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的成因与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成因论文,文学创作论文,自我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03(2006)04-0107-07
孙犁在文学创作中，不仅“善于写女人”，而且“善于写自己”，其作品中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十分突出，两种意象或是单独存在，或是主次并存。如果把孙犁一生的创作活动以1956年大病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在其前期作品中，女性意象占主导地位，自我意象居于从属地位；在创作后期，女性意象成为一种余脉，自我意象突起，并不断得到强化。在前期，孙犁主要是以小说这一文体，为我们创建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画廊；“文革”后，孙犁主要以散文这一文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忧郁中奋斗的自我形象。
意与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象是客观存在，意象是主观存在，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物象进入作家的头脑，就要接受作家主观经验的检验和融合，只有符合作家创作需要，尤其是审美需要的物象，才能在头脑中保存；作家对保存在大脑中的物象，要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格进行化合和改造，并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把它融入作品中成为意象。这种从物象到意象的过程，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借助客观物象表达出来的主观情意。
同一物象，不同作家的可以形成不同的意象；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也会对同一物象形成不同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会打上作家思想情感和艺术个性的烙印。如果说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是孙犁作品的典型意象，那么这种典型意象正是作家艺术个性的典型反映。
一个作家典型意象的形成，既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条件，主要是思想观念、艺术才能、个性特征等因素，又取决于作家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即主体意识之外的一切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主要是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家的遗传素质以及生理状态。
每个作家的主观条件的形成，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作家从出生时的“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人”，一直到死亡的自然进程中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所以说，作家的主观条件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作家的创作的不同时期，已经形成的主观条件，总会对正在进行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活动给予深刻的影响，使其带上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作家典型意象的形成是一定的客观现实和一定的主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客观现实起决定性作用。
分析一位作家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既要分析其所面临的时代，又要分析其自身的客观存在，主要是生理存在，同时又要分析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但是人们往往重视时代因素，而忽略作家自身的生理因素和主体意识。具体到孙犁这个出生后就患有生理疾病，成年后又有心理疾患，其人及其作品一直游移于文坛边缘的作家，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好在孙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晚年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分析材料并不欠缺。
孙犁在很小的时候就患有惊风疾，即抽风，又称为“惊厥”。孙犁得病的原因很难判断，据其自述，可能与接生时的不卫生有关，也与其出生后体质羸弱，没有奶水喂养有关。孙犁的惊风疾一直到十岁左右才治愈。[1]
惊风疾对孙犁的生理尤其是神经系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家里人认为他是个书呆子，还有点傻。疾病使他的情感具有很大敏感性和波动性，同时也会形成较多的神经联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聪颖过人。对此，孙犁自己也深有体会：“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这是一些病理学家经常谈到的问题。”[2] 可以说，生理上的病态，形成了他对艺术和美的特殊敏锐。
由病症带来的艺术上的意外收获，可能使孙犁暗自庆幸，而且还产生了比拟作用。他在《买〈章太炎遗书〉记》一文中，特意谈到了章氏：“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默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任他以重任。”[3]
