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社会转型时期的韩国公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公民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7-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1)05-0006-06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但自1962年起，韩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经济快速起飞，人均国民收入至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来，更达1万美元以上，在短短30多年里增加了100多倍，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而历经了重大的嬗变。韩国学校的公民教育也随之产生了一些新特点。韩国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如何？其政治和文化基础是什么？80年代以来，韩国公民教育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为何会产生这些变化？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社会转型前的公民教育
在韩国的历史上，公民乃是一个现代概念。到李朝为止，漫长的韩国封建社会中，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可能有公民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沦为亡国者和被统治者的韩国人，更不容奢谈公民的身份。直到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韩国公民才在宪法的意义上获得其出生证。表面上看，韩国是一个实施典型的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但实际上，韩国自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的40余年时间里，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也没有实施过民主政治。从李承晚到朴正熙组建的都是军人独裁政府，实施的是典型的东方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也被称为权威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资本主义民主宪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加的。这一从美国移植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韩国上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与韩国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文化心态也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儒家道德准则深深影响着国民的文化心态，并直接渗透到韩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因此，韩国人对泊来的、异质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普遍有疑惑、抵制的心态。应当说，对韩国之初韩国这样一个崇尚传统、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有利于它早期的现代化历程，也不适合这一阶段的韩国国情。70年代韩国的经济腾飞正是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的。
韩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在于它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培养出了大量合格能干的专业和技术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形成一种韩国人特有的为国家和民族大业而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国民精神”。这一时期韩国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就是国民精神的教育。为动员全国人民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主富强的目标，韩国政府曾于1968年颁布了《国民教育宪章》，大力推行国民精神教育。
国民精神教育的宗旨是“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参加建设国家及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其具体目标是：(1)促进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魄，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2)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维持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3)传播和发扬民族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4)培养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创造能力及理性生活能力；(5)培养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国家及社会强烈的责任心；(6)增强审美观念和艺术鉴赏能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身心健康；(7)培养勤劳和奉献精神，成为力能胜任的生产者和文明的消费者。《国民教育宪章》是韩国全体国民生活的指南，也是教育的指南，宪章的全部内容均被作为中小学课本的前几页。学校鼓励学生熟记宪章，并履行宪章中的道德准则。
为贯彻国民教育宪章的指导思想，韩国文教部自宪章颁布之后便着手修改学校课程。修改后的小学、初中教育课程及高中教育课程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颁布。按《国民教育宪章》精神制定的韩国中小学课程十分重视对学生有关政权思想意识培养，强调民主精神的造就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有关政权思想意识的内容在1973年的教科书占全部内容的近一半，且随着年级的递增比重不断加大。西方学者曾将“政权思想意识形态”细分为八个方面：民族主义、经济发展、军事、社会稳定、民主、中央集权、效率、福利国家，分别考察它们在这一时期韩国教科书中所占的比重。结果表明：教材中民主主义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一直居榜首。[1]在民族主义方面，教科书反映出来的是民族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想及公民的行为规范——自我牺牲、爱国主义、忠诚等。
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是通过包括道德课在内的全部课程来实施的，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的公民教育完全受控于政府，通过训导、标准化课程、时间分配和集中化的教育机制来实现。应该承认，朴正熙的权威主义政治统治对韩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后发展型国家迅速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历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用专制的手段打击障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部分”，使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调动一切政治和社会资源进行现代化（主要是经济方面）建设，这对后发型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不无启发。而其公民教育将民族的团结、凝聚力和竞争、超越意识及对国家的忠诚视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在调动韩国人的精神力量全力以赴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今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仍然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其特色所在。
二、社会转型下的韩国公民教育
韩国以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在六、七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大韩民族的四种民族期盼。长期以来，在韩国民族史上始终存在着四种民族痛苦：一是贫穷与饥饿造成的痛苦；二是无法学习的痛苦；三是遭到强国侵略的痛苦；四是“不能以堂堂的国家主人生活的痛苦”。80年代初，执政的韩国第13届总统卢泰愚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前三种痛苦可以说已有相当程度的减轻”。[2](p.2)因为80年代韩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国民识字率达95%，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准不低于任何一先进文明国，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也使韩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相对的保障。但韩国人在作为国家主人建设民主社会方面却是落后的，韩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解除第四种民族痛苦，“使国民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2](p.2)
朴正熙政权利用集权官僚制架构来保持行政效率和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一以经济成长为目标的“国家开发”、“国家发展”的战略也使“政治、行政、法三者无法分离，个人的基本法、个人权利保护等都被埋于全体国家发展的大计里”。[3]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所历经的政治、观念、制度、组织、人的素质等方面的变迁，朴正熙政权推行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和弊端也日益凸现。在经济落后的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到了它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主导的地位日渐增强。同时，韩国的政治改革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为韩国80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主旋律。
