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转型:背景效应的时机_国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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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财税理论界与实际部门探讨已久的增值税转型问题摆上了改革日程,但宏观经济已由通货紧缩转为出现结构性投资膨胀,这使此前立足于经济“紧缩”基础上的各种理论与实证分析显得不合时宜。根据新的经济形势及其走向,研究增值税转型的宏观经济背景、资源配置功效,以及转型的实施时机等问题,显得十分必要。

一、增值税转型的宏观背景分析:经济由通货紧缩转为出现结构性投资膨胀,积极财政政策面临转型

1994年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有效地控制自1993年起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以便实现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实施过程中曾因征收管理上的漏洞以及税负不公而备受责备。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有针对性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重点采用了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公共支出等政策来拉动投资需求。反映在GDP的增长方面,1999~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7.1%、8%、7.5%、8.1%和9.1%。举债增支拉动内需特别表现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其增幅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上升(见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5118亿元,同比增长26.7%,为1994年以来的最高速。(注:http://zys.mofcom.gov.cn.“2003年国民经济运行突出特点”。)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上年相比的增长速度 % (按管理渠道和资金来源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有关数据整理。

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只是通过外部推动而形成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在连续的、大量的政府投资面前,民间的消费虽然被带动但并不活跃。2003年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6%,同比回落0.1个百分点,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21.9个百分点。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电力、石油等生产资料产品的短缺和煤炭、钢材、水泥、化工产品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持续上涨。2003年以来,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4%,钢铁投资增长了150%,机械投资增长74%,煤炭投资增长52%,部分上述产品的价格2003年11月份以来的上涨幅度到了20%~3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到2003年6月底,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余额分别同比增长20.8%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高6.1和7.4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M2增长已处于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3年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7810亿元,同比增加9511亿元。据此估计,2003年新增贷款很有可能超过30000亿元大关,成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增贷款最多、增速最高的年份之一。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扩张形成了日益严重的依赖,国债规模迅速增大而其边际功效逐步递减,这不仅由于国债资金使用方面的浪费和挪作他用,而且由于许多地方无国债项目可上,8000多亿元的国债规模也给财政带来了潜在风险。

由于反周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标志就是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拐点),那么以“举债扩支”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就应是一种逻辑选择。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从2004年起,适当缩小国债发行规模,着力调整使用结构和提高使用效果,除了为继续扩大内需和完成已开工的国债工程项目建设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外,重点在国债的使用上调整结构,主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生态环境治理、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同时积极进行税制改革,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适当增加其扣除额,取消农业特产税。目的是要“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实行“拉动内需”与“推动改革”并重。

二、增值税转型与其资源配置功效分析:现行增值税对投资激励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转型重要内容的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投资部分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金。这一改革意味着,企业缴纳增值税时,可以将购买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从其增值税销项税金中扣除。通过这一改革,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征税,使增值税务链条环节的税负公平,还可以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在通货紧缩时期,它被视作政府的一项重大减税措施,有利于制止经济衰退和促使经济回升。

但在实践中,现行增值税对投资激励的影响绝对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首先从宏观层面分析,生产型增值税并没有造成资源配置方面的“挤出效应”。从统计数据分析,最近10年我国的预算内投资仅仅占全部社会投资的10%,特别是近几年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增值税转型的结果,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增值税并没有在大的方面扭曲资源配置。从中观层面分析,由于产业资本构成不同,生产型增值税从理论上讲,对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产业和地区有税负偏重的嫌疑,但实际统计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产业增速迅猛,几乎不存在机器设备大量积压的情况;老工业基地东北经济增长缓慢绝不是生产型增值税实施的结果,而是有其更为深层次的制度与结构性矛盾,现行增值税对区域资源配置的干扰有限;从微观层面分析,将增值税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以及在生产和批发环节实行价外税,在零售环节实行价内税,对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产生替代效应。尽管由于消费需求不旺,这一负面影响尚没有充分释放,但增值税对生产者的决策和消费者的影响依旧较小。