惊风疾也给孙犁心理上造成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他长期的神经衰弱。从病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神经衰弱属于心理疾病中神经官能症中的一种。神经衰弱的含义是神经衰竭或神经虚弱，其特点是：身体和精神易于疲劳、兴奋性增强、精力不足和慢性虚弱。孙犁一直睡眠不好，在保定上中学期间患过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41年在延安又患过一次，并住过边区医院；最严重的是1956年那次，一病十年。在晚年，从孙犁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可以发现，神经衰弱症一直困扰着他，严重时可以导致眩晕，甚至跌倒，每当此时，孙犁不能多用脑，也不能写文章。
另外一种心理疾病是忧郁症。孙犁晚年给肖复兴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点：“然我患有忧郁宿症，情绪时常不稳，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希勿念。”[4] 忧郁症也是一种神经性障碍，表现为一个人的情绪经常处于低落状态。其特点是，对生活中的挫折和痛苦的压力等境遇不相称的一种反映。如果在一种痛苦的压力情景中，消极的情绪被扩大，从而加剧并持续下来，妨碍一个人的人格或社会调整，就会转换为忧郁症。孙犁患上忧郁症的不好准确确定，但从抑郁症的特征来看，孙犁患上这种病症的时间，大概在十年大病或十年文革中。
产生这些心理疾患的原因，除了惊风疾给孙犁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外，还与孙犁婴幼儿时期的心理剥夺有关。从孙犁婴幼儿时期的生活经历来看，孙犁存在着口部剥夺和父亲剥夺两种现象。孙犁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是靠糊糊喂养大的，这种被剥夺了吮吸乳汁的机会容易造成一个人情感上的不稳定甚至障碍。孙犁的家乡在河北安平县，其父在安国经商，每年回家一次，过个正月十五。一直到孙犁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全家才在一起生活。严格来讲，这个家庭是一个父亲缺位的母子家庭，这对儿童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在这种环境中，儿童往往缺乏安全感，对压力特别敏感，容易出现心理上的失调症状。
惊风疾对孙犁个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只成活了孙犁一个，又是病孩子，自然会得到家长的格外宠爱和娇惯。孙犁上小学后，每年由叔父出面请先生两次，都要嘱咐先生不要打这个孩子，因为有病。另一方面，孙犁的交往对象可能受到限制，从其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孙犁的交往面比较小，大多是女孩子。对有生理缺陷的孩子，由于家长担心他会受到调皮的男孩子的欺负，不愿自己孩子的缺欠暴露在更多的人面前，家长在无意识中会限制孩子的交往范围。由于上述原因，孙犁没有锻炼出较强的生活能力，而是对大人有较强的依赖倾向；也没有锻炼出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形成了孤僻、羞怯、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这些，孙犁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我从小就有些孤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那老伴就说，来了人呢，他要不就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我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的地方走。”[5]
幼年的疾病和由此形成的个性上的弱点，造成了孙犁的自卑感。当人们明显感觉到自己某一方面不如他人而又无法改变时，就会产生自卑感。对一个患有惊风疾的孩子来说，自卑感会早早地扎根在其幼小的心灵上。孙犁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托人在北平给他找过两次职业，但孙犁都没能干多长时间。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中，他也不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人物。晚年，孙犁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我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地当个领导啊，或者是下边有一拨儿人呀，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抗日期间也好，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好，我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生活很艰苦，搞了那么多年，连匹马都没有骑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我常有种自卑感，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6]
生理上的病态给孙犁幼年的生活造成的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使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并坚定了家长供他念书的决心。“因为我干不了别的，没有能力去从事别的工作。”[7] 从幼年开始的读书生活，为孙犁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童年时期，他就对《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传统作品以及地方戏曲、评书鼓词这些民间艺术有着浓厚兴趣。