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党论文,革命军论文,再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1-0033-06
辛亥年章太炎首倡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一个长期遭人诟病的口号。最早对这一口号予以严厉批评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重建国民党前后和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曾多次论及这一口号，视其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注：参见《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页；《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91页；《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1月15日前），《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27-628页；《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2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页。）
孙中山的批评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关的论著在谈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时，大都持否定的态度，甚至简单地断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解散、取消同盟会，以至取消革命。（注：参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7-268页；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7-528页。）尽管1980年代以来，也有研究者曾指出，在章太炎来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才是一个完整的口号，它体现了章太炎希望加强各革命团体间的团结和联合赞成革命的立宪派人的思想主张。[1]但这样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也再未见到。
本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用意不在简单地为这一口号“翻案”，也不仅限于对章太炎本人思想的评析。除却一些史实的订正外，更注重当时人们对这一口号的接受和理解，即这一口号在当时的影响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在批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时，曾屡次说到这一口号在当时“一倡百和，牢不可破”、“几视为天经地义”、“咸误信之”的巨大影响（注：同①；居正《辛亥札记》也谈到：“上海舆论绝对自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影响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见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而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孙中山一再强调的这一方面。
一
指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发明权在章太炎的是这样一则电报：
“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 文。”
该电首见于1911年12月12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大公报》，所署时间“文”，也是“十二”日，然此时间必是农历，即十月十二日，亦即章氏发电时间应为1911年12月2日。以往一些论著以发表时间系该电日期，显然是错误的。（注：此点虽经王有为文指出，但并未引起注意，后出的许多论著仍以发表时间为发电时间，如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李新等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将章氏电日期系为12月4日，不知何据，或为手民之误。）由该电文内容，可知其为复谭人凤等人电，谭人凤等人的来电（注：王有为文，未见此则电报。文中有关此电的解说纯系揣测，且时间有误，详见后文。），应是如下：
“《民立报》社转山陕景耀月、于右任，两广汪精卫、马君武，四川李肇甫，浙江章炳麟、汪寄生，福建宋渊湲，云南张大义，江苏章梓诸同志公鉴：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鄂同志公电，谭人凤、刘揆一、刘公、马伯援、孙武、胡瑛、田桐、蒋翊武、查光复、杨玉如、杨时杰、蔡济民、覃振、丁复等叩。”
该电首载于1911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日）《民立报》。某些论著即据此为该电日期（注：见《谭人凤集》，第19页；台湾《中国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据发表日期提前一日（11月29日）为该电日期，且将电文中列名者统称为“两湖代表”，亦不确。），且以为该电是谭人凤就任汉口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临时议长后所发。[2]如此系日及论断，也有错误。查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于11月24日（十月初四）到达武汉（注：据谭人凤《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第384页。），其时，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方抵上海（十月初三）。居、陶二人的使命是代表湖北都督与在沪的各省都督代表联系，协商各省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之前，到沪的各省代表多主张在沪开会，筹组政府；居、陶二人到沪后，经与各代表商议，形成决议：各省代表留一人在沪，其余同赴鄂，“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11月28日（十月初八），在沪各省代表决议：“电武昌黎都督，报告赴鄂代表本日启行。”（注：居、陶二人及在沪代表情况，据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242-243页。）在此期间，汉阳战事日见紧急，11月27日（十月初七），黄兴在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战事失利情况，主放弃武昌，进取南京。旋以众议不合，当夜渡江至汉口，翌晨乘轮东下。”[3]刘揆一、田桐等随行。11月30日（十月初十），由沪赴鄂的第一批代表（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抵达武汉，随即与湖南代表谭人凤、邹代藩，湖北代表胡瑛、时象晋、孙发绪、王正廷等举行会议，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会议议决“由临时议长致函黎都督，追述代表会在沪时，曾经议决公认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君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注：居、陶二人及在沪代表情况，据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243-244页。）排比以上材料，可以大致确定谭人凤等人的电报日期，应在居正、陶凤集赴沪之后和得知沪上议决消息及刘揆一、田桐等人离鄂之前，即应在11月24日（十月初四）至11月28日（十月初八）之间。确定谭人凤等人电报发于黄兴等离鄂之前，与章太炎的回忆也就一致。章氏晚年曾说：“黄（兴）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4]此处“远询”，或即指谭人凤等人的电报。至于章氏复电稍后，一则或因谭电由《民立报》转且并非给章氏的专电，二则或因章氏此期间正来往于沪、苏、宁之间[5]，所以看到谭电较晚，或也可能只是从11月30日的《民立报》上才得知此电。
