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效益论文,效率论文,差异性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和它的中国意义 “国企效率效益低下”被视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逐步成为一个“普适性理论”。无论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出售转让”，还是对中国事业领域30年来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无论对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私有化政策形成，还是对今天“资本混合型企业”这一国企改造模式的概念形成，它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然而，这个“理论”是在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指导下、在价值观驱使下、在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作用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比如，从学术方法看，企业效率效益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衡量必须有具体的领域内涵，如指的是管理还是技术的效率效益、是某种已有资源配置还是市场开发的效率效益，等等。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主流”研究不仅秉承封闭系统方法论，而且表现出价值观驱使下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在对中国私有企业的分析上，它无一不集中于某一具体操作、运行领域的某种影响效率效益的具体问题或原因，而对国企，它把其操作、运行领域的问题无一不归咎于国有、公有性质，再通过孤立、割裂对比国企与私企利润率，用国有、私有制度本身作为二者效率效益的根本、唯一解释。这就形成了国企因其国有、公有性质而“效率效益必然低下”的理论误区。正是在双重标准作用下，它用简单、孤立的手法在所有制和效率效益上建立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国企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这种研究在价值观驱使下，套用精心挑选的西方理论、模型来证实它们事先已经确立的“国企效率效益必然低下”+“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如此这般，对国企的改革手段、方法也就变得简单了。因此，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如果中国不坚持实事求是，不坚持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将成为一句空话。① 从实践看，中国改革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基础上进行的。对历史上国企效率效益的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分析与衡量为今天发展模式转型、相关政策和宏观决策的科学性检验提供实证依据，对现有国企相关改革方法的科学制定，以及对今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也是不无裨益的。中国改革30多年，由于“出售转让”等政策发展了几千万个私有企业，大量在西方国家属于社会事业、公益、保障的领域也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了，却几乎没有发展一个新的国有企业，仅剩的大型国企也仅限于原有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可以发展新的国有企业吗？怎样组织？怎样操作？哪些领域可以试行？能否像资本主义的加拿大等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在房地产领域发展国有企业？如果不首先搞清楚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对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而这些问题不回答、不解决，以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就可能会变成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中国发展模式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理论上看，西方效率效益理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500年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以市场经济为对象、以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条件为假设的，并以这个前提、对象、假设所蕴含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必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实践有本质性、宗旨性差异。而许多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套用这种西方理论，视其为“纯粹经济学”、“普适经济学”，甚至将其所蕴含的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观”。难道世界上真有超脱国家、社会、历史、价值观、制度的“普适经济学”、“纯粹经济学”(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都是否定的)？如果有，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被摒弃，而且应该受到批判。②因此，重新认识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并把颠倒的理论用科学的方法再颠倒过来，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树立都是必要的。非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建立将是一句空话。 从历史上看，国企是新中国经济的开拓者、创业者、奠基者，是其社会主义性质最为集中的体现和标志。从逻辑上看，在1949-1980年，中国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极为不利，又有“大跃进”、“文革”干扰，如果效率效益再低下，那么按照西方的增长要素理论，其经济早就失败无数次了，又怎么可能在短短30年里，在一个世界上生产力最为落后、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里建立起西方认可的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呢？③因此，对这一时期国企效率效益进行科学衡量，把颠倒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再颠倒过来，是今天仍远未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重任。而这个问题不在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下搞清楚，就根本无法回答“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也因此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承前启后看，1949-1980年的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作用因素、客观条件等方面具有多元和本质性差异。用西方的理论、模型、要素来解释、分析、鉴定中国的效率效益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除教训、弯路、失误外，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总结出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如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又同时受到外部列强威胁的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源配置，也包括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艰苦奋斗历程中民族素质的提高，创业精神的锻造，信仰、价值观体系的树立，以及在高积累、高发展、高建设、低生活、低收入、低消费(三高三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这些积累、规律、素质、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以及综合形成的经济、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梦”的首要本质内涵，其价值远远大于春秋五霸的功业，大于秦皇汉武的建树，也大于贞开康乾的盛世。