除政府经济的变革外，本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西方世界文明形态的转型也对八、九十年代韩国公民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类以往的文明形态中，农耕文明是以人或动物的“筋肉之力”为能量而运行的文明；产业社会是依靠煤炭和石油的能量而运转的社会；而新兴的文明则是以知识和信息为推动力的文明。对此，韩国第14届总统金泳三在《韩国的新教育的构想》中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近代产业化的时代正在过去，信息化、世界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今天我们迎接的已不是单纯量变的时代，而是质变的时代，文明大转变的时代。面对人类文明史大转变的时代，个人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原理也在发生变化，固守旧的制度、观念、行为和意识，就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胜利者。作为国家百年大计的教育也一样，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革，产生新的教育。”[4]
显然，韩国6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公民教育的理念和体系，已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文明转型和政治变革的需要了。韩国80年代以来进行的三次课程改革，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韩国的公民教育在承继了其前期的特质之外，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强调公民的创新精神的培养，二是注重民主的和世界的公民的养成。
（一）公民的创新精神的培养
韩国对公民创新精神培养的重视是从文明转型的战略高度认识的。韩国人认识到在以知识和信息为推动力的新型文明中，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依赖资本及物质资源，而是依赖知识资产。一个国家知识资产的多少，取决于国民的知识能力，取决于国民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新时代韩国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学校教育所要着重致力的重要目标。为此，韩国“教育改革委员会”在1995年的《为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的研究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指向世界中心国的新韩国的创立必须从教育革命起步，那是因为教育是创造新文明的原动力，是培养能创造新信息、新科学技术和新文化的新人才的神圣事业。也就是说，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因素”。[5]
要培养出创造性的人，就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改革旧的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的是应试的教育制度，在课程方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放松国家对学校课程的限制，扩大学校决定教育课程的权限；二是加强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在初、中等学校加强计算机、英语、汉字、世界文化史等课程的教学；三是改善教科书政策，不再包办对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发行，只提出基本方针，由各校自行选择。在教学方法和组织方式上，强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特点，加强个别化的学习。使学生的学习能按照自身的兴趣和适应性进行，搞活课外教育活动，并鼓励家长、社区人士、大学、各种社会团体及社会服务团体积极参与。
（二）民主与世界市民素质的培养
60年代以来，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以农耕为中心的社会。城市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大大增强，接触现代传媒人口的惊人增长及民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加之国际化、开放性的外向型经济的推动，韩国在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价值观亦渐趋多样化。在这种以“多元化、多层化”为特征的社会中，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已无益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引起抵抗而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因此，权威主义已不能“和平地、有效地管理这个时代”。
从卢泰愚时代开始，韩国不仅开始认真落实建国之初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总统、议员由国民直选的原则，而且大大加强了地方自治，“以地方自治的实施，展开地方化时代，通过如此权力的分散，使民权能大大伸展……对社会各领域，特别是教育、言论、文化、宗教等，要尊重其自律性，使其发展自身的职能，并扶植其自立，以使韩国社会成为一个‘弹性的、活力的开放社会’”。[2](p.6)这表明韩国已开始由一个原来的专制社会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过渡，韩国要求培养民主和世界的公民的目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新时期的公民素质教育对韩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实践方面的经验，因此研究探讨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80年代后半期，韩国开始研究提高学生“民主公民意识”问题，如韩国教育开发院80年代后半期制定的教育科研六大课题之一就是“与加速学校民主化进程”有关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旨在“教育学生增强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端正学习态度，以促进民主共同体的形成”。[6](p.144)韩国高中的《伦理》课程也针对18岁为法定公民这一现实，在对学生个人道德完善进行指导的同时，也注重对经营、选举、纳税、民权等社会行为伦理学原理方面的知识的教学。
90年代民主和世界市民的培养成为韩国中小学系统的目标。1995年韩国在《为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报告中要求“加强以实践为主的人性教育”，指出人性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礼貌、基本秩序（交通秩序）、共同体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等教育；二是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的民主市民教育（尊重人、公共法律秩序、合理的意识决定等）；三是高中阶段的世界市民教育（正确理解多元化、和平教育、国外旅行的礼节等）。
三、若干分析与展望
从历史上看，大韩民族是一个不断受到异族侵略、多灾多难的民族。大韩民族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在反侵略的斗争中求生存的历史。面对外族的历次入侵，韩国人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正是这部长期为复国兴国而战的特殊历史又形成了韩国人不畏强暴、强悍刚毅的民族性格及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同时，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度，儒家伦理深深根植于韩国的文化之中，融化在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里，铸造了韩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60年代后，韩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民族特质被提升为“国民精神”，并成为学校德育和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尽管这一精神不乏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在凝聚大韩民族的精神力量、全力以赴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本质上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感，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韩国的民族理想。韩国人的“国民精神”在90年代后半期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让世人再次领略了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当韩国元兑美元汇率狂跌时，韩国人喊出了“一人一元救国家”的口号，市民们把自己的金银饰品卖给国家，只收个欠条，以助国家一臂之力；民间团体和民众还自发组织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购买国货，减少出国旅游，齐心协力，共渡难关。[7]韩国的“国民精神”中大韩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创新发展，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及在向新型文明的转型中居于世界前列再立新功。
不过，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屏障的崩溃，世界正变成一个“空间缩小化”的地球村，这是一个经济上没有国界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新世界，不仅需加强对包括国民精神教育在内的固有文化传统教育的关心和宏扬，而且还需公民能够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去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宽广的胸襟和国际化的视野。
韩国的以民主和世界公民的培养为目标的公民教育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可以说，80年代之前韩国的公民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没有或弱化公民的主体地位及权利意识的。这一阶段所谓的公民在含义上实为国民，甚至是臣民，着重的是对公民所尽义务的教育；80年代之后公民一词随着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施，才逐渐获得了它的现代涵义。公民教育才开始注重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和平衡及国际化的胸怀和视野的培养。韩国在面对未来的公民社会，在培养既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又自觉自律、遵纪守法的新型公民方面只是刚刚有了一个开端。对儒教传统深厚、专制统治漫长的韩国来说，让国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文明转型的问题，其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决非朝夕间所能完成的，亦非学校所能独立承担。
韩国的整个教育体制与其它社会领域一样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过于集中的国家控制，体制上的独立营运是政府和学校现阶段关心的重点。“把以规章制度和统制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制，转换为以个别学校的自律和责任心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制”完成之后，真正系统、有效的民主和世界公民的教育的体系，包括宗旨、课程、实施途径及相关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探讨和建立，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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