将谭人凤等人电与章太炎复电合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最直接的针对和含意也就清楚：由于谭人凤等电招之人及电报署名者，皆是革命党人（同盟会、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中人），即所谓“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给人一种“欲以一党组织政府”的印象（注：其实“以一党组织政府”，也恐非谭人凤等人的本意。他们主张的核心是在武昌召集各省代表会议，组织政府。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到沪的各省代表多主张在沪组建政府，所以，才派居正、陶风集赴沪做说服工作；在居、陶二人工作成效难以预测的前提下，这才有致“革命党人”的那份电报。就谭本人言，他主张由黎元洪而不是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统（见《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91页。），从而显然与独立光复各省的实际情形即各省“革命军”大多由革命党人、原立宪派和清廷反正官吏组成的现实，形成矛盾和冲突。因此，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直接的用意只在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即如《大公报》登载章氏复电的标题所示：“消弭党见”。（注：《大公报》(1911-12-12)，揭载章氏电报的标题为“章炳麟之消弭党见”。）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
二
反对一党专政，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提出时的直接旨向，或许也是其根本所在。然而，当时人们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和运用却又有不同。1911年12月30日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率先对“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予以批驳，称之为“吾党偏怯者流”的“儒生阘茸之言”。从其内容看，该《意见书》所反对、批驳的是以为同盟会使命已经完成，要求取消或解散同盟会的主张。[6]
据现有材料，最先公开提出要取消同盟会名义的或是刘揆一。（注：参见朱德裳《刘揆一》，收入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1911年12月10日的《神州日报》刊有他的《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明确要求“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组织中华民国政党。[7]紧随其后，《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也有解散同盟会，以“救党派分歧之中国”的言论。刘揆一曾代行同盟会总理职务，《民立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上述言论应都属“吾党偏怯者流”的“儒生阘茸之言”。前揭同盟会《意见书》，显然将这些都归到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名下。
将“取消同盟会名号”归之于章太炎，还有张謇的“功劳”。他于1912年初曾致函黄兴，函中谈到：“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8]张謇此处所说，既将“销去党名”与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相勾连，或许也是使他本人与这一口号难脱干系的原因。后来，孙中山说这一口号“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夫、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9]这里所谓“官僚某君”，据黄兴子黄一欧说，即指张謇。[10]
黄兴复张謇函，未及“销去党名”的问题[11]，但当时黄兴并不赞成取消同盟会名义或解散同盟会。他在《复袁祖成书》（1912年3月上旬）中，反驳袁氏“将同盟会名目取消，改组政党”的提议，说：“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竟全功，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方法，自应改造政党，发阐政治。”[12]至于宋教仁、章太炎确是主张取消同盟会名义的，章太炎在《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年3月）中，谈到这种主张，说：“遁初尝言，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诸君若采是策，仆方咏歌颂祷之不暇，何敢复有异辞，以伤大雅卓尔之士。”[13]查章太炎归国（1911年11月16日）后，一度与宋教仁交往甚密，曾应宋之请求，“品藻时贤”[14]，“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5]后章氏等组建统一党，宋教仁也列名五理事之一。据章太炎说，同盟会“变名更署”之议始于宋教仁，而章则表示赞成。
取消同盟会“名义”或“销去党名”，确是当时的普遍舆论。除以上引述外，同盟会的其他骨干成员，也多有类似的主张。马君武早在1911年11月中旬，就有“发起共和政党”将革命党改名“共和党”的说法[16]；陈其美曾筹划将同盟会改为“共和本党”[17]；张继则称自己对“同盟会之变名更署”，曾“主张甚力”。[18]至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之前，同盟会中一直存在“改名”的呼声。1912年7月同盟会夏季大会上，代理总干事魏宸祖在报告中坚持说：“至有多数人主张更改同盟会三字者，鄙人极端反对。”（注：参见《居正文集》上，第235-236页。）但8月13日，孙中山、黄兴联名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之事，则已称“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19]同盟会“销去”名号，“变名更署”终成事实。（注：同盟会改名后，曾拟在上海设“同盟会俱乐部”以为纪念，见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1912.10.9)，《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6页。）