那些作品中细腻的感情描写和鲜明的女性形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孙犁孤僻的性格特点，过敏的心理反映，决定了他不易融入社会，不易融入他人，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正是抗日战争，逼迫他起来斗争，推动他加入时代的主流，使他对时代产生了深刻认识，艺术家的才能、心理特点和修养，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抗战生活充满血腥，艰苦卓绝，但人际关系纯正如水，不需要孙犁劳心费神，而且使他时刻感受着愉快和温暖。创作环境也十分宽松，发表作品，没有政治审查，也没有组织评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孙犁参加抗日战争，使他个人和时代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统一。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弥补了孙犁个性上的不足，使其长处得到发挥，正是抗日战争，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对此，孙犁自己讲得很清楚：“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过成什么样子那也不知道。所以，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总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是在文学上给了我一个机会。”[8] 这种分析，是十分客观和准确的，只有艺术家的敏感的心理，没有时代的契机，没有自我和时代的完美结合，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
孙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更多的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是在为时代而歌唱，文学成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由于个性原因，孙犁一直远离官场，同时也远离那些核心的文学团体；他从事文学工作，一直是理论和创作并进的，尤其是参加抗日战争，是以文学理论为先导的。1937年冬，刚刚参加抗日战争的孙犁，初上文学征途，就在冀中发表了《现实主义文论》、《鲁迅论》，显示了他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并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孙犁的创作适应时代需求，同时又十分重视艺术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虽然还谈不上自觉的主体意识的驱动，但是，已经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风格。
在创作上，孙犁如鱼得水，恣意尽情，其作品不论语言、人物，还是环境描写，都笼罩着一种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尤其是他在《荷花淀》、《芦苇荡》、《嘱咐》、《吴召儿》等作品中，刻画的一大批形象生动的女性人物，丰富了抗日战争的文学画廊，与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孙犁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表现抗日战争，虽然有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家自身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
从客观原因来讲，孙犁几乎没有上过前线，大多是在敌后从事文艺和教育工作，缺乏相关的经验和生活积累，因此他不可能正面描写战争。在敌后工作期间，由于男人大都上了前线，他所接触的大多是妇女，特别是在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同时，远离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也构成他的创作动因。
从内因来讲，孙犁的先天生理素质和生活经历，形成了他的“女性崇拜”心理情结。“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他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地心情写到她们。”[9] 对女性的崇拜，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这种“女性崇拜”的心理情结，与他自小患病，对家长的依赖有关，更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孙犁幼年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女性的生活环境，除了母亲外，还有个自幼失去双亲，被孙犁母亲抚养成人，对他照顾有加的表姐。因此在孙犁幼小的心灵中，女性是他的保护神，他的需要可以在女性那里得到满足，她们是善良的，也是美的。他对女性的了解要超过对男性的了解，这是孙犁女性崇拜心理倾向的主要原因。加上从幼小的年龄读《红楼梦》，强化了他的这种心理定势。
自身的生理素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孙犁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女性崇拜”心理情结，虽然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是他乐于和女性交往。当他遇到压力和挫折的时候，这个情结就会发生作用，规定心理活动的指向性，使他回归到幼年在女性照顾下的快乐生活，这样女性自然就成为其艺术想象的核心。孙犁的婚姻依然没有摆脱这种被女性所保护的模式。他的婚姻为包办婚姻，妻子比他大4岁，在给朋友的信中，孙犁明确的讲到的这一点：“拙荆忌日经查对，应为一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她长我四岁，属鸡，然生辰月日，不复记忆。”[10] 妻子在生活上，对孙犁照顾得无微不至，充当的是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
作为封建婚姻，孙犁没有经过自由恋爱，妻子文化程度很低，孙犁在精神生活上，很难说得到了满足。在他的一生中，曾与数位女性发生过感情纠葛，但道德的束缚和优柔寡断的性格，决定了他在这方面不会有出人意料之举。
