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中异化的后来熹时代的道学话语——以北山学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学派论文,为例论文,北山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应对佛道教的挑战，拯救儒学在思想文化界的危机，自隋末开始，王通从“明道救世”出发，以继承周孔“王道”为己任，但主要是简单的声称。中唐韩愈辟佛，构拟了较为严密的道统谱系来论证孔孟学说的合理性，但其合理性并非“道统”谱系能够解决，需要对孔孟学说作创新意义的阐释。两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在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儒家学说，全面展开了儒学理论的创新阐释，最后是朱熹集大成，建构了系统庞大的理学体系，完成了儒学的理论创建工作。在朱熹逝世后，其后学大都以担道为己任，他们面临的不再是儒学思想体系建构的任务，而是对既有思想的卫护、推进和传播。但在他们对朱学传承解释的道学话语中，呈现出了朱学自身发展的困境，现以被后世推崇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的北山学派为例论证之。
北山学派是指南宋后期至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金华朱学”，主要指朱熹高弟黄榦授学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王柏弟子金履祥、金履祥弟子许谦“北山四先生”。“北山”之称因何基居金华山北，学者称为北山先生而得。北山学派是金华朱学的主要传人，因较多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而被称为朱学嫡传。四先生虽然在思想表达上各有千秋，但他们讨论的命题仍然拘守在“天理”、“人心”、“格物”、“致知”上，在心性方面坚持人心、道心之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别，修养方法上主张居敬穷理，注重格物致知，以他们自己的道学话语对朱学思想加以阐释，但其道学话语呈现出异化特点，使得后朱熹时代朱学的发展陷入困境。
一、主话语的扩大化
北山四先生维护朱学的任务始于对朱熹理学著作加以阐释的文本方面。在他们看来，要巩固朱学的正统地位，就必须不断完善朱熹等人的传注，以防异说扰乱视听。他们首先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核心，因为朱熹穷其一生建立的《四书》学理论体系，可以使为学者具备圣传系统的价值标准与鉴别能力，以应万事，正是朱熹强调的为学者人圣贤之门的必要阶梯，是“大本”，是道学表达的主话语。他们尽量参考朱熹著作做尽可能符合朱熹思想的阐述，这从他们一生的著述可知，也是遵承何基接受自黄榦“但熟读《四书》”教示的结果。后人把他们的作品作为习学朱熹思想的必读书目而大加重视，足以证明他们解释的成功和经典性。很明显，他们对程朱理学著作的阐释是将其作为经典进行的，这种坚守朱学正传的方法呈现出了将朱学经典化的趋势。不独他们，朱熹去世后，其门人弟子群起著述解读理学，用意诚然是传播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思想，然而无形中却步入了一种困境，即将朱学经典化、教条化了，朱学思想失去了发展空间。明代《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官方阐释的出现，意味着朱学思想经典化活动的高潮和暂歇，也意味着其生命力的逝去。同时，在经典化过程中，方法上取重朱熹不注重的考证、训诂等，渐偏离朱学主旨，后文有详细叙述。
朱熹后学在对朱熹理学著作进行经典化阐释的同时，继续将朱熹思想推进、传播，或者说验证。他们由《四书》理学入经学，进而由经向史学领域扩展著述，乃至将这由博返约的义理之学探求付诸更广博的四部。他们的做法虽是对师传思想继承和验证的努力，但因客观上使朱学思想在文本上呈现出由《四书》到四部的由约返博的发展趋向，道学话语的范围扩大了。
1.经部
他们将朱学宗旨推及朱熹没有专门阐释定本的经书，如金履祥在《尚书表注序》中说：
《书》者，二帝三王圣贤君臣之心，所以运量、警省、经纶、通变、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于此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诚诸身，以措诸其事，大之用天下国家，小之为天下国家用。顾不幸不得见帝王之全书，幸而仅存者又不幸有差误、异同、附会、破碎之失，考论不精则失其事迹之实，字辞不辨则失其所以言之意，《书》末易读也。……朱子传注诸经略备，独《书》未及。 尝别出小序辨正疑误，指其要领以授蔡氏而为《集传》，诸说至此而有所折衷矣。 而书成于朱子既没之后，门人《语录》未萃之前，犹或不无遗漏放失之憾。 予兹《表注》之作，虽为疏略，苟得其纲要，无所疑碍，则其精详之蕴，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①