由以上引述可知，当时所谓“取消同盟会名义”、“销去党名”甚至“解散”同盟去的舆论，都并非是完全（字面）意义上的“取消”和“解散”，其当时的含意不过是取消同盟会之名号，扩大范围，组建有新名号的政党。马君武、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等人，甚至张謇等立宪派人的主张，莫不如此。所不同者在于，马君武、张继以及宋教仁等多少仍要以革命党人为基干来组建新政党，同盟会先改为政党（1912年3月），继而改为国民党，正是沿此思路进行的；章太炎等则更强调新政党的兼容并包，其统一党即自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注：《统一党宣言书》(1912.3)，《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88页。附带可说的是，章太炎很快就认识到立宪党、官僚派的不可靠，转而提出要“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见《致伯中书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44页）。孙中山晚年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批评，实际上更多也是针对“取消革命党名义”、同盟会改为政党和改组为国民党等而言的，并非如后来一些论著所简单理解的“解散”同盟会。
尽管如一些论者已指出的，当时孙中山对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并积极参预民初的政党政治，是赞成和支持的。（注：参见姜义华：《孙中山的政党作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转换与政治造型问题》，林启彦《孙中山论政党政治》，尚明轩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等，均收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又是反对取消同盟会名义，改为政党的。对此，稍后他自己曾有解释：“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注：参见《共和民主两党宴孙中山先生记》，《宝山共和杂志》第5期(1912.12)，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第41页。）照此而言，孙中山之所以一度反对同盟会取消名义、改组政党，只是要避免“一党专制”的发生，这正与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本意恰成一致。（注：章太炎以言论同南京临时政府对抗，其公开的理由，正是指责南京临时政府是同盟会“一党专制”，参见《致梁启超书》(1912.4-5)，《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98页，等。）由此也可见这一口号与同盟会改为政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涉及其多重理解指向。因为孙中山晚年批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以苏俄党为榜样再度改组国民党，正是要记取民初的教训，坚持革命党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党专政”。
三
当时人们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接受、理解之所以更多指向“变名更署”、改组政党，而非简单地取消、解散同盟会（革命党），应当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这样一种观念--“革命党非政党”--有关。
直至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成功之前，近代中国人对于政党的了解，不会越出西方列强国家立宪代议制下的政党活动及其相关的政党观念的范围。准此而言，革命党自然不在政党之列。对此，当时中国的保皇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明确的表述。辛亥前清廷的预备立宪，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党组建的序幕。保皇立宪派人积极从事组建政党的活动，而与其相关的舆论宣传中，就包括革命党非政党的内容（注：如《新民丛报》第92期刊载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的第一部分，就专论革命党不是政党的道理。该文见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07-620页。）；革命派则痛斥保皇、立宪派的组党活动（注：参见宋教仁：《近日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30-242页），雷铁厓：《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正误篇》（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79-94页，第182-190页）等。），章太炎就撰有《代议然否论》否定政党的作用，并有《诛政党》的呼吁。[20]显然，革命党人把自己的组织（无论同盟会还是光复会）划在了政党之外。章士钊是当时较有理论和系统的介绍西方政党制度的先驱者之一，辛亥前他曾借《神州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详细介绍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及运作方式，有关论述或可表示当时政党观念的一般。章士钊曾对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作过这样的区分：“政治团体之组织有二：一立于国会之内者，一立于国会之外者，前者政党，后者普通政治结社也。”（注：章士钊辛亥前论政党制度的文章，集中见于《章士钊全集》（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此段引文见第482页。）由此界说，革命党当然不是政党。
武昌起义和各省的响应，将新政府的组织提上日程，仿照美、法两国，建立共和立宪政权，光复各省成为共识。尽管当时存在总统制与内阁制、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分歧，但既然是共和立宪，就离不开政党的作用。所谓“立宪非籍政党不能运用”，“共和成立，中国将为政党世界”等．对于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来说，正是“天经地义”。所以马君武呼吁应尽速组织共和政党，以保证新共和国“长久扶持”（注：参见《言论自由》(1911.11.11)、《论新共和国当速建设国会》(1911.11.12)，《马君武集》，第235页，第236-237页。）；刘揆一建议取消从前各党会名义，其宗旨在于“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21]；康有为、梁启超在“虚君共和”的应变旗号遭唾弃后，也随即转入组织政党活动，并进组党方策于袁世凯，试图“联袁以造成一大党”（注：康梁一派人于武昌起义后的应变方略及活动，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1-662页。）；就连此前否定政党政治的章太炎，也本着“成事不说”的原则，率先垂范，联合江浙的原立宪派人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开民初政党组织之先河。