如果它们仅仅被西方封闭系统下产生的伪科学概念所否定，那将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这种宝贵财富的凝练、总结、传承与发扬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是一句空话。 鉴于上述原因和问题，本文从整体主义和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角度，运用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交叉科学方法与理论，④分析1949-198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素、作用因素以及相关内外部条件，建立它们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函数关系，从而证实国企效率效益“低下论”的伪科学性、伪学术性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 二、西方效率效益理论逻辑性与价值观问题 1.要素决定论。西方宏观理论在选定的经济增长要素与增长率之间建立函数关系，⑤并以此衡量、预测或决定经济发展的效率效益。这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理论不仅是衡量、鉴定中国1949-1980年经济(企业)效率效益的标准范式，而且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忽略中西方差异简单套用西方要素理论、数量模型、指数对比的方法，对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性、民族性、不同生产力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国家进行效率效益分析无疑本身就落入新古典封闭系统方法论范畴。⑥从微观角度看，新古典“理性假设”是效率效益的一个核心要素。它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企业寻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效率效益的保障和理性依据，如Chamberlin把企业在最大化动机支配下的行为理解为其效率效益行为的一阶逼近。⑦这种把“经济人”行为视为简单“机械钟摆”的观点早就受到Veblen质疑。⑧Tintner也曾指出，企业成本和收益实际上具有随机变量性质，利润也就成为随机变量，所以没有企业能够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来追求。⑨Barry和Hardin(1982)的社会选择理论表明，即使个体企业自身效益效率能够实现，这种“个体理性”也难以与社会理性保持一致。⑩从历史和逻辑角度看，如果经济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能够保持一致的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经济制度，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战争、侵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等)发生。 2.竞争决定论。西方古典理论把市场竞争作为效率效益的保障和动因。亚当·斯密把竞争视为资源从低用途到最高用途的再配置，汤恩比认为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诺斯，1994年，第189页)。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视其为价格作用下企业产生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11)第一，竞争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特定经济制度条件下的产物，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私有制下的市场、资本竞争，而用其竞争条件、要素、关系基础上建立的理论来解释、衡量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显然存在合理性问题。第二，西方历史和现代研究都表明，无论对一个企业、国家的发展而言还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孤立、封闭条件下的“公平竞争”根本不存在(如经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在西方资本积累、效率效益中的作用)。(12)用这种竞争方式及结果作为实证依据来衡量社会主义国企也存在合理性问题。第三，私有制下的竞争一方面强压出“效率效益”，另一方面无法回避手段问题(如弱肉强食、官商勾结、剥削榨取、资源耗竭、环境破坏、扭曲分配，进而产生两极分化、贫富差别以及各种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机制等)，而在结果上更是无法避免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负效应。(13)因此，这种资本竞争及效益追逐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效益来说并非“天使”(14)。第四，私有竞争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用存活的企业证明效率效益并用此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国企做比较从而决定后者效率效益低下，从方法上看，是在完全忽略那些竞争中“死去”的企业造成的各种社会、经济成本条件下的非科学性比较(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命题六分析)。这就如同认为在带有普遍性的官商勾结行为中，那些未被法律制裁或表面“合法”的官与商不仅比“落马”的官与商效率效益高，而且比那些奉节清廉的官和遵纪守法的商的效率效益也要高一样(如果以最终“增长”指标来衡量的话)。 3.二八定律论。对中国影响极大的帕累托二八定律是西方效率效益又一大理论支撑。它在封闭条件下，以投入与产出、能力与报酬、动机与结果等方面的不平衡表象为依据，在诸多经济、企业活动方面强调优化选择与优先配置。(15)这个定律，除在孤立条件下的有限参考价值外，蕴含了典型的“精英统治、顶层设计”、“少数人利益最大化”、“剥削产生效益”、“贫富天经地义”的价值观(与封建价值观、行为、文化极易一拍即合)。然而，在宏观效益效率上，该理论无法保持其衡量、决定的一致性、合理性、可靠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德国对“帕累托定律”支配下的法国(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和与非“帕累托定律”指导下的新生苏联的“效率效益”进行了测试，结果是很清楚的。这种在方法上把假设相关性作为因果性的“适者生存”定律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已受到广泛批判。(16) 4.价格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论。福利经济学把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效益的最优机制。(17)从方法上看，无论是庇古的社会总剩余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论还是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生产、配置效率论，都是在假设、限定条件下带有封闭系统特征的因果论。对此，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单个企业效率效益产生影响的因素，除价格外还有数量、质量、纵向一体化以及其他许多变量，并认为这是交易复杂性的必然产物。(18)鉴于此，新古典把资源配置理解为价格支配下的消费、生产的数量关系本身已经包含了诸多限定性和排他性，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19)根本无法成为效率效益的普适比较基础。而莱本斯坦(Leibenstein，1966)认为新古典的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具有琐碎性(trivial)，进而认为资源配置应该研究X-无效率，即企业的实际效率与理论上可达效率之间的差异。这样看来，这种企业自身效率衡量远比企业之间的利润比较具有科学性。法默(1986)指出，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的效率总是相对于一定的目的或职能而言，效率因而指所追求的目标之实现程度；国家对其所设定的政治、军事目标实现都可作为经济产出、效率效益部分来计算(这种实现往往无法简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而不是仅仅只有企业利润率。