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对现代人的负面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现代人论文,负面论文,效应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这样一个命题：倘若不能离开儒学传统，不能转换儒学文化，中国人不会有现代化——这是本文开篇的一个大胆假设。从假设命题引申而来的，是对儒学传统的辩证解析和科学转化。
一、换一种思维方式看待传统
对传统的情结心态是自然的，转化或离开传统是艰难的。每一个民族都依恋其传统文化之源远流长，夸大其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
中国人之对儒学传统，辩证思考和解析的程度不够，肯评其精华、正面效应的层面大、力度深，批剥其糟粕、负面效应的层面小、力度浅。以至现代许多人大谈儒学的现代价值者千篇一律，剖析传统中的封建主义影响却只言片语。这也是儒学的“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造成的同向思维的真切体现。
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正负兼容的复杂载体，孔孟元典儒学与历代改造过的儒学，不是微殊，而是迥异。元典儒学的圣人们创造了丰厚精深的文化财富，其中有许多塑造人格、经世修人的菁萃内容，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历史的遗憾在于封建主义戕害了孔孟之道，使它在经历了漫长的“修齐治平”的蜕化庸俗化之后，耗尽了生命中的光彩，失去了主体的合理性，中断了原始民主思想发展的动力，取而代之的是封建色彩的儒学传统。现代人在承继过程中可惜没能选取元典中的优秀部分，而是良莠并蓄、杂揉受益。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思维不能永远重复，现代化要求我们以历史性的超越，要求换一种方式——异向思维考察传统的优劣得失。
不妨这样地思考：假如没有儒学传统，那么中华民族的今天应当是怎样一个面貌；假如我们能够在近代维新中及时摆脱悠久的封建道德，那么中国的近现代能否如此落后于西方；不妨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人的智商不比西方差，为什么近现代反倒落伍于有着相近文化渊源的邻国，更不如传统根底短浅的西方诸强。说到这里，想起古人的一个生动比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注：《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水土即指社会人文传统、人文环境。人们常议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即使是普通人也在进取奋斗，而不像我们这里许多有才学之士在平庸习气濡染下，碌碌无为，“泯然而众人矣”。
历史与现实不难结论，中华民族的近现代落伍，在于背上了儒学传统文化的包袱，是封建主义衰退了民族的个性生命力。今天，该是我们冷静审视传统之利弊和彻底改变盲目自诩心理的时候了，彻底丢掉清代人那种“老大帝国”、追思历史、怀抱“国粹”的陈腐心态。
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阻力
从孔孟之道到现代新儒学，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是精萃与糟粕集于一体、正面张力与负面阻力作用于同时，封建主义的儒学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效应，不是宗教、但却起到了宗教愚化作用。
（一）儒学传统的基本局面
自孔子以降和《论语》问世及其元典儒学的诞生，历先秦孟荀、汉代董儒、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迄现代新儒，迭有更替，其内涵层面之庞杂及其政治性质之错综，甚难把握。
儒学传统理论结构的多层面，本文选择概括为四（注：见邵龙宝《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剖析》。）：一是代表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以“天命”史观、“三纲五常”、“内圣外王”为主要内容）；二是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忧患意识、用世兼济、游说君王、谏议朝政的批判性层面（以“君轻民重”、“治国平天下”、“以德为国”为主要目标）；三是有关个人修身养性的人格道德层面（以“内省”、“修身”、“五常”为主要教义）；四是有关社会价值、思维定格、人际关系的价值思想层面（以“中庸之道”、“存理灭欲”、“重义轻利”为主要原则）。
儒学传统的民主性、功用性与封建性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嬗变凸现的。孔子创立元典儒学，其思想体系和社会功用还是比较明晰单纯的。“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尽管有丰富的政治价值内容，但由于未能被统治阶级所赏识，未能真正‘用世’。所以，它更多地是以士大夫劝谏君王、批评朝政的角度出现，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伦理学说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真正来源的东西，是今天弘扬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孔子之后，尤其是董仲舒之后则不然。不论是“独尊儒术”，还是“内儒外法”，还是“人副天数”，儒学政治伦理与经学、神学思想结成一体，“改造和扭曲了儒家伦理思想”，充分发挥了官方意识形态作用，成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也就是儒学演化为封建的统治阶级思想。儒学“用世”功能对社会发展和人格塑造，既具有正面效应，又具有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之深重，使现代人有切肤之感。