意识到朱熹在《书》方面没有传注，虽有门人蔡沉的折衷之书，但因成于《语录》之前而参考不够有遗漏，出于维护朱熹思想完整性的自觉，更主要的是认为《书》中自有“道”，治《书》可以“求心”、“诚身”、“措事”，最后“用天下国家”或“为天下国家用”，明显将《大学》八条目贯彻在《尚书》中。早在何基就曾将义理推到《四书》之外贯彻，参《大学》、《中庸》解读《尚书·洪范》，《尚书》中自有“三纲”及“中和位育”的《中庸》思想，这是将《四书》学思想延伸运用到《书》经的努力，因为致经同样有功于治道。综观四先生的著述可知，他们将之应用到《四书》学之外的经学，如王柏经学领域著作有《读易记》、《读书记》、《诗疑》、《礼疑》、《读春秋记》等二十一种之多，②金履祥有《尚书表注》、《程颐易传标注》（已佚）等，许谦有《春秋温故管窥》（今佚）、《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等，占了他们著述的绝大部分，内容远出《四书》为中心的理学范围。他们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朱学思想延伸和运用领域的扩大。
2.史部
王柏史部著作有十六种，具体参见程元敏的考述。王柏在《续国语》序中说：“续《鲁语》者，亦所以续《宋语》也，又以补袁公《本末》之所未备云。”③程元敏认为“其上接《鲁语》，明承绪之正；下终于前代，合革朝修史之义。其以史家自任，审矣”。④王柏首先有自觉的史家承续意识，更有，他认为世间之事，“大者无出于三纲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⑤即使是前辈视为有玩物丧志之嫌的金石之学，他认为其中嘉言善行、惩恶扬善的资料，除了补续史传缺遗，同样可以起到扶翼教化的作用，更能够“恢拓翰墨之囿，疏畅心思之滞”，⑥使金石翰墨不仅局限于古文字记载，还可以有“玉振”的功用，而道德教化的心思也不必停滞于理学著作，由此可益加疏畅，可见他希望将理学教化向更广阔领域拓展的主张和气魄。由他这几“斑”，可以窥见其史部“全豹”的大概，即是理学天道教化思想贯彻范围的扩张。
金履祥用了三十多年工夫写成《通鉴前编》，视为自己学问的重心。他以经书旨要为立论根本，同王柏一样，不信诸子百家之言，只信夫子经书，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历史，以“史”证“经”。他编著《通鉴前编》是认为：“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迄无编年之书，则是编固不可以莫之著也。”⑦首先，因为“春秋以前迄无编年之书”，要补足这段历史空缺而必须编著此书，更主要的是想通过此编体认圣人之道，以历史兴废之由、制度文物之变演绎儒家理论，惩恶扬善，与刘因等人认为从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实际有用的知识包括“经济”，以经国治民有区别，而继承朱熹以义理为主，以奖善惩恶为目的的史学观而来的，如此很显然，他的史学成就也是理学思想应用的领域拓展，后人也是如此认同的。但他阐发义理的同时，多借历史文献以证其说，以求示真取信，异于朱熹偶有的训诂考证而不专，这在他的《论孟集注考证》更为明显。许谦也是自觉担当起史家使命，复兴中国之治，虽是治史，关心的也是兴亡、善恶、中国之治、理乱之几，将道德性命贯穿到社会历史的演进中。
他们注意到现有史书记录年代的缺失和取材的不足取信，力求历史的连贯性，或补或续，具有自觉的史家意识，但是在经书研究的基础上贯穿理学家义理为主的价值判断，即他们的目光转向历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求真为目标的史学，也不同于注重制度、讲求经世的永嘉或吕氏史学，他们与前辈理学家对待历史一样，主要是理学思想拓展的一个领域，⑧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史学求真的成份增强了，这从金履祥对他《前编》的重视，以及他们力求取材的可信、自觉建构通史的意识可见，更在为学方法上流露出考据求真的史学倾向、“道”向“学”的转向。
这里有一点值得指出，上述王柏和金履祥在编著历史方面著作时，都是相信经书，以经书资料印证历史，有将经做史料看的意思，即胡适理解的“六经皆史”六经皆是史料的字面意思。当然，他们绝不是将经书降格为史，即不是后来“六经皆史”的哲学层面，只是略带有将经书做史料看的方法论意义。⑦如此，恰恰相反，这样的历史因经所含的普遍、不变的道而与一般意义的记载个别、变动事迹的历史不同，而有将历史升格的意味。
3.集部
四先生各有文集若干卷，其中不乏诗文之作，然如理学前辈一样，多是载道之文，只是许谦文章之学的气息较浓，但仍未脱“理趣”“讲学家”的行列，即他们做诗为文也是在宣讲、传播理学思想。理学不仅要在思想领域，也要进入文学领域，将文学纳入理学的指导。因而，对于程朱后学继承师道的任务来说，不是他们自己在文学领域取得多高的成就，而是对理学进军文学领域做出了多大努力。