可以说，这种观点带有整体主义思想，即不能简单用某一指数、指标、要素来衡量不同国家、企业的效率效益；国家、企业的目的、目标、生产关系性质、资本结构、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市场结构、劳动关系、分配制度、价值观等差异性决定了效率效益衡量的差异性。如果忽略这些差异性，简单用价格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来衡量效率效益，那么，西方国家因社会价值观取向认为埋葬逝者的土地不能用来获取商业利益从而由政府和事业部门对其进行非盈利性管理，其效率效益低于中国今天墓地管理的私有化、商业化、利润化模式，是否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高效率高效益手段呢？ 5.产权理论：科斯与马克思。在西方效率效益范式里，生产关系从来不是一个变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恒定、不变也无需讨论的。科斯的产权理论正是在此前提下针对“社会外部性成本”强调产权及其法律的“明晰保障”才能产生激励、优化配置；产权人正是享有这种剩余利润占有和雇佣劳动力支配的法权才受到激励从而不断提高企业效益。但这里的产权人指的是资本家，效率效益指的是私有资本衡量；在产权不清晰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缺陷的研究上，无论是科斯、威廉姆森、斯蒂格勒还是布坎南、舒尔茨、张五常，无不如此。而中国一些学者则据此推断在产权激励上，私有制优于公有制，根本忽略或无视科斯所指产权人是谁的问题。基于上述产权—激励关系，还有观点认为，只要把本来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共享的资源放在少数产权人手中，自然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如GDP)。如果说科斯的产权论及其效率论含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基因，那么里根—撒切尔极端自由(资本)主义下产生的“滴注效应”理论则带有科斯产权论、效率论基因，而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极端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利润化倾向的理论支撑也不例外。(20)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论”则揭示了西方产权论所掩饰的本质。 首先，马克思把产权看作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一方面他不否认资本主义产权人在“激励”下的“效率效益”。毕竟，“商业的本质是逐利的……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1)但另一方面，他又揭示了不同生产关系下“产权人”内涵不同(多数人与少数人)，经济活动的目的、性质、宗旨不同，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市场结构不同，激励机制和效率效益衡量也不同。中国一些研究恰恰在这里混淆两种“效率效益”，掩去西方理论与马克思在产权人内涵上的本质区别，提出所谓抽象的“产权明晰”作为中国私有化改革的理论。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产权有什么不明晰的呢？它所产生的自然是为了多数人的效率效益。中国今天本来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各种自然资源许多都由私有资本享有实际产权、获取大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千百万倍的利益，并因占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创造出远远高于西方的“效率效益”，还要怎样再“明晰”呢？本来，中国国企的产权是全体人民的产权，是其社会主义性质最根本保障的产权，是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基础、最具本质性标志的产权。如果改变这个产权性质，以“效率效益”为理由，以“明晰”为手段来达到私有化，那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在封闭条件下来比较，一个封建王侯的财富积累效益可以比一个资本家要高，那么前者是否可以用“产权明晰”为由来要求资本主义产权形式改变为封建的产权形式呢？ 其次，在“产权”上，马克思、科斯代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前者具有：(1)相对性：产权及其激励形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方式不同，产权(人)内涵当然不同，一个在任何生产关系条件下都具有相同内涵的产权及其“激励”形式从未有过(当雇佣劳动力因最基本生存保障——就业——受到威胁时表现出的努力程度不是现代企业的“激励”概念(22))；(2)动态性：生产力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产权形式也可以变化，资本主义500多年产权形式就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一个经济制度中可有不同的产权形式(如西方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23))；(3)辩证性：既然产权作为生产关系内涵之一对生产力既可以促进又可以阻碍其发展(即不存在绝对、普适、脱离生产关系性质的产权形式及其效率效益)，产权形式的进步性、人权性是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产生激励、提高效率效益的。与上述三个特征相反，科斯的产权论带有绝对性、静止性和形而上学性。其信奉者常常把产权视为超越生产力形式变化的、永恒的、普适的概念，即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清晰界定的产权就能产生效率效益，当然他们并未隐晦其价值观，即这样的产权形式就是私有资本的产权。 自然，马克思无法对社会主义“产权”怎样具体保证国企效率效益做出实证研究，但其社会计划性、非盲目性(相对盲目性、私有竞争任意性等)、公平性与平等性(相对人性异化、剩余价值榨取等)、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相对少数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效率效益理论已为中国1949-1980年大量事实所证实。而西方一些研究也不断与之吻合。比如，Ostrom(1990)论证了集体所有制的高效率高效益机制。诺斯(1994)关于西方国家效率效益的制度、产权理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则借用马斯洛需求理论论证了公有制下的激励机制如何与资本主义下不同，并在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论证了这种激励机制的优越性。 三、西方方法论影响下的“中国式西方经济学”研究及其价值观问题 (一)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特征 封闭系统是上述西方理论构成和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基础。它的逻辑构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y)，即对某个事物(如效率效益)的认识只要通过对其组成部分和要素关系进行封闭性、条件控制性研究即可获得，把不同事物之间、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其他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和因此产生的变化、规律排除在外。显然，当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时，这种首先在自然科学里发展起来的方法论就常表现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色彩。(24)自然科学使用封闭系统方法论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稳定状态下，通过对自然界某个事物进行环境封闭性、关系孤立性、条件控制性研究可以获得对其结构、组成和运行规律性的认识。毕竟，在自然界里，在封闭、控制和研究对象同质条件下，对某一事物进行限定性研究可以成为对其获取带有普遍性认识的一个方法。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美国成立，在中国也成立。社会科学则不然。 1.由于社会事物的动态性、多元性、相对性本质，对同一个社会事物、现象、行为、规律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而产生这些理论所依据方法论思想、价值观也可能不同。比如，英美两国尽管在诸多方面相同，但对平等、公平价值观的理解、内涵不完全一样，因而相关法律、政策、方法等也不完全一样。 2.不同国家社会事物的形成(如经济)具有时空差异性、条件差异性、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和外在作用、被作用差异性，因此不同社会的同一事物的现象、规律、特点具有差异性，而一个社会的同一事物本身又具有变化性。这一切使方法差异性成为必然。比如，中国的生产关系、指导价值观与西方不一样，其生产力发展手段、理念、模式与西方可能完全一样吗？