辛亥民初的政党观念及由此兴起的组建政党热潮，是造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理解指向及该口号所以发生广大影响的重要背景。具体到革命党（同盟会）来说，“革命党非政党”则是左右其“取消名义、改组政党”举措设施的一个核心观念。1911年底孙中山归国后主持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在严厉指责”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同时，已预告“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2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来自内外的改名组党的呼吁（注：如：同盟会会员伍平一于1912年1月自海外致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要求抓住时机“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随书附上“改组政党大纲”（《伍平一致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166页）；章太炎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致书孙中山，规劝其不可依“曩日秘密结社时”之方式行事举措（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84-386页。）和部分同盟会中人自行其事进行组党活动的事实（注：如：陈其美擅自将同盟会改称“共和本党”、“军国党”；景耀月参加”中华民国联合会”并被指定为驻会干事等。），同盟会本部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改为政党问题。胡汉民回忆会议情况：“党员意见分左右两派，右派以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左派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乃讨论结果，右派占多数，且有改选精卫为总理之决议。”[23]此次会议虽通过改为政党“决议”，但因汪精卫拒绝就任总理，孙中山、黄兴等“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同盟会改为政党一事迁延至3月3日才正式对外公布。同盟会由革命党改为政党，表现“革命党非政党”观念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对此，章士钊在《民立报》发表这样的评论：“记者论政党，首严之例，一在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之别，一在政纲与政治主眼之别。兹别也，记者前屡言之，不复赘，今惟持此别以衡同盟会耳。前此之同盟会．一绝大之普通政治结社也。此种结社不含有永久性，目的既达，即行解散；不借国会为舞台，随处结集，出没靡定，凡此皆与政党之性质不相容。同盟会之运动既告成功，则会名理宜消灭。会中领袖诸子有见于此，故汲汲谋改党，而有前日（三月三号）宣布政纲之举，从前之名称虽未易，而其实质则已消。今日之同盟会，乃异军苍头特起，字曰政党，谓为‘改’者，特联想之词耳。”[24]
章士钊说同盟会改为政党是名称未易、实质已消，并非贬抑之意，而是辩解之辞。因为“当同盟会改组政党时，论者讥为不离秘密结社性质，又讥为含有危险分子，谓将不免以破坏时代之思想手腕，用之于建设时代。”（注：《国民党成立之祝言》，《民主报》(1912-9-2)，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条。）在来自反对者阵营的类似攻击中，梁启超应是较有影响的一位。他在当时流传颇广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小册子中，就曾提出要“厘正政党观念”，“排除伪政党”。梁氏所说的伪政党有二，秘密结社是其中之一：”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注：该小册子成于1912年4月，先由在上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行世，后又改题为《中国立国大方针》在《庸言》上连载，于民初舆论有很大影响。此处引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再：《敬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第一卷第七号，1913.3.1），是梁氏有关政党论述的又一重要文章，在该文中梁氏仍不忘重申“革命党非政党”的观点，说：“以革一姓之命而结合者，虽含有政治上意味，然不为政党。”）反对者的攻击和章士钊的辩解，反映出同盟会改为政党后，由于名义未消而仍受“革命党非政党”观念困挠的状况。同盟会内部的意见、言论也可说明这种困挠。黄兴于同盟会改为政党后，就多次强调改党后的同盟会其目的、性质、手段应当区别于秘密结社时期的同盟会，即由从前“专致力于破坏事业”、“纯带一种破坏性质”，转为以解决建设问题为目的，“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注：参见《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讲》等，《黄兴集》第205页、288页。另：胡汉民曾说此一时期的黄兴因“……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只堪破坏，难与建设。”（《胡汉民自传》）。）；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不仅表示要全力投入实业建设，同时也要求同盟会员改变“尚以满清时代为人仇视之心理对待会外诸同胞”的“昔日之心理”[25]；宋教仁则公开表示对同盟全改为政党不满：“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因而要求同盟会的进一步改造。[26]1912年7月，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尽力党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同盟会于7月16日召开全体职员会，提出“拟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注：见《民立报》(1912.7.17)，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六日”条。）之后，同盟会内部虽有围绕是否“易名”的争论，但由于易名组党得到孙中山、黄兴等的赞同，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合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8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在此前发布的《国民党宣言》中，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有这样的说明：“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27]至此，同盟会似乎最终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政党”的转变，“革命党消”成为现实。
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致力于立宪政党政治，力图以国会第一大党出掌政权，贯彻实现其主张，然而结果却是功败垂成。袁世凯凭借武力暗杀宋教仁，将国民党逐出国会，民初一度可望的政党政治局面急转直下，并与此后的因宪法国会流为军阀纷争工具而演成的一幕幕奇形怪状、遭人鄙夷的闹剧，成了后人有关民初政治的记忆。而作为既反映民初观念心理和形势需要，又实际上影响推动了民初政党政治实践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自然也就成为这整体记忆的一个部分。及至20年代初，坚持革命的孙中山重组和再度改组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有大的变化，效法的榜样也自法、美转向了苏俄。此时此际，回首民初的种种，就有了新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视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屡加批评，以及这一口号长期为后人诟病，也就可以理解。
收稿日期：20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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