不以为然。盖如实行封锁，香港商务，即首受其害也。港督即以此意电致驻京英使及英伦，是以英国近日态度之改变，港督与有力焉。”(47)
文中所提到的英国近日态度的改变，根据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所说，大体为两件事，一是截至12月底，近半数的英国舰队离开广东开赴香港；二是英国驻粤总领事杰弥逊请长假归国。因为杰弥逊和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是主张对孙中山强硬的人物，舒尔曼据此认为，这两件事同“香港政府所遭受的压力，给人一种英国政府的力量正在削弱的印象”。在他看来，香港政府对大本营的“暧昧”以及英国政府这两项决定，意味着英国在对粤政策上，正在与其他国家的“强硬”立场不一致。这引起了舒尔曼的严重不满，他向美国国务卿上书，认为“香港的一己私图不能影响我们在整个关余问题上政策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要求美国国务院出面向英国驻美公使施压，以维持“华会之后各国对华政策一致的局面和原则”。(48)美国国务卿休斯立即召见英国驻美临时代办，对在广东政策上英国与香港的不一致提出质疑，并真诚希望英国继续保持其与诸国在广东问题上政策的完整性和合作一致性。(49)
实际上，英国朝野对于大本营抱以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新当选的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麦克唐纳就是其中之一。在麦克唐纳给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的信中，他就主张对广州大本营妥协：“大量的事实证明，由北京政府控制的海关税收已经引起南方的不满和愤懑。从某种公平的角度讲，北京政府控制的日益增长的海关收入不仅用于清偿赔款及外债，而且镇压南方政府，这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化，进而助长南方的这种愤懑情绪。各国在对待南方态度上应该有个转变，不管这在当前看起来是多么困难。在现时来看，中央政府信誉的重建，至少在我看来，不过仅仅是出于一种令人怀疑的政治私利。从长远来看，北京政府的这种行为对于列国的在华声誉有百害而无一利。”(50)孙中山在麦克唐纳出任英国首相前，曾向他致电，表示：诸国兵发广州白鹅潭，是从英国人的请求而为，要求英国主动放弃炮舰政策，代之以能得华人欢心之政策。(51)这封电报可能对麦克唐纳产生了某些影响，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封电报与其致麻克类的信有直接的联系。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从寇松到麦克唐纳，“一直希望公使团在关余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拟出一个令各派满意的摊分关余的方案，以求问题得到根本解决”。(52)但是，英国方面也并非铁板一块，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和总税务司安格联就主张对广东持强硬态度。
1923年11月20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呈文驻华公使麻克类，就孙中山的举动向麻克类提出警告。“孙中山说，如果他的行动在我们深思熟虑后仍然导致战争，那么，被英国打败，他虽败犹荣。因为那样的话，英国就必须承担起扼杀中国民主，以及他同正在寻找同盟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印度的鼓吹者的结盟来推翻英国在东方势力的责任。”22日，伍朝枢直接致函麻克类，申明孙中山收回关余的公平性，但口气较为温和。试图通过麻克类改变英国对广州大本营截留关余的态度，麻克类就此问题也与伍朝枢私函频频，试图劝阻他放弃预期的行动。12月3日，麻克类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拟就一封回函，通过杰弥逊转交给伍朝枢。
在信中，麻克类希望通过“详细地强调北京外交团在处理此次关余事件时所作的全方位的考虑和重视程度，以及他在复函中所表现出来的友好口气来阻止孙中山的那些不谦恭的追随者们采取极端措施”。(53)对于关余的分配，麻克类表示，“外交团从来没有在不顾北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声称对关余有分配之权，而且由外交团告知北京政府应该分拨一部分关余给广东或其他省份的做法将超出1912年规定的外交团的职责范围。海关从来都是被看作中国政府或国家的税收收入，中央政府是否应该按比例向有海关收入的省份重新摊分关余，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理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表面看是“中立”，实际上还是把球踢给了北京政府。
对于广州大本营所说的“公平性”原则，麻克类也予以否定。麻克类认为：“公平性原则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立，那就是所有的税收盈余都归外国支配，同时在相关的省份对海关管理权以及这些收入不做任何干涉之举的情况下，外国必然会对这些收入做出公平合理的分配。而广东地方政府此时已经将盐余收入私入囊中，因此也就根本没有资格再要求公平地分享关余。”最后，麻克类对南方大本营政府提出警告：“不管你们反抗中央政府是对还是错，出于自卫也是出于保护各国的利益，我必须向你郑重地强调，我们不会承认任何对海关管理权的干涉行为。我们无意于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如果孙博士真的铤而走险的话，那么后果自负，因为他的任何行动都将有可能刺激各国采取护关行动以保证海关的正常工作。”(54)
广州大本营寻求英国驻华公使同情和支持的行动遭到失败。当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因此，在此次关余危机中，总税务司安格联也是大本营拉拢交涉的对象。广州大本营曾于12月20日致函安格联，要求补还自1920年以来所有关余款项：“本政府管辖地域内，本年各海关一切税收，除对于关税作抵之外债及赔款，应按比例摊扣清还外，所余之款，须妥为保管，候本政府命令支付。嗣后亦须按照以上办法，每月结算一次，以重税收。至于自民国九年三月以后所有积存本政府应得之关余，着由海关税收项下如数补还，由部转行总税务司遵照。”(55)但是在12月31日，安格联却训令广州税务司：“自接到本训令以后，所有一切对外态度，宜力持严重。除北方政府，正式命令有服从义务外，其它任何方面请求或干涉之公事，一概不得承受。”(56)对南方大本营着实打击了一番。