首先是理学家文学理论即文统的建立宣传问题，这个工作前辈已有开端，如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为了矫正南宋后期浮靡雕琢太甚的文风，以明义理、世教民彝为选择标准、文章之正宗。北山四先生出于教示弟子的初衷，从编选伊洛渊源、考亭宗派的文选开始编纂道学之文，编集目的或许不是有意向文学领域扩张，标准是能够开示后学的理学文章，但很明显不认可时文。王柏不仅编了《朱子文选》、《勉斋北溪文粹》，还做了不少努力，选编《五先生文粹》，萃取他们关于道源教本的文章，在学者中流传，金履祥就曾因之而生羡慕。王柏还有“盖西山《正宗》之流亚也”⑩的《文章续古》、《文章复古》，又选当代道学大家之文汇萃为《濂洛文统》，“然后文人之文与道学之文千秋楚越矣”。(11)在诗歌方面，王柏编有《紫阳诗类》、《诗准》、《诗翼》、《诗可言》。金履祥晚年编订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12)标志着宋代理学家文学理论的正式成立，从此“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13)此编清代康熙年间传到朝鲜，深为朝鲜理学家喜爱，朴世采又据《性理大全》等进行了删改，使之理学色彩更为浓厚。
经过他们的努力，有了文集《濂洛文统》和诗集《濂洛风雅》的编著，这对理学领域来说，无疑是件功绩，为理学家为文、借文显道树立了标准，开辟了疆域。但此后金华之学渐趋转而为文，甚至后朱子学呈现出“学”转向“文”的发展趋向，与这些理学前辈引领理学进军文学领域的努力不无关系。
他们将理学与经学、史学、文学融于一炉，使得经、史、文学都带上了理学色彩，成为理学的话语领域，也就是理学原来有所界分的格物范围陷入支离，面临失范的可能。
二、话语的非道学化
朱熹在注疏时，文词力求简明，以及有些不能证明只得存疑而未决者，或者未详证而有误者，使得后人理解起来颇费心力，见仁见智，容易歪曲原意。针对朱著的这些特点，后学在解读时，一方面，对其词约意广的一面，除了“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14)阐述其中义理之正，更主要是对引起的歪曲阐述进行正误、辨疑，以正其源。如《书集传》在淳祐中蔡沉子蔡杭奏进朝堂之后的情况是：
沈《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然董鼎《纂注》于“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它大义悉口授蔡氏，并亲稿百余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鼎又引陈栎之言曰：朱子订《传》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说者以为舜祖颛顼而宗尧，因以神宗为尧庙，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盖未尝质言为尧庙。今本云云，其朱子后自改乎？抑蔡氏所改平？则《序》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黄景昌等各有正误、辨疑之作，陈栎、董鼎、金履祥皆笃信朱子之学者，而栎作《书传折衷》、鼎作《书传纂注》、履祥作《尚书表注》，皆龂龂有词。(15)因发现了《书集传》中的窜易纰漏，对蔡氏此书表示怀疑而出现了正误、辨疑之作，金履祥《尚书》方面著作就是其一，他自己为此而进行的辨证工作在他《尚书表注序》的上引文中可知晓，兹不叙说。
另一方面，对朱熹未遑详核的一面，拾遗补阙，加重历史考证、文字训诂等的比重。从许谦为其师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朱熹著述再注的必要：
子朱子深求圣心，贯综百氏，作为《集注》。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诚万世之绝学也。然其立言浑然，辞约意广，往往读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一得之致，自以为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离其范围。凡世之诋訾混乱、务新奇以求名者，其弊正坐此。此《考证》所以不可无也。……先师是书亦悯夫世之不善学朱子之学者也。(16)
金履祥也的确注意到了这个必要，于是，“举凡书中事迹之舛错，名物之异同，山川都会之区，典要音义之训，朱子所未详者，靡不引经据史，博采诸子百家，考核详明，折衷至当”。(17)对朱熹因删改日益精密的《集注》与《或问》不同者，疏通之；对朱熹忽视的古今名物，修补之；对词约意广者，引群言以证之。大到道德性命之精微，小到训诂名义之释，都博采考核，弥补朱子的缝隙。
许谦的《读四书丛说》，又详著了金履祥补充朱熹训诂名物有所欠缺不完备的，《诗集传名物钞》对朱熹《诗集传》中涉及的礼仪、典制、史实、名物、律吕、历算等，在考证、训诂的基础上尽量做了补充，呈现出许谦本人以训诂解经、以史证经的求其是的解经方法，从而有别于理学家求其意的解经路数。(18)