如果不同国家在历史路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人口总量、人均资源、消费方式、发展条件、生产力水平等方面有差异性，又怎么能简单用西方市场条件下的效率效益理论来衡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有企业呢？这说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与自然科学不同，在对两个具有上述差异性国家的“封闭”研究中，即便那些选定的事物表象、控制条件、作用因素相同，也难以产生相同理论、规律和定律。 3.封闭系统在研究上采用“原子主义”(Reductionism)方法，如西方早期医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强调在前提假设、时空限定条件下研究最基础个体成分的形成与运动方式，从而也就可以(用数理模式)找到某个器官、某个细胞的规律性和“均衡状态”，再把各个“均衡”简单相加后得出的结论作为事物整体规律。上述一些西方理论正是在原子主义指导下，用所挑选的函数关系、要素作用进行割裂、孤立式研究从而“论证”经济/企业效率效益的规律性(不否定对西方私企效率效益衡量的合理性，但还必须具备管理学要素条件才能做比较研究，见下文)。由于上述三大特征，封闭系统在事物认识和研究方法上均排除研究对象的时空、条件、制度等差异性，排除事物的交叉影响性和多元性。毕竟，一旦接受差异性、动态性、交叉作用性，以及因此产生的事物的多元性，许多西方理论都面临衡量合理性、检验可靠性和指导适用性问题。 (二)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价值观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研究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选定的要素对企业效率效益进行孤立、割裂式衡量，一方面存在逻辑性、严谨性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封闭主义、原子主义方法论本质。(25)(26)比如，张维迎肆意延伸新古典委托—代理理论而提出，一个经济的监督积极性和工人的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反之则增加，并且认为建立代理人的剩余索取权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帕累托改进。(27)首先，如果这个逻辑关系成立，那么1949-1980年中国企业的效率效益应该低于1949年之前；如果这个逻辑关系成立，1941年的苏联，在公有化24年后，效率效益应该低于1917年沙皇时期，德国对其的消灭应该是摧枯拉朽，而德国则应该被私有化程度更高、资本主义时期更长的法国打败；如果这个逻辑关系成立，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由于企业社会化程度提高、规模扩大、兼并出现、垄断产生而使效率效益低于其原始积累时期。显然，封闭系统下产生的形而上学研究无法逃避逻辑性、合理性、可靠性问题。其次，新古典委托代理理论在这里的概念运用本来指一个经济的监督积极性和工人的努力水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形式的多元使代理关系复杂程度提高从而效率效益降低；当然，西方管理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认为西方大型企业尽管存在这种问题，但却因其规模大，具有更强的经济抗震能力、更好的技术发展平台和资源、更公平的福利待遇、更强的人力资源开发条件等，而且认为一些经济领域如汽车制造、机械工业等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尤其需要大型企业承担等。也因此，西方从不在不同组织规模的企业之间做某一方面的效率效益比较研究。中国一些学者一方面对新古典委托—代理理论做了“修改”，另一方面对西方管理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企业创新学等基本知识缺乏(更不要说对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实际管理、操作、运行、结构、特征的了解与知识了)。因此，他们的“经济的监督积极性和工人的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反之则增加”是在价值观驱使下为达到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全面私有化改造之目的对一些西方理论加以延伸、扭曲而产生的理论。 再比如，刘小玄沿袭德姆塞茨(H.Demsetz)等人的观点，即企业利润的分配权和支配权是决定企业效率的重要变量，用简单利润率比较断定中国乡镇企业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私有权利而在效率上明显高于国企。(28)这不仅是典型的封闭系统下产生的割裂式、孤立式要素关系研究，而且违背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要素理论。第一，私有化本身与企业效率效益之间本来没有简单、单一因果关系。如果有，那么西方私有化市场经济发展了500多年为何企业仍然存在通胀通缩、破产倒闭、供求失衡甚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呢？如果有，美国在企业和质量管理上不如日本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为前者私有化不如后者呢(事实恰恰相反)？第二，从西方管理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和企业创新学看，企业规模与效率效益具有明显相关性，大型企业效率效益(如利润率、增长率)因各种市场、组织、战略目标差异性等原因普遍低于中小企业，是否也是因为前者私有化程度不如后者呢？第三，再从西方管理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和企业创新学看，也从社会科学比较方法要求看，一个从零开始、运行了几年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几十年的国有企业在封闭条件下、选定的年份里的利润率、增长率有什么可比性呢？如果一个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头5年里收入是成本的5倍(在中国很容易找到)，海尔集团在相同时间里也必须翻5番才能达到同样的“效率效益”吗？第四，不仅企业规模大小、成立时间、市场目的等是要考虑的因素，企业的种类(如不同行业、产业、市场)也是因素之一，那种并未选择同行业领域、同时间开始、同规模起步、同市场条件、同政府政策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还有什么合理性(valid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呢？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西方从来不在大小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根据利润率、增长率来简单决定效率效益的高低。显然，上述这些割裂、孤立式研究得出的逻辑关系不过是选择性使用西方理论、蹩脚运用封闭系统方法的产物。 四、整体主义、唯物主义方法论下的中国企业效率效益要素衡量与分析 从唯物主义、整体主义看，当两个国家的历史路径、社会与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价值观不同，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设施、人口、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能力、资本存量等不同，它们的企业效率效益的决定函数是多元的。鉴此，我们提出如下效率效益(E)决定基本模型：
其中，
表示第j个对效率效益具有影响的变量，j=1，…，n。根据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原理，对于方程(1)，我们要求它包含所有应该被包含的影响E的自变量；而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我们还要求所有自变量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异性，即不具有因果上的共线性。国家不同，n的数值不同，而其中每一个变量的内涵都可能不同。 正是由于n的数值不同，而其中每一个变量的内涵都可能不同，对不同国家之间企业效率效益或同一国家性质不同的企业效率效益做孤立式的指标比较是不合适的。如果它们的经济目的、生产关系性质、组织形式、“资本”形式、市场结构、操作模式，资源配置、成本核算、投入产出衡量再有本质性不同，任何根据封闭条件下选定的衡量要素指标对它们的企业做简单、孤立、割裂的对比从而决定效率效益高低就更不具有方法上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了。那么，既然私企与国企具有多种“不同”，那么到底怎样检验、衡量后者的效率效益呢？如果按照上述莱本斯坦、法默的观点，企业自身的实际效率与理论效率的差异可以成为合理衡量，而一个国家对其各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作为经济产出、效率效益衡量部分来计算(即无法孤立、割裂地衡量一个企业的效率效益或比较两个自身性质、形式、发展目标不同的企业之间的效率效益)，(29)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程度就可视为对企业效率效益的综合衡量了。