增值税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在确保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其主要功能是获取政府所需的财政收入,由于其“中性”特征,因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对生产与消费形成的额外负担最小,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是一种“良税”。我们之所以要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设备中包含的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首先是因为目前已经具备相应的财政承受力,其次才是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和完善税制的需要。

三、增值税改革与时滞分析:近期不宜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

根据主流的财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财税政策方向和力度的调整主要应服从于需求管理的任务。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税收政策,通过减税、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等促使储蓄向投资转化;而当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之后,扩张性财税政策应该向中性方向转变,以免总需求过度扩张和影响私人部门投资。由于宏观政策通常存在一定的时滞,政策手段因缺少必要的提前量常常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相机抉择型的财税政策,不能立即调整总需求达到某种目标水平,中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财税政策从拟订、制定、实施到收效所经历的时间称之为政策的时间差滞。税收改革同样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滞的问题。当决策层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经过几年的运行后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激励民间投资,需要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时,就会研究增值税的改革问题。税种的改革作为一种立法过程需要时间,并且各利益主体在立法中的讨价还价还会延长这一时间差滞,即使改革的方案获得通过,税务部门的贯彻实施又需要一定时间的安排与准备。而在增值税转型方案具体实施后,由于人们固有的投资理念和消费习惯,投资和消费计划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由于时滞的存在,使得一项政策难以在短时期内取得预期效果,执行者就会加强措施,甚至导致最后的效果过头,造成“不稳定”损失。比如,面对亚洲金融危机诱发的我国通货紧缩,从1 998年起我国政府决定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增长。由于政策时滞的影响,上述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依旧不大,于是1999年再通过增加公务员工资、课征利息税等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效果依旧不大;从2000年起通过开放开发中西部地区、实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以及提高出口退税并辅之以国债发行等方法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来拉动消费和出口需求,我国的经济逐步从紧缩中解放出来,并且由于政府投资带动了民间投资,从2002年起,物价走稳甚至略有上涨,GDP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拐点。

当前,随着国民经济驶入快车道,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冶金、有色金属等行业投资不断升温,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导致了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在这个意义上,长期建设国债从相关领域的逐步退出,可能有利于盲目的市政建设热降温,防止相关行业的非理性扩张,减少商业银行出现新一轮的贷款坏账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增值税转型的最佳时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没有采用诸如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等减税举措刺激国内需求,是因为我们不仅受制于财政能力的许可,管理手段的欠缺,而且还考虑到增值税作为间接税,转型可能会诱发商品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加剧通货紧缩。即使在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只有7%左右的时候,我们依旧没有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有效激励作用而失去了增值税改革的黄金时间。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结构性投资膨胀,如果现在实行全面的增值税转型,从政策时滞的角度来看,必定会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加剧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因此,近期不宜在全国实行增值税转型。

四、对东北三省的试点可追踪分析6个问题

无论是从简化税制、公平税负还是提升增值税对资源配置的功效和优化整个税制结构而言,增值税转型是一种必然选择。中央决定从2004年起,在东北三省选择8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这既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措施之一,也是增值税改革本身的需求。当然,也可以把其理解为增值税在全国转型的暂缓。在这么一个时间差里,我们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东北三省试点的追踪分析上(主要有6个问题):1.东北三省增值税转型到底影响多少政府财政收入?2.原先我们理论上测算增值税的大、中、小改革方案分别造成财政减收800亿元、500亿元和300亿元,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到底有多大?3.今后的税制改革、税负测算应该从哪些方面作修正,以便进行规范化的实证分析?4.东北三省增值税转型对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大?5.转型对投资激励的效果如何,转型会不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6.政府政策的时间差滞,特别是从政策实施到政策效用产生的时间间隔有多长?对东北三省试点进行追踪分析可以为政府选择更合适的时间在全国推广增值税转型提供依据,从而达到实现增值税转型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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