（二）儒学传统对现代化的主要张力作用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创建与变革，痛楚与教训，都可以基于现实来考察纵论。把儒学放在现代社会加以考察，我们会有创建与痛楚的双重感受。
儒学属于一种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所谓内圣之学，也可说是一种修身养性之学；所谓外王之学，也可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入仕之学。其中的主体意识、入世意识、家国意识、自律意识凝集的民族自强精神，在精神层面上对现代化有着积极进取的张力作用。
主体意识是使儒学具有民族精神的熔铸功能，民族的自立、自尊、自强品格之高扬，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入世意识是使儒学具有进取精神的锤炼功能，古代的“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之用于今天，是现代化不可少的意志品格；家国意识作为爱国主义之源，是现代化不可少的思想张力；自律意识体现个人自由与规范相统一的理性自觉，是现代道德建设不可少的思维理念。
然而，诸此种种，儒学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的积极张力作用，绝不能以原本的形态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经过概念和内容的重新解释，用新的语言创造性地转化，才能显示其生命力。否则，它依然会重蹈近代以来的覆辙，被封建主义僵死思想所淹没而微不足道，甚至走向反面。
（三）儒学传统对现代社会的主要阻力作用
儒学重要的难以消除的层面，是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即积淀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中无意识地起到特别的负面效应。
第一，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
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定格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学说、科学文化的传播，阻止社会变法维新。
第二，儒学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作用是负面效应。
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儒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民族精神的影响依然既深且广，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到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无民主无科学的痕迹。
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诚然元典儒学亦有“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主张，但民本是为了“主民”专制，不是真正民主。应当说儒学由道德理想化转向政治化的努力，对历史至今有特别深广的负面作用。一位欧洲政治家曾有过这样的议论：最高的理想当它纳入现实社会的权力网络之中也可能变成很残酷的事实。历来的“王圣”、“集权”导致的专制实践显然与孔孟发挥民本和仁爱精神是相违背的。建国后的许多政治现实让我们体察到历史的规律性。相当长时期农业社会主义的强行一致，可以看到封建家国同构习惯道统的影响。权力致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强权统驭下的整体主义主张，绝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本义。“个人崇拜”的通行，隐约说明现代人本能地慑服“君权神授”传统和“君为臣纲”绳规的威力，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超前建构，单一性、纯而又纯的政治经济强制过渡，是“克己复孔、天下归仁”理念的现实注释。失去民主意识致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的过多失误，有其民族的历史渊源。
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意识和发展实业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工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弘扬小农经济传统，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技意识，滞迟了现代化。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沉重的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等级观念之于中国社会，是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学思想给封建主义的重要贡献就是等级观念的培殖和等级制度的缔造。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天。