这样，企业效率效益高低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建立了。 基于此，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选定对中国1949-1980年企业效率效益产生影响的要素。根据整体主义方法论，所选定的要素分为两大类：(1)共性要素的选定基于一般西方经济增长、效率效益要素理论，如技术、资本、人均资源、劳动力、人口；(2)特性要素则指中国1949-1980年对企业效率效益产生作用的要素。这些特性要素，尽管未被纳入西方经济学要素框架，但当置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等交叉科学框架的检验下，对企业效率效益的影响与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尤其是，本文所选择的这些特性要素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本质，即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某个时期的经济、企业效率效益衡量都可以使用，从而使整个衡量机制构成经济学的一个整体主义衡量模型。本文建立上述要素与效率效益函数关系命题，构成本文对效率效益科学衡量、分析基础。按照这些函数关系所揭示的效率效益决定和西方理论看，中国经济应该是世界上最失败的经济，其国企应该是世界上效率效益最低的企业。而事实却恰恰证明了1949-1980年中国国企不仅效率效益高，而且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性质、目标、目的以及社会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体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那么，对于中国而言，n的值应该是多少呢？不同的
又分别对E产生怎样的函数关系呢？ (一)效率效益的共性要素分析 西方增长理论在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与产出之间建立乘可分性函数关系(这是一种整体量)，并通过依次进行对数和求导运算，在经济增长速度与这些要素投入增长率(这是一种边际量)之间建立加可分函数关系。 命题一：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根据西方管理学理论，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本存量(k)对E具有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k越高，E越容易提高，反之则不然。因而公式E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中国1949-1980年是人均资本存量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西方理论其效率效益也应该最低。特别是，中国一穷二白(“白”可以理解为人均资本缺乏)、百废待兴(使得投资的不可分性问题更为突出)，加上西方封锁，资本积累更加不易。而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西方封锁的共同作用，也使资本积累难以产生出在西方条件下所能产生的效率效益。 命题二：劳动力数量(L)、素质(H)与E具有分段(非简单线性)关系。当劳动力素质达到一定临界值后(
)，劳动力数量越大，E越高，而劳动力素质低于
时，劳动力数量越大，E越低。即：
公式(3)表示，第一，当L过剩导致劳动力廉价从而产生的GDP增长并不代表效率效益高，仅是创造了一个劳动密集型、经济粗放型、资本主义原始型的发展模式。在L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
，因而
，即劳动生产率随着L增加是下降的，即这个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已经不代表效率效益的增长了，反而代表其下降。第二，
，它表示劳动力素质低，则效率效益低。因而劳动力素质低对企业效率效益具有双重不良影响。 命题三：人均自然资源数量(av)与E具有两种函数关系：(1)av越高，E就越容易提高；(2)单位自然资源创造价值时所使用的技术水平(Tur)越高，(30)在资源投入同等条件下，E就越容易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所体现的企业效率效益就与人均自然资源具有以下函数关系：
因av和Tur在数量上的差异性，它们可以产生四种组合：一类人均资源高，技术水平高(美国)；一类是人均资源低，技术水平高(日本)，一类是人均资源高，技术水平低(沙特)，一类是人均资源低，技术水平低(中国)。据此，美国企业效率效益最可能最高(如以0～10为衡量指数，为10)，日本和沙特次之(5～8，二者之间的相对大小取决于自然资源和技术的相对价值创造)；而1949-1980年的中国，其E应该是这些国家中最低(0～2.5)。 命题四：一个经济的总体技术能力与水平(T)对E具有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技术能力与水平越高，E越高，E对人均资源(av)等要素相对依赖性越低，于是，E高低与技术的函数关系就与它和资源的函数关系类似：
这表明，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日本)，其人均资源对其企业效率效益的约束越低，反之则越高。尽管从函数关系上看，T对E的影响与av对E的影响相似，但从效率效益的保障目的来看，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替代，而且存在互补效应。如果技术约束存在，人均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中国)，相对人均自然资源较多的国家，更不易获得(比如沙特)发展生产所必需的技术。即我们有
。同样，技术水平低的国家，也不易获得生产所必需的资源，即我们有
。它表示第t期的技术进步可以让第t+1期的(可利用)人均自然资源更多(如日本)。反之亦然，如沙特。这种互补关系是米尔达尔(G.Myrdal)所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一种，也是网络效应的一种。(31)上述表明，av与T之间的交叉关系包括两种替代关系和一种互补关系。k与T之间、k与av之间具有类似于上述av和T之间的交叉作用关系。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它们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本来使得我们应该引入时间下标来反映动态关系，但为了使公式不过于复杂，本文没有在主要公式中引入时间下标。 命题五：人口数量(Po)与其他变量交叉作用对E具有函数关系。(1)Po越大，越不利于T的提高、H的改善和k提高，从而越不利于E的提高；(2)当技术水平越低、劳动力素质越低、资本数量越少时，Po越大越不利于E的提高。于是：
在不断降低。也就是说，Po越大，L越大，这种条件下的增长越不能代表E的提高。这样看来，因人口粗放性增长导致的以经济增长表现的E的相对下降是惊人的。 从以上西方理论所提出的五类增长要素、7个变量(意味着)看，如果用0—10作为经济发展效率效益的要素指数来综合衡量世界各国，那1949年的中国属于世界上经济发展、效率效益要素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效率效益上具有低资本、低素质劳动力、低技术、低资源、高人口数量五大劣势，而且这五大劣势之间又产生不利于效率效益、经济发展的交叉作用，则根据公式(2)～(5)，中国这个时期应该是世界上效率效益最低、经济发展最失败的国家。 (二)效率效益的中国特性要素分析 1.生产关系决定的就业制度差异性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关系 在西方范式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无论在整体经济发展和个体企业的效率效益衡量上都是恒量和既定前提。然而，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一个企业能否根据技术发展、资本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供需、经济状况、资源条件、竞争需要等市场因素(这7个因素仅为举例)来决定使用多少劳动力对企业效率效益具有直接决定作用和关系。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成了与西方理论所确立的企业效率效益要素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按照西方理论的要素框架和逻辑，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就业制度差异性对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关系。