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发展现状论文,川藏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11-0009-07
四川藏族地区教育在西部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为四川藏区教育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加快《十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不断改变四川藏区的教育现状，努力发展民族教育，对促进四川藏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改善藏区人文环境状况，对四川藏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的积极作用。笔者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两次深入甘孜、阿坝进行调查研究，力求从藏区教育的实际出发，通过对藏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教育现状的客观分析，为藏区的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四川藏区主要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构成，地处四川西北部高原，与西藏、甘肃、青海接壤，面积23.7万平方公里，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面积几乎相等；甘孜、阿坝两州共有31个县，总人口为173.6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13.7人，与全国人均每平方公里130人相比，可谓地大人稀。甘孜、阿坝两州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甘孜州的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阿坝州的平均海拔3000米，年均气温摄氏7.3度，绝对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37度；雪灾、风灾、水灾、火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四川藏区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并与羌、回、彝、汉等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大家庭。早在新石器时代，岷江、大渡河上游已有人类繁衍生息，成为蜀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然而，一直到解放前夕，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藏区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的桎梏中，藏族地区由于实行政教合一，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主要靠寺院来传授，或通过各种宗教祭祀活动来传授生产技能。因此，藏区的寺院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文化传播的中心。“寺院即学校，宗教即教育”，这种特殊的寺院教育形式，在藏区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虽然后来有了官学、私塾，但教育仍难以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建国以前的四川藏区基本没有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而是由于历代封建朝政都对少数民族实行征剿与怀柔并举的政策所致。怀柔教化的目的在于“化夷为汉”，效忠朝廷。一位身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知县陈克绳在县志中这样写道：“学校者，明君臣父子之伦，别华夷人兽之限。”可见，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极为歧视，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
四川藏区的近代教育始于明清两代，发展于辛亥革命之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藏区的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教育经费短缺，设备简陋，教师薪俸菲薄，民族教育陷于了停滞状态。至解放前夕，四川藏区的学校多被停办，只有小学143所，在校学生5157人；初中1所，在校学生65人；高中1个班，在校学生8人；中师1所，在校学生110人。另外，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美、法等通过以传教方式渗入四川藏区，开办了教会学校，建国前夕，民族地区有教会学校11所。
建国以后，尤其是“九五”期间，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藏区的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尽管藏区地处高原，经济落后，办学条件艰苦，但藏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办学原则：“先城镇后农村，先公路沿线后边远农牧区，先典型示范后逐步推广”；贯彻了符合藏区实际的办学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实施了适合藏区条件和环境的多种办学方式。从“耕读学校”、“马背小校”、“帐篷小校”到点校，从乡村牧场的点校到城镇的中心校，从初级中学到高等学校，从走读制到寄宿制，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综合教育和素质教育，从单一的汉语教学到汉语、藏语结合的双语教学，从一般的常规教育到电化教学、远程教学，从学校教育到成人扫盲教育、在职教育等，使藏区处处都呈现出教育发展的无限生机与希望。为了进一步加大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力度，四川省委、省政府于2000年12月15日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决心以科学教育来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甘孜、阿坝两州各级各类教育统计表
各级各类教育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数（人）
2001年1949年
2001年 1949年
小学 2568 142 180172
5157
初中 612
31163140
高中 18
1个班 6819 8
职业中学
5 532
中等专业学校 1026241110
高等专科学校
2 4918
截止2001年底，甘孜、阿坝两州先后建起了各级各类中小学校2,652所，大中专学校14所，在校学生已达到22万多人，建立各级各类寄宿制学校379所，实行“双语”教学的中小学校有1037所；少数民族学生小学入学率达到85.27%；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建立了2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所广播电视大学，从而改变了四川藏区没有高等学校的局面。藏区有24个县120个乡实现了基本普及初等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0.2%，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11%；有3个县及74个乡（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25.2%；有20县高标准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同时，现代远程教育迅速发展，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正在逐渐形成，还与内地高等院校联合办学，建立了电大、函授大学，实行自学考试、在职进修等方式，从而在四川藏区形成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心完小，县县有中学，州有中专、大专学校的办学格局，初步建立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框架，基本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四川藏区教育的现状分析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藏区的民族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内地和全国总体发展水平相比较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截止2001年底，甘孜、阿坝两个州的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11%，其中农牧区的入学率仅为84.32%，而全国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9.11；甘孜、阿坝初中阶段入学率为30.21%，农牧区的入学率仅为14.1%，而全国初中阶段入学率已达到88.6%。