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从孔孟到陆王，都一脉相承地着眼于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的思路，人际关系的价值原则充溢着的是意愿或良知。中国现代社会轻视法治、荒疏法律、不知法、不懂法的问题已成痼疾，至今尚难补救。现代历史无情地揭示，以领导意志持国、以德治人治国的传统，只有误国误民。
科学、民主、经济、法治，应当说是现代社会“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注：《管子·牧民》中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论，在此化用。）。儒学传统拒斥上述立国之纲维，以巨大的负面效应误我现代社会；也同样危害我现代中国人。
三、儒学传统对现代人性的主要负面效应
一个民族落后的根底所在，是人的个性价值的泯灭和民众创造性的淹没。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儒学传统对现代社会局限影响的历史，即是对中国现代人性负面浸淫的过程，儒学渗透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次。可以说，对传统的接受是整体的无意识的人格移化。
（一）儒学“内圣外王”传统对现代领导人的濡化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多半受专制政体的腐蚀，反过来又助缘于历代权威主义的专制政治。
不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或实践着，“内圣外王”的儒学传统对古今的统治阶层，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修己治人”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按梁启超的见解，“内圣外王”是儒教道教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注：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进入现代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大多是“修己治人”的典范，为世人所景仰。但是，新中国有如此多的政治风波，社会发展有如此多的曲折，不能不归结于传统对领导者的濡化作用。建国后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的形成、人民公社化的“大同”设计、政治挂帅的强烈主张、贫穷过渡的刻意实践，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找不到依据，却多少可以体味到儒学“圣人”、“王者”政治理想的渊源影响，体味到“中体西用”近代传统的渊源影响，体味到农民思想的渊源影响。
第二，就个人修养、人格、思维定势而言，有的现代领导人尚没有彻底离开“圣人”传统的窠臼，把“罢黜百家”的修己治人功夫做到极处，于是有个人迷信之现代狂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性品格的本意，我们只能从传统对现代人性的强有力作用上找原因。
第三，“内修”与“外合”相统一的悲剧。宋明理学昌明天命义理与人类心性内外合一之道，二者和合即成道德主体和智能本体的同一性、内在觉悟和外在约束的统一性。这种“内修”与“外合”之统一、传统道义的束缚，在中国人所尊敬的某些领导人身上有着痛切的体现。他（或者是他们）能够看清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越现实盲目冒进的错误，并批评，但一旦领导者以路线斗争、右倾保守指责批判时，则屈从于权威，服从于“义理”，用自我精深的修养弥合“心理事实”与政治价值之间的裂缝，称得上是忍辱负重、做人楷模。而一生推进的事业却大打折扣，哀莫大焉。
（二）“劳心治人”的“官本位”价值观念，对现代人的腐蚀
如果说“三纲五常”封建道统的影响力随着现代化进程，有明显弱化的走势，那么，有一条亘古难变、贯穿上下数千年的民族根性的东西，就是以“劳心治人”为价值准则、以“官僚主义”为表现形态的“官本位”社会观，依然效用昭著。
“官本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小农经济、宗法势力、精英文化、君主专制是“官本位”意识的社会土壤。以“劳心治人”、官贵民贱、官大是尊为法则和参照系来决断利益多寡、调节人际关系、评价人身价值的“官本位”意识和官僚习气，发端于西周，苟延至民国，转续于现今。几千年间，在推崇官僚政治、轻视工商、排斥科学的习惯势力下，当官心理成为民族的根性心理（在封建观念的“不孝有三”中，就有“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去做官取禄，就是对“亲老”之大不孝（注：赵歧：《孟子章句》。））。学以仕进是一种理想设计，历代人读书仅仅是为了做官，不做官则只能为丐，“皓首穷儒，空疏无用”。士人“用世”即是为了“劳心治人”，人人都想吸吮掌权的甜蜜。在世俗的眼里，“官”太实用了，这就加重了国民的趋官附权心态。而且社会越是贫穷落后，“官”的光芒越是耀眼，人们的敬畏心和攀附欲越是强烈。
这种古老的价值心理有顽强的连续性和生殖力。时下，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义”（注：《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37页。）常见的异化形态中，“官本位”以更正统的名义、更复杂的方式、更大的能量繁衍着。国民思想素质之低下、科学氛围之薄弱、民主风气之淡化、法制建设之空疏以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缺欠，加重了官权的任意性和威慑力，加重了官员策动权力营私取利的效益。人们不难发现，在对物的欲求趋之若鹜的普天之下，取利功用最有效、途径最便捷的是权力。由此人们的利己心理更典型地体现在权力欲望上，社会的不正当行为更集中体现在权力腐败上。我们说，权力腐败是每一个国度都面临的现代社会问题，但是都不及中国现代社会承受的封建“官本位”意识那样深厚、官僚习气那样浓重、腐败影响那样广泛。