其实，安格联早就对孙中山欲截留关余的行动痛恨至极：“孙文因知不易强占海关，故声明欲与海关华员家属为难，以为抵制。昨接该关税司报告：近有海关华员戴天泽之子，在街上为孙文党人用手枪由背后击毙等语。现已电令九龙关税司驰赴广州调查。近日情形因恐粤关所发电报为孙截留，俟得来电，当令粤关税司劝令中国关员先将家眷搬往香港暂避，俾可安心办公。告以孙文举动实属可恨，想因其近日强拉人夫，劳动界均甚切齿，必不为其鼓动，至关员家属自宜保护，个人宜应设法安置稳妥地方居住为要。”(57)其反对孙中山截留关余的立场，怎会轻易改变。
可见，列强之中，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虽然较为复杂，但是在维护整个海关管理权完整的原则上，却与其他列强别无二致，再加上麻克类和安格联的极端反对，对孙中山的强硬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实行，英国外交部的妥协方案胎死腹中。同时，随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受到新兴的美日等国的排挤而衰弱，英国没必要、也没有能力单独行动。迫于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英国最终还是同其他列强一样，站到了反对孙中山的立场上。
对于美国，孙中山素来情有独钟，尽管孙中山的第一次争拨关余，因为美国的反对而失败，(58)正如陈友仁所说： “这就是孙博士的计划，即：要求美国介入，并派一位强人到中国去，例如休斯先生这样的人。”(59)但事实上，此一时期的美国历届政府，从威尔逊到哈定，再到柯立芝，他们对孙中山和其广州大本营都是置若罔闻。舒尔曼甚至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再统一的一个显著障碍”。(60)而孙中山认为，华盛顿会议名义上是维护中国统一，实际上却是助长了战乱，“他们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61)但是孙中山一直相信，通过美国出面，再次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有利于中国的统一。1924年1月13日，孙中山在与《芝加哥报》远东记者胡特谈话时表示：“为今之计，只可利用列强之势力，惟列强必坚抱为助中国之好意。”接着提出了对美国的厚望：“余以为今美国当首先提倡此和平计划，以美之商与列强，可使他国同调。况华人素信任美，如美国宣告将在上海或其它中立区，召集一和平会议，全国必响应之，各国必加入。”孙中山为了避免美国出面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认为这个会议可以由中国首先提倡，然后请美国和其他列强参与，“则天下皆不可以非之……武人谁敢不加入”。(62)对美国信任之至，可见一斑。可是，美国在关余危机中的表现，对孙中山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
关余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除了实施战争外，可采取任何措施防止中国海关的分裂。(63)美国国务卿休斯则向总统柯立芝建议派美国海军联合舰队到中国，以阻止广东的威胁举动，得到柯立芝的同意。(64)事实上，美国向广东派驻军舰的数量为列强之最。(65)10月24日，美国公使舒尔曼与顾维钧会晤时表示：“美政府仍持往昔看法，以为使团对于关余之关系，仅如信托人代表中国已经列国承认之政府，暂行经理而已。否则条约上之根据，将完全消失。”(66)显然，美国是从整个条约体系和海关制度的完整性不容破坏的角度，来反对孙中山的行动的。战后美国在远东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办法就是维持均势，保障其条约权益。孙中山的行动极有可能导致他省的仿效，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危及美国在战后构建的远东国际关系，所以这就决定了美国与列强在关余问题上的“颇能一致性”。
在关余危机后期，南方乃至全国的舆论浪潮一致对向美国，甚至有抵制美货的倾向，希望能促使其转变。12月15日的《新民国报》声称：“日来广州市民闻此消息，异常激昂，群拟在十六日公民大会提议应付方法，大抵二十年前之抵制美货运动，又将见于今日。”(67)17日，广州海陆工人积极酝酿罢工，“惟有一致拒绝与其工作”，(68)“以制其交通上之死命”。(69)18日，湖南旅粤学会也指责美国的干涉行为：“嗾令该国泊菲舰队六艘驶入广州，藉示威胁，助桀为虐，实深发指。”(70)美国利益遭遇激烈的抵制，此乃舒尔曼出面调停之原因，《顺天时报》论称： “及遭南方舆论之猛烈攻击。并见南方各处排美热日盛。遂百方辨明其无藉武力解决劳动者之反抗也。”(71)由美国出面调停，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因此而脱离众列强而单独行动，从舒尔曼调停的结果看，拨关余一部分为治河经费也是列强商议一致的结果。(72)1924年1月9日舒尔曼再次表示：“华盛顿态度未尝丝毫改变，仍将与列国共求维持关政之统一。”(73)可以说，舒尔曼行使的依然是列强“发言人”的角色。
1923年12月17日，孙中山为粤海关事件致书美国国民，痛斥美国的武装干涉政策，怀疑美国已经从一解放者而蜕化成压迫者。(74)关于此信，据美国驻粤总领事詹金斯声称，孙中山的致书对舒尔曼的调停行动产生了作用。“广州报纸指控美使舒尔曼赞同曹锟之贿选；孙先生致电美国国民，对美舰威胁广州，提出控诉。凡此情势，皆为舒尔曼访粤之主因。”但这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广州大本营的根本态度，舒尔曼指出：“目前美国亦无承认军政府之计划。”(75)另有资料显示，孙中山曾经派马素为代表远赴美国，为关余一事向美国总统询问。结果除了美国参议院史克逊和米克柯波表示同情以外，总统并无任何表示。(76)虽然关余事件最后经舒尔曼的调停，北京答应拨付一部分关余作为治河费用，但迟至1924年6月19日才拨付。这样的结果也仅仅是为了保全列强、北京政府与广州三方颜面的折衷之计，没有达到孙中山的主要目的。
1924年1月6日，舒尔曼顺道赴粤，孙中山在与其会谈时，认为应该由美国出面择地召集会议，协助中国解决时局问题。(77)但是舒尔曼对此避而不谈，而是专注于海关问题：“美政府对于此举，是否表示提倡，与本使毫无关系，惟对于海关问题，本使当尽力讨论，因美国对此节极为注意。”(78)实际上，就此次关余问题而言，“美使之意，以为南政府未为外交团承认，不便与粤政府开谈判”。(79)在涉及外交承认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是慎之又慎。