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四川全省至今尚未普及初等教育的县有8个，甘孜、阿坝就占了6个；全省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有44个，甘孜、阿坝就占了28个。而且，1师1校的比例还相当高，仅阿坝州就有505所，占全州小学总数的36%。甘孜州全州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仅占全州总人口的2.4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全州人口总数的0.84%。因此，民族教育的落后，不仅成为制约藏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制约四川的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与藏区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远远不相适应。因此，加快民族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进一步提高民族素质，已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智力因素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已远远超过物力资本。他的研究表明，1929-1957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促进因素中，提高职员素质和培养人才之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占35%；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生产率的比率是：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尽管该研究是以美国社会为对象，并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其结论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有相当的意义。环顾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强国，哪一个不是从发展教育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受重创的西欧和日本之所以能迅速重建和强大起来，关键在于其教育普及程度提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劳动力和大量专门人才。随着知识经济的临近，教育的经济功用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要。
由此可见，经济是民族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又是其他方面改革实现的物质基础；教育的发展既依赖于经济，又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随着人类从工业革命到科技革命再到知识经济的发展历程，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容忽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智力因素的提高；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源的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藏区的发展，极大程度依赖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依赖于藏区教育的发展。而藏区的教育资源本来就相对短缺，义务教育的负担要比发达地区更为沉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非常艰巨，改变藏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非常急切。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教育事业的发展尚面临许多的困难、问题和矛盾，其中主要矛盾和问题有：
1、地理环境因素与教育发展规模的矛盾
甘孜、阿坝两州共有31个县，人口密度仅为13.7人／每平方公里，且交通不便（甘孜州至今尚有54个乡和80%的村不通公路），这就决定了藏区民族教育规模大，战线长，点多面广，教育成本高的客观现实。随着《行动计划》的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进，中小学入学率将大幅度提高，教育规模将大幅度扩大，环境与规模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近几年来，随着十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推进，再加上初中学龄人口高峰的到来，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都在大幅度提高，中小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将很快突破20万。仅2001年，阿坝州全州学生人数就比上年增加6000多人，仅松潘一个县，学生人数比上年净增了1998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些学校出现了教室、校舍、教学设备和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今后的几年里，学生人数，尤其是寄宿制学生还会大幅度增加，以上问题将更加突出，使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更加尖锐，这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民族教育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更大的教育规模和更大的教育投入。
2、农牧民对教育的需求日益上涨与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
经济的滞后与贫困，必然导致了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又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必然导致教育投资和人才出路的困境；经济与教育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藏区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四川藏区属“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其它原因，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在现代化建设上还处在起步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和粗放式的“资源开发型”发展模式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居后，到2000年，甘孜、阿坝两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9.94亿元，仅相当于成都市新都区1999年的水平；甘孜、阿坝两州人均GDP3453元，与四川人均GDP4611元的差距达到1158元。随着社会的发展，藏区农牧民对教育的需求日益上涨，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虽然藏区农牧民家庭收入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由于甘孜、阿坝两州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内地和全国相比仍然偏低，尤其是天然林停采后，藏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普遍下降，返贫率有所上升，农牧民家庭收入水平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又导致了藏区农牧民的教育需求与支付能力的矛盾。到1999年底，阿坝州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1227元；甘孜州的农牧民因停止天然林采伐，人均收入由1998年的942元降低到1999年的721元，返贫率上升了25%。据调查，一个小学生每年的书学费在220元左右，到中心校住校后要增加伙食费。一个初中生每年的费用最少在2200元以上，好一点的学校达到5000元。而且，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统计时的口径可能包括许多预期收入，例如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农牧民实际的现金收入也随之下降，而学校收费则全部是现金，进一步降低了农牧民的支付能力。因此，不少农牧民的孩子因家庭无力支付书学费而辍学、失学，这必然对促进藏区教育的发展、提高藏区的人口素质、改善藏区的人文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3、教育经费投入与教育发展需求的矛盾