如今，权力经营、敛财效应在扩张，隐形积累遍于许多领域，某些干部所表现的“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比封建官吏甚至比资本主义官吏还典型。由权力与金钱结合形成的权力资本，正孕育出社会中产阶层，造成新的社会阶层矛盾。
清除“劳心治人”的“官本位”封建传统，端正社会主义权力观和公仆思想，阻止权力腐败的颓势，依然是现代化面对的严重社会问题。
（三）“克己复礼”、“天人合一”传统定格，对现代人求同思维、保守心理的浇铸
儒学元典创始人一开始便找到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治世治人之精义，以固定的修养、道德、思维格调，强有力地钳制社会秩序和个人思想观念；尔后的“天人合一”、“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等命题，在逻辑上是同构的，达到任何合一境界的途径，都是无欲无我、无物无人的心性的内向修炼，天命与人伦精神的结合，强调圣王思想统驭庶民心性，反映了宗法关系强行上下同一的本质特征。汉代董仲舒主张“君权天授，唯天是从”，强化民众皈依儒学正统的本性。宋代陆九渊的“天人无二”、二程的“存理灭欲”、清代的“尊孔读经”，传统儒学代代转化，而在愚化社会控制人民的思维同一性方面却毫无二致。
传统社会的同向保守思维又与民族生产方式、家国同构宗法制度和专制社会形态紧密关联。中国古、近代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格局，逐渐孕育着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而宗法原则下构造起的血缘家国一体化的专制社会，从政治经济到伦理文化，要求以天下的同步化，尤以信仰观念的同步化来驾驭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直接在人们心理上建起一个固定的思维框架，框架的形式与内容则来源于儒学纲常道统和宿命史观，从而使社会思维具有顽固的抗变性和趋同性。几千年来，在同向思维道路上，历代无数学子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恪守“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绳规，我们所见的是亿万民众的一个思维、一个面孔，像宋代倡导女子“缠足”那样一个形态。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国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体现着传统思维与新时代“左”倾思潮的融合，社会同向思维、同向运动的习气极为浓重。传统文化的神圣化愚民化倾向、现代教条主义的权威化政治化倾向牵引着现代人的思维取向，造成广大民众缺乏自觉、缺乏主体独立精神，习惯于被领导、被灌输，习惯于抑制个性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氛围。古代的科举取士要求天下学子读同一部书，接受同一思想，写同一格式文章。而“左”倾思潮下的现代，上下只读一套书，只须一个思路，只能“按既定方针办”（甚至一个时期穿同一种款式服装）的僵固模式也同样持续不变。由此传统思维长期薰陶下的中国人“唯上”、“唯书”、“非礼勿言”、同向运动的心理经久难改，扼制了多少现代个性人才，泯灭了多少现代创造性，没有个性和创造性，现代社会就会由人的千篇一律而失去进步的动能。有感了中国民众人格的雷同化、内向化、中性化，一位美国老华侨说得痛心——“单调乏味的西餐，喂养了五花八门的洋人，丰富多彩的中餐，却造就出我们民族的千篇一律”。
（四）“中庸之道”、“均安”道德，对国民惰性无为、平均主义价值心理的浸淫
“中庸之道”、“均安”之道本来是精深的很有价值的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本意是要在一个复杂社会、复杂人际网络中取得最良好、最合情合理的选择，追求诸方面处于统一、均衡、有秩的稳定状态，对于人格，它有一种调解和提升过分偏狭人格形态的作用。
然而这种“体大思精”的哲理也随着封建专制化和小农经济的强化以及儒学的僵化而蜕化，最终被简单化的无为保守、平庸惰性所垢病、淹没。它在官僚阶层、学子民众中间，普遍剩下的是中庸无为、中正持平、均衡保守、不思进取的惰性心理影响，这种悲哀的蜕化与“中庸”、“均安”思想始创的初衷相去千里。鲁迅说得真切，“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由命，第二就是中庸”（注：鲁迅：《华盖集·通讯》。）。郭沫若在谈《易经》“中庸之道”时也说：“无过无不及，无不足无有余，得过且过，平平凡凡，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如果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考察，“中庸之道”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长时期坚持政治一体化的正道不变，维持农业社会主义的贫穷过渡不改，抵制社会变革，反对经济竞争，不越“马克思主义”雷池一步；突出表现在群体政治利益与个体政治取向强行统一；人们把听命于上级、明哲保身作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终极目标。