此一时期，不仅孙中山及其广州大本营，而且整个民众，对美国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由期望到失望的过程。张季鸾批评说，近世以来国人最大的病症之一，就是过度亲美症。关余危机中孙中山对于美国的倚重不可谓不大，但是，“当时美国的执政者，只认定谁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谁为国际间所承认，谁就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美国就要为他尽‘支持’的义务。至于这个政府是否建立在稳固的民意基础上，其施政是否能保障人民的福祉，其制度是否与民主制度兼容，美国的执政者似乎不愿多闻。此一观念，似乎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不成文规律”。(80)当时中国的舆论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素来很博得华人的同情，但仔细计算，同情之下，实在空无所有”。(81)关余危机中，孙中山对美国的“敏捷外交”及其失败，就是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孙中山想通过关余斗争来获得列强的外交支持，而列强却时刻注意与他和他的广州大本营保持距离，列强所有的做法都是围绕一个目的：不要给孙中山任何一个可资解读为“承认”的借口或信号。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里所说，“孙中山已经宣布，他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列强鼓励这样的想法，允许孙中山保留关税或获得一部分关余份额，不管这些钱在地方上被用在何处，此举就等于承认他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政府”。(82)孙中山曾经请途经香港的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居中调停，并提议召开有广东领事团和北京、广东两政府代表参加的会议。可是列强认为召开这种会议，“有事实上承认广东政府之虞”，(83)况且各国公使，“以葡国在广东有澳门之关系，与各国情形，又有不同，故雅不欲由符使出任调停之责”，(84)因而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北京公使团与孙中山所有交涉的公文，也都是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代为转达。(85)舒尔曼的调停，也是借口“顺道而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把广州大本营作为外交实体，变相地予以支持或导致带有承认之嫌疑。由此可见，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府在关余危机中可谓四处碰壁，尴尬和“单相思”一再发生，何得“敏捷”之誉？环顾四周，唯有苏俄仍翘首以待。
三、苏俄因素与广州大本营外交的转向
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对美、日、英曲意图全，并没有使苏俄抛弃孙中山另作他图，反而在危机后期成功地将孙中山纳入自己的阵营。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放弃支持陈炯明、吴佩孚之后，孙中山和广东大本营的地位得以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面对关余危机后的内外交困，不得不转而做现实的考虑。但是，不管谁被苏俄选择来实施中国的民主革命，都会被纳入其世界革命的政治战略之中。
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干涉，选择了通过发起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来予以应对的战略。1919年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所谓世界革命，按照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指示，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各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一种战略。但是，所谓的“世界革命”，已经打上了“以苏俄为中心”的烙印。同时对于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列宁更把希望寄托于后者，“如果反对资本的欧美工人不和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在斗争中充分地最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影”。(86)况且，“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87)为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得以通过，这成为指导中国等亚洲国家，甚至整个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如何在中国制造革命？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苏俄将交往对象初步寄托在孙中山、吴佩孚和陈炯明身上。
苏俄较早与孙中山进行接触的是波达波夫，时间大约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从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早期孙中山对苏俄的基本态度是不支持、不相信，甚至把同苏俄交往看成是一种别扭甚至忌讳。孙中山认为，如果他同莫斯科的交往暴露，就会给他在外国租界逗留和在中国进行的工作造成麻烦。(88)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经由陈独秀建议，拜访了同在上海的孙中山。根据吴廷康的忆述，此行的目的：“认识了孙中山我就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吴廷康对陈炯明的印象不错，觉得他“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89)后因为“叛乱”，陈炯明第一个被苏俄否决。1923年1月13日，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说：“孙逸仙向陈炯明一发起进攻，陈炯明就无可依靠。有一种说法是他已逃跑，另一说法是他还在勉强支持。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戏已经唱完。”(90)苏俄将重点放在了孙中山和吴佩孚身上。