藏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改变藏区教育的现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是主要途径。虽然“九五”期间和《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量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因为教育经费历史欠帐太多，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太低，且教育经费的增长主要用于教师工费和政策性补贴，而民族教育规模却十分巨大，加上实行“一费制”和农村税费改革，物价上涨等因素，使教育经费出现很大的缺口。例如，生均公用经费按最低标准计算，仅阿坝州的缺口就有5千多万。另外，四川藏区属于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不发达，财政收入少，绝大部分县财政赤字，人口总体收入不高，许多地方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这又制约着藏区对民族教育的投入。而且许多县教育局债务累累。以松潘县教育局为例，2001年的欠款就达200多万元。但同时也面临一些严重问题。由于办学经费不足，配套资金欠缺，导致办学条件难以改善，学校公用业务经费严重短缺，教学费用支出明显呈下降趋势；校舍简陋，学校危房面积大，教师和学生的住宿条件差等基本问题和困难得不到较好地解决，这些都必将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发挥。
同时，民族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也加大了教育基本建设资金投入。甘孜、阿坝31个县绝大部分地处高寒地区。由于恶劣的地理、自然和气候条件，灾害频繁，对校舍的危害较大，加上不少校舍已超期服役，多年没有维修，致使校舍危房面积逐年递增，少数乡村学校危房率高达40-50%。目前，甘孜、阿坝校舍危房实有面积高达32.1万平方米。例如，德格县牧区的校舍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的土木建筑，只能容纳3至4个班，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无学生生活用品，新的危房不断增强。若尔盖县巴西中学，教室外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早已是危房的学生宿舍里还住着学生，一根大木头顶在一面已经凸起的墙上，以防止宿舍的跨塌。尽管学校的危房报告已经打了很多次，县教育局的领导也多次亲临现场，但都因资金的缺乏而无可奈何。
4、思想观念与体制转换的矛盾
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除了经济困难等客观因素，还存在着农牧民思想观念方面的主观因素。近年来，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下体制转换的认识不够而产生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产生这种思想认识和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教育投资和人才出路的困境。二是近几年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教育的产业化，对民族地区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大中专招生、分配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投入与产出的失衡，一时还不能完全为广大农牧民所理解和接受。三是藏区传统的农牧业条件下，生产周期长，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农畜产品的商品化率和效益都很低；再加上各种税收和成本，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农牧业家庭的收入只够满足其家庭和生产的最低需要，资金积累困难；农牧民固定资产非常少，牲畜又不能成为银行的抵押品，因此，扩大生产，改进设备无路可寻；教育需要现金投入，而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现金投入也随之大幅度提高，为此导致农牧民难以承受。四是传统的农业、牧业生产对人才的需求率很低，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文盲的作用几乎相等，甚至文盲优于大学生；文盲虽没有文化，却有体力、耐力和经验，这正是自给自足的低效益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力。
5、教师队伍状况与教育发展的矛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藏区的发展，极大程度依赖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依赖于藏区教育的发展。藏区教育要发展，必须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作保证。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要在藏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提高整个藏区素质、实现藏区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奠基工程，这也就对藏区的民族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藏区的教育资源本来就相对短缺，教师队伍状况与教育发展的矛盾也就凸现出来了。
从数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甘孜、阿坝两州的教师队伍总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综合素质也有一定的提高，大中专、中小学专任教师已达到1万6千多人，但还远远不能适应藏区教育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普九”的需要。
从质量上讲，教师队伍学科不配套，骨干教师缺乏，整体素质偏低，亟待提高。甘孜、阿坝两个州的小学教师中，80.72%的教师具有中专学历，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仅为5.4%，而且教师的实际水平能力不合格率仍然较高；四川、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小学教师分别达到14.57%、20.04%；中学教师队伍基础较差，其学历达标率和综合素质还需大力提高，特别是高中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3.16%，并呈逐年下滑的趋势，而四川高中教师达标率为61.87%，全国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为68.43%。
近几年来，甘孜、阿坝两州的初中、高中、中专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其中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到内地的中学读高价书，上高价学。例如，红原县仅有一所高完中，生源大多为城镇干部和居民的子女，去年该校高中才收了60多人。有的县高中好几年没有学生就读了。其实，学生选择到内地中学读书是公民的权利，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现象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家长和孩子要舍近求远，不读低价读高价？如果当地的教学质量能够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他们会走吗？
同时，四川藏区教师队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内地教师分不进，留不住；乡村教师想进城，外地教师想下山，本地教师盼改行。由于藏区工作条件艰苦、待遇较低以及教师的后顾之忧难以解决等原因，出现了外地的不愿来，来了的留不住的现象，形象一点就是：“飞鸽牌”多，“永久牌”少。就连从甘孜、阿坝两州考入内地大学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回家乡工作的都是寥寥无几，这种“孔雀东南飞”和教师大量流失的现状，必然影响藏区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最终延缓藏区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于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藏区教育事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如何解决“飞鸽牌”的问题，如何改变“孔雀东南飞”的现状，这些应当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6、教育结构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
随着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学思想的影响，甘孜、阿坝的教育重点一直在基础教育上，对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尚存在着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的单一结构，未能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格局；长期以来，藏区的民族教育只是照搬内地教育模式，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忽视了民族教育的民族性，教学内容缺乏地方特色，导致教育结构、人才模式和质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需要不相适应。两个州一共有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15所，在校学生6700多人，其办学规模小，质量和效益均不高，农牧民群众从中受益不多。同时，受地域、行业和部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各类教育校点布局不尽合理，现有教育资源未能很好地得到优化配置，难以发挥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