这个差异性对企业产生这样几个效应：(a)它形成了国企效率效益“提高”“保证”上的一个“绝对、综合性劣势”(32)；(b)在投入产出比上、在成本收益比上、在财会账面上，私有企业因技术发展或因资本成本上升或因劳动力成本上升或因供求关系变化或因经济疲软或因资源条件不利或因竞争需要自由实行解雇、不聘，从而对其效率效益产生的“正效应”成了国有企业的“负效应”；(c)从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看，私有企业解雇、不聘造成失业，因此引起的社会、政府财政支出(即由全社会劳动成员税收承担的失业救济和基本福利保障)实际成为私有企业利润组成之一，以利润来衡量的效率效益必然提高；而这个支出对国有企业来说需要自身承担，成了成本，从而“降低”效率效益；(d)从经济社会学看，私有企业解雇、不聘导致的各种社会性支出(如犯罪率上升、疾病增加和教育、医疗、住房负效应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在公有制经济体制里，事实上由国有企业“承担”(因为不能解雇、不聘)，等于企业自身成本上升；而对私有企业来说，这些由于解雇、不聘导致的社会性支出则由全社会承担，成为了社会成本，等于全社会纳税人在对私有企业效率效益做“贡献”。于是我们有： 命题六：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就业制度(ES)与E具有函数关系。按照西方要素理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当一个企业越能根据上述7种因素来决定使用多少劳动力、何时聘用、何时解雇(用ES变小来表示)，就越能保证、提高以私有利润为衡量的“效率效益”，反之则不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的就业制度(ES)是人人享有就业保障。(33)所以：
同时，就业制度的差异性又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存量(K)、技术发展(T)分别产生交叉作用，对企业效率效益产生影响。比如，在资本主义就业制度(
)下，一个社会的劳动力基数不是企业聘用或解雇决策要考虑的因素，这就使劳动力数量(L)再次对企业效率效益产生交叉影响。于是，劳动力数量越多，私有企业因劳动力廉价而效率效益越高，社会主义就业制度(
)下，所有劳动成员都是企业主人，劳动力数量越多，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越低；劳动力越多，私有企业利润值越高、资本积累越快，资本存量越大(因劳动力廉价并成为资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效益杠杆)，而国有企业利润值相对越低、资本积累相对越慢；当劳动力越多，私有企业技术发展越快、效率效益越高，而国有企业的技术发展应该越慢、效率效益越低。这些ES与L、K、T的交叉作用对E形成如下影响：
其中，W/P表示实际工资，f表示边际产品函数，
表示由国家所规定的工资。无疑，考虑这些关系，就会让公式(7)更为复杂。为了避免这种复杂性，本文下面的公式就不明确包含这些关系。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没有一种现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来准确地估计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决定，未来也不会有，毕竟，事物的辩证法本质不是某些数量指标所能衡量的。 2.生产关系决定的性别经济参与差异性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大部分时间里，妇女是受到排斥的，是由市场选择、资本挑选的，其劳动力需求是由企业根据剩余价值量及其获取领域所决定的。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及理论，这种生产关系作用下的市场“选择”的妇女参与率越低，使其劳均资本、劳均利润较高，企业效率效益越高，反之则不然。正因此，美国建国后在近两百年里用政治、民主制度和手段保证将妇女排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社会主流之外。而新中国对妇女的经济解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根本性的生产关系解放标志之一，且发生在一个生产力最为落后、封建压迫最为深重的社会里。在新中国的头十年里，中国适龄妇女参加工作率达90%左右，(34)而美国为30%左右。(35)不过，这个妇女参与率又与劳动力数量(L)产生交叉作用从而影响E。根据西方“最大化”理论，当L已过剩时，再因“妇女解放”把L翻一番，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劳动力本来就过剩，因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本质使妇女无条件地、与男子平等地参与经济，无疑更会影响E。(36)因此，从西方性别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看，当用西方市场的增长要素和效率效益理论来衡量时，女性是否无条件、平等参与对E产生影响；而社会原本L过剩作为条件变量又会加重这一影响。因此我们有： 命题七：妇女劳动参与(FP)对E产生影响。 公式(7)可以改为：
公式表明，按照西方经济学，除非妇女的H高于原有男性劳动力的H而且L也短缺，否则妇女就业对E的影响必然是负相关的。这样，中国的FP与L过剩、ES效应以及Po效应就形成带有中国特性的、所有私有企业所没有的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忽略这个决定而简单、割裂、封闭地用“利润”为衡量来比较一个国企和私企，不仅在学术方法上丧失最基本衡量合理性(可靠性更不用谈了)，而且表现出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女权学基本常识的缺乏。 3.上层建筑所决定的基础事业领域差异性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关系 在西方范式里，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无论在整体经济发展和个体企业的效率效益衡量上也都是一个恒量和既定前提。然而，中国具有由其生产关系决定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依然要建立其社会事业、福利、保障领域。于是我们有： 命题八：一个新生国家的事业领域的基础设施(Sf)强弱与E具有函数关系。前者越薄弱，发展需要的投入越高，则E就越不易改进。比如，1949-1980年中国教育、医疗、住房、卫生、交通、通讯、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基础极为薄弱，E必然受到影响。Sf又与人口数量(Po)交叉作用对E产生影响，Po越大，Sf对以经济发展为衡量的E的影响就越大，而且必须相对放弃农轻重产业发展。
4.工农业基础设施、国防力量差异性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关系 命题九：工业基础设施强弱(Ii)对E具有函数关系。前者越薄弱，以(农)轻重工业产品增长为衡量的效率效益在短期的直接提高就越难，而从长期看，Ii的提高对资本、资金需求越大、技术需求越高，建设难度越大、周期越长、见效越慢，本身效率效益就不高。此外，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越大(Si)，速度要求越高(Sp)(如受到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时)，必须相对放弃轻工业、商品生产发展，Ii对以消费品经济增长为衡量的效率效益的影响就越大。(38)比如，1949-1980年中国在全世界最为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上白手起家，加上Si、Sp效应，应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其E也应该是最低的国家。于是，公式(7)可以改写为：
命题十：农业基础设施强弱(Ai)对E具有函数关系。首先，前者越薄弱，对资本、资金需求越大、技术需求越高，建设难度越大、周期越长、见效越慢，而短期和直接对E的改进越不明显。而且规模越大(Si)，速度要求越高(Sp)，(40)Ai对E的影响就越大。其次，再从Ai与人口数量(Po)的交叉关系看，如果一个经济不仅农业基础薄弱，而且农村人口比例(Ap)越高，农业总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就越高，E受到Ai影响就越大。比如，1949年的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居于全世界最落后行列，农业人口比例居于全世界最高行列，农业总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居于全世界最高行列。综合上述Ai在Si、Sp作用下对E的影响，以及Ai与Ap交叉关系对E的影响，公式(13)可以改写为：
命题十一：国防及其科技强弱(DS)对E具有函数关系。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像中国一样在近一百多年里，反复遭侵略、被占领、受西方列强占领、奴役、剥削，如果前者像后者一样经历八国联军、签署多种不平等、耻辱性、掠夺性条约，如果前者像后者一样在建国后立即遭到战略围堵、军事威胁、经济封锁，那就不能不发展国防与科技。中国不仅近现代史的教训惨重，而且在1949-1980年的短短30年，打了5场战争。国防科技的任务越重(DS越大)，E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公式(14)改写为：