自从直皖战争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引起了苏俄越来越多的关注。越飞到华后，立即将吴佩孚夸耀一番：“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91)苏俄对吴佩孚的奉承和器重，以及对孙吴联合政府的推动，说明孙中山只是它可选择的棋子之一。
但吴佩孚与英美若有若无的关系，及其在“二七”罢工中对工人的镇压，以及孙中山与他尖锐的矛盾，影响苏俄最终选择了孙中山，“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92)
在马林配合下，越飞与孙中山于1923年1月26日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内中有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宣示。有人认为，这是苏俄“丧失原则的妥协让步，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93)如果孙中山联合苏俄发表的目的是借这个宣言刺激一下他的“西方朋友”以自重身家的话，那结果证明孙中山失败了。其实，宣言的发表，是苏俄寻求奥援、制造革命势力的成功，让步是故意的，而非孙中山的成功。这一点，在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说得很清楚，他要求鲍罗廷在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94)
实际上，孙中山在和越飞谈判的同时，派他的外事顾问陈友仁向英国总领事保证：“他愿与英国改善关系，陈友仁还暗示，如果英国及其他‘孙与之共同之处实多’的列强继续反对孙中山，孙中山就可能与日本、苏俄及德国联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陈友仁即向列强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95)孙中山如此费尽周折，西方对他这一行动的反应如何呢？事实上，美国和英国早已习惯孙中山四面八方周旋的做法，他们对孙越宣言的发表并不吃惊。“因为孙中山没有一支军队，因之无价值。《纽约时报》嘲笑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工具、现在又和张作霖混在一起的孙中山，焉能有助于中国的统一？该报社论还指出：‘倘若越飞先生是真诚热心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独立，那他可就找错了人。’”(96)西方的反应如此冷淡甚至是讥讽，这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文越飞宣言》的结果，是把孙中山逐步推向了他并没有充分准备好的联俄道路。可以说，1923年下半年的关余事件与上半年的《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结果，孙中山的联俄举动并没有妨碍他借关余事件继续擘画他对西方的谋略，两者并行不悖。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考察，10月6日，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同时受聘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10月18日，孙中山亲书“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97)鲍罗廷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然而，不管苏俄政府对此次鲍罗廷来华如何地寄予厚望，在他来到广州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与广州大本营的合作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双方难以契合。实际上，在“11月18日事件”后孙鲍关系转变之际，孙中山对于联俄还是心有不甘、若有所失。正如丹尼尔·雅各布斯所说：“孙中山竭力劝说自己的信徒‘摆脱成见’，接受‘俄国的斗争方法’，但他自己却时常不把这些忠告放在心上，他对同俄国人联合感到很不舒服。孙中山希望真正的西方出于某种原因，以某种方式前来解救他，他无法完全放弃这种希望。”(98)孙中山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关余危机中英、美、日的反应给了孙中山沉重一击，形势最终迫使他在其“单相思”的西方列强与“翘首以待”的苏俄之间做出选择。
1923年12月，关余危机达到高潮之时，鲍罗廷却不得不离粤赴沪。(99)当他再次返粤的时候，关余危机已经接近尾声。1924年1月，鲍罗廷询问谭平山：“（在关余危机中）孙得到些什么？谭平山回答道：‘暂时没有得到。最近几个星期来，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自己的意思。’”谭平山并没有否认孙中山在精神上有所得，“当然这次行动在精神上具有某种影响”，(100)这种精神所得，指的应是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所遭遇的失败对其外交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在关余危机后期，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转变。12月22日，孙中山在广东基督教会学院演说时，言词俱厉地抨击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孙中山指出，在未来十年之内将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当今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的国家将会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十年之内，你们将会体会到中国的舰队驻泊在旧金山港是一种什么感觉。中国正在与苏联联盟，而且在不久后的、同你们这些所谓的‘上等’国家的决战中，也将会同德国、印度以及日本结盟。”(101)12月31日，他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上演说时又表示：“我再也不指望西方列强了，我的立场转向俄国。”(102)