尽管藏区教育充满了希望，但上述问题与矛盾表明，改变藏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任重道远。
四川藏区教育发展展望与对策建议
第一，四川藏区教育发展展望
在新的世纪里，民族问题赋予民族教育以新的内容，民族教育正面临着新挑战。首先，民族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全球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国防安全及社会的发展。民族问题的解决包括解决民族教育问题。其次，“发展经济”已是当前的一个世界性主题，民族地区的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地区发展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也对民族教育提出了挑战。四川藏区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21世纪，民族教育重任在肩，藏区教育重任在肩。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四川省委、省政府于2000年12月15日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为民族教育发展开拓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前景。
《行动计划》把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作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作为帮助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摆脱愚昧落后、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行动计划》为四川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从现在起到201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建立基本适应当地社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需要、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在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使教育更直接地为群众脱贫致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此基础上，着力完成五项主要任务：“教育改革有较大的进展，办学条件有显著改善，师资队伍明显加强，寄宿制学校有较大的发展，初步建立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体系。”《行动计划》还明确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保障措施，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每年投入3个亿，到2010年，各级党委、政府将增加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30亿元，同时积极争取支援、国外援助和社会捐赠。
《行动计划》的实施，对改变藏区的教育现状，对藏民族人才的培养，对促进藏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改善藏区人文环境、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对藏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都将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
甘孜、阿坝两州根据《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分别制定了甘孜州、阿坝州的具体实施方案，藏区各级政府积极加强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切实落实国家和省上出台的各项筹资政策，积极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积极推进“银校合作”、“校企合作”、教育贷款、教育信用等，拓宽教育的社会融资渠道，并建立了严格的教育经费审计机制，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益，以保证《行动计划》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第二，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但要确保《行动计划》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民族地区的教育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实在太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部门都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不少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这里笔者主要就《行动计划》实施一年多来，藏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和调动藏区办学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防止办学中的“等、靠、要”
藏区的民族教育必须有国家的宏观教育指导和必要扶持，但只有充分发挥和调动当地各族人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由藏区自主办学兴教，才能做到因地制宜，适合民族地区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特殊性。但藏区有的地方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的倾向，尤其在《行动计划》实施后，这种倾向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导身上更加突出。不是积极地想办法，创造条件发展本地教育，而是一味的依赖国家和政府，“坐等天上掉馅饼”，在办学中必然丧失其自主性和积极性，这对民族教育健康、迅速地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杜绝《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的素质的高低，也关系着教育的成败，来不得半点的虚假，走不得任何形式。但有的地方和学校在《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例如，“普初”、“普九”过程中，为了早过关，出政绩，虚报入学率、巩固率；抓教育重形式，做表面文章，只为应付上级检查；重硬件，轻软件，重资金投入，轻教师素质的提高，轻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等，都是在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不正之风，需要及时革除。要杜绝《行动计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就必须建立科学的教育管理制度和督察制度，使《行动计划》的实施和教育发展走上科学规范的轨道。
3、确保教育经费和配套资金到位
2001年，藏区的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经费到位率只有91.7%；有的县，教育经费到位率实际上只有60%左右。如松潘县的450万经费就有90万未到位，原计划3个乡实现“普九”，实际完成了1个乡的“普九”，直接影响了该县的教育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建设在2002年6月已全部完工，新学校是建起来了，学校的外貌改观了，但由于缺少配套资金，很多学校却没有或缺少相应的教学设备。因此，确保教育经费和配套资金到位，是保证民族教育发展关键环节。
4、加强对已有办学成果的巩固
可以这样说，民族地区是办教育难，“普初”、“普九”更难，巩固就难上加难。在民族地区，学生的流失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近年来有的地方学生的流失情况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危及到了学校的生存。民族教育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务必应当重视加强对已有办学成果进行巩固，绝不能验收过关了事，或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否则将是前功尽弃。尽管学生流失的原因很多，但各级领导和教育工作者都应当把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巩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不仅要让学生进得来，还要留得住，学得好，这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有不断提高已实现“普初”、“普九”地方的办学层次和水平，降低学生的流失率，才能巩固普及成果，使藏区教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5、积极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山地农业型、高原牧业型特点的区域教育模式