结婚不久，孙犁就产生过情感的游移。当时孙犁在保定读中学，课余时间到平民学校教书，与班里的一个女学生产生了感情。女学生写给孙犁的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来，孙犁被免去了教职。这段情感，孙犁在《保定旧事》等文章中做过详尽描述。孙犁认为：“这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11]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把这段情感称为“初恋故事”。孙犁用词一向严谨，我们只能认为：孙犁16岁结婚，因为是封建的包办婚姻，爱情的成分很值得怀疑，他才把这段18岁产生的婚外情感称之为“初恋故事”。否则，孙犁对产生这段情感原因的解释只能是虚假的，而“虚假”与一贯强调“真实”的孙犁的为文之道背道而驰。
1944年在延安，孙犁向自己的一个女学生提出缔结良缘，对方同意了，他却反悔了。这件事，孙犁曾写进《〈善
室纪年〉摘抄》中，后来，被一位好心的编辑给删去了。作者晚年，双方均孤身一人时，孙犁再一次婉言拒绝了对方发出的爱情信号。在《忆梅读易》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事情的经过，通篇充满的对人生命运的感叹和作者的忏悔之情。1958年，孙犁在青岛养病期间，和一位女看护发生过情感纠葛。这种感情纠葛，他在1983年所写的《病期经历：青岛》一文中，曾做过较为详尽的描述。文革后期，孙犁在极度寂寞中，按照过去知道的地址，给女方写了封信，却石沉大海。
自由恋爱和心灵激荡的爱情，或许是孙犁一生的梦想。为了这一梦想，孙犁一生中不断进行着小心的尝试，胆小和怯懦使他不断退缩。妻子去世后，孙犁终于进行了一次勇敢的拼搏，这就是孙犁的第二次婚姻。孙犁在致陈乔的信中说：“七一年十月间与×××同志结婚，是××同志介绍的。”[12] 但这次婚姻很快风消云散。1975年6月24日致韩映山的信中，孙犁对自己和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做了一个总结：“我有很多缺点，你知道一些，有些不知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寡识和寡断。由于这种性格，我想等事情有个最后结果再告诉你，现在总算有了个结果：终于离开了。”[13]
对这次婚姻，孙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但收获的却是失望和痛苦。在《芸斋小说·续弦》中，孙犁敞露了心扉：“关于晚年续弦事，我从不怨天尤人，认为是我的患难一生中，必经的一步。我的命运，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一步了。”[14] 所谓“必经的一步”讲的是主观，是孙犁对爱情的渴望和追逐；后一句，讲的是客观，讲的是命运，实际是讲的自己的性格。
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使孙犁对往昔爱情充满了眷恋，对自己也充满了自责。孙犁在1986年所写的《天使》一诗中承认：“我曾在爱情上失败多次/及至晚年/也难说得到过真正的爱情/我是这个战场上的一员逃兵”[15] 正如他自己所说：“个人私生活方面，我觉着也比较简单，也没什么很离奇的恋爱故事，有一些也是浅尝辄止。随随便便就完了。”[16]
从表面看，孙犁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女性描写的热衷，是一种“爱情补偿”机制。有论者认为，孙犁善于描写女性，是为了弥补自己爱情生活的不足，孙犁本人也间接谈到了这一点，他在《灵魂的拯救》一诗中写到：“曾有批评家/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他能写出来的/不过是女人头上的珠翠/而且他这样做/不过是补偿他在爱情生活上的不足”。[17] 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情补偿说”。
但真正左右他情感世界，尤其是对女性态度的，是“女性崇拜”情结。是在“女性崇拜”主导下的“爱情补偿”。孙犁的婚外情感，包括第二次婚姻，是在“女性崇拜”基础上的爱情追求，其特点不在于对女性的占有，而在于精神上的满足，而精神上的满足，主要是满足他的“女性崇拜”心理，他自己主要扮演一个被关心被保护的角色，而不是“骑士”的角色。所以，孙犁的婚外情感纠葛，主要是一种“精神恋爱”，肉体的愉悦居于次要地位。第二次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孙犁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只能担任“被保护者”而不能承担“保护人”的角色。“女性崇拜”对女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它要求女性无私无畏，甘于奉献，无任何功利和私心，既要又主见，又要性情温顺，道德高尚。这种模式的爱情，在男女平等的条件下，大多是虚幻的。
通常情况下，在“爱情补偿”驱动下的文学创作，大多会在作品中充满白日梦似的幻想成分，必定表现出对女性的占有欲望和“肉欲”色彩。这些，在孙犁的作品中都很难看到，看到的只是对女性纯净如水的歌颂。以至有的评论家认为他“不会写爱情”，恰好和有的评论家认为他“不会写战争”，构成一副对子。他的创作动机，还是来源于幼年时代形成的“女性崇拜”的心理情结。孙犁曾说：“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18] 这种观点，或许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但也是作家自己深切的体会。什么是孙犁幼年的记忆，从他的作品中不难进行概括，他生活在一个以善良女性为主的世界中，而且十分快乐。所以“爱情补偿说”貌似有理，实则肤浅。
“女性崇拜”不仅主宰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且主宰了他的爱情生活；不仅导致了他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女性意象”，而且导致了他现实生活中爱情行为的失败。
当社会变的比较复杂的时候，孙犁就感到不适应。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每个人所面临的环境不再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单纯；解放后，孙犁的生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广大人民群众，时代再也不能弥补孙犁的性格上的缺陷，孙犁性格上的缺点开始暴露，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感到很不适应，压力接踵而至，他的文学道路开始出现曲折。