在舒尔曼调停期间，孙中山曾言及：“列强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孙中山为了裁减督军而赞同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作为一位政治家说出这样的话当然不妥，为此孙中山忐忑不安，问计于鲍罗廷。鲍罗廷认为：“在这种场合，孙中山有极好的机会消除关于他同外国人妥协和拥护外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一切臆测。这样的演说将在全世界发表，到那时，美国公使舒尔曼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企图将遭到可耻的失败。”(103)孙中山终于识时务地放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单相思”。孙中山精心推动的关余斗争以寻求西方的支持开始，却以与西方的背向而终。
但是，应当指出，孙中山最后的联俄是非常具有策略性的，也可以说是力图利用苏俄，这与苏俄利用孙中山达成其世界革命的目标如出一辙。关余危机中，曾经有记者问过孙中山这样一个问题： “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吗？”孙中山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然而“（关余）危机增强了他的信念：西方政府是反对他的，唯一的希望在于苏维埃俄国”。(104)1924年1月20日，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孙中山的联俄外交在制度上正式确立，广州大本营外交的新陈代谢也得以完成。
苏俄运作中国革命、日本持续侵华、美苏对峙，是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三大外在因素，中国内部力量对此做出了反应，并最终通过惨烈的决战，自己主宰了命运。但就过程而言，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处于被动的境地，关余危机前后孙中山和广州大本营的处境正是其中的写照之一。其进退失据、仓皇窘促，反衬了所谓的“敏捷外交”，其实只是强权国家全球政治布局中的微澜。“弱国无外交”的原则，在历史的细部，显现得异常刺目。
从民国历史的长程看，国民党人在大陆时期，举凡遭遇历史转向的关键时刻，无不伴随着外交的新陈代谢，进行否定之否定式的艰苦选择。孙中山借关税问题而否定西方列强，联俄革命；三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借关税问题而再重美英，而当时被其否定的苏俄，翌日又借日本因素卷土重来。肇事点未必很大，中国历史的面貌却被改变得既深且巨。其关键之处，在于列强（有时包括苏俄）借助条约体系（有时又并非是条约体系），在中国伸出许多利益触突，而国民党人与之并非单纯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弃，还是取，往往只是出于短时段的现实考量，于是，外交的新陈代谢十分频繁，不断陷入随波逐流、不能自己之境。
以关余危机言，直观的出发点是为革命取得其实有限的资财支持，阶段性的结局却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5)），并成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的起点之一。关余危机起先主要是广州大本营和北京公使团的两方博弈，随事态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因素被卷入其中，历史“本应平顺”的波轨因此而被扰动，掀起漫天的风暴。历史中的“蝴蝶效应”(106)于焉可观。
注释：
①关于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有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出版社，1982年；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册《护法与北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张北根：《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薛鹏志：《孙中山与广东革命政府提拨关余的斗争》，《厦大史学》第1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杨智友：《收回粤海关运动新论》，《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参见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李云汉主编： 《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第647-690页。
③参见孔祥熙：《关税纪实（全一册）》（出版社不详），1936年印行，第549-551、565页。
④《粤当局收回关税之大交涉》，《申报》1923年12月16日，第7版。
⑤"Canton's Claim for Customs Funds,Generalissimo's Headmasters,Department for Foreign Affairs,to Sir J.W.Jamieson," 5 September,1923,in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tt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以下简称BDFA），part Ⅱ,Asia,volume 28,China,June 1923-December 1924;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4,pp.139-142.
⑥"Generalissimo' s Headmasters,Department for Foreign Affairs,to Sir J.W.Jamieson,"BDFA,p.142.
⑦"Sir R:Macleay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21 December,1923,BDFA,p.137.
⑧"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7 November,192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volume I,p.557,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
⑨"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 December,1923,FRUS,pp.557-558.
⑩《粤海关事件之外交文书》，《申报》1923年12月20日，第6版。