为了简洁，我们在公式(15)中省略了FP对其他相关变量的交叉作用。 5.带有社会特性的非经济性干扰变量与企业效率效益的关系 命题十二：从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发展中自身带有特性的事件、政策、社会运动(SM)可以对E产生影响。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是西方经济效率效益的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亦如此。再比如，经济政策(Py)的科学性越高、社会主要矛盾定位(Cp)越正确，越是有利于E的整体提高，反之则不然。仅从“大跃进”、“文革”来看，中国在1949-1980年的经济发展中，30年里有13年左右的时间受到了干扰。无论从以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看，还是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关系看，“大跃进”、“文革”分别构成新中国1949-1980年中的两个特殊阶段，都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发展。无疑，这些阶段越多，持续的时间越长，政策失误越严重，效率效益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中国是世界上强调坚持唯物主义最多的国家，在国企效率效益的科学衡量上也应该如此，而不能依靠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产生出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误区”来。本文依据辩证法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企业效率效益的一个随机模型，即公式(1)。其随机性不仅表现在n的数值的不确定上，还表现在其每个自变量的内涵上。这个理论性模型看似简单，却使得我们避免封闭系统方法论下的简单机械比较企业效率效益陷阱，不管这种比较是对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还是对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不同地区企业、不同行业企业来进行。公式(16)中包含了19个自变量。因此，本文针对中国1949-1980年国有企业所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归纳表明，有19个对国企效率效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而它们之间的交叉作用使得它们对中国国企效率效益形成影响的关系并不止19个。公式(16)就是公式(1)的简化了公式(8)～(10)等关系后的具体形式，即n=19。中国在这19个变量所代表的领域，可以说都对国企效率效益产生最大可能的不利的影响。根据以上框架来预测，中国将不仅是国企效率效益低下，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彻底失败的问题，无论是按照西方传统效率效益要素还是莱本斯坦的X-无效率衡量，中国经济应该是世界上最失败的经济。可是事实却恰恰证明了1949-1980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是高的。这个时期里，尽管有“大跃进”和“文革”，中国仍然做到了GDP快速增长、独立工业体系建立、现代工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建立，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历史性地初步发展了社会事业领域，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妇女平等地加入经济行列，成功地保卫了国家主权、领土。这样看来，作为这一切之根本基础和保障的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无疑是高的(尽管在理想状态下可以更高)。(41)而且，它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目的以及社会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体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上述两个“应该”和一个事实表明，中国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率效益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表明，这个经济制度不仅不是失败的制度，而且必然有它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尽管这些优势的分析不是本文的主要方向)。 ①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性质。 ②中国“主流”研究实际上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并对思想界、理论界、政府、教育界、宣传界产生了全面影响。 ③在许多美国和西方一类科研型大学里，西方经济学的教程不把前苏联和20世纪90年代前的中国简单列为发展中国家，而视它们为具有现代经济基础设施、居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体。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如J.Robinson等，也有学者指出西方经济理论不适合中国问题研究，如诺斯、索洛等。 ④关于社会科学领域交叉科学方法的内涵、使用、意义和方法论必要性见龙斧、王今朝(2011)。 ⑤R.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1956,65~94; R.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1957:312~320; E.F.Danison,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New York: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62; T.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f Research,N.Y.:Free Press,1977; P.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1990,S71~S101. ⑥龙斧、王今朝(2014，2011)。 ⑦E.H.Chamberlin,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 Re-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⑧T.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Reprinted in T.Veblen,1919.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m Civilization,New York:Cosimo Inc.. ⑨G.Tintner,"The Theory of Choice under Subjective Risk and Uncertainty",Econometrica,Vol.9,No.3/4,1941,pp.298~304; G.Tintner," The Pure Theory of Production under Technological Risk and Uncertainty",Econometrica,Vol.9,No.3/4,1941,pp.305~312. ⑩B.Barry and R.Hardin,eds.,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Beverly Hills:Sage,1982. (11)A.Mas-Colell,M.D.Whinston,J.R.Green,Microeconomic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2)G.Myrdal,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Routledge,2003. (13)关于私有资本效率效益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属性见龙斧、王今朝(2011)第18章。 (14)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关于经济增长所伴随的24种可避免成本分析；参见龙斧、刘媛媛(2009)。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针对竞争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负效应制定了各种政策和法律。 (15)参见Koch,R.,The 80/20 Principle:The Secret of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London: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2001; O.S.Klass,et al.,"The Forbes 400 and the Pareto Wealth Distribution",Economics Letters,90(2),2006,290~295. (16)Jean-Jacques M.Laffont,"Externalitie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nd Ed.,2008,Abstract.A.