如果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分析，可以突出地看到，“均安”道德理念演化的小农经济平均主义主张对社会主义有强烈的遗传作用。在集体经济形态下，农民小生产者的均贫富、“无不足无有余”的经济构想被领导者所实践，被国民所接受。人们的愿望、社会的发展不是通过经济技术竞争、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财富，而是期望通过对现有的有限财富均衡分配来满足人们的微薄要求。因而，这种社会平均主义只会导致中国长期停滞，人民普遍贫困，除了政治斗争，社会无别的生命力。这种社会价值观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甚至远不及资本主义原则。
如果从道德人格的角度分析，由于“中庸”、“均安”落后意识在民众中间有既深且广的伦理价值市场，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间弥漫着一股叫人难以自拔的消沉情绪——“干什么都没有劲头”。“随大流、不冒尖”的人格行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表现，嫉贤妒能、“肩膀一般高”的道德意识在人们心念中普遍存在。有人这样说，从历史到今天社会上独行的“愚公”太少，深谙世故的“智叟”又太多。人们安贫乐道，不思先行，但求“中和”无失，又幻想共同富裕，一齐进入“大同”天国。
改造现代人性，须从转化传统做起。
四、转化传统文化二难选择中的选择
传统文化的转化是很难的，传统儒学的终结是无情的。
做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是一种多次改造、蒙垢的文化形态。“其民族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功绩所在往往也是其罪孽所在。其张力所在，往往也是其阻力所在”（注：童鹰：《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41页。）。于是，在转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儒学，实在是一个难以做出合理取舍的二律背反问题。
人必然要承受传统，割断传统渊源是徒劳的，我们面临着对待传统的二难选择，但再难也得进行科学选择。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弃儒学传统，“古为今用”仍然是我们现代文化建设的方针，但同时又不能赞同新儒家主张的“儒学复兴”、“返本开新”等复古论断。因为，其一，儒学之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以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深层，同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价值以及人格习惯融为一体，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同时地吸收它的营养与毒素，其正负作用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其二，就整体而言，儒学传统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它不具有直接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不能原本地与先进文化并存，它之于现代化已经过时。（注：参考张岱年：《建设新道德——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教育艺术》1996年第6期。）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提出一个转换赋新的方式。这个方式由解析与赋新两个层次组成。首先，科学地解析儒学，分解其封建统治思想与原始民主思想两个层面内容，剔除其封建的负面效应的内容，提取其有现代价值的民主性内容，做为构建现代文化的营养。在此基础上，对原本精华内容再进行新历史时期的转换改造，用马克思主义、西方外来的先进文化作为“词汇”、“概念”以及“内涵”和“外延”，按中国人民的现代感情、人格修养、思维习惯以及有中国特色现代文化的需要，赋予儒学中的“合理内核”以新的哲学修养、新的伦理阐释，使传统文化随时代的现代化超越、换新，生发经典以新的光辉，化负面效应为正面效应。例如儒家的“修齐治平”传统思想，经过解析、扬弃、转换、赋新后，则可以表述为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文化修身正己，建立具有现代文明道德、团结和谐氛围的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用科学社会主义治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高水准的天下共同富裕。经过转换的儒学合理内容，不仅将进一步受到中华民族现代人的认同，而且也将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一定程度的认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说，要消除儒学发展中的弊病和对现代人的负面效应，还须内在于这个传统的本身找到“源头活水”，尔后开源疏引，融汇多元，形成全新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思想文化同西方现代优秀文化以及转换赋新的儒学合理内容——“三项资源”相结合的良性化育——这就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理想建构，这也是孔夫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哲理的一种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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