(11)《政府对关税事件之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日，第6版。
(12)《广东海关问题》，《申报》1923年12月7日，第4版。
(13)《大元帅对关税问题之决心》，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4日，第3版。
(14)《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2月17日，第3版。
(15)《广州关余问题之严重》，《申报》1923年12月20日，第13版。
(16)《孙文对粤关税决不放松》，北京《晨报》1923年12月22日，第2版。
(17)《粤海关事件之外交文书》，《申报》1923年12月20日，第6版。
(18)程道德等编：《广东方面的海关交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5-306页。
(19)日本外務省：《広東政府ノ海関
取計画ニ付財政厅長鄒魯ョリ申出アリタル件》，大正十二年，《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東京：外務省，1979年，第600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藏。本文日文资料翻译，个别地方参照了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译文，特表感谢。
(20)《孙中山表示截留关税决心》，《申报》1923年12月7日，第7版。
(21)《国内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4日，第2版。
(22)《公民力争关余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7日，第6版。
(23)《粤关交涉中之国民外交运动》，《申报》1923年12月23日，第7版。
(24)《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2月23日，第4版。
(25)《军政府对海关问题宣言》（1923年12月24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05-1607页。
(26)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27)《北政府反对分拨粤海关余》，《申报》1924年2月19日，第7版。
(28)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第666页。
(29)《広東政府へ関税余剩配布方外交部長伍朝枢ョリ請願ニ関スル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596頁。
(30)山田纯三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的中日联盟》，宫崎滔天等：《论中国革命与先烈》，陈鹏仁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第244页。
(31)《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1-406页。
(32)山田纯三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的中日联盟》，宫崎滔天等：《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4页。
(33)《広東政府ノ海関取リノ計画ニ関スル同政府ノ内情ニ付井上謙吉内話報告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599頁。
(34)《広東政府ノ海関取計画ニ付財政
長鄒魯ョリ申出アリタル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00頁。
(35)《広東政府広東税関管理通告ニ対スル対策ニ付外交団会議ノ申合ャノ報告及ビ在広東我ガ方軍艦ノ必要ノ行動ニ付禀請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02頁。
(36)《広東政府ノ稅関管理計画ニ関シ我ガ方ノ執ルベキ態度ニ付意見禀申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06頁。
(37)《広東政府ヘ税関管理計画ニ对ツ穩和手段ニテ阻止方望スシキモ万一ノ埸合ハ军艦出動ノ
差支ナキ旨訓
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04頁。
(38)《广州关余问题之严重》，《申报》1923年12月20日，第13版。
(39)《広東ニ於ケル必要ノ埸合ノ差二関シ在泊列国軍艦／首席
校集合協議決定セル事項報告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18頁。
(40)《孫文ノ広東海関押収阻止ニ協力スル旨回答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23頁。
(41)《给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命令》（1923年1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47页。
(42)《孫文ノ└ステ一トメソト┐内容》，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25頁。
(43)《军政府对海关问题宣言》（1923年1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605-1607页。
(44)《孫文ノ└ステ一トメソト┐二関シ日英米伜葡伊各領事及ビ在港各国軍艦首席校協議二付報告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册，第624頁。
(45)《与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1923年3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14页。
(46)《粤人抵御外侮之坚决》，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2日，第2版。
(47)《关余交涉之经过及将来》，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5日，第3版。
(48)"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6 December,1923,FRUS,pp.577-578.