1947年，孙犁因在《一别十年同口镇》中写了地主家属参加劳动，而被指责为“地主阶级立场”；1951年，《光明日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批评了孙犁，判定他的作品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情趣”。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些批判给孙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两次批判，虽然没有使他停下手中的笔，但令内向敏感的孙犁思虑重重，下笔谨小慎微，终于在1958年病倒。他患了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一病十年。接着是十年“文革”。在近20年的时间里，孙犁再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当一个人面对挫折和压力的时候，为了避免自己的心理受到伤害，诸如焦虑、不适应、自尊受到威胁等，往往要采取一定的心理机制进行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叫做防卫机制。由于从小体质羸弱，孙犁十分在意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待挫折和压力的态度，所采取的防卫机制，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特征。攻击倾向是人遭受挫折后的一种必然反映，攻击的形式有多种，对于一个作家，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形诸于文字。但由于性格因素，孙犁对待挫折，外向的攻击性不足，他的文字很少有火气和怒气，这也是他一生师从鲁迅，而文章风格却与鲁迅相差很大的主要原因。正如孙犁自己所说，“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19]
对孙犁这种内向而敏感的人来说，其防卫机制也表现出消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压抑。“文革”结束前，孙犁一般采取这种方式，面对批评和巨大的人生挫折，对外多缄默不语，内心里矛盾重重，无论是新创作还是重发旧作，都唯恐越雷池半步。孙犁在谈到自己1958年大病的原因时说：“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20] 具有内向性格的孙犁，把压抑作为应对挫折的一种常用手段。在“文革”中，面对挫折，孙犁固守着自己的气节，但大多以沉默进行对抗。
其次是退化。这种作用，在孙犁晚年的创作活动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退化主要表现为返回到过去，回到个人生活的更幸运和更快乐的时期。在孙犁身上表现为返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孙犁在许多文章中表现了对这一时期的留恋和向往，认为那是美的极至。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回忆母题成为他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乐于运用退化机制的人，往往是内向的、胆怯和缺乏自信的。他只有回到自己曾经品尝过快乐的时期，才感到安全，并力求回避新的经历。
再就是退缩。即使自己从导致挫折的环境中退却出来，进行自我保护。孙犁的性格，退缩的因素占的比较大。解放前和解放初，孙犁的作品就在不同范围内受到批判，他得出的结论是“写作离政治远一些”；在晚年，文坛是他和外界保持联系得重要渠道，但是现实让他失望和痛苦，他又使自己“离文坛远一些”。这种思想和行为可以认为是由于作家对文艺规律的深刻而科学的认识所致。但也可以解释为，或许正是由于退缩，孙犁更能客观地看待和遵循文艺规律。
还有就是隔绝。即把自己封闭起来，隔断或冲淡自己不能或不愿接受的事实。这往往由于一定的自卑或绝望心理所导致。孙犁晚年困居斗室，著书写作，除身体的原因外，这种心理原因占主导地位。尤其是经过“病句事件”，孙犁遭到相关人士三年之久的攻击，给其心灵造成巨大伤害，1995年，孙犁在身体和精力都尚可的情况下宣布封笔，封笔之后断绝与外界往来，隔绝的心理防卫机制达到了极致。
好在孙犁是一位作家，可以用笔进行宣泄，这种宣泄过程就是一种升华和补偿的过程，大部分不良情绪随着笔端被引导出来，这也是孙犁保持相对正常的心理状态的根本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拯救了他的灵魂，也拯救了他的生命。从1976年孙犁重新走上文坛到1995年封笔，在将近20年的晚年创作时期，他依次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谵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和《曲终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前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是作者自己，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和呐喊，前期那种典型的“女性意象”被“自我意象”所替代。