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A.Sen,"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8,1970,152~157; A.Gibbard,"A Pareto Consistent Libertarian Claim",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7,1974,pp.388~410. (17)A.Mas-Colell et al.,Microeconomic Theory,Chapter 16; J.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NBER Working Paper No.W3641,1991. (18)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O.E.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ree Press,1998. (19)D.W.Bromley,"The Ideology of Efficiency: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olicy Analysis",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1990,pp.86~107. (20)龙斧、王今朝(2012a)。 (21)仅从中国改革中已披露的案例看，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所产生的“效率效益”没有一个是低于300%“利润率”的。 (22)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中根据Maslow模型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励机制差异性的分析。 (23)市场经济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指的是在一个经济制度里存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而不是在一个企业中把分属不同所有者的企业资本混合在一起。那种把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解为在大型国企中混入私有资本、让私人老板成为国企资产、资本、资源的所有人之一是概念内涵上的偷梁换柱，即将其偷换成所谓的“资本混合型企业”。 (24)K.Axelos,"The World:Being Becoming Totality",from Systematique Ouverte(Trans.Gerald Moore,Les Editions de Minuit:Pari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24,2006(1984),pp.643~651. (25)新古典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众多流派中的一支而已，其理论、方法论在西方受到广泛挑战和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封闭系统方法论分析，参见龙斧、王今朝(2013)。 (26)中国许多研究使用西方的指标化方法衡量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方法论上看，它们存在假设条件的逻辑性、科学性问题，也存在衡量标准的差异性、合理性、可靠性问题，还存在变量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问题。方法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价值观上陷入“以西方为标准”、“以欧美为衡量”等“西方主义”(Westernism)、“欧美中心主义”(Euro/U.S.-Centrism)价值观陷阱。对中国此类指标化研究的方法论批判和理论剖析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 (27)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28)刘小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29)西方企业连锁经营战略方式本身就体现这样一个现代经济效率效益的前沿概念，而不是以一个孤立的企业的效率效益、投入产出比来定胜负。这是企业管理学、战略学、市场学一个基本概念。 (30)Tur指与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价值直接有关的技术，决定相同自然资源投入量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的大小。 (31)A.Nagurney,Network Economics:A Variational Inequality Approach,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 (32)当一个企业因上述7个因素作用而不能保持原有劳动力数量时，它不实行解雇、不聘，不仅使劳动力成本有多重性上升，而且使技术进步和资本效益下降。本文因篇幅不将这些现实存在的交叉作用关系引入衡量公式。 (33)生产关系决定的就业制度差异性本身使单个的国企与私企效率效益没有可比性。然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的研究无视这一差异性，按照西方要素所做的孤立、割裂式“效率效益”比较、判定，具有典型的“封闭系统”方法论特征。关于对新古典的“封闭系统”方法论批判见龙斧、王今朝(2013a，2011)。既然对没有可比性的效率效益按照西方理论加以比较，本文不妨就按照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一般效率效益要素来对中国1949~1980年的国有企业进行预测性衡量。 (34)高小贤：《经济改革与农村妇女》，《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陶春芳：《个人问卷调查中的中国妇女地位》，《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Jr.H.N.Fullerton,"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75 Years of Change,1950~1998,and 1998~2025",Monthly Labor Review,122,1999,pp.3~12. (36)J.Spengler,"The Population Obstacle to Economic Better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1,No.2,1951,pp.343~354. (37)表示妇女就业制度变化偏离资本主义市场方式。 (38)至于中国1949~1980年为什么发展重工业、建设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参见龙斧、王今朝(2011)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有“精英”认为，中国这段时期不应首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和科技力量，而应进行商品生产；当廉价劳动力被西方使用、宝贵资源为西方消费者服务，西方资本终究会溢出些好处来，具有“(准)殖民地特色”的市场经济就能建立起来，就能给(准)殖民地带来的就业、汽车、高楼大厦等。香港不就发展得很好吗？这种买办、准殖民地经济学与“台独”“日本统治时期经济效率效益高”的论调本质上是一样的。照此逻辑，三座大山也无需推翻，民族独立与主权、经济自主与自立也换不来“资本”效率效益。一个西方封锁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提供就业吗？能够发展生产力吗？能造高楼大厦和汽车、飞机吗？能实现与自身价值观相一致的自身社会发展目的吗？历史已做出回答。 (39)在本文中，ES是一个受到多种变量作用的变量。鉴于篇幅，在公式中没有详细区分它们。但不难根据上下文分清。 (40)这里，为了符号的简洁，我们沿用了与命题九相同的符号。读者从上下文不难对它们加以分别。 (41)不仅工业如此，如果考虑到1949年前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世界最低、要养活的人口世界最大，考虑到“文革”使1980年农业人均产量与1966年水平相比提高不多，考虑到生产关系对就业制度的“市场约束”，其农业发展的效率效益也是较高的。可以说，1949~1966年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是其历史任何一个17年间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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