(4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3 January,1924,FRUS,p.579.
(50)"Mr.MacDonald to Sir R.Macleay," 5 Febrary,1924,BDFA,p.134.
(51)《粤人抵御外侮之坚决》，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2日，第2版。
(52)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3)"Mr.MacDonald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21 December,1923,BDFA,pp.137-138.
(54)"Sir R.Macleay to Mr.Wu," 3 December,1923,BDFA,pp.144-145.
(55)《伍朝枢等反对外人干涉关余致总税务司安格联函》（192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603页。
(56)《孙文扣留关余之外人态度》，北京《晨报》1923年12月31日，第7版。
(57)《新民国报关于美国使领阻挠广东政府接受南方关余报导》（1923年1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601-1602页。
(58)参见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第103页。
(59)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3页。
(60)"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5 June,1922,FRUS,vol.I ,p.724.
(61)《鲍罗廷笔记》，192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66-570页。
(62)《与胡特的谈话》（1924年1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5-56页。
(63)"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 December,1923,FRUS,p.559.
(64)"President Coolidg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5 December,1923,FRUS,p.562.
(65)《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1日，第2版。
(66)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67)《新民国报关于美国使领阻挠广东政府接受南方关余报导》（1923年1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601-1602页。
(68)《公团致各领事书》，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7日，第3版。
(69)《海员罢工之酝酿》，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7日，第6版。
(70)《湖南旅粤学会反对美泊菲舰队驶入广州干涉南方政府收回关余电》（1923年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604-1605页。
(71)《广东截留关税问题》，北京《顺天时报》1924年1月27日，第2版。
(72)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73)《美使述遨游粤滇之经过》，《申报》1924年1月11日，第13版。
(74)《致美国国民书》（192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21-522页。
(75)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76)《马素代表孙文见美国总统谈粤关税》，《申报》1924年1月13日，第4版。
(77)《大元帅对美使解决时局谈》，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13日，第3版。
(78)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79)《美使与关余问题》，《申报》1924年1月14日，第7版。
(80)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册《护法与北伐》，第248、247页。
(81)《粤海关案中对美的国民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1日，第2版。
(82)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83)《孫文ョリ関税
余二関シ葡国公使ヲ通ヅ北京外交団ヘノ申入レ二対ツ外交団ハ之ヲ拒否スル樣広東首席領事ヘ依賴ノ件》，大正十二年，日本外務省：《日本の外交文書》第2冊，第629頁。
(84)《粤海关交涉之搁置》，北京《顺天时报》1924年1月6日，第2版。
(85)《广州关税风潮》，北京《晨报》1923年12月25日，第2版。
(86)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9月），《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87)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1页。
(88)《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89)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9、101页。
(90)《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96页。
(91)《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9页。
(92)《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10页。
(93)萧甡、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朱甲成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6页。
(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6页。
(95)(96)史扶邻：《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孙中山》，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194、194-195页。
(97)《给鲍罗廷委任状》（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00页。
(98)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往中国的人》，殷罡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
(99)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的改组，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因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产生严重分歧，鲍罗廷不得不于1923年11月28日与廖仲恺、谭平山离粤赴沪。参见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
(100)《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57-562页。
(101)"Résumé of Dr.Sun's Remarks at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BDFA,p.147.
(102)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03页。
(103)《鲍罗廷笔记》（192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68-569页。
(104)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7、200页。
(10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06)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是指一个宏大动力系统中，起始条件下微小因素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巨大的连锁性反应，属于一种混沌现象。大气科学中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亚马逊森林中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西太平洋就可能形成一场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