晚年孙犁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首先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带来了创作环境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潮流荡涤了极“左”文艺思潮和评判标尺，创作环境变的前所未有的宽松。更为主要的一点就是经历了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孙犁文学主体意识实现了觉醒和升华。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批判；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左”风日炽，加上大病一场，孙犁更多的是逃避，寄情于收藏和古籍之中；“文革”中批斗受辱，自杀未遂，最后家破人亡。经历了这些生与死的历练和灵魂的挣扎，孙犁终于大彻大悟，不仅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而且对文学创作理论的思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人生和文学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信念。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孙犁强调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实事求是的关系，认为政治可以决定文学，文学也应该反映政治，但是，政治先行，文学后变。因此，运用艺术规律反映政治干预下的现实生活就是反映政治；文学超前，或对政治概念的生搬硬套，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文学。这种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对艺术标准的重视和探索，使孙犁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
在文学理想上，孙犁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作家应该是富于人情和理想的，而文学作品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要改变人类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
在创作方法上，孙犁一直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孙犁大病之后，一直在阅读古书，一直在探索什么样的文章才能传世，古人的经验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形成了晚年孙犁的文学观，强调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生活孕育和决定作家的作品，作家应与时代相结合，表现时代精神。孙犁把对文学作品的真诚与作家思想感情的真诚，向来是联系在一起看待的。这是孙犁突出的艺术要求，反映了他的人格特点。他认为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种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和作家意态的真实。这些文学观念，标志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孙犁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升华，也标志着“新孙犁”的诞生，使之成为“衰年变法”的成功典范。
在强烈主体意识驱动下，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孙犁，必然要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孙犁在选择反映对象时选择了自己。晚年的孙犁，由于身体和性格的原因，足不出户，对日益改变的新生活缺乏深刻的感知，创作更无从谈起，他最熟悉的就是文学和自己，写作就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事要真，情要真，而他自己的一生，所遇所感就是一座丰富的宝藏。
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孙犁固有的心理防卫机制与他晚年的文学观不断地发生冲突。虽然孙犁倡导写作的“真”，但自我防卫心理使他下笔时总是有所顾及。因此，写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安全的选择。写自己，而且写自己的过去，求“真”的文学观和退化的心理机制达到了统一。人不会孤立存在，在写到他人时，孙犁很小心，尽量不伤害他人，但只要触及现实、说真话，就要得罪人，而且不断地得罪人。得罪人就形成挫折，就会使作家本人启动防卫机制，其结果是构成孙犁文学观和防卫机制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所以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亮色”和“灰色”并存，我们既能够看到生命和理想的火花，也看到由压抑、退缩、退化、隔绝等心理防卫方式导致的消极的情绪，在其晚年作品中同样表露无遗。这就是孙犁晚年文章在平淡冲和中，带有残破、忧郁和痛苦情感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晚年孙犁的自我意象：一方面，在个人修养和行为上，他的“洁僻”发展到了极至，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远离文坛，远离社会；同时又身患多种生理和心理疾病，表现出了对命运和人生的灰色。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自我”。另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挥动手中之笔，指陈社会弊端和文坛恶习，甚至朋友弱处，表现出了一位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自我”。晚年的孙犁是“文学自我”与“个性自我”不断冲突和争斗的过程。在恢复创作之初，“文学自我”占上风，为他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得罪朋友，被人攻击，使他的文学理想逐渐破灭。在这一过程中，“个性自我”的力量逐渐增长，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力量也在逐渐衰退。“文学自我”和“个性自我”都在渐渐离他而去，最终导致他的封笔和自我封闭。他最后的文字，大概是1995年6月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说道：“人到老年，最好不问世事，少写文章，这部散文(曲终集)出版，也不再印书。”[21] 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主要原因是孙犁个性原因所致。其实，算不上悲剧，孙犁已经最大限度克服了自身个性上的弱点，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