对同一经句的解释，可知四先生关注重心的变化，如《论语·学而》中：“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何基仅对朱熹《集注》中“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之“主一无适”用二百一十六字作了解说，(19)将“主一”与“无适”分为二，在详细分疏中将师注进一步解释到“何为敬”及“如何敬”，更有可践履性，流露出对“持敬”涵养的重视。金履祥在《论孟集注考证》中，引述了何基解语外，加了二十八字义理方面的按语。(20)许谦对此章则用了近千余字解说千乘之国的两种古注，而仅有二十五字的义理内容解说《集注》中“五者（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反复相因”，(21)相对何基、金履祥而言，其兴奋点似乎在古礼制度的考证上了。又如《论语·八佾》，对夏、殷礼，子曰“吾能言之”章，金履祥除了二十五字补考杞、宋古今地名，还有近一百五十字的义理阐释，(22)盛赞圣人的资质与谨重，多了美化圣人之意，许谦则用了近二百字比较考证封夏后氏之后、纣子武庚的事，(23)可见各自的关注点。
纵观看来，何基、王柏还主要是对义理的阐发，到金履祥开始重视历史考证，许谦则加大了名物制度、训诂的比重，即解经方法有转向注重考证、训诂的趋势，但他们总体的思想格局，呈现出学术性知识旨趣优先于思辨性义理关怀的倾向。在对朱熹著述阐释中，他们自觉地以朱学为起终，更持之以史的态度，用具体的考辨功夫从而对朱学有所辩证和超越，实践了“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24)的说法，使得义理之学非向空妄谈而有了根柢。考证、训诂本身还不是目的，是为义理服务的，在金履祥的著述中可以这么说，但在许谦，在提出“由传注以求经，由经以知道”后，认为“传注固不能尽圣经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读精思之后尔。今一切目训诂传注为腐谈，五代以前姑置勿论，则程、张、朱子之书皆赘语尔？又不知吾子屏绝传注，独抱遗经，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则梯接凌虚，而遽为此诃佛骂祖耳。”(25)他要应对“一切目训诂传注为腐谈”时风的决心已暗含其中，因而在《读四书丛说》以及《诗集传名物钞》中有大量名物制度的考证内容，有些甚至与所述义理关涉甚远，流露出纯考据训诂的走向，在其当代就有把《诗集传名物钞》当作训诂书来参用的，因而全祖望评价说婺中之学至许谦渐流于章句训诂，婺中学统之一变，(26)导致似乎是在注脚处讨分晓。
吴澄下面的话既记载了这种趋势也解释了个中原因：
近世家藏朱子之书，人诵朱子之说而日其学失，何也？非复圣贤博文约礼之学也。夫以约礼为事者，诚不多见，以博文为事者，未尝无也，而日非复圣贤之学，何也？穷物理者多不切于人伦日用，析经义者亦无关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复如夫子之所以教、颜子之所以学者矣，而真能穷物理析经义者抑又几何人哉？(27)
理学家关注的是德性之知，不是闻见之知，闻见之知服务于德性之知，因而不管穷理抑或析经义，最终归宿无不在德性，否则就背离了理学的为学道路，出现“家藏朱子之书，人诵朱子之说”，朱学反失的必然趋向。自南宋晚期始，朱门弟子就多“流为训诂之学”。(28)
朱熹在理论上重视理一之分殊，落实在治学上就是强调格物致知，讲究格事事物物之理，讲究由博返约，文物、制度、音韵等都是治学题中应有之义，如陈来指出的，朱熹哲学更多地容纳了对外界知识的追求，造成格物穷理的具体活动与理学的初衷有违，蕴含着突破理学的倾向，(29)也就是自身已包含了突破性理，流向历史考证、文字训诂的可能。朱熹精于考证，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在以史阐道的过程中，同时给予了学生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得依托于理学的史学在门弟子那里足以演成自足的学术研究，即对朱熹后学渐离哲学思想的创造而转入历史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可能。(30)朱学内部既有理论因素又有技术支持，最终转向考证、训诂已不仅是外部因素催化的结果了。总之，程朱之学在经典阐发和考证求实中继续发展，后学流向训诂考证，话语渐趋非道学化，与朱学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必然的关系，并进而慢慢消解了原来的朱学。
由上可知，后朱子学在用各种话语阐释朱学时，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即思辨哲学已条分缕析，穷格万物也呈现出支离之势，已非道德性命之学所重，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手段慢慢转化为了目的，朱学逐渐被消解，失去边界，向心力弱化了。这就是在传承扩展中被异化了的朱学，也是后朱学自身的困境。究其原因，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总会按其内在逻辑展开其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正如黑格尔曾经指出的：“思想是一种结果，是被产生出来的，思想同时是生命力、自身产生其自身的活动力。这种活动力包含有否定性这一主要环节，因为产生也是消灭。”(31)思想一旦被表达出来后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渗入到社会中，在被阐释的过程中可能被延伸，也可能被扭曲，而有所变化，甚至与原来的思想背道而驰。