国家现在民族地区推行的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双语教学和“两主一公”（即寄宿制、助学金为主的公办中小学教育）的办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但还应在此基础上转变观念，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根据藏区山地农业型和高原牧业型不同的特点，积极探索相应的区域教育模式，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更好地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
(1)实行具有弹性的教学计划。四川藏区学生的流失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贫困等原因失学、辍学，还有一种是阶段性流失，就是在农忙或采药材的季节流失。在有的地方，到了农忙和采药材的季节，学校上课的学生所剩无几。这种阶段性的流失，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它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为了减少阶段性的学生流失，各州、县一级政府、教委应根据当地的情况，实行具有弹性的教学计划。例如，对寒暑假做灵活的调整，暑假放假和秋季开学提前，把采药材的旺季留给学生；农忙时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实行早晚教学等，这样学生阶段性的流失就会大量减少，乃至杜绝。
(2)课程设置增加地方性课程。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都是按国家的统一计划制定的，缺少地方特色和技能培养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之所处的环境和生产活动相关性太小，自然降低了学校教育对农牧民的吸引力。因此，民族地区学校的课程设置应当具有灵活性，以核心课程为主，地方课程为辅；在讲授知识课程的同时，适当增加技能课程。如，增加家庭、食物、动物、森林、工艺品、自然现象、地方技术等地方性课程，有教师、学者和当地有经验的人共同承担。
(3)建立督导评估体系。实施区域教育会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为了保证区域教育的安排和实施，就需要建立科学的督导评估体系，及时检查、及时督导、及时解决。
6、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口支援工作
对口支援对民族教育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对口支援的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一是支教老师的素质有待提高。内地有的学校采取应付的方式，并没有派出最好的或较好的老师到援助学校；有的支教老师素质较差，把到民族地区支教当作游山玩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一走就是一月半月，使被援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二是对口支援的形式应根据对口学校的实际情况而定，采取多种形式。不应把支教简单的与顶缺额划等号，否则，对口支援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或者成为一些学校的负担。如果被援学校缺教师，支教老师可以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实际上，有不少被援学校更需要获得内地新的办学经验、管理经验，需要得到教学业务方面的辅导，支教老师应当能够和必须承担起运方面的任务。
7、依法治教，使民族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依法治教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至今我国民族教育在这方面仍较为薄弱。要加快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确保《行动计划》的实施，就必须依法治理，以法律法规作为有力保障，使民族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民族教育发展上一个新台阶。民族地区在“普初”、“普九”的过程中，在采取过去已有的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要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法律武器，广泛开展义务教育法的宣传和权利义务教育，增强全民法制意识，把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同时也可以取得司法机关的支持和协作，建立流动法庭，及时处理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保证“普初”、“普九”的实现，保证民族教育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红原县就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2001年实现全县“普初”的过程中，加强了对农牧民的法制教育，使不同主体都明白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义务，即“政府明白，农牧民明白，老师明白，学生明白”的“四个明白”，同时建立了流动法庭，使全县“普初”得以顺利实现。
7、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切实解决藏区教育的特殊需求
(1)制定减免学费、书本费的政策。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推行了几十年，但边远贫困的民族地区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也就是对贫困学生不仅免去学费，而且还应免去书本费和学杂费的义务教育。因为很多孩子的辍学、失学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交不起书本费。从2001年起，国家为保证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生不会因贫困而失学试行了“一费制”，但还应当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出减免学费、书本费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农牧民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才能保证义务教育在民族地区得以真正实现。
(2)提高寄宿制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寄宿制是民族地区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完成《行动计划》总体目标的关键所在。寄宿制的学生大多来自离学校较远的农牧区，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比较差，国家规定的补助标准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已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适当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既能较好地解决寄宿制学生的生活问题，使学生进校后留得住，又能激发农牧民送孩子就读的积极性，从而对寄宿制教育的发展和巩固产生积极的作用。
(3)设立民族地区教师专项补贴。民族地区的环境艰苦，气候恶劣，村小教师的条件尤为艰苦。因此，提高教师待遇，使之优于其他行业，才能使教师工作安心，队伍稳定，质量提高；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
(4)制定吸引内地教师到民族地区工作的政策。近几年来，民族地区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的总体质量难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尽管原因众多，但其中与民族地区教师的本土化，外地教师“留不住、不进来”有着直接的关系。民族地区教师的本土化虽然减少了教师的流失，对稳定教师队伍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负面影响就是导致了教育的“近亲繁衍”和教师素质的下降。如果民族地区能制定出相应的政策，积极吸引外地的优秀人才到民族地区任教，使之从“不想进”到“进得来，留得住”，从而使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结构趋于科学合理，才能使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收稿日期：2002-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