注释：
①［元］金履祥：《尚书表注》篇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除《四书》类的十种还有二十一种，详细情况可参见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第二编“著述考”第一章“经部”，台北：学海出版社，1975年，第171-264页。
③⑤［宋］王柏：《鲁斋集》卷四《续国语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台北：学海出版社，1975年，第270页。
⑥［宋］王柏：《鲁斋集》卷四《墨林类考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元］柳贯：《待制集》卷二○《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如有的学者指出他们的“经史研究亦仅仅是唤醒及涵养个体之道德意识的一种手段而已”，见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中国学术》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1页。
⑨“六经皆史”的详细意义请参考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0-90页。
⑩(11)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第407、407页。
(12)这些选集的详细情况及金履祥《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的具体关系，详见高云萍：《〈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3)永溶等：《四库全书总提要》，金履祥：《濂洛风雅》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元］吴师道：《读四书丛说序》，《读四书丛说》卷首，四部丛刊续编本。
(15)永溶等：《四库全书总提要》蔡沉：《书集传》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元］许谦：《论孟集注考证序》，《论孟集注考证》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17)《论孟集注考证》卷首胡凤丹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18)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对朱熹《诗集传》的补充、纠正与发挥，笔者另有撰文。
(19)详见王梓材、冯云濠同辑：《宋元学案补遗》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第126页。
(20)［元］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页。
(21)［元］许谦：《读四书丛说·论语丛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7页。
(22)见《论语集注考证》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页。
(23)见《论论语丛说·八佾》“杞宋”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2页。
(2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5)与前均见［元］许谦：《白云集》卷三《与赵伯器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801页。
(27)［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一《答孙教谕诜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宋元学案》卷八九《介轩学案》，第2970页。
(29)详细分析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30)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3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